BY 祁淑英 魏根发
美国当局被迫释放了钱学森，然而，这个昨天对美国的火箭飞行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依旧未能摆脱阴影的笼罩。美国当局非法限制钱学森的人生自由：他们要钱学森每个月到移民局报到一次，不准他离开他所在的洛杉矶，并且要随时接受美国当局的传讯。
偌大的洛杉矶竟然成了一个无形的囚室——钱学森被软禁了。
在钱学森被软禁期间，他的许多朋友的遭遇比他更为悲惨。威因鲍姆因为被美国司法当局指控为共产党的外围分子，判处4年徒刑。马林纳、桑莫非以及与钱学森一起工作过的许多科学家，也因受到麦卡锡分子的指控，而遭审讯。
由于麦卡锡主义的幽灵死死缠住马林纳，马林纳感到在美国无法自由工作和生活，便毅然放弃了火箭飞行的研究，被迫去了法国巴黎，改行从事绘画艺术，直到六十年代病逝于巴黎。
钱学森交保释放后，也曾造成轰动。全美各大报纸都以重要篇幅刊登钱学森事件的事情发展。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声援钱学森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再度向美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要求美国放弃对钱学森的软禁和审讯，准许钱学森自由离境。
可是，这期间，正是美国在亚洲制造紧张局势的严重关头。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败阵之后，依靠第七舰队的海军力量，于9月25日在仁川强行登陆，并用空军狂轰滥炸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后方。他们还向新中国挑畔，将炸弹投掷到鸭绿江对岸的安东（现丹东）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派出志愿军过江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于是，中美两国的武装力量的直接较量——正义与侵略的较量发生了。
然而，美国五角大楼的决策人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当他们的部队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正面较量不久，便被打得难以招架，节节败退下来。
在这样国际背景下，美国当局自然更加害怕钱学森回到中国大陆。因为那就意味着又有“几个师”的兵力，增援朝鲜战场，甚至，比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正因为“钱学森事件”关系十分重大，所以，美国司法当局和美国军方，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在钱学森回国的问题上，不仅没有一点松动，相反，进一步加强了对钱学森的限制和监视。
时常是正当钱学森在书房阅读书刊，突然有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人员登门造访。他们用粗暴的敲门声，干扰他的平静，甚至不等主人开门便闯了进来。对于这些不速之客，开始时，钱学森还客气地问他们一声“有事吗？”这些人无言以对，却大模大样地坐在沙发上，吸烟、喝饮料，旁若无人。后来，钱学森实在忍无可忍了，便对这些流氓特务严加斥责和嘲讽，直到把他们赶出房去。
钱学森的信件和电话也受到严格的监视和检查。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就有人因为给他打了电话，便受到联邦调查局无休止的盘问。为了减少麻烦，朋友们同他的联系和接触一度被中断，他变成了深居简出的“隐士”。
即使这样，美国当局也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他们用无休止地重复审讯和盘问，继续对他进行折磨。
195O年11月15日，钱学森在洛杉矾一间大厦的小房间里接受审讯。
主持这次审讯的是听审官华特尔，主要审问者是美国司法部驻洛杉矶移民局的检查官古尔丘，速记员是克里顿。另外，还有一些旁听人和新闻记者。
几十人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房间没有通风、空调设备，窗门紧闭，百叶帘低垂，空气龌龊而沉闷。
钱学森的辩护律师仍是柯柏。
华特尔按照例行公事进行了一番一般性盘问之后，接着，宣布钱学森被指控犯有违犯移民法罪。按照美国移民法，凡移民来美国居住的人，都不能是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任何社团和组织的成员。而钱学森被当局认定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
这样的指控，恰恰暴露了美国政府的假民主、假自由。因为，依照美国这个所谓“民主社会”的宪法，公民有思想、信仰、集会、结社、示威、罢工的自由，这当然包括允许反对党派存在和活动的自由。但是，美国政府却把共产党等反对党派宣布为非法，而进行残酷的镇压。不仅如此，他们还规定，凡是具有美国公民身份而从事各种工作的人，都要向当局宣誓忠于美国政府。倘若事后发现宣誓人与共产党有某种关系，便控以“发假誓”的罪名，而予以解雇、审讯或判刑。对于居住美国的外籍侨民，便以移民法来加以约束。如
今，美国当局正是运用这一套路来指控钱学森的罪名。
当听审官华特尔宣布了对钱学森的指控罪名之后，审讯便由检查官古尔丘来进行。
古尔丘原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反共老手。早在二十年代便充当了联邦调查局所谓反颠覆活动的侦探。如今，他又承办钱学森的所谓违反美国政府移民法案。
老奸巨滑的古尔丘，从钱学森1911年在上海出生时间问起，然后按时间顺序和事情的经历一直问到他们将钱学森拘留起来为止。整个审讯的冗长和繁琐可想而知。如果将审讯的全部记录转录过来。简直可以成为钱学森的半生传记。这里，我们只能将其中某些段落摘录出来，从中可以看到钱学森的为人和高尚的气节。
“你要回中国有什么目的？”
“我再重复地说一遍，因为我是大唐的后代，我的根在中国，中国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只图报答她。”
“你认为你应该为谁效忠？”
“我应该忠于中国人民。”
“谁是中国人民？”
“四亿五干万中国人民。”
“四亿五千万住在共产党中国的人民吗？”
“他们之中大部分住在那里。”
“你认为你应该忠于中国的国民政府吗？”
“如果他们在治理中国，如果他们在做有益于人民的事，那么我应该忠于他们。”
“你觉得国民政府是这样吗？”
“这一点——我还要等着瞧。”
“这一点，你心里对他们还不能确定吗？”
“他们以前做的事不很好。”
“那么，现在共产党的中国政府正在对中国人民干着好事吗？”
“我没有消息。”
“你说你没有消息，但你为何又要去那里？”
“是的，如果我到了那里，那么，我将对阁下所要问的问题进行了解。”
“你打算带所有的资料——关于航空和喷射推进的文字资料
——去干什么？”
“这是我知识的一部分，它是属于我的。”
“你打算怎样使用这些知识？”
“将它放在我的心里。”
“你打算将它用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去吗？”
“这是属于我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正好像我要出卖，我的才能，要给谁就给谁一样。”。
“假如美国和红色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你会为美国对红色中国作战吗？”
“我不能答复这个问题，因为指控者所描述的局势并未发生。”
“这样的局势并未发生是何所指？”
“这样的局势还没有出现。换言之，美国现在还没有向中国宣战。”
“一旦战争爆发，你究竟会否为美国向红色中国作战？”
“我未曾考虑这个问题。”
“你是否还要先作出决定，决定这场战争是否有益于中国人民，吗？”
“是的，我要作这样的决定。”
“你不准许美国政府替你作出这样的决定吗？”
“不，当然不。”
“为什么你不肯听从于美国政府？”
“因为家父曾经嘱托于我‘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人民大众喜欢什么，你说什么，人民大众喜欢什
么，你做什么。家父从未谈起，天听美国人听，天视美国人视。所以，
绝不能是美国当局要我做什么，我便去做什么。”
“那么，我要问你，你愿否将你在美国所学得的知识用在美 国？”
“我早已用在美国了。”
“那么，我再问你，你可以将你在航空学和喷射推进方面的知识用在美国以反对中国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与我前面所作的答案相同。”
至此，钱学森的挣挣铁骨已令美国当局为之色变，而美国当局阻挠钱学森归国的恶毒用心已昭然若揭。
次日，审讯继续进行。
美国司法当局把12年前与钱学森家“派对”相聚的朋友，一个一个地传讯到审讯室来。许多人说他们知道这是个共产党支部，但是，每个人都含糊地说，他回忆不起钱学森是否偶然参加过会议。他们说，到那里去的客人们，特别是外国人经常被邀请，这些客人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会议是共产党的集会。因此，没有一个证人有任何把握供认钱学森是这个支部的成员。当时，一个管理经费的司库作证说，他回忆不起来收过钱学森的党费。
事实已经很清楚，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当然，钱学森也承认，他参加过被当局指控的所谓“共产党会议”的那种集会，但他本人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会议。他义正辞严地指出，他没有罪。他从未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他们的“集会”仅是朋友间的闲谈，没有任何隐蔽的目的。因此，也不存在违犯美国移民法的罪名。
美国司法当局并不就此甘休。他们又从洛杉矾警察局打进美共的内奸比尔·金普尔那里索取证词。金普尔提供了一些共产党员名单。据说，钱学森的名字出现在其中的一组名单中。但进一步细查之后，发现金普尔提供的名单，并不是美国共产党的文件，都是金普尔手写的。钱学森的律师柯柏当即指出，这些没有经过认证的名单，如果不是伪证，充其量不过是书写者把钱学森出席过某次会议被误认为是发展对象而记录下来的，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在律师的反驳面前，金普尔不仅拿不出一份带有钱学森签名手迹的共产党记录，或钱学森交纳党费的证据或党证，就连写在官方档案上或正式公用纸张上的党员名单也拿不出来。
美国当局没有足够的证据定钱学森的罪名，尽管钱学森的辩护律师一再向美国司法当局提出抗议，但美国执行法官依然花费了很长时间，在政治观点上对钱学森进行质问，以此来胁迫钱学森放弃回归新中国的愿望。但是，钱学森矢志不渝。
的确，如果你在钱学森被软禁期间，到他的家中看望，你听到的依然是回归祖国的话语；你看到的，是他时刻准备动身回国的行装。
蒋英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那几年，我家总是摆放着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动身回国。”。
钱学森在美国被羁留的消息传到了上海，他的老父亲钱均夫深为儿子一家人的处境感到忧虑。他想写信给儿子，但又怕信被美国当局扣压，反而连累学森。不写信，心中又憋闷得很。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给儿子写信，说几句勉励的话。他希望能通过美国当局的检查，送到儿子手中。为此，老人的信写得很含蓄。信中表达了父亲对儿子处境的惦念和关切，更重要的是对儿子的嘱托。信中写道：
…… 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磋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楔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但要始终抱定自己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香港《文汇报》一位记者也给钱学森写来上封信。信中写道：
…… 你是炎黄子孙的杰出天才，你是祖国人民的骄傲，祖国人民关怀你，祖国人民热爱你。
钱博士，我们热切地期望你走在回归祖国的路上。然而，眼前的崎岖道路望你能够挺身逾越它。当你在人生之旅途上看不到曙光时，你千万不要绝望地把心扉紧闭，必须用心里那盏长年点燃着的灯盏，来为自己照亮前进的路......
接到父亲的来信，钱学森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看了一遍又一遍，从信上他看到了父亲那关切而忧虑的目光，也看到父亲在解放后思想上的飞跃。他的心灵再次受到鼓舞。祖国和香港朋友的来信，也深深地感动了他。他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是的，毕竟在大洋彼岸有许多骨肉同胞如此关怀着他，热爱着他。
这期间，美国的众多朋友也在热情地关怀着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的院长杜布里奇很快恢复了钱学森的教授工作。学院的许多教授，以他们自己的名誉，为钱学森承担风险，并帮助他支付沉重的法律费用。钱学森从美国朋友的真诚友谊中得到慰藉。他默默地吞下了美国当局加给他的羞辱，强压着心头的怒火，回到了工作岗位。当然，美国当局既然不允许他接触军事科学机密，所以，他只好告别古根海姆喷射实验室，从而成为了加州理工学院一位数学教授，从事数学研究。
钱学森毕竟是钱学森，他搞数学，也要有所突破。从此，他又与代表世界最现代潮流的电子计算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钱学森数学教授的生涯也并不平坦。
1951年2月，钱学森又一次被美国司法当局传讯，接学非法审讯。
这一次，美国当局是经过了充分准备的。他们召来经过训练的美共叛徒罗萨诺夫和希凡·鲁宾来作证。
罗萨诺夫自称于1938年春天，在加州理工学院当学生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他曾经在威因鲍姆一案中出庭作证，指认威因鲍姆是美共党员。如今，美国当局又把这条狗牵来，妄图实现对钱学森审讯的突破。他在发表证词时妄称当年曾经同威因鲍姆一起讨论过钱学森入党问题。他认为，钱学森将来可能入党。
希凡·鲁宾是一个物理学家。1936年至1939年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自认那时是共产党员，曾认识钱学森，但记不起是怎样相识的，更记不起钱学森是否参加过共产党的会议。他在作证时说；“所有我能说的是，我相信钱学森是一个共产党员。”
作为向法庭提供的证词，希凡·鲁宾的话是十分荒唐的，是毫无法律价值的。那么，美国当局为什么还要拿他来派用场呢？原来，美国当局在钱学森事件上已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制造的这一轰动世界的事件无法收场，在舆论上也已经十分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寻到了鲁宾这样一个据说可以“乘其不备时使他（指钱学森）透露‘真言’的证人”，以便再次制造轰动效应。至于鲁宾本人，他原本是拒绝出庭作证的，后来美国当局以“伪证罪”压鲁宾就范。同时，联邦调查局也向他暗示，如果他改变主意而出庭作证的话，将得到宽大处理。于是，鲁宾来到法庭，他可以讲的对钱学森最为不利的话，就是“所有我能说的是，我相信钱学森是一个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钱学森的辩护律师也找来杜布诺夫作证。杜布诺夫承认自己曾经是加州理工学院第122教授支部的党员和组织者。他再三证明钱学森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他坚决否认钱学森是共产党员。
经过这个回合的较量，事实似乎已经非常明朗了。
1951年4月26日，美国司法当局的听审官对钱学森案件作出了最后的判决——
钱学森作为侨民，被发现有共产党嫌疑，甚至或者是美国共产党的党员，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形成威胁，予以驱逐出境。
这个以“莫须有”罪名为基础形成的判决，实则是美国司法部早已内定的，即使没有那冗长的审讯，仅凭钱学森要返回新中国这一条，美国当局是注定要加罪于他的。关于这一点，美国当局有关的大小官员均心照不宣。
古人曾经说过，亲履艰险者知真情，备经险阻者达物伪。经过炼狱的煎熬，钱学森在刚直、豁达的性格中，更增添了几许坚韧。至此，钱学森更加深刻地领悟到美国政治的虚伪，领悟到了海外游子步履的艰难，从而更加向往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后来，钱学森每当回忆起这段令人发指的遭遇时，便会愤愤然地说：
“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深深懂得什么叫帝国主义，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深知美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子。”
根据美国当局的司法程序，钱学森被“设想”为一名共产党员，判处驱逐出境后，就应该允许钱学森立即离开美国。但是，这样一来，美国当局阻挠钱学森归国的图谋就要落空。因为，他们害怕钱学森回归新中国。于是，他们又宣布不准钱学森“自由离境”。这就是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政治。
对于美国当局在钱学森事件上玩弄的种种把戏，冯·卡门教授看得清清楚楚，事后，他撰写文章作了深刻的揭露。他写道；
帕萨迪那移民局下令驱逐钱出境，……但钱却被滞留美 国达 5年...... 滞留钱的目的，是要使他当时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变得陈旧过时。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但必须每月向移民局作一次汇报。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未放弃过回中国去一的打算，因为他觉得，只有中国在真正营救他，而且在那里他会得到礼遇。或许和钱的想法一样，我觉得，由于我和华盛顿的密切联系，我本来可以为他做更多的事。令人痛心的是，处于这种荒唐的年代，这种局面一旦出现了，即使你有最强的赞助，也帮不了多少忙。
......
对于钱学森来说，最有影响、至关重要的朋友，就是他的导师冯·卡门。因此，钱学森对冯·卡门的爱戴与尊敬一往情深；而冯卡门教授对钱学森的关怀和爱护也始终如一。
在钱学森遭软禁的日子里，冯·卡门教授大部分时间在北大西洋组织工作，长期住在巴黎。但是，每当他回到美国，他一定要到萨迪那登门看望钱学森夫妇，给他们以精神安慰。而每当冯·卡门到来，钱学森的情绪就特别好。为此，他们夫妇或者在家中给冯.卡门设宴，或者在洛杉矾唐人街的中餐馆里，邀一些朋友来共进
晚餐。在这些场合，蒋英总要为冯·卡门教授演奏一首钢琴曲，或演唱两支人们喜爱的歌曲，比如《红松林》《友谊地久天长》等。用人表达对师尊的敬爱之情。
冯·卡门由衷地夸奖蒋英，说：“我敬佩她的母亲给了英一颗善良而温情的心，她总是乐意去关怀别人，帮助别人，她有着极好的人缘。”
好妻子是雨季丈夫头上的一把伞。
好妻子是夏日丈夫身旁的一棵树。
在钱学森受软禁长达5年之久的那段漫长的岁月里，蒋英同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她毅然放弃了自己那造诣很深的女高音歌唱家的艺术事业，挺身而出，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同厄运作斗争。她几乎以自己的全部时间来操劳家务，照料丈夫，抚养子女，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和不怀好意的记者周旋。她作为一位贤德的妻子，保护着钱学森，关怀着钱学森，带给钱学森的是温暖、信心和希望。
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蒋英为丈夫在浴室里放了一张沙发椅，让钱学森在那里搞科研，而自己则守候在门外，看书、听音乐，充当丈夫的“保缥”。她那锐利的谈锋，幽默机智的话语，常使前来纠缠的特务、记者败兴而去。
为了使丈夫、孩子不发生意外，她不敢雇用保姆，默默地承担起全部家务。每天要照料两个孩子，料理全家人的饮食。每当周末的清晨，正当许多美国人的家庭主妇还在熟睡的时候，她已经早早起床，到“农贸早市”上去选购新鲜的菜蔬、食品和鲜花。
蒋英对早市上出售的鲜花最感兴趣。因为这里的鲜花与花店里的鲜花不同，不仅新鲜，而且多是野生的，便宜得很。蒋英像是一支蝴蝶徘徊在那一簇簇散发着清香、带着露珠的鲜花丛中。经过挑选和讨价还价，带回一束她十分满意的鲜花来。回到家里。她还要精心剪插，不一会儿，一盆五彩缤纷、芳香袭人的鲜花，摆放在客厅的茶几上。然后又去制作早点，唤醒丈夫，穿衣、洗漱，用餐。
当钱学森从卧室里走出来，那诱人的花香，把他引向客厅。望着那生机盎然的鲜花，他那消瘦的脸上立刻绽露出惊喜。这时，他总要将心爱的妻子紧紧抱在怀里，长长地亲吻。而后，他俯下身去仔细观赏，深深地吸一口鲜花的香气，嘴中连连赞叹着妻子的插花艺术。
当两个人围坐在餐桌旁用早点时，蒋英从早市上买回的新鲜，面包、果酱、奶酪以及鲜牛奶，又赢得丈夫的一片赞美。
妻子的辛劳，给全家人带来了欢乐和温馨。
人在遭遇困境之后，才会更加理解和珍惜真情。挫折和不幸，使得钱学森夫妇更加相互体贴和相互爱护。
钱学森见妻子整天为他、为家人操劳，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专业，心中十分不安。他总是劝勉妻子注意休息，注意抽出时间练琴，或者练唱。为此，他主动抢着干些家务。吸尘、烧菜，甚至给孩子洗小衣服，尽量为妻子减轻家务负担。蒋英理解丈夫的心意，她总是把抢着干家务的丈夫推走，保证他的科研时间。至于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发展，她已经不再考虑。只是为了不荒废所学，仍然坚持每天短时间的声乐练习。蒋英纯洁无私地为心爱的丈夫献出了年华、热情和才智。她从成婚的那一天起，便立志为丈夫的航天事业奉献自
己的一切。
为了方便回国，同时，也为了与特务周旋，他们频繁地变动住所。租房往往只签订一年的合同。这样做，在开支上是很不合算的，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美国租房，要通过不动产公司介绍，要有租房保证人，要交保证金。保证金不仅数额很高，而且有种种规定，其制度等于变相敲诈。例如，租房时，先交相当于月租金三至五倍的保证金。可是退房时，只退给应交保证金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如被房主找出纸漏，如发现有不该钉的钉子，不该张贴的画片等，那保证金就全部被扣了。此外，每搬一次家，还要白送不动产介绍费约计相当于一个月的房租金。
可想而知，仅就这一项开支，给他们造成的经济负担是何等沉重。因此，在回国前的一段时间里，钱学森夫妇的生活费用是很不宽裕的。为了回归祖国，他们宁可节衣缩食，虽然略显桔据，但他们互敬互爱，互相关心，依旧过得很好。
每天早餐后，是他们散步聊天的好时光。因为他们已经摸透了特务们“光顾”的时间多是在下午。这时，两个孩子还未起床，他们可以毫无牵挂地走到房后的草地上。
这片草地很大，远处连接着一片原始森林。他们迎着清晨的阳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边走边做着一些简单的肢体伸展活动，感到很是惬意，而且总有一种生机盎然的兴奋感在胸中升腾。渐渐地，他们对草地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感情。
在钱学森眼里，片片野草，绿尽天涯，蓬勃于山野，为大千世界铺垫着青春底色。它甘愿作人世间绚丽花朵与翩翩蝴蝶的陪衬；它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品格，一轮回又一轮回地繁衍生存下去，涵养水分，调节空气，美化环境，它对人类的恩情实在太深厚了。于是，他深情地对蒋英说：
“我想没有草的世界，恐怕就是接近死亡的世界了。正是由于草的存在，才有了我们人类优厚的生存环境。”
蒋英赞同他的观点，但另有见解。她微笑着说道：
“要知道，这草，有时也是一种缺憾的象征。诸如‘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无情’便是它的缺憾。”
钱学森摇摇头说道：“草木无言，但不等于无情。试看，草木那样的择善固执，那样顽强地表现自身生命的价值，能说它无情吗？你再看，那些扎根于悬崖峭壁、荒原沙漠上的草，它以骁勇与缄默点缀了一方风情，岂不是一种情吗？在冰雪覆盖下，它不愁不忧，无惧无畏，只待‘春风吹又生’，它的生，为人类送来了美好的春天，难道这不是一种情吗？”
蒋英见丈夫又认真起来，只好点点头，会意地笑了。她知道，在众多的科学家中，钱学森属于那种既有严格的理性思维，又有丰富的感情生活的人。他总是借助于艺术，借助于大自然，以富于哲理的思维方式，来净化自己的灵魂。
在那段阴暗的日子里，钱学森不仅寄情于草地、森林，也寄情于音乐，以求得某些解脱。他买来一支竹笛，蒋英从朋友家借来一把吉它，他二人往往在周日的上午，共同演奏17世纪的室内音乐。应该说，竹笛和吉它所产生的音响并不那么和谐，但是，这音响所产生的情感共鸣，却又非同一般。那竹笛和吉它所演奏出来的是一
种力量，是一记号角，它代表了这对不屈的夫妇的一种意志，一种品格，一种必胜的信心。他们从这音响中领悟到的，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动力。
蒋英有时用她那甜美的歌喉，为钱学森歌唱，也用清泉般的琴声滋润他的心田。
有时在晚间，当孩子们入睡后，他们共同欣赏贝多芬、莫扎特的交响曲。他们听得最多的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体味那主宰乾坤的乐章——
暴风雨袭来了，鞭打着山川、树木和花草，它来得那样突然，那样无情。这就是命运之神的驱使；
无望之中，祖国母亲的声音出现了。话语亲切而柔和，像是用一双温柔的手抚摸爱子受伤的躯体。又像是疼爱的亲吻，在抚平爱子心灵的创伤……
每当听到这里，钱学森的眼睛总是要潮湿的。他似乎感受到了祖国母亲对他的爱抚，而且从爱抚中获得力量。他懂得了，在暴风雨可前，不应惊慌，应设法保护自己。于是，他听到了贝多芬送来的鼓舞他与命运抗争的的旋律，他振奋，他要用抗争来对付美国当局强加中他的厄运。
从第一乐章中，他领悟到了抗争和搏斗；
从第二乐章中，他领悟到的则是对胜利和光明的向往；
在第三、第四乐章中，他渐渐地听到了人民胜利的欢呼——
人民终于胜利了！正义终于胜利了！善良终于战胜了邪恶，搏斗改变了命运。
就这样，钱学森从美妙的音乐中得到了启迪，得到了力量。他决心用另一种方式去搏斗，去战胜邪恶，去夺取胜利！
在那段阴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天才的头脑，并没有被苦闷所占据，其敏锐、活跃的思想依旧在科学的天地里翱翔。一些非常重要的，也许对他以后的科学创造具有更为重要价值的设想，恰恰就在他被软禁的日月里，一个又一个地在他头脑中浮现出来的。
钱学森在被美国当局软禁之前，是从事空气动力学、弹性力学、喷气和火箭推进器等航天领域的科学研究的，所有这些方面的研究，都离不开先进的完善的实验手段。而这一切，对于现在的钱学森来说已经成为禁区。他如果想在家中继续他原来的科学研究，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纵有极高价值的设想，也只能是“设想”。
时间在一天天消逝。这对一个年富力强、正处于科研高峰期的科学家来说，无疑是十分痛苦的。
一天，一位美国朋友来看望他。闲谈中，这位朋友向他点明了美国当局迟迟不放他回国的真正内幕。这就是他的专业与新中国的国防建设有关。美国政府企图通过留难于他，从而阻碍红色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是多么狠毒的阴谋。
对此，钱学森在决定回国的开始，在他向美国海军部次长金波尔提出回国申请遭到拒绝，以及后来他的行李被扣等一系列的磨难中，曾察觉到美国当局对他回国所引起的不安，甚至是恐惧。但是，他不曾想到美国当局妄图无限期拖延他回国的手段，使他的专业在时光流逝中过期、报废。
想到此，他感到十分气恼。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致力于航空和航天科学的研究，是要将它带回祖国，为祖国服务，如今，倒成为了回归祖国的障碍。
不过，这位朋友的提醒，使他豁然开窍。他懂得了，只有另起“炉灶”，搞一门远离国防科技的新学问，才能使美国当局“放心”，才能尽快撤销对他回国的禁令。
于是，他沿着这条新思路，选择自己的突破口。
他想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活动日益繁杂，人们迫切需要用最短的时间，投入最少的人力和物力，有效地利用最新技术成果，以完成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各项任务。为此，仅仅依靠某种特定的技术和某个学科的知识，以及少数人的组织管理技能和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要采用各个学科的最新成果，必须综合地、定量地、科学地加以处理，使人们有可能从经验决策上升到科学决策。于是，一种崭新的理论便被提了出来，这就是“控制论”。
早在四十年代，钱学森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曾作过深入地观察与研究。他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曾取得一定的进展，成为此类研究工作的先驱。现在，他把目标选定在“控制论”的研究上，实则是重操已经被搁置的课题。
钱学森毕竟是钱学森。他不肯屈从于美国人的意志，他要用自己的方式，闯出一条被软禁的科学家的生活道路。他决不做消积遁世的“隐士”，相反要借此机会进行一种新的人生实验，更好地运用生命，进行一次新的科学探讨。
应该说，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他少了许多喧嚣的社交活动。但他安于平淡，安于孤寂，他正是利用这片恬静的乐土，着手“控制论”的创作。
“控制论”这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舵手”。“控制论”作为一门新的科学的出现，它将成为统管一切学科的“舵手”。准确的信息传递，是“控制论”的前提，“控制论”的过程，是通讯的过程。例如，发射火箭，是由人来操作，人的神经系统与机器的控制系统必须相一致，这就需要突破控制与通讯的界限，突破生物体与非生物体的界限，找到他（它）们的共同点。“控制论”便是力求找到那个“共同体”，从而解决“相一致”的突破口。所以说，“控制论”就是研究动物（包括人类）和机器内部的控制和通讯的一般规律的学科；它郑重研究上述过程的数学关系，而不涉及过程内存的物理、化学、生物或其它方面的现象。通过控制论的研究，将使生产自动化和国防科学进展到更高阶段。
他的创作条件十分简陋。因为没有起码的实验设施，他只好面向三尺写字台。他那聪慧的大脑，就是他的资料库。由于它过去曾经对于融科学、技术与社会管理于一体的“控制论”如何应用于技术工程的研究早有设想，早有所准备，所以，现在搞起来也就显得顺利得多。
钱学森的创作条件虽然简陋，但是，他的创作环境却是第一流的。
三尺书桌，是钱学森的一方心灵的净土。与笔墨相伴的，是白瓷花瓶中四季不绝的芳菲。还有更难得的，是贤德的爱妻蒋英那尽善尽美的服务。
秋季，是一簇千头野菊陪伴着他。那是蒋英从户外原始森林与草地相交的地带采来的。菊花将要凋零了，代之而来的，是蒋英从花店买来的几枝梅花。虬曲的枝桠上，缀着稀疏的蓓蕾和娇嫩的淡雅的花朵。春天来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一朵朵或含苞，或怒放的花朵，催他奋笔拼搏。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古训，使得他的心绪变得非常平静。这样，他的案头，一年四季，鲜花常开不败，他著书立说的激情，也恒久不衰。
他时而坐在写字台边挥笔疾书，时而又踱步房间沉思。一旦他思考成熟，又操起打字机，连珠炮似的，将稿件打出。在科学家的笔下，“控制论”的要领越来越清晰，“控制论”的内涵，被充分提示开来，它是那样的丰富而多彩。“控制论”的外延，也被科学家广泛的开拓出来，在人们面前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涉及到信息论、电子计算机理论、自动控制理论、现代数学和对动物神经系统的科学分析等各门学科。
就这样，他凭着天才而智慧的大脑，凭着渊博的科学知识，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凭着一腔火热的爱国激情，艰难地攀登在通向另一座科技峰巅的崎岖山路上。
就在美国当局自认阴谋得逞而露出得意笑容的时候，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完稿了，这部著作，是钱学森在科学领域中的哲学思想和文字才华的集中表现。精炼的文字，严密的逻辑，精辟的论证，新颖的见解，独到的发现，使这部著作熠熠生辉。而书中蕴含着最珍贵的东西，是中华儿女不屈的民族气节。
经朋友推荐，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很快由美国劳克劳.希尔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工程控制论》的问世，很快在美国科学界有识之士中间，引起关注。他们认为，此书是这个领域中奠基式的著作，是美国科学家维纳之后，又一个辉煌的成就。因此，赢得了国际声誉。两年以后，世纪相继出版了该书的俄文版、德文版和中文版。
一位专栏作家对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作了评论。他写道：
控制论是关于工程技术领域各个系统自动控制和自动调节的理论。维纳博士四十年代提出了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后，不少工程师和数学博士曾寻找通往这座理论顶峰的道路，但均半途而废。工程师偏重于实践，解决具体问题，不善于上升到理论高度、数学家则擅长理论分析，却不善于从一般到个别去解决实际问题。钱学森则集中两个优势于一身，高超地将两只轮子装到一辆战车上，碾出了工程控制论研究的一条新途径。……
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问世了，可是，有谁知道，研究和创作这部论著所遇到的困难，超过了他以往所进行的任何一个科研课题。他进行研究的条件之差这且不说，还有使他更难以忍受的是来自美国当局的干扰。他的研究工作常常因为要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的所谓谈话而被打断。与此同时，美国移民局还强迫他每个月必须向他们作一次汇报。这对于钱学森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屈辱。每当这个时间到来的前后，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研究工作也难以进行下去。
幸有爱妻蒋英与他共同承受着一切来自美国当局的压力；美国许多有正义感的科学家朋友，也并不因为钱学森是美国当局的“罪人”而躲避他。他们对处于困境中的钱学森经常给以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在写作书稿时，钱学森经常从与马勃博士的交谈中受益，他们的谈话虽然不属于那种学术性的探讨，但是，往往触类旁通，使他的思路豁然开朗。还应该提到的，就是塞尔登杰克梯和温克尔两位朋友，由于他们的热情帮助，使钱学森大大减轻了书稿写作时繁重的准备工作。
当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出版后，许多朋友赶来祝贺。他们之中自然少不了马勃博士、德普利马博士、塞尔登杰克梯和温克尔先生。钱学森和蒋英在自己家中举行晚会，热情地招待这些在他们处于困境中伸出友谊之手的朋友们，也祝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问世。
在晚会上，朋友们频频举杯向钱学森祝贺，钱学森夫妇也举杯回敬朋友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蒋英或和朋友们一起唱歌，或用钢琴为朋友们伴奏。最精彩的节目，是钱学森和蒋英的竹笛、吉它二重奏。这两件一中一西、一吹一弹的乐器在一起演奏，在场的朋友们第一次见到，备感新鲜；当听到他们演奏的那和谐悦耳的中国乐曲时，总是交口称赞，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蒋英的独唱是晚会的高潮，也是最后一个节目。当蒋英结束她的演唱时，朋友们热烈地鼓掌，在掌声中，钱学森拿着一束鲜花走来，恭恭敬敬地献给蒋英，并轻轻地吻了她。于是，大家的掌声更加热烈了，钱学森激动地用英语说道：
“密斯英，我冷酷岁月中的伴侣。她是天才、智慧和忠诚的完美体现。她与我一同承受不幸，共同分享朋友们给予的爱……”
这时，在座的美国朋友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并伸出大姆指高声说：“密斯英，是上帝赐于钱博士的最为珍贵的礼物！”
是的，无论在晴朗美好的白天，还是在凄风苦雨的夜晚，他们共同欢笑，共同流泪。不管是苦辣酸甜，他们都同享共尝。因为他们彼此的心用“爱”连结在一起。有了爱，纵然是狂风暴雨袭来，也不会把他们分离，也不会把他们击倒。
大洋迢迢万里，难以阻隔海外赤子思念祖国、回归祖国之心。钱学森在攻克《工程控制论》之后，依然不见美国当局有放他回国的动静，心中更加焦虑不安。
1954年4月，有消息传来，美国国务院于4月间发布公告，宣布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这个消息使钱学森夫妇大为振奋。他们再次收拾行李，又把三个轻便箱子打好，一旦接到联邦调查局的放行通知，便可立即启程。可是，他们又白白地等待了很久。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依旧对钱学森的住所实行严密监视，他的行踪仍然受到盯梢。他到有关当局去查询，美国当局对他的禁令也无从改口。
他，只有等待。
1954年 9月初的一天，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现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来到钱学森家里。他要回国了，在启程之前，特意赶来向老师辞行。
热情好客的钱学森夫妇留他一起吃晚饭。钱学森亲自动手，下厨房制作烤鸭，为郑哲敏饯行。对于郑哲敏能立即回国，钱学森羡慕不已。他多么盼望很快就有这样一天到来。郑哲敏只好安慰老师，他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了。
临别之前，钱学森特别叮嘱郑哲敏说：“你回国后，要极力宣传两件事情：一件是运筹学，希望你和清华大学钱伟长教授说一说。这个学科美国也刚刚开始研究。我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如何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计划性方面，运筹学起着重要作用。另一件是要讲力学对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像流体力学是马上能够应用的，诸如油管、水管的生产和管理问题等。总之，要向有关方面，特别是领导、管理部门宣传，引起关注。要使科学技术尽快为生产服务，早日转化为生产力。”
郑哲敏回国去了，他也带去了老师那急切为祖国服务的一片赤诚。
钱学森依然在等待。此时，他更加迫切需要了解新中国在恢复和建设中的情况，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跟上祖国飞跃发展的新形势。于是，他经常阅读香港出版的《大公报》、《文汇报》以及美国的《华侨日报》。他还认真地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认为应该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钱学森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他和蒋英都非常焦急，昼夜苦思冥想，不知怎样才能尽早地结束这种日子，尽快地回到祖国去。突然有一天，蒋英想出了一条妙计——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骄阳似火，蒋英带着两个孩子，伴着钱学森佯装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尾随盯梢，迅速溜进一家咖啡馆。蒋英边喝咖啡，边逗孩子玩耍，钱学森面前虽然也摆放着一杯咖啡，但却无暇吸饮，而是以香烟盒作纸，忙着用中文写信。一介香烟盒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上面写道：
我提笔写这便条，万感千念，对祖国、对亲友相思之甚，寸 阴若岁。耳闻祖国建设蒸蒸日上，敬之，喜之。阻碍归国．禁令已于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
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还乡，帮我结束客居海外生涯，还我报国之宿愿。切切！
......
短信写好后，他连忙装进一个写好的信封里，由蒋英机敏地投入咖啡馆门口的邮筒里。
这信是寄往比利时蒋英的妹妹家的，请她迅速转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
1954年４月２５日，中、苏、英、美、法五国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会议，并由此开始了中美大使级谈判。
五国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后来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了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初步接触。这样的接触，在整个会议期间，进行了三次。外长会议结束后，由双方驻日内瓦总领事继续进行。
在外长会议的谈判桌上，中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曾向美国严正提出平民返回祖国问题，并尖锐地批评美国阻挠中国留美人员回归祖国的行径。
然而，由于美方的封锁，信息阻隔不通，加之，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旧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的底数不清，谈判桌上我方苦于缺乏指控美方政府阻挠我回归同胞的足够证据。因此，屡遭美方代表的矢口否认。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中美两国处于相互敌视状态。两国之间，除了在朝鲜战场上较量和在板门店谈判中有接触外，再就是伍修权率领代表团去纽约联大控诉美国，此外，别无往来。
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有一桩心事要和中国交涉，即美国的第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人员还关押在中国。美国政府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华人员，又不情愿同中国直接接触，他害怕的是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美国曾设想通过当时以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关系的英国来办理这件事。
1954年５月，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得到这一信息。于是，他明智而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日内瓦近郊的驻地召集中国代表团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周总理认为中国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中国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释放在华人员的愿望，开辟中美之间互相接触的渠道。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通过了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安排，中美两国代表将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会谈。周总理当年的意愿是：在中美之间留出一条门缝，以便于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双方意见的通道。
3个月以后，中美大使级会议正式在日内瓦举行。之后，中美两国的总领事和大使级围绕着朝鲜战俘和平民回国问题的谈判，一直处于谈谈停停，停停谈谈的拖延状态。
就在这时，钱学森的短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陈叔通老人的手中。
陈叔通，当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浙江杭州人，是钱学森的同乡，也是钱学森的父执、钱均夫的老师、求是书院学监陈仲恕之胞弟。老人展阅钱学森写在香烟纸上的求援信，心情十分沉重，他为钱学森的拳拳报国之心所感动，也为他的险恶处境而焦急。就在他收到短信的当天，便迅速将这封短信转呈给周总理。
周总理看了这封短信后，激动地用手拍着桌案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看他们还怎样抵赖？”
当即，周总理将就要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同志招来，将钱学森的信递给王炳南看过后，严肃地说道：
“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早日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回国。”
1955年8月1日下午四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谈判在日内瓦联合国大楼举行。
根据谈判惯例，会谈一开始，主要是双方代表首先就谈判的议题进行讨论。中方代表王炳南建议，这次会议应将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列为第一议题。美方代表亚·约翰逊也提到了一些议题，特别强调要把战俘问题列在首位。经双方磋商，最后达成一致，同意首先讨论平民回国问题。王炳南见议题已定，便按照周总理的部署首先通知美国：
“尊敬的约翰逊大使先生，我们在正式讨论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之前，我奉命通知阁下：中国政府已于７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当天离开北京，预计８月４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产生有利影响。”
赴日内瓦会议以前，王炳南大使的想法是“先谈判，后放人”。但是周总理的部署却是“先放人，后谈判”。实践证明，周总理的部署是十分成功的。中国政府释放美国战俘的消息宣布以后，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政府对中美会谈是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很快地倾向于中国，连美国各大通讯社的记者都禁不住感叹：“啊，中国人又抢去了主动！”
8月2日，会谈继续进行。当开始讨论两国平民回国问题时，王炳南大使陈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并把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名单提交美方。这一举动，使得缺乏诚意的美方代表立即陷于被动。他们既不能向中国提供相应的在美的中国侨民名单，又没有具体的措施。美方大使约翰逊在历时１小时的会谈中，一再声称美国国务院已经在1954年的４月份发布公告，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约翰逊还信誓旦旦地向王炳南大使保证，美国政府对任何想去共产党中国的中国人都不会加以任何限制。所有以前被命令留在美国的中国技术人员，一经得到中国通知，可以自由离境。
面对当面撒谎的谈判对手，王炳南大使遵照周总理的提示，当即将钱学森的短信及翻译件，摆上了谈判桌。而后义正词严地质问道：“大使先生，既然美国政府早在去年４月间就发布了公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今年６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实际情况并不像大使先生所说的那样。事实是中国留学生的回国要求，依然遭受到种种阻拦。他们的正当要求不仅不能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也受到了严重侵害。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王炳南大使的质问下，在钱学森的短信面前，约翰逊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只好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耸耸肩膀说道：“难道真有此事？我们要进行调查。”
这天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事实揭穿了美国的谎言。美国政府不得不在当年的８月４日，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三天，被迫匆忙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长达５年的禁令，终于被解除。钱学森长达５年的软禁生涯，从此宣告结束。
据王炳南同志后来回忆，五十年代末，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非常高兴地对大家说：
“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是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是有价值的。”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接到美国洛杉矾移民局的通知，说他被允许离开美国。
尽管钱学森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但是，接到这个离境通知后，还是使他为之一惊。他面对妻子，面对一双儿女，面对那三只准备了多年的行李箱，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蒋英也激动得流出了泪水。这是辛酸的泪水，这是激动的泪水，这是喜悦的泪水。钱学森亲吻了妻子，又抱起两个孩子亲吻不已。永刚和永真听说可以回国了，都高兴地跳了起来。钱学森顾不上再和妻子说些什么，立即穿好外衣，到轮船公司去购买回国的船票。可是近期到香港的客轮没有好的舱位了，只剩下三等舱的铺位。他一天也不想在美国多呆，来不及与蒋英商量，就毫不犹豫地订下了三等舱位的船票。此时钱学森想起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后写的那首诗，一路上吟咏起来：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天午饭，钱学森亲手烧制了两道菜，拿出存放已久的葡萄酒，和蒋英对酌。一双儿女也举起饮料杯子和爸爸妈妈同饮。蒋英也清了清歌喉，唱了两首江南小调。在欢乐的气氛中，又增添了一份故乡的温情。
傍晚，钱学森携了妻子和儿女，叩响了恩师冯·卡门家的门铃。热情好客的一双兄妹，把钱学森一家迎进了客厅，冯·卡门和他的妹妹分别亲吻了永刚和永真。
当钱学森向老师说明了即将回国的日程安排时，冯·卡门眼睛也湿润了。这个极少动感情的老人一时说不出话来，良久，才痛惜地说道：
“美国当局干了愚蠢的事，他们终于把一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奉送给了中国。”
冯·卡门对新中国不无偏见。他很了解他的学生钱学森的非凡才华，但他却不了解他的学生胸膛里跳动着一颗爱国赤子的拳拳之心。他不懂他的学生追随他多年来刻苦求知，发愤攻克科技难关，其目的在于最终报效祖国。为此，钱学森敢于同美国的邪恶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坐牢、软禁全然不怕，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钱学森深知导师的情份，也理解他的政治倾向，他不愿意沿着恩师的话题谈下去。于是，他对一双儿女说：
“永刚、永真，来给爷爷唱一支歌子好不好？”
两个孩子点点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客厅的中央。冯·卡门亲切地问道：“我的小天使，你们要唱什么歌子呀？”
永刚用流利的英语回答道：“我们唱《快乐的小白鸽》。”
四个大人为两个孩子鼓掌，表示欢迎。
永刚轻声说了一声：“开始”。兄妹俩同声用英语唱道：
聪明美丽的小白鸽，
活泼又快乐。
飞到东，飞到西，
咕咕，咕咕，
嘴里唱着歌。
不怕风，不怕雨，
飞过高山，越过大河，
它们要飞回故乡，
它们要飞回祖国。
......
这支动听的少儿歌曲，是蒋英的杰作。这对夫妇时时用潜移默化的手法，教育两个孩子心向故乡，心向祖国。
清脆的童声歌曲一结束，冯。卡门教授便问道：
“你们的家乡在哪里呀？”，
“在杭州呀。”永刚回答道。
“你们的祖国在哪里呀？”冯·卡门又问。
“在中国呀。”永真天真地回答说。
“不，不。我的小天使，你们搞错了吧？我记得你们俩的出生地，是在美国的洛杉矾呀！”冯·卡门爷爷幽默地与两个孩子逗趣。
“不，我的爷爷生在中国，是中国人，所以，我的祖国是中国。”聪敏的永真抢着回答。
永刚也不示弱，他补充说：“我爸爸的老家是杭州，所以，我的故乡是杭州！”永刚说完，问冯·卡门道：“爷爷，明白了吗？”
“嗅，原来是这样啊！爷爷好像明白了。”冯·卡门风趣地眨了眨眼睛。接着又说道：」
“你们这一对小白鸽要飞回故乡，飞回祖国了，只是爷爷再也，听不到你们唱歌了。”
“爷爷想听我们唱歌时，就到我们中国去听吧！”两个孩子几乎一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噢，完全是中国的小主人的口气啊！”老人有些感慨了。
这时，冯·卡门的妹妹为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了晚餐。于是，大家到餐厅就座。冯·卡门把天真可爱的永刚和永真安排在他的左右，边用餐，边用英语同两个小家伙对话。
晚餐过后，钱学森向恩师恭恭敬敬地捧上两本书，一本是《工程控制论》，一本是《力学讲义》。这是钱学森赠给恩师的礼品，也是向恩师交上自己最后一份答卷。
74岁高龄的冯·卡门，接过钱学森的“礼品”，心情十分激动。他默默地翻动着书页，慢慢地抬起眼帘，深情地凝望着他的得意门生。那目光里充溢着无限依恋之情，也充满了自豪。
“钱，我为你骄傲，你创立的工程控制论学说，对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孩子，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这是一位科学巨擘的话，这是一位有着崇高威望的老师对自己的学生说出的话。这不是老人的谦逊，而是一句实实在在的评语。
钱学森握着老师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感到光荣，他感到自豪，他感到这是比什么奖赏都要高的荣誉。他奋斗多年，就是要得到这样的评语。因为他说明了炎黄子孙完全可以超过洋人，而且可以超过洋人中的高贤。
1955年9月17日，对于钱学森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在软禁和奋争中度过5个年头的钱学森，终于取得了返回祖国的胜利。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天空万里无云，一轮红日照耀着秀丽的帕萨迪那，市区高大的建筑物尖端镀上了一抹金黄。
钱学森夫妇喜形于色，他们携了一双天真烂漫的儿女，向帕萨迪那的住宅送去了深情的一瞥，然后，匆匆地赶往码头，乘坐开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此行，对于钱学森来说，是经过斗争和祖国的帮助，胜利地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征程。而美国当局却是把他当作“嫌疑犯”“驱逐出境”的。尽管如此，为钱学森送行的朋友还是络绎不绝，他们向他表示了诚挚的问候和祝福。
夹杂在送行朋友中间最显眼的，是十几名新闻记者。他们之中有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有几家报社的记者，还有大名鼎鼎的美利坚合众国国际社的记者。镁光灯“噗噗”地闪着光亮，几只录音话筒，争着伸到钱学森的胸前。记者们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他回答了，有的问题荒唐可笑，他不作回答；还有一些带有挑衅性的问题，他据理予以驳斥。当他回答完美国合众社记者的提问后，便转身走进他的三等舱。
邮船终于离开了美国的西海岸，向遥远的东方驶去。朋友们在告别，在挥手。“一路平安！”的祝福声不绝于耳。
这场景，与他20年前离开上海黄埔江码头时颇为相似。不同的是，站在岸边挥手抹泪的不是钱学森的老父亲，而是20年来与钱学森朝夕相处的挚友。站在船舷甲板上挥手告别的，也不是当年那个怀抱救国大志，渴望求知闯天下的青年学生，而是已届中年的科学奇才并且携带妻子儿女的钱学森。他依然踌躇满志，他要返回生他养他的祖国，为新生的中国奉上一颗赤子之心。
对此，钱学森曾在一篇文章中，为他20年奋斗回归祖国的曲折历程，作了精彩的旁白。他写道：
我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49年底，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祖国去。但是，美国统治阶级与中国人民为敌，制造了种种麻烦，阻止我回国，使我多待了5年......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我也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是什么样子……
“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航行在碧波浩荡的太平洋海域中。
此刻，科学家站在甲板上，任凭海风吹拂他宽大的前额。大海雄浑而辽阔，遥遥可以看到行驶在大洋中的各国轮船。“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在几乎与赤道平行的航线上缓慢地移动。邮轮载着日内瓦会议以来第一批从美国回国的炎黄子孙，邮轮将途经夏威夷、横滨、马尼拉。九龙等沿海港口城市。
这天，邮轮在日本的横滨市港口靠岸了。
按照通常惯例，旅客只要在邮船上办妥登岸证件，就可以上岸观光港口城市的市容、街景，或是购买一些日本小商品。作为长久乘坐远洋邮轮的旅客来说，中途到陆地上走一走，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因此，当邮轮靠岸后，不少人都上岸游览观光去了，而钱学森一家却依然留在船上。因为，他是作为美国的“犯人”被押送离境的。于是，钱学森的心头又一次被屈辱感猛烈地撞击着。
同船回国的物理学家李整武夫妇，在横滨游览了一天回到船上，买回来几份英文版的报纸（当时的横滨由美军占领）。其中一家报纸以醒目标题登载了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撰写的关于钱学森启程回归中国大陆的电讯报道，李整武送给钱学森看，钱学森接过报纸小声读着：
［合众社美国加州威尔明顿18日电」加州理工学院工程师钱学森博士，昨天搭“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回中国，他发誓再也不到美国了。
钱博士和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同行。他说：他的回家的愿望曾受到“故意拖延”。
钱博士说，他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愤。他是被狗咬了，这只狗也咬了美国人民。
和他同船回中国的还有一个中国科学家，贺浦市医学中心的张梧理（译音）医生。移民局和海关人员曾彻底检查钱博士的行李。他离境时，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也守在旁边。海关人员说，他的行李只是些私人物品和一本关于核子放射的教科书。
这位44岁的科学家否认他是一个飞箭专家，只说他是一个“工程学家”。他说，他打算回中国去，“竭尽全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国家，使中国人可以生活得光荣幸福。”
这位博士说明他的理由，用字十分仔细，他不愿说出一些表露他的怨愤的话来。有人问他是否将在军备上协助中国政府，他拒不作答。他说：“这是一个假想的问题，鄙人拒绝回答。”
他说：“我同情中国政府。我相信我的前途在中国。我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愤。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样的在谋求和平，谋求幸福”
钱博士说，他的妻子也生在中国，她“完全赞同”他回红色中国的计划。
钱博士说，他是1935年到美国的。他们夫妇的两个孩子。
也同船回家。一个叫永真，4岁；一个叫永刚，6岁。
他说，他的决定回国，不是“匆促判断”的结果，他“长时期”就想这样做。他说，飞弹研究工作只是他这个工程学家研究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他说，这情形“对于你们的国务院比对于我更尴尬”。他又补上一句话：“假如你想知道真实情况，去问你们的国务院说完这一句，他就匆匆转身，走进了他的三等舱房间。
当钱学森读完合众社这篇报道以后，蒋英注视着钱学森，问道：
“怎么样？还真实吗？”
钱学森含着揶揄的笑容，回答说：
“从某种角度说，合众社的这篇报道还算是真实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没有再造谣言嘛！”
傍晚时分，邮轮从横滨港起锚了。它轰鸣着，徐徐前进，将繁闹的横滨港远远地抛在身后。
钱学森从船舱走出来，站在甲板上眺望太平洋彼岸，万千气象，尽收眼底。他感受着大自然的宏伟，心情坦荡，思潮汹涌。没有多久，眼前便只剩下空旷的蓝天与无际的大海了。他依然凝视着大海，由于夕阳西下，海面跳动着金色的细浪，景色十分迷人。他扶着栏杆，俯下身于，似乎在倾听海水的微微细语，又像是依身在大海的怀抱里，他回到了童年时代，像是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妈妈在轻轻地摇动着他的身躯，他感到那样的温暖和幸福。此时，在异国曾经受到的荣辱早已抛诸脑后。他把自己溶入大自然，生命的真谛得到充分的感受，人生的意义，得到最真实的体验。海明威笔下的大海的那种神秘、孤独和险恶的气氛似乎并不存在，他以为大海永远是圣哲。
太阳掉进海里去了。天空最后一滴辉煌的血红色彩，溶化着，颤抖着，暗淡着，变成无边无际的寂静。接着是一片莽莽苍苍，昏昏沉沉。
邮轮在黑暗中前进，有时傍着海岸，在灯塔的照耀下行驶，有时行驶在大洋中间，四顾茫茫。邮船塔顶上巨大的探照灯，射出的强烈光柱，像利剑刺破海空那重重的黑暗，给夜间的大洋带来一丝光亮。他下意识地想到，那驾驭着这庞然大物的舵手，一定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远方。他依靠罗盘、经纬仪和满天星斗来判定方向，引导巨轮平安地前进。一种敬意油然而生。这时，他突然忆起了一天夜间，他在收音机里听到的一首中国歌曲：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就一定解放......
他小声地哼唱着这首歌曲，眼睛似乎明亮了许多。这时，一件风衣轻轻地披在了他的身上，当他回过头来，发现他心爱的妻子蒋英悄悄地站在他的身旁。
“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驶往香港的途中，船上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同学会”。它的第一件工作，是印制了一份《克利夫兰第六十次航行归国同学录》，分发在每个同学手中。人们拿到《同学录》以后，争相阅读。许多中国留学生在船舱间穿来穿去，按照《同学录》的导引，寻找他心目中的朋友交谈。钱学森是“同学会”中比较年长的，他很珍视在船上结识的“同学”，这份《同学录》一直珍藏至今。
在邮船上，尽管环境嘈杂，尤其是钱学森所在的三等舱，条件非常低劣。但是，钱学森依旧抓紧时间学习和研究。一天，同船回国的数学家许国志来到钱学森的房间，看见钱先生正在专心致志地阅读一篇论文和抽样本，非常感动地说：
“钱先生果然名不虚传，你真是一位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的楷模啊！”
当钱学森得知许国志先生是一位数学家时，非常兴奋地说：
“认识你，我很高兴。”他请许先生坐下，两个人热烈地交谈起来。特别是关于运筹学的研究和推广运用问题，他们谈得很投机。钱学森说道：
“国内有不少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很多计划管理方面的科学技术将来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例如运筹学，系统工程等，这些东西对祖国建设很有用。”
“有用是有用，只是这牵扯到计算机就麻烦了，国内恐怕暂时还用不上。”许国志有些担心地说。
“暂时没有计算机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搞个讨论班嘛！”钱学森胸有成竹地说,“二战期间，德国的V——2火箭准徽性极差，向伦敦发射了2000枚，只有1230枚落入市区，这其中又仅只有半数落在距目标13公里的范围之内。这问题恐怕就出在了工程控制和运筹学等方面。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时，就想到了这一点。因此，这个问题我们国家一定要解决好。”
许国志点头称是，心中非常钦佩这位具有真知灼见的著名科学家。
1955年9月3O日，当邮轮行驶到菲律宾的马尼拉海港时，许回多记者蜂拥而至，争先访问钱学森。钱学森以他那特有的语言回答记者的问题。
美联社一位记者问钱学森，在美国是否经常有人监视他，钱学森回答说：
“有没有监视我，只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知道。”
“钱先生，你是否是共产党员？”
“我还不够做一名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崇高理想的人。”钱学森以庄重的口吻回答了那位记者的提问以后转身回到船舱。
邮轮离开马尼拉港后，掉头驶向中国方向。
傍晚时分，“克利夫兰总统号”已经驶近南中国海域。
钱学森来到甲板上观看日落。眼前，依旧是碧空迢迢，沧海茫茫，广阔无涯。西部天际，镶嵌着一轮猩红色的太阳，正在沉向大海，海面也被染红了。这景色，颇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十分赏心悦目。他尽情地领略这大海落日的豪情，呼吸着没有污染的新鲜空气。这时，突然听到右面船舷上有人惊叫：“看呀，好圆的月亮升起一来了！”钱学森闻声转过身去，果然看到在东方的海空，刚刚浴出—轮圆月，它羞涩地探视着大海，散发出淡淡的光亮。
“啊！太绝妙了，月亮和夕阳遥相辉映，真是海上一大奇观！”钱学森急忙跑回他的三等舱房，唤来妻子和两个孩子，一同到甲板上欣赏这少见的妙景。两个孩子惊奇地叫着、跳着。钱学森则拉着蒋英的手深情地说道：
“英，我在22前，曾经在家乡的西子湖上，看到过一次月亮与太阳相会的情景。不过，那次是在早晨，也没有今天看得这样真切。
这真是个吉祥的日子。”
蒋英歪着头问道：“那么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呢？”
钱学森稍加思忖，兴奋地答道：“今天是我们结婚8周年的日子，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说完，他们两个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这时，火红的晚霞和皎洁的月华同时披在这一对夫妇的身上。钱学森不由地想到“日月经天”“日月同辉”这些美好的词语。他以为这奇妙的美景是对他们美好未来的祝福。
太阳已经坠入大海，观看“日月同辉”的旅客纷纷回到舱内。钱学森告诉蒋英先把孩子带回船舱，他去买些过节的食品以示庆贺。
钱学森的心绪特别好，他几乎是哼着小曲来到轮船的售货部。遗憾的是，这里没有中国的月饼，只有面包之类的食品，他只好买了几只圆圆的夹馅面包，还有一些糖果、饮料，快步走进了他们4人休息的三等舱房间。他大声呼叫着：
“永刚、永真，快来吃月饼呀！还有你们爱吃的巧克力、苹果、柑桔。”
蒋英看着那圆圆的夹馅面包，不解地说道：
“这是面包，哪里是月饼呀？”
钱学森冲蒋英眨眨眼睛，笑着说道：
“美国人不知道我们要过中秋节，所以没有月饼。不过，这也无妨。我们照常过八月十五，来吃‘代理月饼’吧！”
一句话，把全家人都逗乐了。
这天夜间，钱学森兴奋得难以入睡。已经是深夜了，他还在翻身。这时，突然海浪大作，船体急剧地摇摆，还听到一种惊人的轰鸣。钱学钱急忙披衣而起，走向舱外。只见许多船员和水手，都已跑到船舷和甲板上，面部表情很紧张。他向大海望去，海面上不时射出道道闪电般的光亮，气势宛若长虹。他问一个老水手，发生了什么事？那个老水手告诉他，是海底发生地震，但是震级不算高。老水手神情很镇定，他耸耸肩膀，对钱学森说，这种轻微的海底地震， 是经常发生的。请不必害怕，可以放心睡觉去。
钱学森笑着点点头：原来大海是这样的干变万化。
他借着船上的探照灯光向前看去，只见在船的左侧不远的地方浪花飞溅，因为那里有礁石出没。邮轮在转弯，它要绕开礁石，循着安全的航道前进。钱学森这时已经感到困倦了，他打了一个呵欠，走回他的三等舱铺位。妻子似乎也醒了，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小声地说：“平安无事，快睡吧！”。
钱学森躺下来，脑子里还在转悠刚才见到的情况。他想到，这人生也如同行驶的航船一样，大海虽然辽阔，但航道并不是笔直的。因为，海底有暗礁，有险滩，甚至还有风浪和海底地震。所以，要曲折、迂回前进，才能到达目的地。
黎明又来到邮船上。这天是1955年10月1日。“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上的“同学会”，一早就通知所有的归国留美学生，要在船上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六周年”’活动。
这时，邮船行驶在南中国海的海面上。钱学森携了爱子永刚来到甲板上观看日出。置身于祖国的领海上，钱学森的心情格外激动。天空晴朗无云，只有朝阳升起的地方云蒸霞蔚，十分壮观。那跃出海面的朝阳，给天空和大海同时赋予了火热的生命，显示出它理所当然的是大海的灵魂和主宰。它给天际以青春的鲜红，给波涛以燃烧着的火焰。它仿佛要把大海蒸煮得沸沸腾腾，其势之磅磅，令人叹为观止。
邮轮在破浪前进，船尾追逐着成群的海鸥。它们呜叫着，上下翻飞。钱学森带着永刚来到船尾，只见一支大白鲨浮上海面，它淌着鲜血，已经奄奄一息。
钱学森指给永刚看尚在挣扎的大白鲨。他说：“大白鲨是让轮船的螺旋桨击中了。这个海霸王，在鱼虾蛤蚧面前，穷凶极恶，甚至可以掀翻小的渔船，不可一世；可是，在现代化的大海轮面前，它就不堪一击了。”
永刚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仍旧以好奇的目光凝视着已经远离轮船的大鲨鱼。只可惜永刚未能看到这生活在大海里的大白鲨，他感到是一种遗憾。但是，这奇景和爸爸的话语，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早饭后，钱学森和妻子儿女都穿戴整齐；一同来到邮轮的小餐厅，庆祝会在这里举行。
餐厅的墙壁上挂着庆祝会的会标，会标下是同学们昨晚精心制作的一面五星红旗。《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了，大家起立，向国旗行瞩目礼。同胞们的脸上，兴奋和庄严溶在一起，许多人眼中噙着泪水。
音乐声停止了。钱学森应邀在会上作主题发言。他精神抖擞地站在五星红旗前面，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顿时，一个深沉而又充满激情的声音，回荡在庆祝会的会场上。
钱学森怀着兴奋的心清回顾了国内的建设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年恢复和自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情况，还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171项重点工业建设的情况，他都—一道来，
如数家珍。人们惊奇他手中既无讲稿，又无人替他准备什么资料，何以对国内情况如此熟悉和详尽？原来，这些资料和数字，早在他回国前，都已从报刊上收集起来，并烂记在心中了。
钱学森在讲完国内经济形势后，又讲到祖国的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他指出，大家回国之后，将大有用武之地。他诚恳地说道。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国家机关的一些领导干部，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同志。他们对祖国的解放是有卓越功绩的。回国后，我们要虚心地接受他们的领导，和他们很好地合作。”
最后。他与大家共勉：
“朋友们，同志们，祖国强盛是我们每个在海外学习和工作过的炎黄子孙的宿愿，我们的一切才智属于祖国，属于人民。现在，向祖国贡献自己的学识和才华的日子到了，让我们携手共勉吧！”
“一石激起千层浪”。钱学森热情激昂的讲话，赢得了同胞们的热烈掌声，也使会场更加活跃起来。人们纷纷发言，争先向祖国母亲倾诉衷肠。
发言告一段落，庆祝会进行文娱节目，人们唱啊，跳啊，尽情尽目兴，好不热闹。
庆祝会后，大家商拟了一份关于声讨美国政府迫害要求回国的中国科学家的书面声明，准备到香港后向报界散发。钱学森参与创并领导了这项工作。
“声明”的草稿拟就后，“同学会”派代表找到“克利夫兰总统四号油轮的负责人交涉，要求用船上的打字机，打印若干份。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
钱学森气愤地说：“我们是乘客，船方有义务为乘客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他们没有理由拒绝我们的合理要求，要继续同他们交涉。”
在钱学森的鼓动下，船上“同学会”的全体人员，团结一致，集体找船方交涉，同他们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美国船方迫于中国同国胞的压力，不得不答应“同学会”的要求。
黄昏时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已驶抵九龙湾，在港外等待泊位、钱学森一家和许多中国留美学生，都走到甲板上观看九龙湾的海景。只见海湾一带停满了一艘艘灯火闪烁的船只，那灯光跳入海中，斑斑点点，非常迷人。钱学森从这些远道来的船只，想到了古希腊的大海，想到了埃及亚历山大那古老的港湾。他想到，当年马可波罗可能正是沿着这条航道，从中国返回意大利，带去了中国的丝绸，中国的纸张，中国的面粉制造业，也带去了伟大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他感到中国人的祖先是伟大的，中国人的今日与未来也将是伟大的。
也许是由于过度兴奋，整个夜间，钱学森都是在看表中度过的。
凌晨四点钟，他便呼唤妻子儿女，梳洗打扮，准备下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