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发
年1O月中旬，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斗，在钱学森亲自参与并直接领导下，我国第一枚仿制型的“东风一号”弹道导弹研制成功了。
经聂荣臻元帅批准，组成了导弹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孙继发、钱学森、王伊为副主任。
1960年1O月17日，“东风一号”被专列运往酒泉导弹发射靶场。
1960年11月5日，这是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2天。
大漠荒原的弱水河畔，新建成的我国第一个火箭飞行场上，一枚液体燃料推动的地对地导弹，像一把利剑矗立在发射架上，其锋芒直刺大漠蓝天。
“东风一号”试飞就要开始了。
聂荣臻元帅与钱学森各穿了一件厚厚实实的军用棉大衣，挨肩而坐。钱学森凝视着导弹发射架上“东风一号”的雄姿，极目纵观大漠之寥廓，一种亢奋撞击心扉——
12年前，在美国的帕萨迪那，他也曾面对一座火箭地面试验台。那时，他除了紧张，怎么也亢奋不起来。因为，他总觉得自己的血汗应该抛洒在自己国家的土地。当然，他也很明白，在美国的试验，仅仅是一种学习，终久会有一天，将学到的知识用于报效祖国。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的血汗终于抛洒在了生育自己的土地上了，他的心情怎能不激动呢？
他还想到，面前的这片大漠，这片不毛之地，历史上并不平静。这里曾经有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战马的嘶鸣，有过西方骑士和东方游侠留下的足迹。战争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怪物，不想要它，又离不开它。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和平。但是，某些超级大国并不愿意让中国人民过太平日子。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冒险，为了有效地抵御非正义战争，中国一定要拥有现代化的国防，要用尖端武器装备我们的军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试飞，包含着多么深远的意义啊！
想到此，他在兴奋之中，难免有些担心和不安。要知道，他是祖国第一枚弹道导弹试飞技术上的最高负责人，而今日又是第一次试飞啊！
上午8时整，现场指挥员下达了“一小时准备”的命令。
警报拉响了，各种加注车辆纷纷撤离发射现场。各个岗位上的负责人，都在向指挥中心报告着“准备完毕”的信息。接着，发射现场出现了少有的寂静。
9时1分28秒，现场指挥员庄严地下达了命令：“一分钟准备！”
各种地面记录设备开始启动。
当倒计时器上闪现出“O”的字样时，只听现场指挥员果断地喊道：“点火！”
点火操作员，满面的沉着和自信，在听到“点火”命令的刹那，将手对准“点火”的按钮，用力地按了下去。这时，茫茫戈壁滩上顿时爆发出一声春雷，大地颤抖，火光冲天，“东风一号”挟着狂风雷电，拔地而起，扶摇直上。
导弹越飞越快，飞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后，只见它头向西一偏，在戈壁蓝天上划出了一道漂亮的白色弧线。华夏文明史上第一枚导弹呼啸着向55O公里以外的目标飞去。
导弹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钱学森从发射指挥控制室的座位上缓缓站起来，脸色依然那样严肃。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他那颗悬着的心，仍旧未敢放下。
9时1O分5秒，溅落区传来报告：
“‘东风一号’精确命中目标！”
钱学森所盼望听到的消息终于听到了，他大声宣告：“我们成功了！”
顿时，整个试验场响起了震耳的欢呼声。人们向高空抛起了帽子，抛起了毛巾，抛起了衣服；人们敲响了锣鼓，敲响了脸盆，敲响了搪瓷茶缸，敲响了一切可以敲响的东西。
钱学森与聂帅紧紧地拥抱。
钱学森与张爱萍上将紧紧地拥抱。
钱学森与陈士梁上将紧紧地拥抱。
钱学森与一个又一个助手紧紧地拥抱。
钱学森眼含着热泪拥抱着每一个朝他走来的人……
这个在国外经历过许多成功的科学巨擘，从来没有如此激动过。此刻，他泪水纵横，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是成功的泪水，喜悦的泪水，如愿以偿的泪水啊！
“东风一号”导弹，全程飞行55O公里4O7米，历时7分37秒。
它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使命，标志着中国火箭、导弹、航天事业实现了零的突破，为华夏文明谱写了新的篇章。
当晚，在发射基地招待所，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
元帅、将军们纷纷举杯祝贺‘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宴会的气氛空前热烈。聂帅兴奋得涨红了脸，他高高地举起酒杯激情满怀地说道：
“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让我们为‘东风一号’初试锋芒取得成功，干杯！”
掌声和杯盏的撞击声在餐厅里交响着。
要知道，苏式“P——2”火箭，是在德国“V——2”火箭基础上仿制而成的。苏联的这一份制，先后用了4年多的时间。
美国的红石导弹也是在德国“V——2”导弹的基础上仿制而成的，大约用了7—8年的时间。
然而，钱学森带领的这支火箭队伍，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群众的智慧，总之，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走完了这一段路程。这是多么值得自豪！
然而，钱学森却显得十分冷静，此刻，他在思考着什么？他似乎想起了当年那些被充军到这大漠荒原栽植嘉禾的先辈们，似乎他也想到了为火箭飞天而献身的万虎。人类总是踏着先辈的足迹前进的，人类世世代代繁衍生息，都只是文明链条上的一环，既不能脱离过去，又不能超越现在。历史犹如一条永不枯竭的江河，因为它有无数涓涓细流汇入。同样，没有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就不会有今日导弹试飞的成功。
“欢迎钱学森同志给大家讲话！”
张爱萍上将一声点将令，把钱学森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眼前。他毫无准备，站起来显得有些匆忙：
“同志们，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说过，我们会取得成功的。现在我们不是已经取得试飞成功了吗？……”
这句话，听起来是如此平淡。但是，它却饱含着一位科学家坚定的自信和不屈的志气。
是的，我们的“东风一号”是在苏联突然撤走专家，带走全部重要资料、图纸，搞“斧底抽薪”式的破坏之后的第82天发射成功的。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导弹本身。
苏联专家撤走时，有人对中国年轻的火箭专家说了一句很刺激人的话：
“我看你们这些人只能是医治那些无病之人的医生。离开我们，你终将一事无成！”
赫鲁晓夫的话则更加刻毒：，
“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我们的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他们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恐怕是连裤子都穿不上。”
然而，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时刻，钱学森以他的大智大勇，坚定地说：“我们自己可以搞成功。”两个多月之后，那些看热闹的人，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其中包括赫鲁晓夫的预言破产了；而钱学森的话，却应验了。
“东风一号”发射成功的军事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的政治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军事意义。它对赫鲁晓夫恶毒攻击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也使大洋彼岸的帝国主义者大吃一惊。它对于在天灾人祸之下苦度艰难岁月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大的激励和鼓舞。它振奋了全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它给予人们的是发奋图强，战胜困难的巨大勇气和力量。
与“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从苏联国土传来了令人悲痛的信息。
1960年1O月，在苏联科拜努尔火箭发射场，发射火箭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但火箭调试中屡屡出现故障。总设计师柯罗廖夫曾多次建议改变试验计划，推迟发射。可是，新上任的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火箭部队总司令涅杰林，邀功心切，硬是不同意改变原定计划。
就在这位司令下达了发射命令，操作员按动电钮时，点火装置失灵了。
根据发射现场安全条件规定，进行任何检查，必须在燃料取出以后才能进行。但是，这位火气正盛的涅杰林元帅却下达了命令，立即进行检查。
突然，失灵的点火装置又开始工作了，发射台立刻变成了一片火海。数十名工程师和专家，连同涅杰林元帅和2O多名将校军官统统葬身于火海之中。
夜，已经很深了，庆祝酒会还在继续着。戈壁滩上的狂风依然强悍，此刻人们似乎忘掉了寒风的肆虐，或者说是那狂暴的寒风被人们心头的热浪驱走了。戈壁狂风啊！你在大漠独领风骚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因为现代文明之光已经从这航天城堡冉冉升起，这航天城堡已是同世界强国发出挑战的基地。
“东风一号”尽管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搞成的，但它毕竟是仿制的。不过，这一步却很重要。从仿制别人的，到自己独立研制，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共同走过的道路。仿制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走向独立研制，生产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导弹来。
于是，在人们欢呼仿制成功的时候，我们的统帅们，我们的钱学森，我们的科学家们，已经把自己设计研制中近程导弹的任务放在了自己的肩头。
新华社11月5日发出电讯：
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地对地弹道导弹，在我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精确命中目标......
蒋英看着这条重要消息在出神。她突然悟到了什么，脸上绽出了笑容：“莫非是那个失踪的人干的？难道他就在我国的西北地区？
......”
“当！当！当！”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难道是他？胜利返回……”
蒋英几乎是一溜小跑打开了房门。一切都被她猜中了，果然是她朝思暮盼的丈夫回来了。
脸也瘦了，胡子也长了。一件军大衣上还留有戈壁的风尘。他每次进家，军大衣口袋里总是装得鼓鼓囊囊的。现在，又将《控制论》修改稿，《导弹概论》讲稿，“两弹”论文……摆了一桌子。钱学森的军大衣与其他军人的军大衣没有什么不同，但在蒋英的心目中，丈夫的军大衣显示着他独特的魁力。它朴素、威武，阳刚之中，潜藏着深刻的内涵和无穷的力量。
但是今天，她看着他一件一件地从口袋中掏书稿，是多么的不情愿。
“孩子们都睡下了吗？”
钱学森将大衣挂在大衣架上，回过身来问蒋英。
蒋英点点头，没有说话。
钱学森从蒋英脸色上似乎读懂了什么，他要开口，蒋英伸出了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她像青春少女那样调皮地说道：
“你不用告诉我什么。你从哪里来？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来？这一切，我都知道。”
“你知道什么？”钱学森故作惊讶地问道。
“你从大西北来。在那里有一位美女纠缠着你。最近，人家远走高飞了，你才回来，对不对？”蒋英的脸色一本正经。
“你说的是什么呀？那有什么美女？”蒋英那认真劲儿，使钱学森一时摸不着头脑。
“你不用隐瞒，那美女的名字我都知道。”蒋英不慌不忙，似乎她全知全觉。
“你说她叫什么？”钱学森有些着急了。
“‘东风一号’，对不对？”蒋英终于把谜底亮了出来。
“好你个蒋英！”钱学森上去将妻子紧紧抱在怀里，他们久久地亲吻着、拥抱着。
钱学森对待爱情的态度，与他对待科研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这里不仅有热烈的追求，更有至善至美的纯真。他认为，既然爱情是真挚的、美好的，那么就不允许有丝毫的杂质去污染它、亵读它。夫妻之间应该是完全的融合，各自的心田和情感，只能是对方的领地。他和蒋英就是这样的一对夫妻。
当钱学森把蒋英松开时，他们会心地笑了，他们都意识到站得太久了。
蒋英连忙为钱学森泡了一杯龙井茶，问他饿不饿，钱学森摆摆手，指着茶杯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它”。她坐到他的身边，细声地一说：
“你好狠心啊！一去就是几个月，连一封信，一个口信都不肯来。我以为你失踪了，急得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到……”蒋英心直口快，把她找国家领导人“索夫”的事讲给丈夫听。直把钱学森逗得哈哈大笑。
钱学森亲切地说道：“英子，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也办这冒傻气的事？我今天得罚你。”
“罚我干什么？还不是因为你才有的过失！”蒋英依然用调皮的口吻说道。
“因为我，你也太出格了。今天罚你，好让你记住今后不能再办这种傻事了。”钱学森坚持着。
“罚吧，认罚就是了。”蒋英让步了。
“英子，我罚你给我唱一支歌。你知道，我在大西北多么想你，多么想听到你的歌声！”钱学森的口气，那里是罚，完全是一种乞求。
“深更半夜怎么能唱歌？”蒋英提醒他。
“在我耳边小声哼唱，我一个人听见就行。”说着，钱学森让蒋英的头枕在他的肩膀上。
蒋英思忖了一下，轻轻地说道：“那就唱支《卡秋莎》吧！”
钱学森点点头。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
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
蒋英用轻柔甜美的歌声，为钱学森洗去了一路风尘，驱走了百日的辛劳。他眯着眼睛说道：
“好极了！每当我听到英子的歌声，我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就觉得生活得有滋有味，其乐无穷！”
一轮圆月升上中天，月色透过窗户洒在他们甜蜜的面颊上。钱学森深情地说道：
“今晚月亮真好。什么‘玉盘新拭’，什么‘飞镜重磨’，什么‘广寒清虚’，什么‘嫦娥不嫁’……古人把许多美丽的故事都加在月亮身上了。可是，月亮再美好也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美妙的月亮哪里比得上我的英子啊！”
蒋英也为丈夫对自己的钟爱而深深感动。她有些撒娇似地说道：
“在欧洲时，欧洲人说我有一种东方式的古典美，你说是这样吗？”
钱学森吻了一下蒋英的前额说道：
“他们的话并不过分。依我看，在你身上所体现的东方式的古典美，还不只是你的身材、容貌，还有你的品行。你让我如此倾心的，正是这种秀外而慧中的统一。一个人的外在美，只能维持几年、十几年，而我们却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人一旦老了，那唯一永不衰败的美丽的东西，就是他充实而善良的内心世界。这正是你胜过他人的地方。”
一片衷肠话，使得这对中年夫妻恋情愈发炽热，他们再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钱学森是个大忙人，他与蒋英的家庭生活，并不因此而平淡无味。他们忙中偷闲，情趣盎然。
1960年12月5日，星期一。
这天下午，钱学森按时下班回家。进得家门，平时多是保姆接过他手中的提包或是接过他的大衣，今天却由蒋英代劳。
钱学森问道：“保姆呢？”
蒋英回答说：“我放她一天假。”
钱学森不解地问道：“怎么，刚过完星期天，又放假了？”
蒋英笑而不答。
钱学森见桌子上放着一个圆圆的竹篮，严严地盖着，但早有香味飘出。他走过去揭开一看，里面都是近两年来很少吃到的食品。有点心，有熟肉制品，有水果，还有一瓶葡萄酒。他惊异地问道：“这是要干什么？”
蒋英笑笑说道：“今晚我们家要办个‘满月’宴会，这是为宴会准备的。”
钱学森大惑不解地问道：“什么？满月宴会？我们家还有谁过‘满月’？”
“你忘啦，你那‘东风一号’今天不正是试飞成功一个月吗？蒋英得意地告诉他。
钱学森并没有高兴起来。他将篮子里的食品—一拿出来，眉头隆起了老高。蒋英没有注意到钱学森的情绪，在旁边补充说道：“现在食品太紧缺了，只能准备这么多。”
钱学森转过身来，脸色阴沉沉地说道：“既然食品短缺，还搞什么满月宴会！”
“表示一点儿心意么！”蒋英有些委屈地说。
“你的心意我很感激。”钱学森将气氛缓和了一下，接着说道：
“你知道现在中央领导吃什么？毛主席戒了肉，周总理每天一顿粗粮。目前，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几亿同胞忍饥挨饿，我们应该同人民同甘共苦才对。”
蒋英从来没见到过钱学森这样严肃的面容。她理解丈夫的意思，但是，她又感到难以接受。她咕哝着说道：“那些吃的东西也不是我抢购的，是机关给的‘特供’。”
原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活物资非常紧缺，科技人员的体质普遍下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对此十分关心。1960年冬季，聂帅以个人名义向解放军海军、北京、沈阳、济南、广州等军区领导机关呼吁，尽快拨一批副食品支援五院。
陈毅同志积极支持聂帅的呼吁，并要求加上他的名字。他说：
“这些人是国家的宝贝，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硬，也得靠这些人，要保障他们的起码生活。”
接到信的单位，积极响应聂帅与陈副总理的呼吁，在生活物资同样紧缺的情况下，省吃俭用，慷慨相助，很快把猪肉、鱼、大豆、海带、水果等食品支援国防科研单位。
贺龙元帅在听取五院的汇报时指出，要照顾好科技人员的生活，特别是对老知识分子更要注意，不仅要叫他们本人吃好、住好，就连他们的家属、小孩也要照顾好。
篮子里的这些副食品，这些“特供”，就是这样进入了每个科学家的家庭。
钱学森听了这些情况后，心中更加不平静。他学习周总理，从那时起停止了喝茶，拒绝吃肉。这使得体贴他的蒋英非常焦虑。
一天，蒋英从高价市场上买了几条小鲫鱼，为钱学森做了一碗鲫鱼汤烩豆腐。
钱学森回家来了，进门就闻到了诱人的香味。他问蒋英：“做的什么好饭菜，味道这样鲜美？”
蒋英告诉他，是鲫鱼汤烩豆腐，让他尝一尝。
钱学森喝了一口，咂着嘴说道：“原来这豆腐烩到鲫鱼汤中，别有一番滋味。真是好喝！”
蒋英看到钱学森的馋样，只是抿着嘴笑。小保姆过来告诉他说；“这鲫鱼汤是蒋阿姨亲手堡成的，还能不好吃！”
“你怎么不早些告诉我呢？”钱学森故作惊讶地说道。
蒋英接过话茬问道：“早些告诉你又能怎么样？”
钱学森作了一个鬼脸说道：“如果早些告诉我嘛——这鲫鱼汤就别有两番滋味了。”
一句话，把蒋英逗得哈哈大笑。小保姆却不知道何为“两番滋味”，只是直着眼睛望着他俩。
1960年底，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而钱学森的工作又特别紧张、忙累。但是，钱学森善于调节工作和休息。他常在科研最紧张的时刻，伴着音乐做几节工间操，或者凝视一会儿墙上的风景画。
回到家来，他又能把浓浓的生活情趣带给家人。
周末或假日，只要有音乐会，他是一定要跟妻子一起去欣赏
的；即或有什么“美展”，也是他们夫妻必去之处。当然，在家中和妻子、儿女们共同欣赏音乐唱片，更是他们的乐趣。
钱学森和蒋英特别偏爱莫扎特的作品，他常说：“我喜欢莫扎特的声音在耳边悠悠回荡。莫扎特的音符，轻盈而圆润，总有一种轻轻扣击心弦的感觉。”
蒋英的体会则更加具体。她说：“莫扎特的旋律轻柔细腻，好像春天的微风轻轻拂面，又像是轻盈的细雨，飘飘洒洒，唤醒了小草，唤醒了野花……”
钱学森告诉永刚和永真，莫扎特写作《F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时候，还不满10岁。永刚睁大了眼睛，惊异地问道：
“真的？他可真是个天才！”
“是的，他是一位天才，他是一位被上帝派驻人间传播美妙音乐的天使。”钱学森极为赞美地说道。
不料，这句话却让永真抓住了把柄。她质问道：“爸爸，你说过上帝原本并不存在。照你刚才说的话，上帝是存在的呀？”
钱学森感到事情不妙，赶紧狡辩说：“我的意思是，上帝只为莫扎特而存在。”
女儿被搞糊涂了，疑惑地摇摇头。
永刚和永真有时也和爸爸开一开玩笑。
1961年12月11日，钱学森五十岁生日。
在蒋英的几番提醒下，这一天，钱学森按时下班了。当他刚刚脱下那件鼓囊囊的军大衣时，永刚从房间里走出来，怀里还抱了一个红色绒布做的猪娃。他走到父亲面前，规规矩矩地说道：
“爸爸，刚才一位女士来咱家，放下了这件礼物，还有一张贺卡，然后就走了。”
钱学森先接过贺卡，只见上面用笨拙的笔迹写道：
亲爱的学森，祝贺你五十岁生日快乐！
落款是：“崇拜你的女士”
钱学森思索了一下，感到没有任何来由。他又接过猪娃，仔细地看了又看：这是一只手工缝制的猪娃、眯眯的眼睛，翘翘的鼻头，大大的耳朵，一副逗人的憨态。的确，从设计到制作都是十分精心的。这个人不仅知道他今天是五十岁生日，还知道他的属相是猪。
“这位送礼的女士是谁呢？”他依然不解地问永刚。
永刚还是那副老实样子，说道：“那位女士高高的个子，说话甜甜的，好像还很漂亮。”
钱学森越听越感到有些蹊跷，就问永真：“真真，你是爸爸的乖孩子，快告诉爸爸，那个阿姨到底是谁？”
永真格格地笑得弯下了腰。她强忍住笑声说道：“那位女士，不是阿姨，是妈妈。”
这时，蒋英也从房间里走出来，跟孩子们笑在了一起。
钱学森知道上当了，但还是明知故问。他问道：
“这生日礼物，为啥偏要赠我一头笨猪呢？”
“因为爸爸是属猪的呀！”两个孩子同时回答道。
“噢！原来我竟是一头任人宰割的笨猪呀！”钱学森摇摇头说道。
“爸爸才不笨哪，爸爸挺厉害的，才不会被人宰割呢！”永真平时最维护爸爸，高声说道。
“爸爸太笨了，刚才就让你们给骗了嘛！”
“爸爸不笨，爸爸正在给我们国家制造原子弹哪！”永真进一步申述说。
“这话是谁说给你的？”钱学森一下子严肃起来。
“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这样说。”永真依然理直气壮。
“你们的老师和同学都说错了。”钱学森抱起永真说道：“爸爸不会制造原子弹，明天你要向老师和同学去纠正，就说我爸爸对制造原子弹是个大外行！”。
一席话，把两个孩子都说愣了。
原来，社会上多有讹传，认为钱学森和钱三强一样，都是搞原子弹的。因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之后，人们只熟悉原子弹的威力，而钱学森所从事的导弹事业又极为保密，许多人都误认为钱学森也是搞原子弹的。
钱学森的家庭生活就是这般有趣。
元代有一无名士作过一曲，曲中感叹道：
世界多少痴人，多是忙人，少是闲人。
什么时代都有忙人和闲人。做个忙人不难，做个闲人也不难，难的是把忙与闲统一于一身。一个人可以不作闲人，却不可以没有
闲情；一个人忙点，累点，苦点都不可怕，怕的是不会忙中偷闲。在生活中善于忙里偷闲的人，无疑是一个会生活的人。钱学森就是这样一个会生活的人。
科学试验是无情的，有成功，也有失败。
一枚被命名为“东风二号”的导弹研制方案，早在苏联专家撤走后一个月便由钱学森提交给中央军委。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年轻的火箭科学家，发愤图强，卧薪尝胆，把“生气”变成“争气”，只用了一个月时间，便完成了总体设计方案。方案得到批准后，中国的火箭、导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便投入到紧张的制造工作中去了。
1962年的春节前夕，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东风 2 号”中近程导弹试车成功。
“东风 2 号”导弹于春节过后，装上了西去的列车。钱学森与研制人员一起，紧随其后出发了。
“东风 2 号”，披一身军绿，巍然屹立在茫茫戈壁之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八个醒目大字，昭示着我国科学家的信心和力量。当发射场控制室发出“十五分钟准备”的号令时，按条令，所有应该呆在现场的人员，必须进入掩蔽部。然而，这时却有许多科技人员因为过分激动，忘掉了隐蔽，偷偷地跑了出来。
开始倒计时。当计数器上闪现出“0”时，指挥员及时下达了“点火”的命令。
只见那颗绿色的导弹，在烈焰中冉冉升空。
“成功了！”一种胜利感掠过许多人的心头，他们就等着欢呼了。
然而，就在这时，导弹突然脱离了直升的轨道，调头向北飞。
刹那间，导弹从高空坠落下来，掉在了离发射场六百米处，把沙滩砸了一个深深的大坑，接着便升腾起了一团蘑菇云。
为了这枚“争气弹”，在１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不分昼夜地拼命干。可是，这枚“争气弹”为什么这么不争气呢？沉痛的心情萦绕着每一个人。在返回驻地的路上，一辆辆大轿车内，竟然没有人说一句话。
庆贺宴会是早已准备好了。因为在人们心里没有失败的准备。餐厅的饭桌上，已经摆好丰盛的菜肴、酒水和整齐的杯盏碗筷。但是，谁也没有心思吃喝。
失败的情绪笼罩着餐厅,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这很可能严重影响今后的研制工作。
为了尽快地使人们从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重新鼓起大家的自信心，钱学森院长来到了人们当中。
钱学森心里很清楚，这支火箭研制队伍是憋着一肚子气，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拼命干出了这枚“东风 2 号”导弹。人们急于求成，结果，欲速则不达；失败又来得突然，事先，对失败从精神上准备不足，所以，人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然而，必须使大家懂得，科学是不讲情面的，它决不会迁就人们的感情。现在要紧的不是哭鼻子、骂娘，而是冷静下来，寻找失败的原因，认真吸取教训。
他面带微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面对满面愁容的年轻的科技人员，依旧用他那幽默、诙谐的语言说道：
“同志们，就是不就是摔下来一个‘东风２号’吗？今天它掉下来，明天我们将把它射上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年，我在美国的时候，写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写成的只有几页，可是我写的底稿，却装满一个柜子。到底失败了多少次，我自己都数不清了。如果失败了就哭鼻子，闹情绪，恐怕就没有后来的成功了。”
他边说，边挨桌劝大家用饭。
“科学试验嘛，如果每一次都保证成功，又何必试验呢？那就制造出来直接拿去用好了。我说，我们不要怕失败，失败了，总结经验教训，再重来。经过挫折和失败，会使我们长才干，变得更加聪明。取得成功，对我们是锻炼，；遭受失败，同样可以使我们得到锻炼，而这种锻炼则更为重要，更为宝贵。”
一席话，把大家心头的压抑掀掉了，使人们的心雄洞开了，把这支队伍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了。于是，餐厅的气氛渐渐活跃起来，庆贺酒变成的鼓劲酒、勉励酒。伤心变成了谈心宴，誓师宴。
钱学森在研制火箭、导弹的许多纷繁的环节中，只有成功的喜悦，但更多的则是失败和挫折的困扰。但是，他从不灰心。他总是用自己坚强的信念与聪明才智点亮成功的灯盏。他那布满血丝，显得十分疲惫的双眼，总是闪烁着进取的光芒，带给助手们的是失败后重新崛起的信念。
早在1943年，钱学森便在冯·卡门的指导下完成的美国第一枚军用导弹的设计工作。今天，钱学森是在为自己的祖国设计第一枚军用导弹。尽管失败了，但他依旧成竹在胸。在他指挥下，科技工作人员在现场对导弹的残荷认真进行检查、分析，并将所有的记录和录像资料，带回北京，以便深入总结研究，找出失败原因，为下一步设计研制提供更翔实的材料。
但是，回到北京后发现集中讨论很困难。当时，导弹研究院工作地点分散。一院在南苑，三院在长辛店，而家属宿舍大部分市内阜成路。
怎么办？钱学森根据科技人员工作地点分散，宿舍比较集中的特点，想出一个“土”办法，就是利用星期天的下午时间，将各个部位的负责人集中到他的家中，进行讨论、分析一番，然后，再将各路专家集中起来，用较短的时间，解决新的技术方案问题。
于是，从那个时候起，钱学森家的会客室，就变成了他们的会议室。在一面墙壁上，挂一块大黑板，看上去，又有点像是上课的教室。每逢星期天的下午，导弹研制和实验工作各部位的负责人，都准时聚集在这里，从总体方案的设计，导弹的稳定系统，各个系统之间的协调， 系统使用的情况，全弹测试复查情况，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认真分析，细细检查。人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不好说明白的，便在黑板上用公式和图画表达。因此，每次讨论完了，黑板上总要写得密密麻麻。
经过较长时间的分析、讨论，又经过关键部位的专题研究之后，钱学森认为条件成熟了，于是，举行了一次由各路专家参加的大规模技术方案讨论会。
讨论会自始至终由钱学森主持。会议不仅人员多，层次高，而且发言相当热烈，对于五院建院以来之鲜有。
此次讨论会（连同在此之前在钱学森家中的小型讨论会），历时3个多月。专家们经过热烈讨论和冷静分析，逐渐为“东风二号”试飞失败原因，有了清醒的认识。
这次试飞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大家清楚地认识到，发射火箭是一项综合性的尖端技术，应紧紧抓住全弹系统的每一个环节的质量，并经过充分的地面试验，反复证明全部系统的合格性，才允许进行飞行试验。一句话，导弹不能带着疑点上天。
“导弹不能带着疑点上天”。这是钱学森从失败中总结出来的深刻教训，并成了我国此后三十多年以来火箭、导弹、卫星事业胜利发展一条重要经验。
钱学森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决定重新审查修改设计方案。重新组织科研攻关，而后加强地面试验工作，全面、彻底地解决“东风２号”试验飞行失败暴露出来的问题。
“当务之急是完善地面使用的设备。”钱学森在五院党委常委会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五院党委常委会会根据钱学森的意见，经过讨论，作出决定：“立即动手，迅速建造全弹试车台，以确保中程导弹的地面试验。”
于是，这项技术复杂，工程浩大的设计、建造全弹地面试车台的重担，又落在了钱学森的肩头。
接到任务就拚命干，这是钱学森对待工作的一贯作风。在他的指挥、参与下，一项大型工程数以千计的图纸很快就出手了。
接着，是各种施工机械的轰鸣声、运转声。施工大战开始了。
钱学森深知这项工程，对于我国运载火箭系统的研制工作，关系重大。因为火箭、导弹研制后期，必须首先进行地面大型试验。这种地面试车设备，可以在接近飞行状态条件下，考验运载工具全系统工作的可靠性与协调性。可以将设计、生产中的问题暴露出来，及早加以改进和弥补。，避免在试验飞行中发生事故。正因为如此，这项工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允许有任何闪失，都必须是高质量的全优工程。四百多个日夜，钱学森的身影时时闪现在工地上。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紧紧盯住每一个关键环节不放，一步一个脚印，确保万无一失。
1963年9月，全弹试车台工程终于完工了。这项工程包括二十二个系统，经严格验收，全部合格。
1964年春天，改进型“东风 2 号”导弹，在新落成的全弹试车台上进行试车，试车结果，令人满意。
1964年5月4日这一天，钱学森与他的助手们一起，向国防科委主任叶荣臻元帅详细汇报了改进型的“东风２号”的研制情况。
钱学森的汇报，从始至终严谨求实，不用“基本上”、“大体上”之类模棱两可的字句。这使得聂帅非常满意和赞赏。当钱学森汇报结束后，聂帅欣然说道：
“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在失败面前不气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改进自己的工作。这种百折不挠、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很值得提倡的。‘东风２号’先搞地面试车有好处。飞行试验如果出了问题，走的弯路就大了。你们吃一堑，长一智，严格按程序办事，相信成功是会有把握的。我将立即报告中央，争取早日在再次进行飞行试验。预祝同志们成功！”
1964年9月中旬，改进型的“东风 2 号”再次登上了西去的专门列车，从北京出发，直抵茫茫大漠上的发射场。
也就从此时起，周总理以及许多将帅的目光，开始注视位于我国西部的重镇——酒权。
1964年6月29日上午7时，改进型的“东风 2 号”中程导弹第二次屹立在酒泉发射场的发射架上。
钱学森作为发射现场的最高技术负责人，亲自测试了各个控制系统和各项仪表，表明性能良好。他这才回到指挥室，坐在张爱萍上将的身边。他没有说话，只是同张爱萍将军交换了一个充满信心的眼神。他们在等待发射时刻的到来。
“点火！”现场指挥员下达了点火命令。
随着操作员准确而谨慎地掀动电钮，只听一声轰鸣，“东风二号”导弹拔地而起。它尾部喷吐着长长的火舌，扶摇而上，直刺蓝天。瞬间，它倾斜了身躯，按照预定的轨道，向千里之外的荒漠飞去。
不多时，落区传来报告“东风 2 号”精确命中目标！
“‘东风二号’地—地导弹，于今晨7时05分发射，精确命中目标。一切都很顺利，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中国火箭史上的一个新的转折点。至此，中国航天技术的基础已经牢固的建立起来了。它宣告了赫鲁晓夫扼制我国国防尖端科学发展的企图彻底破产。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主席说得很准确，苏联撤走专家不是坏事，它加快我国尖端科技力量的迅速成长。
当胜利时，使人们没有忘记两年前的失败，为此，聂帅感慨地说到：
“现在看得更清楚了。1962年10月未成功，的确不是坏事情。这个插曲很有意义。”
当然，诸多火箭专家也不会忘记，当他们因失败而情绪消沉时，是他们的钱院长那一席意味深长的讲话，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两年以来，又是钱院长与他们摸爬滚达在一起，攻关夺隘，克服重重困难，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
在成功面前，钱学森还是那副笑微微的样子，他说道：
“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是中学生了。短短两年，大家努力提高到中学水平，不简单。现在，美苏都欺负我们，但是，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战胜了很多困难，终于打破他们对尖端技术的垄断，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情。”
钱学森是一位不知道什么是疲劳的科学家。“东风二号”导弹取得成功之后，他的脚步没有停歇，继续带领着航天科学家们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1965年2月，国务院任命钱学森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他为发展中国的火箭、导弹、航天事业挑起了更加沉重的担子。一个新课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这就是“两弹结合”。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东风二号”试飞成功后的3个月——10月16日也爆炸成功了。这次爆炸试验是在高架上进行的。这就向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课题，如何将小型化的原子弹送到远距离
的目标，也就是说必须解决把核弹头和导弹结合起来的问题。
早在1963年12月5日，中央军委根据我国原子弹研制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召开了专门委员会，讨论核武器的发展方向。周恩来总理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就此问题确定了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弹头为主，以空投为辅的方针。
当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原子弹小型化的工程完成以后，钱学森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向聂荣臻提出了“两弹结合”的设想。聂荣臻听了很高兴，表示同意。
1964年9月1日，中央为论证钱学森关于“两弹结合”的设想，再次召集了专门委员会。会上决定，由钱三强所在的二机部和钱学森所在的五院共同组成“两弹结合”方案的论证小组，进行研究设计，并决定这项研究由五院抓总。
会后第二天，钱学森便与这个方案论证小组一起开始工作，进行方案选择。
钱学森的工作认真细致而富有成效，因为他深深懂得，“两弹结合”的成功，将使我国步入世界军事强国之列，其意义十分重大。
火箭，作为一种运载工具，可以用来进行科学试验，可以运载人造卫星上天，又可以成为远距离的杀伤武器。作为杀伤武器威力的大小，完全在于其头部运载的是什么样的爆炸物。只有当它成为核弹头的运载工具时，它才真正可以称之为战略武器。
美国早在1951年便开始了这方面的试验。他们于1958年12月，将战略导弹与氢弹首次配套组成的第一枚导弹核武器——雷神中程导弹，开始装备美国军队。从此，导弹核武器成为美国推行
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当时，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也是依靠这种战略核武器与美国相抗衡。
在我国，如何将两弹结合起来，组成有实战价值的威力巨大的核武器，是一个堪称当时世界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中的重大课题。
钱学森从始至终参与了这个课题的方案论证，做了大量细致的资料研究和调查工作。一个月之后，钱学森便向聂帅提出了一个方案。对于钱学森办事效率之高，聂帅早有体会，但是，这次方案提交之快，又使他大大吃了一惊。
1964年12月24日，钱学森领导的方案论证小组正式提出了两弹结合的总体方案。对于导弹头部壳体外形尺寸的改动以及头部加温等也提出了系统的方案报告。
从此以后，钱学森的工作任务更加繁重，同时．风险也越来越大。两弹结合的试制工作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对导弹进行适应性改进；第二，对原子弹弹头进行适应性改进；第三，解决“两弹结合”的全面配套与协调。
在这繁重而风险大的任务面前，有的人流露出畏难情绪。钱学森感到这种情绪不仅会影响工程的进度，更严重的是，会给工程的质量、安全带来重大影响。他不失时机地同有关人员谈话，耐心地启发诱导，还亲自到风险较大的部位帮助解决困难、由于钱学森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使得参加研制工作的科技人员情绪饱满，工作尽心尽力，工程进展迅速。
这期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两国之后，经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回国。在返京途中，专程来到茫茫戈壁滩的酒泉发射基地，特意赶来观看了“东风二号”导弹的“搭载”发射试验。
这次给周总理看的是考核搭载的“东风二号”引爆控制系统。
这一天，天气很热，烈日炙烤着茫茫沙海。周总理不顾长时出访的旅途辛劳，头顶烈日，走遍了酒泉发射基地的每一个试验场区。
在钱学森的心月中，周总理是最富有真知灼见的伟人。在这大漠荒原迎接周总理的到来，他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和振奋。周总理热情地关怀着从事航天事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在钱学森的陪同下，每到一处，总理问寒问暖，与科技人员亲切谈话，不时响起爽朗的笑声。周总理看完发射场的设施后称赞说：
“几乎无法想象，在这沙土飞扬的戈壁荒滩，能够建起这么一座具有世界水平的现代化城堡。这是你们航天人的成绩嘛！”
周总理还深情地说道：
“我走进这广衰的沙漠荒原，和大家一样，有一种自豪感。我觉得，此时我也成了这荒原的主人。”
周总理亲切感人的话语，再次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周总理的到来，给发射场带来了节日般的欢乐。人们说，自航天城堡建设以来，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亲切、这么温暖、这么令人回振奋的话语。
钱学森和航天城堡里的所有科技人员一样，从周总理的谈话回中受到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他觉得周总理的感受是那么深刻，周总理的感受与所有热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的感受是相通的。这里的人都有一种自豪感，都有一种主人翁的责任感。正是在这种神圣情感的驱动下，钱学森暗暗发誓，要尽自己的所能，为这广袤的大漠，为祖国的航天事业，抹上一笔绚丽的色彩。
进入六十年代以来，钱学森为实现自己的誓言不懈地奋斗。他回带领众多优秀的青年航天科技工作者，在这大漠荒原的舞台上，上回演着一幕又一幕二十世纪中国军事科学的神话剧。他们研制的地对空导弹，一次又一次地击落了进犯我国领空的敌机。以后，他在研制“两弹结合”的同时，还潜心研究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控制与制导技术。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控制与制导技术被列入国家重要科研项目；在他的积极指导下，使我国的控制与制导技术很快就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如今，我国超低空、低空、中空中高空，已经筑起了一座座坚固的无形的长城。用现代化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人民军队，牢固地守卫着祖国的领空、领海和广袤的领土。
周总理不顾旅途劳顿、在发射基地听取了“两弹结合”发射准备工作的汇报。”
两弹结合的关键，是制造一枚适合于导弹运载的小型裂变弹。
但是，制造这种裂变弹，需要过三关：第一，搞好小型化，以减轻其重量；第二，提高火箭推力，以增强其实用性；第三，满足核弹头再入的环境考核试验。
为了过好这三关，钱学森绞尽脑汁，开了许多次“诸葛亮会”，设想了各种情况与处置方案。但是，周总理听了汇报之后，还是不放心，提出了一连串的“怎么办？”
“核弹头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掉在某个国家边界附近怎么办？”
“掉下来爆炸后着了火怎么办？”
这一连串的“怎么办”，体现了周总理一贯严谨的工作作风，也体现了总理关心人民、爱护人民的公仆心肠。的确，“两弹结合”的试验，人命关天，且涉及与兄弟邻邦的友好关系。周总理提出这么多“怎么办”，是在情理之中。
钱学森深知周总理的嘱托，总是那样细致周到，力求万无一失。钱学森以严格的科学试验得出的结论和周密的防范措施，给了周总理以满意的回答。
在国防科技战线上工作的人都知道，我国的火箭、导弹乃至卫星发射，从来没有发生过人员伤亡的大事故，得益于两个方面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国务繁忙、德高望重、机敏过人的政府首脑周恩来；另一个是才高八斗、知识渊博、赤诚爱国的科学家钱学森。尽管他们的地位不同，职务不同，工作性质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颗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胆忠心，他们都有着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因此，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把共同的要求和目标，熔铸到具体的事业中去。
1965年5月中旬，“两弹结合”的地面效应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只待飞行试验了。他们把这一喜讯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知道 以后非常高兴，特意派专机将钱学森等参加试验的人员接到北京，共同庆贺，热情款待。
对于“两弹结合”的效应试验，我国政府于1965年 5月15日发表了《新闻公报》。公报称：
这是继1964年10月 16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中国人在加强国防、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方面的又一重大成就。
这则《新闻公报》虽未点明是“两弹结合”的效应试验。但敏感的外国新闻机构以及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还是从中悟出了这次试验的重大战略意义。
1966年9月，我国“两弹结合”的正式产品——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准备工作，已经完全就绪。两弹已经安全运抵酒泉发射基地。
这一天，聂荣臻元帅与钱学森一起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
毛主席认真细致地听完了钱学森的汇报，高兴地说道：
“谁说我们中国人不行？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
现在这不是搞出来了吗？当然，还要进行飞行试验。”
说到这里，毛主席对着聂荣臻说道：
“你是常胜将军嘛！可是，这次飞行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哟！”
毛主席的话，再次为钱学森敲响了警钟。他反复思考着毛主席的话，这看似戏言，实则是十分严肃的警告。我国的核武器试验与某些西方大国不同，我们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不能在自己国土外进行，而是在本国国土内进行飞行爆炸，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如果发生意外，国家和人民将承受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上的损失。因此，绝对不能打败仗，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然而，这时，我国已经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干扰和阻力与日俱增。发射试验的不安全因素，也在增加。钱学森力排派性斗争的干扰，抓紧时间，过细地做好试验前的准备工作。
1966年IO月8日，钱学森参加了由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听取了试验现场总指挥张震表关于两弹结合最后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
10月20日，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又听取了总设计师谢光选以及试验队负责同志的汇报。钱学森也参加了这次汇报会。
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非常细致地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以后，提出了永载史册的“十六字诀”，这就是：
“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党中央终于下了“两弹结合”热试验的决心。
随即，钱学森随同聂荣臻一起，乘专机飞向西北酒泉发射基地。
1966年10月下旬，“两弹结合”的首次热试验即将进行。
一切准备工作已完全就绪，只是天公不作美。气象预报说，我国西北部地区大面积连阴天气将持续数日。
天气似乎有些反常。一向干旱缺雨的西北部地区，10月份，正是晴好天气，今年却是少有的例外。
戈壁滩的十月，已是深秋季节。阴霾数日，气温骤降。每到夜晚，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怪声四起，令人毛骨悚然。钱学森睡不着觉，轻手轻脚地起来，到场地巡视了一遍又一遍，生怕发生什么意外。白天，他趁等待发射的时机，反复仔细地查看各项准备工作和仪器设备的情况。“两弹结合”试验，要在剧烈的原子分裂和强大的质子轰击下进行，其危险性可想而知。他心中牢牢地记着周总理“周到细致，万无一失”的嘱托和毛主席“可能打败仗”的警告，一颗心总是悬在嗓子眼里。、
然而，令他不放心的还不只是设备上的事。由于连日阴云密布，恶劣天气迟迟不肯退走，一些参试人员的心情也在变得焦躁不安。这种心情对于安全发射是致命的大敌。于是，他每走到一处，都要做思想安抚工作。他总是笑微微地耐心劝导大家：
“不要急，天气很快会好起来的。天气不好，正好给了我们更多的准备工作时间，大家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周到，万无一失。”
有一个年轻人发牢骚说。“这个老天实在不长眼，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阴起天来没完没了！”
钱学森笑了笑，对那个年轻人说道：“看来，老天也并不像有的圣贤说的那样不犯错误。现在他就犯了错误，不过，我们还得谅解他。”
一句话，逗得年轻人笑了，这里的气氛也随之活跃了。
在阴霾密布的日子里，钱学森走到哪里，就将欢乐情绪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带到那里。他既帮助参试人员解决思想问题，也帮助他们解决技术问题。因为，钱学森拥有渊博的科学技术知识。
众所周知，搞原子弹并不是钱学森的专业，但是，搞”两弹结合”热试验，涉及原子核裂变反应过程十分复杂的计算工作。对此，钱学森也能像这方面的专业人员一样，可以熟练地编制程序，操纵高速电子计算机进行运算，一样的准确，一样的敏捷。
1966年10月27日，天空阴转多云。这对发射基地的参试人员来说，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信号。人们的脸也开始“阴转晴”了。
虽然是多云天气，且有大风，但是能见度较高。于是，钱学森与试验指挥部的负责人商议，决定抓住这个战机，进行试验。
拂晓，发射连的车队最先出发了，紧随其后的是产品结合车、调温车和其他装备车，最后则是试验队科技人员乘坐的大轿车和聂帅、钱学森乘坐的小车。
当车队驶入发射场地时，戈壁滩上的狂风突然加剧，它漫卷黄沙，将本来就躲在云团背后的太阳，遮挡得更加暗淡，能见度只有50米。
钱学森跳下轿车，忧心冲忡地面对着肆虐的风沙。他以挑战者的神态迎风站立在戈壁滩上，背着太阳望去，似乎看到远处飘来一个五颜六色的彩球。有人大声喊道：“钱老赶快回到车里！”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头上的军帽已被大风拽走了，刹时卷到了高空。司机连忙跑过来，把他拖进车里。
坐在车里的聂帅关切地问道。“天气这样坏，试验还能进行吗？”
“假如大风继续刮下去，试验只有推迟进行了。”钱学森不情愿地回答说。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风速终于下降到每秒20米。
于是，下令开始吊装工作。
在八级大风中吊装核弹头，这是何等的危险！但是，人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一心想的是尽快完成试验任务。人们争先恐后地去做最危险的工作，似乎人人都在甘当普罗米修斯。
风速在继续下降，能见度也越来越高。
终于，结合车与起竖架紧密配合，顺利地完成了“东风二号”导弹与核弹头的对接。
发射转入正常程序：起坚，测试，加注，瞄准……
“30分钟准备！”指挥部发出了命令。
操作人员按照命令迅速撤出发射阵地。
这时，钱学森随聂帅进入地下指挥控制室内。
“东风二号”载着核弹头，傲然矗立在发射架上。
此刻，漫漫的风沙渐渐隐退了。随着加注燃料的车辆和人员最后撤离场地，整个发射场一下子变得寂静异常。发射架下悬挂着的那块巨幅木牌上，周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十六个红色大字，在微弱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钱学森与聂帅端坐在地下指挥控制室，缄默着。
发射基地死一般寂静。
两弹发射前的这一段时光，紧张而沉寂，让人喘不过气来。钱学森见到现场指挥员作了一个有力的手势和发出口令后，操作员那双操作计算机的双手微微抖动了。荧光屏上开始跳动着倒计时的阿拉伯数字：
“10……9……8……7……6……5……”
按规定，钱学森和聂帅都应当穿上防护服，以防发生意外。可是，钱学森却对聂帅说：“不穿了，没问题。”
钱学森与聂帅的镇定自若，带给参试人员的是极大的鼓励和镇定。
“4……3……2……l……0……”
只听一声轰鸣，地下指挥室也为之颤动了。
聂帅和钱学森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清，竟然一起跑出了地下掩蔽部，到地面看个清楚。
他们亲眼目睹了“东风二号”载着核弹头腾空而起的壮观景象。只见它越飞越快，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云层中了。
钱学森和聂帅几乎同时看了看表，时间是1966年IO月27日上午11时。
“东风二号”载着核弹头，按照预定弹道朝着罗布泊落区，呼啸着飞去。
很快，千里之外的核弹试验场传来喜讯，核弹头精确命中目标，准时实现核爆炸。
罗布泊的大漠中，再一次升起一朵绚丽的蘑菇云。
“两弹结合”热试验成功了！
发射现场，参试人员在欢呼。聂帅与钱学森再一次互相拥抱着。一位是统领国防科技大军的元帅，一位是为中国火箭、导弹事业奠基的大科学家，两个人热泪流在了一起。
聂帅拉起了钱学森的手，与欢呼的人流一起涌向山坡高地，大家纵情歌唱、跳跃、欢呼，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成功的祝贺。照相机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人们纷纷赶来与老帅、与他们共同奋斗的科学家合影留念。
1966年10月28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在一版头条位置用通栏标题发表了新华社的《新闻公报》。
［新华社十月二十七日讯］新闻公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在本国的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这次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力量，在毛主席思想光辉照耀下，正以更大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中国人民在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方面取得的又一个新的重大成就。
......
“两弹结合”热试验的成功，震惊了世界。在发展中国家、在当时的第三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纷纷打来电报或发表谈话，表示祝贺。
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28日打电报给毛主席，热烈祝贺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电报说：
值此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之际，我谨代表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敬爱的主席同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拥有了核武器，这次又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证明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正在迅速发展，保卫伟大中国的
国防力量更加强大。
......
28日，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就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发表社论，社论指出：
中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对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保卫真正和平而斗争的全世界人民的一个新贡献和巨大鼓舞。
正在我国访问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皮尔扎达，28日在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
中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是一件有意义的成就，是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大步前进的标志。
在日本东京，日本各界人士集会热烈欢呼中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日中友协、东方通讯社、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等组织的负责人，在集会上纷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在马里首都巴马科，在埃及首都开罗，一些群众团体的负责人，都在集会上发表谈话，对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然而，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消息，在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引起了更加强烈的震动。下面是西方通讯社从华盛顿发出的消息：
中国宣布的消息，“使美国官员们大吃一惊”，“使华盛顿白宫官员目瞪口呆”。美国副总统汉弗莱28日匆匆同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议，讨论中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问题。
......
美国国务院在保持了一天多的沉默之后，在28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强作镇静地说什么中国这次试验是在美国“预见的时期之内”进行的。但是，当时的美国白宫只不过是用撒谎来掩盖自己的惊慌。美联社在27日的一条消息中承认，美国官员本来认为，中国能否在十年内制造装有核弹头的导弹。“是值得怀疑的”......
法国《战斗报》28日指出，这次试验对约翰逊是一个“晴天霹雳”。法新社也报道说，由于中国发射核武器试验成功，约翰逊28日访问曼谷时。“阴暗的气氛占了上风”。
共和党参议员希肯卢拍28日说：“我还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国家在第一次试验中就成功地发射出一枚核导弹，并且使它命中目标。”“把这样一套武器发射出去，是要有一套相当复杂的机械工程和物理计划的”。
《华盛顿邮报））28日也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核国家”，这是西方必须承认的“现实”。
一家外国报纸惊呼：
中国这种闪电般的进步，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撼产 了全世界！
不错，“两弹结合”的试验成功，从而确立了我国是拥有战略核武器的军事大国、军事强国的地位，从而震撼了世界。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美国用了13年，我国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这里有我们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在统一集中、宏观调控方面的优越性，有全体航天科技人员的努力。然而，这一切又是与钱学森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位崇高的爱国主义者，这位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不图虚名，不恋享乐，终生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的科学勇士。
在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喜讯，像春雷一样响遍全国各地，举国为之欢腾。人们纷纷涌向大街、广场，敲锣打鼓，热烈庆贺，亿万群众都为这巨大的成就欢欣鼓舞。
刚从发射基地风尘仆仆回到北京的钱学森，还未来得及与家人、与妻子蒋英一起分享这成功的喜悦，便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邀请。
一向善于控制感情的周总理，此时，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巨大喜悦。他特意把钱学森邀到他的办公室，兴奋地说道：
“全国都在庆祝胜利，我们也在这里庆祝一下吧！”
尽管庆祝的方式非常简单，仅仅一碟冻鱼，一杯水酒而已。但一是，由于它的简朴、真挚，而愈显得隆重。一位日理万机的总理，一位拼死搏击的科学家，两颗滚烫的心溶为一体，他们都为共和国的强大，为了祖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度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今天，终于获得了丰硕的果实，得到了成功的回报。他们怎能不喜出望外呢？
后来，一位海外的专栏作家写道：
1960年——1977年，是中国大陆发展飞弹的黄金年代，曾靠着众多人口和传统兵力作战的中国军队，短短20年内，居然有了最先进的可携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对于这样的转变，凡是介入钱学森事件的美国政府人员，都知道这是钱学森所带动的。
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钱学森带动了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是他创造了两弹结合的杰作，是他取得了一箭双弹的圆满成功！
这一胜利，挺起了民族自强的脊梁；
这一胜利，摧毁了霸主封锁新中国的铁圈；
这一胜利，托起了炎黄子孙千百年来富国强民的梦想！
遨游太空，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几千年的梦想。
在中国，这种“飞天”梦似乎特别多。诸如“嫦娥奔月”，“夸夫逐日”,“银汉暗渡”，以及孙悟空大闹天空……许多神话故事都把宇宙星际之行描写得非常美丽动人，令人向往。而且，第一个企图飞天的人，也正是中国人。
可惜，中国人的这种飞天梦一直到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不曾实现，而是让苏联人拔了头筹。这对中国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刺激。
然而，在这方面震动最大的，莫过于一向怀有飞天梦想的钱学森。
自从1960年4月12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之后，钱学森便在首都科技界发起举办“星际航行座谈会”，而担任第一次“星际航行座谈会”主讲的，便是钱学森自己。
座谈会没有一般行政性会议的那些繁文缛节。上来便是主讲人的发言。钱学森走到讲桌前，用及其平易近人的声音，开始了他的演讲：
“我所讲的题目是：《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的火箭动力及其展望》。”
钱学森平稳地讲道：
“……回顾自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成功地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而开辟了宇宙飞行的新纪元。以后，又连续发生了三个人造地球卫星，三个宇宙火箭。但这都是不载人的，是全机械化的宇宙探测器，或是试验装置。1961年4月12日才开始载人的宇宙飞行。这两个历史新纪元，三年六个月零八天，科学技术在苏联的发展是以什么样的速度在进展着！这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领域内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与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这样一个辉煌成就相比，美国帝国主义者则显得十分拙劣。美国原想争先把人送入卫星轨道，搞了个什么水星计划，想在１９６０年实现。但是，这个如意算盘在事实面前不得一次又一次的更改,一次又一次延迟……美国人穷追猛赶，是帝国主义落后于社会主义的表现。
“说苏联‘东方号’载人卫星发射成功和安全返回地面，是宇宙飞行的一个新纪元是有理由的。因为叫一颗卫星式宇宙飞船能够精确地、安全地降落在一些指定的地点是火箭技术中一项伟大的成就。……‘东方号’在开动制动装置的时候，是位于接近南极的上空，以三十分钟的时间几乎绕了半个地球才从西北飞行方向落到苏联国土。在降落动作开始的时候，宇宙飞船的制度火箭发动机必须调动卫星轨道运行的方向，使推力向运行相反的方向作用，把飞行速度降到略小于第一宇宙速度。这时地球引力就会把宇宙飞船从卫星轨道上拉开，以椭圆轨道落向地面。……
“人类掌握了这种先进的制动火箭发动机，就掌握了往返宇宙的自由，人类就将以新的观点研究宇宙，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就会以更大的速度向更广泛的方面进行。”
座谈会是学术性的。但是，毫无疑问，也是在引导科学家为我国的宇宙航行事业从思想到技术作出准备。这大概就是钱学森发起这次座谈会的初衷。
事实正是如此，我国自行设计的改进型导弹连续发射成功，并按预定要求精确击中目标，证明了我国研制的火箭质地优良，性能可靠，对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人造卫星问题，自然便提到科学家的科研日程上来了。
１９６５年初，钱学森兼任中国工作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他在分析了我国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有利形势以后，于１９６５年１月８日向中央军委写出了一份关于制定卫星研究计划的建议。这份建议指出：
自苏联一九五七年１０月４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科学院对这些新技术都有过一些考虑，但未作为一项研制任务。现在看来，弹道导弹已有一定基础，再进一步发展即能发射仪器卫星，计划中的洲际导弹也有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工作是艰巨复杂的，必须及早开始有关研究，才能到时拿出东西。因此，建议早日主持制定研究计划，列入国家计划，促其发展。……
这份建议书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国防科委对钱学森的建议，进行反复讨论研究，作了可行性专题认证。于4月29日，正式向中央提出了“设想在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年发射我国第一颗重量为一百公斤左右的人造卫星”的报告。
1965年5月，这一“设想”在中国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得到批准，并责成国防科委具体组织协调。
7月，中国科学院又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的建议》。
8月2日，这一建议在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原则上得到批准。
同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的委托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论证会，即“651”会议。
会议经过42天的论证，研究，初步确定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
要求几颗卫星能够成功地飞上去，转起来；地面监测系统要抓得住，跟得上；全球人民看得见，听得到。
“651”会议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还提出了总的进度要求：1966 年完成技术方案论证，建成地面测量系统；1969年完成正式样品的试制。
从此，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发射，正式按分工纳入了各部门的长远及年度计划，并开始实施。
至此，中国航天科技事业，从1958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开始，经历了创立时期和技术准备时期，进入了全面规划和正式开始研制时期。
卫星工程上马之后，从事卫星研制工作的科技人员猛增。从全国选调来的大学生涌向中国的“卫星航天圈”。
当然，这些选调来的大学生，也是绝大部分专业不对口。于是，钱学森向火箭、导弹事业起步时那样，再一次办起了”扫盲班”。
在“扫盲班”的第一课上，钱学森向年轻人重点讲了立志征服太空的伟大意义。他说道：
“1957年10月4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伟大的故事发生了，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人类第一次克服了地球的束缚，冲出大气层，设想敲响了太空的大门。伟大领袖毛主席，密切关注着北方邻国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远征。他以历史伟人的洞察力，敏锐地预见到人造卫星将给人类文明史带来的巨大影响。作为一个爱国主义的伟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感到他的祖国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
“苏、美、法等强国，不仅在地球上称雄争霸，高筑堡垒，而且为了争夺生存最高点，又在外层空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中国人也要奋起直追，为自己的球籍而战。”
在进入专业知识的讲解时，钱学森并没有向高等学府的授课方式那样，一下子把学员们搞得深不可测，而是极力以最通俗的方式讲解那些非常深奥的理论。既要使一般人听得懂，还要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个主张曾经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是，他却坚定不移。
钱学森带领的这支队伍，当时就是从ABC对这些最基础的常试的了解开始起步，才逐步成长起来的。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航天队伍已先后为我国与外国发射了将近四十颗人造卫星，成功率之高，举世瞩目。
1966年下半年，正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进入技术攻关阶段，卫星本体、运载火箭和地面监测三大系统的研制工作取得可喜进展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已达17年的陈伯达，几乎从来不过问院务。但是，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却一反常态，变得十分关心院务了。
1966年 7月3O日。
这天，天气闷热难耐，眼看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陈伯达陪同江青一道，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科学院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就是在这个大会上，陈伯达这位副院长登台亮相了。他撕去了文人学者的面纱，露出了一副狰狞的面孔，挥舞着拳头，大讲阶级斗争，号召科学院全体革命群众立即行动起来，狠狠揪斗形形色色的“走资派”。
在陈伯达和江青等人插手策划下，中国科学院很快燃烧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革命群众分裂成了两派，迅速掀起了揪斗“走资派”、横扫“修、资、反”的热潮。于是，科学院以及各院所领导机构瘫痪了。
周总理闻讯后，心急如焚。于1966年8月，火速派去刘西尧以总理特派员的身份进驻中国科学院。
刘西尧带着总理的嘱托，经过深入的调查了解，很快向周总理作了报告。认为，科学院的目前状况已使卫星工程的研制工作受到很大干扰。若照此发展下去，势必影响和拖延卫星发射计划。因此，必须尽快设法改变眼前这种局面。
中国科学院的形势在继续恶化。1966年9月7日这一天，科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召开声势浩大的“万人辩论大会”。周总理知道后，决定亲自参加这次辩论会，利用这次集会贯彻中央的政策，做群众的工作。于是，身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不顾身体有病，不怕混乱局面的危险，驱车赶到“万人辩论大会”的会场。
周总理端坐在大会的主席台上，认真听着两派群众辩论代表一的发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辩论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周总理的眉头越锁越紧。总理终于忍不住了，他嚯地站起身来，对着话筒旗帜鲜明地说道：
“……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已经有一很多材料证明，我们某一方面的工作已经推迟时间了（指卫星研制工作）。我昨天刚看了一个紧急报告，我心里很不安啊！……”
周总理的这番话，在两派群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这次辩论大会结束以后，“651”卫星设计院的专家们重新返回了设计室，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排命工作，希望能够抢回耽误的时间。
可是，这种状况没有坚持多久，陈伯达又组织科技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竟然选定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靶子”。陈伯达还宣称：“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
在陈伯达的煽动下，各种名目的大批判联络站纷纷建立。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喧闹声中，形势一天天在恶化，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对科技人才的摧残日益严重。
在国防科委机关，每天可以接到各地纷纷打来的报警电话：
承担研制卫星零部件任务的沈阳、南京、合肥、长春、成都等有关单位发生武斗，生产严重受阻；
正在施工的喀什、长春等地的地面观测站，由于武斗，工程基本停止；
在哈密，由于武斗，将4000多吨重的通讯器材扔在荒郊野外，任凭风雨剥蚀；
在秦岭深处，原本用于计算卫星轨道数据的程序纸，写成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大字报；
在西北火箭发射场，这个已被确定为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地方，这个多年来严格保密、与世隔绝的发射场，两派交锋，你争我斗，越斗越凶，甚至有人还要将发射基地的参谋长徐明“请”进大批判会场。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钱学森脸上那永恒的笑容没有了，众多的科技人员急得团团转。各地方领导人除向中央告急之外，均束手无策。
1967年l月23日晚，中央军委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聂荣臻关于“军队系统及国防科研单位不能像地方那样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意见。并在聂帅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会议纪要。下发给各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研单位。为了强调这个纪要的重要性和不可置疑的权威性，有人提议在场的每个元帅都要在“纪要”上签上自己的名宇。
于是，叶剑英元帅首先站起来，第一个在“纪要”上签了名。
接着，是聂荣臻元帅签了名。
尔后，朱德、陈毅、徐向前、刘伯承、贺龙等六位元帅也依次签了名。
“纪要”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下发的一份特殊的文件。八位元帅在一个会议纪要上联合签名，也属首次。
次日，这份具有特殊身价的“纪要”首先印成了传单，用飞机送往西北酒泉发射基地。
不久，中央军委又下发了一个关于国防科委所属基地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只搞正面教育的通知。
周总理与聂荣臻针对国防尖端科研战线出现的严峻形势，向全国各地、中央直属有关单位签发了一系列文件和电报。与此同时，他们联名向毛主席提出了稳定国防科技战线形势的建议。
1967年3月，周总理和聂荣臻一道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军事接管和改组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
与此同时，周总理还提出了对6个国防工业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建议，一并呈报毛主席。
毛泽东主席接到报告和建议的当天，就作了指示：总理照办。
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了对各国防工业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人造卫星的主要研制单位，将从事空间技术研究的有关科技人员，包括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委两大系统所属有关单位的空间技术骨干，抽调出来，正式组成“卫星研究院”，亦称“空间技术研究院”，归七机部建制，由钱学森兼任院长。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从事空间技术研究的科技人员，一律穿上军装，包装了绿色“防护衣”，再装进绿色“保护箱”。钱学森以及他带领的这支卫星队伍，从此得到了安定的环境。
尽管如此，钱学森还是告诫青年科技工作者们说：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不能让事业受损失。让‘卫星上天’，是我们大家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团结一致，坚守岗位。‘卫星’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下去，哪怕是付出最大的牺牲。”’
那时，在我国各地，众多人嘴里呼喊的时髦口号是“造反有理”。而在钱学森的嘴边上常挂着的话是“卫星上天”。
在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以“派”论亲疏。然而，在钱学森家里，常来的客人绝大多数却是“天圈”里的人。大家在一起，只谈“天”，不说地。
那个时候，在科技界还有一种怪现象，从两派群众中分离出来的人被“造反派”称之为“逍遥派”。当年，许多“天圈”里的人，“逍遥”于文化大革命之外，却一头钻进人造卫星的事业中，拼命苦干。这些人便成为了钱学森家的常客。钱学森很乐于与这些很有“策略”的年轻人在一起，共同讨论人造卫星技术上的难题。他的书房里又悬挂起那块大黑板，他们或是用来推导，或是用来演算。这块黑板变成了他们邀游太空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