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马悦然印象

这些天，我所供职的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和瑞典学院、瑞典驻华使馆联合举办了一个“斯特林堡国际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虽然是瑞典的“国师”斯特林堡，但这次会议最吸引中国媒体关注的，大概还是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到来，尤其是在中国文化界颇为知名的唯一一位熟谙中文的评委马悦然先生。让一位81岁高龄的老先生全程跟进研讨会紧凑的日程本来就有些残酷，如果再让他频繁地接受那些似乎患有“诺奖谵妄症”的媒体的“特别关爱”，就会显得更加地不人道，或者说，“不老道”。我这里的“不老道”特指对老年人行不义，这和普通的naive意义上的“不老道”一样，是中国媒体的通病。为此，瑞典方只安排马悦然接受了《某方周末》的专访。很多媒体在被拒了之后，自然而然地开始在其他能够与马老先生密切接触的与会人员身上打主意，于是，此前与马老八竿子打不着的我，就进入了他们的“关爱视野”。实际上，我虽然是主办方的人员之一，但仅仅只负责研讨会现场的会务工作，我和马老独处的鸡零狗碎的时间全部加起来，还没有我在会场上望着一些陌生的美女发呆的时间多。
第一次和马老独处是在瑞典使馆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见马老手里攥着一包烟丝在前排做心神不安状，就招呼他出去一起抽烟。我好歹写了十几年的诗，在诗歌圈里听说过很多马老的轶事，也读过他的《另一种乡愁》，知道他嗜烟、嗜说四川话。我用川话告诉他我出生在重庆，他立即用标准的川话回应：“原来你娃儿是重庆崽儿……”（在《某方周末》对这一场面的转述中，我被叙述为“一个前去套磁的工作人员”。）他1946年开始在瑞典跟着高本汉学汉语，可是学的都是书面的古汉语，1948年首次来中国，居然就径直去了四川做方言调查，所以，四川话应该是他最早熟悉的口语态的现代汉语。人老了之后，语言也会怀旧，在怀旧的声带上，我听到了远比普通话熟练的半个多世纪以前鲜活的四川。我们谈烟。马老说他抽了60多年的烟，曾经戒过，戒不掉。他觉得卷烟是烟的末流，从来不抽，只用烟斗抽烟丝，偶尔抽抽雪茄。他告诉我，做瑞典学院的院士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每周都要开碰头会，除了诺奖，他们的日常议程还包括其他50多个奖项的评定和研究项目的审核。但有一样东西诱惑了他并把他牢牢地栓在了那儿，那就是每周开完会了以后，瑞典学院都会给吸烟的院士提供一根极品雪茄。我说他长得像博尔赫斯，他露出了老年版小飞人卡尔松的北欧笑容。
第二天去人艺小剧场看赵立新的《父亲》，由于座位的预定出现了一些纠纷，马老和他的忘年知交、台湾出版人陈文芬小姐被挤到了一个很偏的位置上。间或有一些中国作家挤过去问候他，但他一直很安静地坐在那里看戏，像老年的博尔赫斯努力地看着水晶球一样。出来的时候，我问马老感觉如何，他客气地说还可以，但陈文芬告诉我，马老觉得剧里面的音乐用得太奇怪了。
第三天，也就是研讨会的正当天，我被马老和陈文芬小姐分派了一个很诡异的“使命”——给李rui占座位，无论是在研讨会会场、餐厅还是在晚上看学生演出斯特林堡戏剧的时候，马老和陈文芬都想和李rui坐在一起。他们怕其他人坐到他们旁边之后不好意思请走，每次都叫我先坐在马老旁边的位置上陪他们聊会儿天，等李rui一来我就“交接”。马老从不掩饰他对李rui的偏爱，他要我给他看这些天媒体的报道的时候，我怕一些媒体关于他偏好李rui的报道会让他觉得不妥，他说没什么，他个人喜欢哪个作家不受诺奖内幕“50年内保密条款”的约束，用不着避嫌。马老其实一直不掩饰对自己喜好的执着，这种执着有时候到了“一根筋”的地步。1988年，在沈从文因为去世无法获得诺奖的情况下，迷恋沈从文作品的马老无数次试图说服瑞典学院破例把诺奖授予死去的人，在最后一轮近乎疯狂的劝说无效之后，64岁的他哭着走出了会场。
那一天傍晚我领着马老和陈文芬从民主楼去农园餐厅吃晚饭的时候，为了避开追逐的人，我特意选择了未名湖边的一条小路。马老居然还想得起来他以前从未名湖边走过的情形，甚至还想得起来友人告诉他博雅塔仿的是通县的燃灯古塔。1958年和1981年，为造访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和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他曾两次来到北大。我不知道他看到这些似曾相识的景物、追思两位均已作古的故人时候会想到些什么，他一路上很少说话，只是叼着烟斗四处顾盼。唯独有一瞬间他笑得很开心，就是当我们走过临湖轩的时候，我告诉他这是原来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的寓所，他突然一乐：“呵呵，《别了，司徒雷登》，这个我很熟。”
第四天晚上，马老在北大讲“我的学术生涯”，爆满，莫言、余华等人不约而同齐来捧场。很多只把马老和“诺贝尔文学奖”一词联想起来的听众可能是第一次了解了他作为一个全能型汉学家的方方面面。他讲得断断续续，想一阵，说一阵，很像纳博科夫一本书的名字——《说吧，记忆》。他谈了他在汉语方言学、音韵学、古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古代典籍翻译、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等各个领域的种种治学经验，最后说他想要客观地评价自己，认为自己是个“万金油”似的学者，没有一样做到了精深。他说他现在最大的梦想是翻译《左传》并写一本他自己的《左传》校注，我想起他刚刚提到，他最早跟着高本汉学习汉语的课本就是《左传》，脑子里顿时冒出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里的一句诗：“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这个联想让我不禁一寒。马老说完他翻译《左传》的梦想之后，稍微低头停顿了一会，低声说了一句让我更加感到命运之寒的话：“现在看来，我可能没有时间去完成了。”一个81岁的老人在回顾一生所作所为的时候说出这句话，足以让所有抱怨他提名中国作家、诗人的时候眼光有问题的人偃旗息鼓了。这句话让我想起他写给四川籍亡妻陈宁祖的两首俳句——

“天色渐暗，让我拉着你的手：我们快到了。”
“天空的星星，是死者的眼睛么？爱人！你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