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发

从1966年的下半年开始，正当几亿中国人全身心地投入狂热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恰是世界许多国家发射人造卫星的高峰期。全世界几乎平均每三天就有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1967年，苏联发射了8O颗卫星，1968年，又发射了84颗。当然，热衷于称霸世界的美国也不甘落后，与苏联展开了发射竞赛。
早在1965年，法国曾用自制的“钻石”运载火箭，成功地将法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天，把原本领先发射导弹的中国抛在了后面。
此后，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也趁中国忙于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暗暗加快了人造卫星的研制和发射的步伐，大有抢先于中国发射第一颗卫星的势头。
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钱学森心急如焚。他思忖再三，决定通过大胆启用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的方法，加快研制人造卫星的进度。于是，有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家走上了科研的领导岗位。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推荐年仅37岁的孙家栋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的负责人。
孙家栋于1958年毕业于苏联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原本是主攻发动机设计专业的。他回国以后，曾多次随中国谈判代表团赴苏联，担任俄语翻译，为此，结识了钱学森。在接触中，钱学森对这个年轻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他正式调入钱学森领导的导弹研究院，担任导弹总体方案设计师。由于孙家栋工作上的突出表现，也由于钱学森在使用提拔人才上不拘一格，孙家栋很快出任了导弹设计部的副主任。孙家栋在钱学森的指导下，参与了仿苏导弹的设计，接着又参与了“东风号”系列导弹的研制工作。他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卓有成效，在科技人员中有口皆碑。这一切，钱学森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的一个下午，孙家栋正在大汗淋漓地趴在火箭图纸堆里进行一项改进型导弹的设计，突然，一位名叫汪永肃的军人来到了孙家栋的办公室里。江永肃作过自我介绍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
“中央已经正式决定，尽快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向聂帅推荐你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现在，根据聂帅的指示，决定调你到空间技术研究院。”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孙家栋十分兴奋。尤其是，当他知道自己被选调到空间技术研究院是他崇敬的航天技术权威钱学森点的将，又是聂帅亲自批准的，一种自豪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二话没说，一手提了铺盖卷，一手提了书箱，立即到这个新组建的新摊子报到。
孙家栋这个新官上任之后，第一件事也还是挑选人才。他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跑了几十个有关单位，详细考察了各个部门中具有一定特长的技术骨干，最后终于选出了18名干将。后来，这18名干将号称“航天十八勇士”。其中有专攻技术理论的，有搞技术工程的，有搞技术管理的，还有专搞技术档案的……总之，十八勇士，带来了十八般武艺。
“十八勇士”加盟卫星队伍后，使得卫星总体设计部充满了活力，以高效率运作起来。
1967年10月末，国防科委召开了“东方红”号人造卫星方案的修改论证会。与会者多达200多人。会议在钱学森主持下，充满了学术民主的气氛。他引导与会的科学家，对各个系统进行反复、深入的论证，取得了较快的进展。许多与会者事后回忆说：“钱学森在几次论证会上，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他广征博采，集思广益，反复比较，优中选优，最后确定方案，使人们心服口服。”由于钱学森在技术上的严谨负责态度，使人造卫星方案得以很快落实，避免了走弯路，避免了犯错误和遭受严重损失。
在这次讨论会上，对原方案又进行了简化，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把发射卫星的要求概括为十二个字：上得去，跟得上，看得到，听得见。
科学性的问题逐一解决了，但是，在那个“一切突出政治”的年代里，即使是纯科学技术性的事情，也要同政治连在一起。那么怎样通过发射卫星来“突出政治”呢？以钱学森为首的专家们，曾经为此冥思苦想，大伤脑筋，到头来依然是一筹莫展。
后来，终于有聪明者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把《东方红》乐曲安置在卫星上，让中国的人造卫星向全世界播放。
主意虽然绝妙，但是从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于是，只好在原来的卫星总体设计方案中，增添了一项播放《东方红》乐曲的难题。
经过简化、修改后的卫星研制方案终于被确定下来。自此，中国的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于是，钱学森和他的卫星研制队伍进入了更加忙碌的阶段。
第一颗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一号”。在“长征一号”试制和总装中，钱学森亲临第一线，和大家一起解决关键技术问题。他那废寝忘食、连续奋战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给了青年科学家们以深刻的教育。人们不会忘记他经常说的话：
“搞科学要有科学态度。我们是搞火箭的，它不允许有任何细小的疏漏。想想看，电视机、收音机质量不好，可以返修，火箭则不然。火箭能上天，就算是成果；如果上不去，便是吃了大零蛋。”
年轻的专家们曾说：“只要有钱老同我们在一起，大家心里就踏实。”
“长征一号”火箭的研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为要把人造卫星送入预定的空间轨道，需要克服地球引力，达到相应的宇宙速度的强大推动力的火箭。在此之前，钱学森领导的那个导弹研究院研制成功的各类火箭，都属于单级火箭。这些单级火箭虽然具有能够飞出稠密大气层的推力，但是却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即每秒7．6公里的速度。因此，不可能成为人造卫星的运载工具。“长征一号”火箭必须是多级火箭，需要在技术、材料许多方面进行改进。年轻的科学家们在钱学森的指导下，昼夜奋战，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
“长征一号”箭身长度为29．46米，最大直径为2．25米，是一枚三级火箭。
根据计算，“长征一号”利用三级火箭的连续加速，将“东方红一号”送上预定卫星运转轨道是没有问题的。剩下的问题是，火箭发射的方位，以及一、二级火箭脱落后的降落地点如何避免引起国际纠纷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完全依靠精确的计算。
于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轨道设计师们，钻进计算机房里开始了紧张的运算工作。每设定一个方案都要经过千百次的运算，而后再拿来进行比较，最后，终于选定了一个最佳方案，这就是：火箭发射方位应定在偏南70度，这样便可以使全球各大洲的人都能看得见“东方红一号”的飞行。同时，火箭沿着这个角度形成的轨道飞行，第一级火箭工作完毕后，其空壳可以坠落到我国甘肃省境内；第二级火箭的空壳可以坠落入南中国海；第三级火箭的空壳则在广西北部上空与卫星一起进入运行轨道。因此，不会引起国际纠纷。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
七机部第一研究院火箭发动机研究所的试验大厅。
“长征一号”火箭滑行段喷管控制的仿真试验正在紧张进行。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第二级火箭燃烧剂燃烧完之后至第三级火箭点燃之前，有200多秒的滑行飞行段。就在这200多秒的期间内，需要进行姿态控制，消除滑行的干扰，以便为第三级火箭发动机点火建立必需的姿态条件。为解决滑行段喷管控制问题，必须进行滑行段晃动半实物仿真实验。可是，在实验中出现了异常现象：滑行段的晃动幅值有几十米之大，这势必影响第三级火箭点火进入预定轨道。
在试验现场，专家们陷入沉思，但是，苦于找不到克服晃动的办法。
钱学森赶来了。当他详细观察了试验过程以后，随即组织参加试验的专家们进行分析、讨论。他认真地听取了大家的发言，然后从容镇定地说道：。
“不要紧的。这种现象是在近乎失重状态下产生的，因此，原晃动模型已不成立。要知道，这时候的流体已呈粉末状态，晃动力很小，不会影响飞行。”
一番精辟的分析，使在场的专家们茅塞顿开，大伙的心顿时变得踏实了。
后来的多次飞行试验证明，钱学森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1968年的初冬季节。经过三个春秋的紧张攻关，“长征一号”火箭各系统的零组部件从祖国四面八方几乎是同时运往战略火箭生产总厂。
我国第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很快总装完毕，经测试后运。往地面试验站，将要进入地面试车阶段。
按程序，这枚运载火箭在发射卫星之前，要进行一、二级，二级，二、三级，三级共四次火箭发动机点火和全推力状态下的试车，以考核各系统的协调性。进行地面试车可以提供比高空飞行环境，还要苛刻的动力学环境，以便对火箭上的仪器设备进行超负荷考核。
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派仗仍在升温，尽管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连续下达，国防科委系统不搞“四大”，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被称为“重灾户”的七机部两派殴斗依旧在继续。为运载火箭试车问题，七机部两大派互相顶牛，已经上了试车台的火箭，迟迟不能点火试车。
1969年7月，周总理不得不在百忙之中，抽出身来亲自处理这件事。
然而，派性这个幽灵一旦缠身，就很难摆脱。已经斗得眼红的两派，谁也不肯退步。周总理连续四次把两派的头头邀集到中南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是，两派的头头依然无动于衷。一些善良的人，看到心力交瘁的周总理如此操劳，都暗暗地流下了痛心的泪水。
两派的派性所以这般顽固，原来其根源盖出于“上头”。陈伯达、江青等是那些派头头的总后台，他们的险恶用心，是妄图拖垮人民的好总理。为了破坏卫星的研制工作，他们抛出了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周总理与之针锋相对，他果断地临阵点将：
“请钱学森同志亲自来组织这次试验。”
钱学森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义无反顾，迅即驱车前往试验站。
在试验站，钱学森将两派科技人员召集在一起，镇定自若地宣布道：
“今天，我是奉周总理之命，来主持点火试验的。”他用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严肃地扫视了一下会场，然后，用坚定的语气说下去：
“什么是突出政治？什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当前，尽快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去，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国制造的卫星，听到‘东方红’的乐曲，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任何人，任何一派，都要服从这个政治任务！如果技术上有不同意见，欢迎大家提出来，咱们当场研究解决。如果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那就暂时放一放。火箭试车要立即进行，一天也不能拖了。谁再拖谁负责！”
钱学森凭着一位科学家的良知和对卫星事业的一腔热血，终于感化了许多善良、正直的人。而他那超凡的才识与至高无尚的权威地位，慑服了那些被派性迷住心窍的人。
在火箭总厂厂部办公楼四层的会客厅里，两派终于达成了协议。
被派性“锈死”的地面试验站，终于奇迹般地运转起来。
一个月以后，“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预定的四次试车，顺利结束，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接着，1969年 10月，“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初样基本告成。但这时，有消息传来：日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加快步伐，有可能要抢在中国之前发射。
根据可靠的情报，从 1966年 9月到 1969年 3月，日本已经连续三次发射人造卫星，但是均遭失败。然而，这一次他们却决心要抢在中国之前，并扬言一定发射成功。
这个信息，对于钱学森来说，无疑等于是在他的脊背上狠狠抽了一鞭于。
钱学森心中很清楚，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我国赶在60本之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肯定无疑。即使在目前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于1969年底赶在日本之前发射，也是可以做到的。然而，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一连串的“怎么办？”闪现在他的脑际：且 在难以确保质量的情况下，万一发射失败怎么办？
卫星发射上天以后，失去地面控制怎么办？
卫星上天后，“东方红”乐曲不能奏响怎么办？
技术上的失败，本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中国当时特定的现情况下，则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关系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大事。在这种情况下，钱学森所想到的“怎么办”，是至关重要的。
与此同时，聂荣臻元帅也在思考着钱学森所思考的问题。于是，聂帅发出了指示：卫星研制要加快速度，但必须严格把住质量关。没有质量保证，卫星不能出厂。善解人意的聂帅，说出了钱学森的心里话，给了他巨大的支持。
在中南海，周恩来总理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百忙中的总理，要亲自听取有关卫星研制生产的详细情况。
那是1969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也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初样基本告成以后，钱学森与他的助手孙家栋先后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他们匆匆忙忙地摆放好了卫星初样，不一会儿，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有关部委的几位负责人，便准时出现在了大厅门口。
当钱学森将孙家栋介绍给周总理时，周总理紧紧地握住孙家栋的手亲切地问道：
“哟，这么年轻的火箭专家呀，今年多大年纪？”
孙家栋羞怯地回答总理说：“37岁。”
周总理风趣地说道：“嗅，还是小伙子嘛！学森同志的年轻弟子满多嘛！”
的确，钱学森热心培育青年人。他一贯倡导平等、民主的学术讨论风气，十分有利于青年人解放思想和创造性的发挥。钱学森时常与青年专家们围坐在一起，热烈讨论有关卫星的话题，而在这种平等、民主的气氛中，大家总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钱学森爱才如命，对那些勤奋攻关，刻苦钻研，善于思考，大胆创新的年轻人，总是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并把他们推向第一线。
“文人相轻”自古有之，在科技界也不例外。当有人对被推荐到第一线的年轻人求全责备时，钱学森总要站出来讲话的。他常说：
“对待任何人，对待任何事，都不要绝对化，不能苛求十全十美。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绝对的完美是不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不断地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事业怎样发展？社会怎样前进？”
当周总理和其他几位国家领导人看过“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初样以后，汇报开始了。
周总理说道：“学森同志，是不是你先谈谈？”
钱学森点点头，接着，从容而全面地汇报了有关“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研制及目前发射准备的总体情况。尔后，由孙家栋对“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初样作了讲解和说明，并汇报了有关研制的具体情况。
周总理对两个人的汇报听得很认真，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尤其是对于卫星上每一个环节的质量，都问得很详细。当孙家栋汇报结束时，周总理突然像考场里的主考官那样发问道：
“卫星上总共有多少根电缆啊？”
孙家栋如数作了回答。
周总理又问：“卫星上总共有多少个插头？”
这下可难住了孙家栋，他一时语塞了，只好红着脸羞怯地说一道：“总理，等我回去统计好，再向您汇报。”
周总理笑了。他和蔼地说道：“这些数字对我没有什么用处，对你们用处可就大啦！搞卫星工作一定要认真仔细。你们应该像外科医生那样，熟悉病人的每根血管，每一条神经，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在汇报中，钱学森和孙家栋都谈到了有的研制单位，在仪器上刻了毛主席语录，有些零部件还镶嵌上毛主席像章，这使他们感到很为难。
周总理听了，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说道：
“搞那些干什么？卫星一旦掉下来，还很可能引起政治问题嘛！”
这时，周总理环顾了一下江苏厅，接着说道：“现在到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悬挂毛主席像，使毛主席办公心情很不舒畅。这个房子主席就常来开会，不是没有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吗？政治挂帅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不能搞得太庸俗。有的人喊口号是一回事，真心尊重毛主席又是一回事。你们回去后把道理讲清楚，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要有科学态度。”
在卫星仪器上刻毛主席语录和镶嵌毛主席像章的事，由于周总理的制止，总算刹住了。但是，在当时出现的狂热的个人崇拜之风，却在变本加厉地发展着。
当周总理起身离开江苏厅时，已是午夜时分。
至此，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从运载火箭到卫星本身，第一阶段总算有了初步结果。但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最后生产，依旧处于分娩前的阵痛之中。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按照初样正在加速研制之中。然而，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干扰。林彪、江青对第一颗人造卫星工作频频插手，企图把人造卫星当作他们的一份政治筹码，成可邀功，败则倭罪，居心叵测。让“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太空高唱《东方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强加给科技人员的。
但是，不管这样的“高见”出自何人之口，在当时一旦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其他人是很难说“不行”的。
钱学森是十分崇敬毛主席的。在他看来，《东方红》这首歌曲，是对毛主席的颂歌，也是对共产党的颂歌。他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者，热爱新中国，崇敬新中国的奠基人。因此，对于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播送《东方红》乐曲，是乐于接受的。尽管他知道此举难度很大，耗资颇巨，难题很多。
首先一个难题是，让“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东方红》全曲？还是播放其中的部分小节？
当时，一部分人认为，《东方红》这首乐曲是神圣不可更改的，应当播放全曲；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卫星要播完全曲，技术上无法实现，只需要播出前八小节就可以了。
照第一种意见办，倒是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但是这将会给整个卫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若是企图避免这些灾难，在技术上又无法解决。按第二种意见办，在技术上较好处理，但潜伏着“断章取义”的政治风险。这样的大事谁也不敢贸然行事，大家要钱学森来决定这件事情。
钱学森面对这样一个说是科学又不完全是科学，说是政治又不完全是政治的问题，难以定夺。他只好把这个棘手的问题提交到国防科委，要国防科委决定。
可是，国防科委领导班子考虑再三，同样难以决定。钱学森只好以正式报告的形式，把两种意见同时报告给了中央领导。
周总理审阅了报告之后，批准了第二个方案，“东方红一号”上天后，只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前八小节。
方案定下来了，技术上的问题交由自动化研究所多才多艺的助理研究员刘承照具体承办。
在卫星上播放音乐，这件事不仅在科学上尚属首例，在无线电广播史上也是首创，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可借鉴。刘承照经过苦思冥想，反复琢磨，终于拿出了方案，又经过昼夜奋战，在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制成了音源振荡器，奏响了《东方红》乐曲。
总体设计人员又研制了乐曲发生器与之配套。为了简化卫星结构和减轻卫星的重量，决定安置一部功率较大的发射机，交替发射《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这样，地面每隔4O秒可将乐曲用磁带记录下来，再通过广播电台播放出去，人们从收音机中即可听到宏亮悦耳的《东方红》乐曲声。
那时，凡是涉及到毛泽东的事没有小事，都得百倍小心谨慎。所以，周总理在批准了第二个播放方案之后，对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工作，抓得非常细致，非常具体，一直到这个装置研制成功，还不敢放下心来。因为卫星还没有发射上天，上天后《东方红》能否响起来，都还是个未知数。
1969年8月27日，第一枚供预期飞行试验用的两级火箭竖起在酒泉发射中心55米高的发射架上。
当时，国际形势非常紧张。在火箭刚刚竖起的当天，便惊动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
与此同时，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动态的日本，更加虎视眈眈。
1969年9月初，火箭开始通电，进行垂直测试。但是，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出厂前测试时还很完好的陀螺仪突然一下子“失明”了。大家查来查去，就是查不出原因。
转眼2O天过去了，毛病还是找不出来。只好报告给在北京的钱学森，请求设法解决。
1969年 9月 26日深夜，钱学森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酒泉发射基地。
已经年近花甲的钱学森，不顾远程旅途之劳，下车后，来不及喝上一口水，放下背包，连夜赶往发射场。他目不转睛地观察着真空箱中反复出现故障的试验，看来看去，他那严肃的面庞，突然绽
开了笑容：
“嘿！同志们，大家太着急了，没有沉住气呀！”
原来，火箭试车后，在给仪器加强度时，操作人员忙中出错，不小心顺手将系统出口处的“定压活门”给碰掉了。
由于钱学森的亲临现场，陀螺仪的问题顺利得到了解决。火箭发射随即转入紧张的准备之中。
这两枚火箭若是发射成功，“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便有了成功的基础。从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和进展速度来看，完全有可能在1969年底或197O年初，也就是赶在日本前面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但是，如若这两枚二级火箭发射失败，那么“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只好推迟，落在日本后面就成定局。
1969年11月16日17时45分。
西北酒泉发射基地。
第一枚两级火箭点火升空了。但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一发生了——由于第二级火箭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中途发生故障，发射遭到失败。
这次失败对钱学森和他的助手们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这如同一场体育比赛，在关键的时刻，偏偏输掉了最为关键的一局。这不仅给了日本人以追赶的时间，也引起世界各国一片哗然。
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社、共同社、塔斯社等世界上最大的几家新闻通讯机构，几乎在同一时间向全世界发布了这条新闻。邻国日本获悉中国运载火箭试验失败的消息后，更是惊喜若狂。美国出于政治目的，乘机向日本提供了卫星运载火箭的关键部件“陀螺仪”。
陀螺仪就如同火箭的眼睛，是火箭飞行中制导与稳定的装置系统。一个性能好的陀螺仪，可以自行瞄准，使火箭达到预期的发射精度。钱学森主持研制的陀螺仪，从最初的改善滚珠轴承式陀螺仪开始，很快便研制成功了静压气浮陀螺仪。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便走完了国外花几十年才走完的第一代惯性技术的路程。此后，我国迅速跟上了国外第二代惯性技术的发展步伐，研究成功了静压液浮陀螺仪装置。九十年代又研制成功了四轴挠性陀螺平台。35年以来，我国航天惯性技术，几乎年年都有新突破，发射精确度创造了最高记录，达到了国际水平。而日本当年则不得不靠美国才得到这一技术。这再一次证明了钱学森常说的那句话：我们中国人绝不比洋人笨，要比洋人聪明得多！
然而，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却抑制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时常导致航天事业受阻。
中国的航天科学家们却偏偏要争这口气。第一枚火箭试飞失败了，他们擦干眼泪，继续进行第二枚两级火箭的试飞。钱学森说得好：
“科学家不要以为遇上失败是坏事情，科学家往往与千百次失败结为伴侣。不要以为鲜花、掌声、赞扬是科学家的生活，不要以为自己从事的研究总能被人理解。”
时间推移到1970年1月30日，也就是距离第一枚两级火箭发射失败后仅仅两个多月，我国第二枚两级火箭，再一次竖在了酒泉基地的发射架上。
“东方红一号”卫星能否早日发射，关键就看这一回了。
隆冬季节，年近花甲的钱学森，穿了一件棉军大衣，迎着奇冷无比的寒风，来到大西北的酒泉发射基地。
那肆虐的戈壁寒风，挟裹沙石，雷霆万钧，摧枯拉朽，遮天蔽日。不用说是在露天的风沙中工作，就是站也站不住。人们只好缩进营地。钱学森听着窗外大风发出的如鬼怪般的吼叫声，突然想起了儿时母亲给他讲过的《西游记》中的“黄风怪”的故事。他想到，这“黄风怪”也许就潜藏在这一带。当年，唐僧师徒曾饱尝过“黄风怪”的苦头；今日，它这“黄风怪”重又向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代航天人施加淫威，只怕是这“黄风怪”错打了算盘。“人杰者，当忧
以天下，乐以天下”——古人的遗训激励着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信条在鼓舞着他。于是，一种迎战“九九八十一劫难”的豪情油然而生。
风小了，试飞立即进行。
“点火！”的号令发出了，两级火箭呼啸而起。随着震撼人心的轰鸣声的渐渐消失，火箭也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这时，钱学森最担心的是两级火箭能否正常分离，他密切注视着火箭的去向。透过漫漫风沙，钱学森似乎看到天空爆出一个火团。待云烟散去，蓝天上两个黑点清晰可见——两级火箭分离终于成功了！
很快，从落区传来喜讯，火箭高精度击中目标。
于是，1970年2月，国防科委正式向酒泉发射基地下达了执行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预先号令。

2月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从北京总装厂启运。“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工作开始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
这时，钱学森出现在卫星总厂。在他的指挥下，对“东方红一号”卫星进行整星状态下的自旋试验，仔细认真地检验卫星的质量。
然而，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传来了：1970年2月11日，日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大隅号”，抢在中国之前上天了。
这个消息对于正在加速同日本抢时间的钱学森来说，无异于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钱学森不止一次地向他的亲朋好友们表露过这样一个心声：中国的航天专家较之于苏、美、法、日的专家绝对不差，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方面还要比他们强。可是，他们那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航天专家们不曾受到这场劫难的摧残。否则，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先于日本发射，是不成问题的。今天，却让日本抢了先着，尽管日本发射这颗人造卫星得到了美国的帮助，尽管它小得可怜，但毕竟它是颗卫星，毕竟先于中国上天啊！对此，钱学森只好以无奈的苦笑了之。他将目光盯住了自己的卫星。
1970年3月26日，周总理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正式出厂，并装上西去的专列，钱学森等也随同专列一起前往。
五天后，载着卫星和火箭的专列停靠在了酒泉发射基地发射场7号阵地的厂坪上。列车刚刚停稳，基地的参试人员便涌了上来，他们个个欣喜万分。面对全长近30米的“长征一号”火箭和造
型精巧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人们禁不住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周恩来总理很快就接到了来自酒泉发射基地的电话：“火箭和卫星以及各路航天专家于4月1日均已到达发射场，一切平安无事，请总理放心！”
尽管周总理国务繁忙，但始终挂念着远在大西北的酒泉基地，惦记着即将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
早在1966年6月，当周总理第五次视察过酒泉基地以后，就曾向询问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何时能上天的人们透露过：“可望于1968年左右发射。”
本来，我国在1968年3月就基本具备了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条件。可是，当时由于某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从中做了手脚，致使卫星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一拖再拖。这是周总理始料未及的。
现在，火箭和卫星总算平安地离开了北京，顺利地抵达酒泉发射基地了。然而，总理还是不放心。他决定召集各路航天专家来，详细了解一下卫星发射工作的准备情况。

时间是1970年4月2日晚7时许。
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钱学森与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任新民，卫星总设计师戚发轫等人，一起乘专机从酒泉基地赶来向周总理汇报。
随后，周总理在秘书的陪同下，来到了大厅。他热情地与各位航天专家们—一握手，亲切地问候道：
“同志们辛苦了！”
当大家坐定后，周总理说道：
“火箭和卫星昨天已经到了发射场，今天我请大家来，主要是想听一听一线的情况。大家随便谈谈。”说着，周总理习惯地将目光转向钱学森：
“学森同志，还是你先谈吧！”
钱学森微笑着点点头，开始了他的汇报。他谈得很详细。因为他知道，周总理不喜欢听那些笼而统之的情况，更何况周总理十分关心卫星发射的准备工作，汇报得越详细，才能使总理心中有底。尽管如此，周总理在听汇报过程中，还是一问再问，直到把情况问清为止。
当钱学森汇报完了之后，周总理又询问了当年苏联、美国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有关情况，而后说道：
“我们这次发射，一定要吸取苏美的教训，把准备工作做得越细越好，力争一次成功。”
接着，其他专家向总理依次汇报了各自掌握的有关情况。
周总理十分关切地问道：
“这次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落点在什么地方？”
运载火箭一、二级空壳的落点，是周总理一直很关心的事情。 因为火箭分离时，若处理不好，或者对国内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或者对国外的某些地区带来破坏，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因此，这次又特别提了出来。钱学森回答道：
“火箭的第一级工作完毕后可以坠入我国甘肃省的大漠里。第二级火箭可坠入南中国海。第三级火箭则在广西的西北部上空与卫星分离，同卫星一起进入运行轨道。一、二级火箭的坠落，都不会造成什么事故。”
周总理听完了钱学森的一番说明以后，放心地点了点头，然后又问道：
“这颗卫星都要飞经哪些国外的城市？”
这时工作人员在地毯上铺开了一幅大型的世界地图，钱学森按照卫星飞行路线，指着地图上飞经的城市，—一作了说明。周总理伏下身去，随着钱学森手指的方向，逐一核对卫星飞经的外国城市。一边看，，边说：
“对于我国第一颗卫垦飞经各国首都的时间，要进行预报。这项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做准确。”
钱学森等人点点头，表示记下了。
周总理还强调地说道：“特别是卫星飞经也门、乌干达、桑给巴尔（即现在的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这些国家的时间，一定要预报准确，让这些外国朋友都能准时看到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都能收听到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这对第三世界的人民一定是个极大的鼓舞。”
说话间，总理抬腕看了看手表，说道：
“哟，已经12点多了。同志们的肚子一定饿了。这样吧，今晚我请大家吃顿夜宵。”
钱学森连忙说道：“总理，不用了，我们不饿。”
可是，周总理还是让秘书作了安排。
不一会儿，服务员为大家送来了热乎乎的包子。人
周总理拿起筷子，首先为钱学森夹了一个，接着挨个为每人夹了一个。当周总理夹了一个包子给一位技术人员时，那位技术员连连摆手，表示不吃。反应机敏的钱学森立即明白了，赶忙说道：
“总理，他是回族。”
周总理歉意地说道：“非常对不起。这样吧，让炊事员给你做一碗鸡蛋面条吧！”
片刻，服务员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
周总理这才为自己夹了一个包子，与大家一同吃起来。一边吃，一边与大家聊卫星，气氛轻松融洽。大家一天的劳累，顿时烟消一云散了。
吃完夜宵，周总理再三叮嘱钱学森：
“一定要过细地做工作，千万不要以为工作做好了。要搞故障预想，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开展分析、讨论，多想一些应急的措施，以免到时慌乱无措。卫星入轨后，要及时预报。”
次日，钱学森与参加汇报的同志一起，又登上了西去的专机。
钱学森把工作重点转到了酒泉发射基地。按照周总理的嘱托，去做过细的工作。
在宽大敞亮的测试车间里，他与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任新民、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戚发轫一起，对运抵基地的火箭和卫星认真地进行检查测试。
4月9日，火箭与卫星进行了对接。
4月14日，经过十几个昼夜的紧张工作，技术阵地的第二次、第三次总检查宣告结束。
就在4月14日这一天，钱学森又接到北京来的电话通知：周总理和中央专门委员会要再一次听取近一段卫星发射准备情况的汇报。
4月15日，钱学森又与几位专家一起，再一次乘坐专机由大西北戈壁滩飞向北京。
这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专机在高空翱翔，机翼下团团云朵在阳光下千姿百态，变化万端，使得空中的景色格外壮丽。
人们注意到，一向爱说爱聊的钱老此刻没有说话，而是凝视着舷窗外的云朵，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他正在思考的是一只小小的“过载开关”。
原来，这个小小的“过载开关”，同“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太空高唱《东方红》乐曲有关。
在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时，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火箭上天后万一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卫星便无法进入预定轨道。那么，《东方红》乐曲便不能响彻太空；倘若卫星葬身大海，神圣的《东方红》乐曲依然在海水中“高唱”，那就成为政治笑话，就会变成林彪、江青等人手中的把柄。
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既然有人提出了这个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任何人都不敢掉以轻心，就必须认真对待，妥善解决。后来，还是钱学森想出了一个办法：在“长征一号”火箭的第三级上，加一个“过载开关”。
所谓“过载开关”，就是一个可以自动启开和关闭，起保险作用的小开关。火箭起飞后，倘若能够达到第一宇宙速度，那么这个“过载开关”便与卫星上《东方红》乐曲音源振荡器的线路自动接通，于是，进入轨道的卫星便会按设计高唱《东方红》；倘若火箭起飞后出现故障，那么，这个“过载开关”便会处于关闭状态，《东方红》乐曲自然便不会奏响，因此，那个令人提心吊胆的“政治事件”便不会发生。
这个问题，从技术上就算解决了。
但是，当火箭、卫星到达发射基地之后，在测试中，有人对这个“过载开关”本身提出了质疑：假如火箭起飞后，其他都正常，而“过载开关”自身发生了故障，该关的时候不关，或不该关闭时反而关闭了，也就是说，卫星不该唱《东方红》时，唱了；卫星该唱《东方红》时，却哑巴了，这怎么办？
这个问题虽然是“假设”，但不是没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小小的“过载开关”苦苦地困扰着钱学森这个大科学家。当然，这种困扰绝非技术因素，而是当年无处不在的政治。政治和技术混在一起了，形成了一个难解的“方程式”。
后来，这个小开关的难题，提交到了国防科委。
国防科委在一次党委常委会议上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开关虽小，却事关重大，决定将这一问题报送中央审批。
然而，中央对此却迟迟未作明确答复。眼看卫星发射在即，钱学森心中十分焦急。他在思考，这次回北京汇报，要不要当面向周总理提出来呢？
当年钱学森处境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197O年4月15日，晚6时3O分。钱学森等人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他们刚坐下不久，前来听取汇报的中央专委的领导同志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还有吴法宪等，陆续走了进来。
7时整，周总理来了。他急步走进大厅，秘书被甩在身后。周总理热情地向大家招手示意。亲切地说道：
“从发射场赶来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请你们到前面就坐。”
说完，他见大家依然坐在后排不动，便走过去亲自将他们请到了前排的座位上，然后自己才坐下来。。
周总理落座后，拿起了一份人名单查看了一遍。然后，边挨个叫着名字，边与其本人对号。对上一个，便询问他多大年纪？什么地方人？哪个大学毕业的？当周总理听到有人回答是留苏生时，随即问道：
“俄语忘没忘？”
“忘了不少。”
“这可不能忘呀！学上一门外语并不容易，不能轻易地把它还给老师嘛！说不定将来有一天还会有大用场呢！”
卫星总设计师戚发轫，是专家行列中最年轻的一个。当周总理点到他的名字时，他连忙站了起来。周总理叫他坐下讲话。总理问道：
“你是哪里人？”
“我是金州人。”戚发细回答说。
“怎么听你的口音有天津味儿呀？”
“我也不知道。”戚发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周总理又问道：“你们那里闹派性吗？”
“闹！”戚发轫毫不隐瞒。
“那你是哪派的？”说话间周总理指了指坐在威发动身边的孙家栋，问道：
“你们俩是一派的吗？”
“不是。”戚发动回答说。
“你们俩打架不打架呀？’凋总理关切地间道。
“不打，不打。”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抢先回答，“请总理放心，他俩工作能搞到一起。”
“不闹派性就好。”总理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说道：“好了，现在就开始听你们汇报吧！怎么样？还是请学森同志打头炮吧！”
钱学森按照准备的材料，一五一十地谈情况。并以歉疚的心清谈到了测试中发现的问题。他说道：
“这枚大型三级火箭，其内囊之复杂，较之人体的五脏六腑、血脉经络有过之而无不及。总装时，尽管大家作了反复的检查，但是，在这次总体检查时，还是发现火箭内有遗留下的松香和钳子等杂物”
“这可不行！”周总理的眉头一下子紧锁起来，“这等于外科医生开刀把刀子、钳子丢到了病人的肚子里嘛！可是，你们的产品是死的，允许搬来搬去，允许拆开、再组装，找一遍不行再找一遍，总可以搞干净的嘛！无非是晚两天出厂。把松香、钳子丢在火箭里头，这是不能原谅的！”
总理的批评很严厉，同时又切中要害。
“确实不能原谅。”这是在场的航天专家们的共同心声。尤其是钱学森，他感到非常内疚。事情很明白，在这样的事情上，稍有不慎，带来的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虽然这些杂物发现在发射之前，但是，它说明自己的工作仍不够过细，还不能处处为总理分忧。他偷偷地看了总理一眼，他蓦然发现，总理明显地消瘦了，苍老了。现在国内局势如此混乱，如此严峻，总理日夜为国事操劳，再不能让总理为发射卫星的事分心了。想到此，一股酸楚，涌向喉头，不禁淌下了两行热泪。
汇报继续进行着，各路航天专家作补充性的汇报。随着汇报的深入、具体，总理提出很多问题，而且，对有的问题还讲了自己的看法。有些问题，年轻的专家们回答不清楚，只好请钱学森替他们做些解释。
由于汇报的人都是技术专家，所以，汇报中使用的专业术语自然很多。而听汇报的领导人中，除周总理对这些专业术语比较熟悉．以外，其他人往往听不懂，所以，时常打断汇报提出疑问。每当这时，周总理便指着钱学森说：“还是请你这位‘洋博士’给大家当当翻译吧！”
当汇报到火箭和卫星安全问题时，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对此极为重视，几个人围在展开的那张地图周围，仔细地察看运载火箭的飞行路线。这时，周总理问钱学森说：
“上一次我问过你‘长征一号’火箭正常飞行情况下二、三级火箭的落点，后来我又想到，万一发生事故，火箭可能落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
钱学森从容地回答道：“‘长征一号’火箭在飞行中如果发生故障，将采用两种手段使其在空中自毁：一是火箭上装有自毁系统，它一旦辨别出了程序中和姿态上的故障后，立即便可接通爆炸器的电源，瞬间即可自毁；二是，一旦火箭发生故障，而自辨系统又迟钝，那么，地面的观测系统便发出炸毁的指令，接通爆炸器电源，从而使火箭自毁。”
周总理听过钱学森的一番说明，连连点头。这时，有人问道：
“万一自毁系统发生故障，该炸时不炸，不该炸时它炸了，怎么办？”
又是一个“万一”
钱学森镇定地指了指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任新民说道：“我们的设计师对火箭的自毁系统的精确度要求是很高的。该炸时，必须炸；不该炸时，绝对不会炸。地面曾经做过自毁试验，并试验了爆破效果，各种数据是可靠的。”
这时，周总理说道：“今晚的汇报很好，看同志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
钱学森看时机到了，终于向周总理提出了那个“过载开关”问题。他说道：
“关于那个过载开关问题，不久前已报告了中央，但还未得到正式答复。现在很快就要发射了，这个开关是取消还是保留，直接关系到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的问题，请总理早些定下来。”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总理没有马上表态，眉头又锁在：一起，沉思了片刻，问身边的吴法宪说：3
“让卫星唱《东方红》中央有文件吗?”
吴法宪翻了翻他的文件夹，大嗓门回答说：
“总理，中央有过文件。”
周总理又沉默了，久久地不说话。
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开关，这难解的“方程式”，难住了一位声名显赫的科学家，又难住了这位盖世英才周恩来。
周总理抬起头来，眼睛中闪烁着刚毅的光芒，他问在座的航天专家：
“你们说，我们的火箭、卫星到底可靠不可靠？”
“从几次测试的结果看，火箭质量是可靠的。”火箭总设计师任新民果断地回答了周总理。
“卫星研制中的质量和模拟试验的结果，以及从出厂前后的测试状态来看，卫星的质量是可靠的。”卫星总设计师戚发轫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这时，周总理极其严肃地说道：“既然你们认为火箭、卫星的质量可靠，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开关可以不要。”
一句话，掀掉了压在钱学森心头上的千斤巨石。
接着，周总理说道：“今晚听了同志们的汇报，看来运载火箭和卫星以及发射基地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好。至于卫星、火箭什么时候转入发射阵地，什么时候实施发射，这个问题我得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正式决定。”
周总理转身对钱学森说道：“学森同志，你们回去后，还得抓紧时间把今晚汇报的有关火箭、卫星的情况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给我，我好尽快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
钱学森连忙点头答应。
临散会前，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
“同志们，这次如果发射成功了，大家还要谦虚谨慎，继续前进。注意搞好团结协作。同时，还要多从坏处着想。我想的是，要克服的问题还很多。这些问题应该是可以克服的，也相信你们能够克服。你们年轻同志应该比我们强。”
大家热烈鼓掌，感谢周总理的鼓励。这时，一位专家的笔记本掉在了地毯上而没发觉，却被周总理看到了。周总理走过去躬身替他捡了起来，递给了他，笑了笑说道：“这个可不能丢啊！”
那位青年专家握住总理的手，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总理望着航天专家们依依不舍的神情，便勉励大家说：
“同志们，大胆地干去吧！搞科学试验嘛，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都存在。你们大家要尽量把工作做好，万一失败了也没什么，继续努力就是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夜，已经很深了。人民大会堂内静悄悄的。总理深情地望着挂着倦容的钱学森，一步向前，紧紧握住他的手，关切地叮嘱道：
“学森同志，你要保重身体啊！”
钱学森握着周总理的手，百感交集。这句话，本应该是他向总理说的呀，没想到，反而总理向他说了！
最后，周总理尽力提高嗓门祝愿大家：
“祝大家返回基地一路平安！预祝这次卫星发射一举成功！”
钱学森带着沉甸甸的心清，匆匆赶回国防科委的办公大楼。
刚进办公室，电话里传来了周总理的声音：
“中央同意你们的发射计划。赶回发射基地以后，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一颗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检查测试！”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又是总理办公室打来的。周总理指示：
“从今天起，一直到卫星上天，发射场的情况，逐日向周总理办公室电话汇报。”
钱学森只好兵分两路，一路研究如何落实周周总理的指示，一路为周总理赶写书面报告。
当时针指向凌晨两点时，报告草稿送到了钱学森手上。钱学森反复看了两遍，作了仔细修改。凌晨3点，送到了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的手上。
王秉漳把大家召集到一间会议室，要大家一起讨论、修改。他一字一句地读，让大家逐字逐句推敲。当读到：“火箭、卫星所有的地面试验都做过了。试验结果证明，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做过空间试验。”时，王秉璋停住了。他问道：
“‘没有做过空间试验’，这句话该怎样理解？什么叫空间？该怎样确定空间这个概念？你说这间会议室叫不叫空间？”
反应机敏的钱学森说道：“我看这样吧，把‘没有做过空间试验’这句话，改成‘没有经过上天的考验’好了。”
大家表示同意。于是，王秉漳拿起笔来亲自做了改动。
还没等王秉璋放下笔来，电话铃又响了，电话是周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打来的。秘书询问了报告的情况后，转达了周总理的又一个指示：
“凌晨6点以前，一定要将报告送到。”
这是周总理办公室这天夜间第三次来电话了。
此刻已是1970年4月15日凌晨5时。
当修改完给周总理的书面报告，并研究完如何落实总理的指示时，时针恰好指向凌晨6时。
天色已经微明了，一夜不曾合眼的钱学森，连家门也未曾走进，肩负着总理的嘱托，又匆匆赶往机场，登上了返回酒泉基地的专机。
一架满载着中国第一代航天专家的银鹰，展翅翱翔在祖国清晨的蓝天。七彩晨曦，照耀着长长的机翼。

看来，周总理的担心与叮嘱绝不是多余的。在乱世里诞生的火箭和卫星，转移到发射基地以后，尽管钱学森与各路航天专家们进行了多次检查测试，仍是问题迭出，险象环生。

1970年4月18日，火箭与卫星开始垂直测试。

4月20日上午8时，发射基地上传来了周总理对这次发射提出的十六字要求：

“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

于是，一幅书写着周总理十六字要求的巨幅标语，高高悬挂在发射架上，给发射现场增添了警示而神圣的气氛。

然而，这幅标语刚刚悬挂起来的第二天——４月21日中午，“长征一号”第三级火箭的固体燃烧发动机，在检查时出现异常。

无奈，一项紧急补救措施提了出来：速将北京地面试验站备用的第三级火箭空运到发射基地。

4月21日晚，载着“长征一号”第三级火箭的大型运输机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夜航，穿过云海，越过雷雨区，终于在午夜时分安全降落在酒泉机场。

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发出预令：“如果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做好，希望能在4月24日或25日发射。”

钱学森接到周总理的预令以后，这次股的寒风，来到发射现场。发射架穿上那件绿色的军棉大衣，迎着刺骨的寒风，来到发射现场。发射架上，周总理提出的十六字要求：“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赫然在目。

他在发射架下，慢慢地踱着步子，认真地思考着眼前的发射工作。他想到，周总理所以选择要在这两天内发射，一定是考虑到了国际、国内诸多因素以后，才作出决定的。发射是不能再拖了，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就让这颗晚产的卫星在天宇经受考验，决定成败吧！

想到此，他感到身心轻松了许多。可是，当他再次看到发射架上醒目的“十六字”要求时，他的心立即又被一把神圣的责任感的大钳钳住了。他不由地自问：我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了吗？现在，发射时间已经落在日本后面了，如果再发射失败，怎么向周总理交待？怎么向党中央交待？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他甚至感到，也没有脸面面对自己的祖先。

此刻，他突然想起了儿时母亲给他讲过的我们的祖先许多发明、创造的故事：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养蚕、曹思，编织出了色彩斑斓的锦帛；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术；是我们的祖先最早懂得观测天象、星象和物候，从而编制了历法；是我们的祖先开凿了南北大运河，建造了举世无双的万里长城；而“飞天”的畅想也源于我们中华民族，第一个祈盼飞天的便是我们的祖先万虎。

昨日，我们祖先创下的辉煌，永远是中华儿女的骄傲，作为后人，我们绝不能向祖先脸上抹黑！

霎时间，一阵裹挟着沙石的寒风迎面袭来，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他置身于戈壁荒滩，双眼凝视着东方，他不由地想到了故乡杭州，他想到，家乡的春风大概已经绽开了桃李杏梅，已经吹开了杜鹃牡丹，但是，在酒泉发射基地，依然是春寒料峭，处处荒漠凄凉，风沙起处，一片灰黑。这时，他想到了妈妈教他的一句古诗：“春风不度玉门关”。

他抬眼望去，那高大的发射塔架巍然挺立，那乳白色的火箭，犹如一把倚天宝剑，矗立在戈壁大漠之中。突然间，他身边身边似乎回荡起了那首《东方红》乐曲。他以为这首乐曲将是他飞天梦想成真的象征……

1970年4月23日，发射基地的火箭和卫星通过了最后一次测试检查。指挥部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认为可以实施发射，并将发射时间定为1970年４月24日晚9时30分。

钱学森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准备，进入了最后一天。只待毛泽东最后批准，明日即可升空。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有可能变为现实。

这最后一日的等待，对于钱学森来说，显得格外漫长。

时间已近午夜了，钱学森住宿和办公用的车厢里的马灯依然亮着。因为当时的发射基地还没有像后来建起的招待所和指挥部，每次发射火箭试验，参试的科技人员和指挥部，都住在从北京开往酒泉发射基地的专列上。按理说，火箭和卫星已经进行了最后一次测试检查，发射任务书上他已正式签了名，中央军委已同意了这次发射，只待毛泽东批准了。近一个时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休息的钱学森，今夜正好是一次难得的休息机会，应抓紧时间安稳稳地睡个好觉了。可是，他却没有丝毫睡意。

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发生任何一点故障，都可能导致全局的失败，乃至酿成大祸。钱学森虽说对已经竖立在发射架上的火箭和卫星作过多次测试、检查，心里有了底数。但是，只要没有将卫星送上轨道上，只要“东方红一号”没有奏响《东方红》乐曲，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他作为现场的技术总指挥，此时怎能放心睡大觉呢？

钱学森将火箭和卫星上的大小技术环节，在脑子里又过了一片“筛子”，这才站起来伸展了一下腰身。他凭窗探望，只见远处发射场上灯火辉煌，耀如白昼。发射场的解放军官兵们正在加紧忙碌着，场地上晃动着他们来回奔走的身影。这支长年驻守在戈壁荒滩，多次经受严峻考验的部队，当说是和平建设时期最可爱的人。他们为了民族的崛起，甘愿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给钱学森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当他把视线转向黑洞洞的天空时，又一桩使他烦恼事涌向心头。原来，这一带的天气近几天一直很坏。

火箭、卫星发射的气象条件很重要。所以，每次发射的气象形势，钱学森都特别重视，每次发射前，他都要参加气象汇报会。对于气象物理，钱学森可以说是通晓的，因此，他有时还和搞气象的工程师一起分析气象图，预测未来的气象。根据近日的天气预报，24日属于“转折天气”。“转折”有两种可能性，转好，自然是巴不得的好事；但是，如果天气朝着坏的方面“转折”，那么，发射日期就有可能再度延迟。想到此，钱学森的心头，又掠过一丝忧虑。好在天气不属于技术问题，也不是人为的因素。因此，这种忧虑和担心只是同“运气”联系在一起，使人捉摸不定。

在彻夜不眠的思虑中，钱学森又迎来了戈壁滩的黎明。

钱学森走出车外，呼吸着这里清晨凛冽的寒气，精神为之一振。钱学森朝着发射场的方向走去，路上看到，加注分队的年轻官兵们，乘坐者加注车，从身旁驶过，一路上撒下嘹亮的“语录歌”声。

1970年4月24日上午，加注队完成了对运载火箭一、二级加注推进剂的任务。

火箭和卫星进入发射前八小时的准备程序。

下午３时50分，直通中南海的红色保密电话机的铃声响了。钱学森急忙抓起电话，听到周总理在电话里说道：

“毛主席已经批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

这振奋人心的号令，迅速传遍发射场地的各个岗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的嘱托，人们更加精心地进行着最后几小时的准备工作。

就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达不久，地面的一个跟踪雷达出现了不稳定状况，连续波测量也不太同步。

钱学森意识到，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多半是由于人们过于紧张，心理压力太大造成的。于是，他来到这个发生故障的机房，非常坚定地劝说大家：“不要紧张，这如同临阵打仗一样，一慌就要出错，现在最需要的是头脑冷静。”

在钱学森的劝说和安抚下，参试人员的情绪稳定了下来。他们表示故障很快就可以查明，并迅速排除。

钱学森看到大家的情绪安定了，微笑着点头，放心地离开了那里。

下午5时30分，钱学森与发射基地司令员商议后，向北京报道了地面雷达站出现的情况，表示故障已经排除，不影响发射。并向北京报告说：

“发射时间，初步定在24日晚9时到9时30分之间。”

晚７时50分，周总理再次来电话询问情况。钱学森就火箭和卫星的情况，回答了总理提出的问题。并表示，尽管发射前还可能出现一些小问题，但这次发射成功是有把握的。

周总理在电话里笑了。因为他听得出来，钱学森对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怀有充分信心。

8时整，基地司令员也向周总理报告：将要下达一小时准备的口令。预计９时发射。

20分钟以后，意外情况又发生了——突然发现卫星上的应答机对地面发去的信号没有反应。

应答机是卫星上的一个重要附件，一旦发生故障，卫星上天后将影响跟踪测量的精度和运行轨道预报的准确性。

无奈，只好再次打电话给北京，请求延长半小时的准备。

周总理同意延长半个小时的准备，并且再次强调指出：

“必须把应答机的故障解决好。”

这时的钱学森，在距离发射塔百米远的哨位旁来回踱步。他背着双手，时而踱步，时而停下来，凝视着即将升空的火箭与卫星。那副慈祥的面庞上，此时写满了焦虑与沉重。

他现在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故障出在地面还好办；如果出在卫星本身，那么，事情就麻烦了，这要打开卫星舱进行检查。这样，时间就一定拖长。而根据气象预报，今晚９时左右；在发射场上空云层可能裂开；出现一个小时的“发射窗口”。到时，卫星上的故障能否排除姑且不说，即使排除了，“发射窗口”也可能会错过。

真是急死人啊！

局面总算有了转机。经检查，故障出现在地面设备的一个松动的接头上，从而排除了故障在卫星本身的可能性。

晚８时28分，应答机的故障排除了，钱学森对着苍天，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好事多磨。人们刚刚平静下来的心，又被一个长途电话扰起了波澜。

9时整，发射指挥部向各点号，各台站下达了：“三十分钟准备”的预令。湖南新化卫星观测站又来了告急电话，说那里的一台单脉冲雷达的参量放大器的电子管坏了，８时30分刚换上一支新的，按技术要求，应给予40分钟的调整时间。

9时15分，湖南新化站再来电话报告，说是单脉冲雷达的管子已调整好两路，另一路正在调整之中。

据此，指挥部报告北京，只要延长到９时35分即可发射。

一波三折，电话频频，使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总理也察觉到了第一线参试人员的心情是不是过于紧张了？于是，周总理向基地发出了最后一道指示：

“不要慌忙，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关键是工作要准确，要把工作做好。延长十分八分是可以的。”

总理的指示非常及时。意外情况迭出，既反映了我国工业基础的薄弱，反映了“文革”的混乱状态，也反映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发射卫星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

自然，压力最大的莫过于钱学森了。只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大科学家，不仅有渊博知识，而且也具备深厚的修养。因此，他始终不急不躁，沉着冷静，脸上总是挂着那种安详的微笑。细心的人只有在他踱步的节奏变化中，猜测着他内心不时荡起的微细波澜。为了今天，他已经度过了近２000个日日夜夜的忧思与焦虑了。现在，火箭发射在即，他的心情反而显得平和了。因为，他相信，他率领的这支年轻的航空队伍是靠得住的；他相信，发射基地那些无所畏惧的解放军官兵是靠得住的；他相信，经过反复测试和检验的火箭和卫星是靠得住的。此刻，钱学森充满信心地对发射基地的司令员说道：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建议发射零点为9时35分，不再变动了。”

“同意。”基地司令员作出果断的回答。

1970年4月24日晚９时05分，指挥员下达了“三十分钟准备”的口令。紧接着高音喇叭里响起了“全体人员立即撤离现场”的命令。

大漠的春天，姗姗来迟。９时许，西部的天空还留有落日的一缕余辉。但是，随着那一缕红色的消失，无边的戈壁黑朦朦的夜幕在迅速降临。钱学森抬头看了看阴沉沉的苍天，厚厚的乌云笼罩在发射场上空，丝毫没有裂开缝隙的样子。他的心情不由得又变得沉重了。

发射场上，随着工作人员的撤离，突然变得寂静异常。在黑黢黢的夜空下，巨大的发射架以及写在巨大木牌上的周总理提出的“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十六个火红的大字，在灯光照射下，耀眼夺目。

这时，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了。连日来，一直坐在电话机旁等候着发射场消息的周总理，于九时15分向发射场全体参试人员发来了亲切的问候：

“请转告今晚战斗在发射场上的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下一步关键是工作要准确，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把工作做好，争取一次成功！”

发射场的高音喇叭播送着周总理的亲切问候。人们听着广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在发射场的高空。

就在这时候，奇迹发生了。发射场上空的云层，突然神话般的裂开一道“长廊”，并继续向火箭即将飞行的东南方向渐渐延伸出去。“长廊”里，星光闪烁，清晰可见，简直是上帝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条飞向太空的光明通道。

望着这神话般的情景，人们欢呼雀跃。凝结在钱学森心头的一团乌云也为之消散了。

这时，发射指挥员呼叫着卫星航线上各个观测站的名字。然后，一个接一个清脆急促的应答声，在宁静的夜空回响。

接着，指挥员发出了“十五分钟准备”的号令。

两颗信号弹腾空而起。

高音喇叭依旧播送着周总理的最新嘱托：“工作要准确。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把工作做好！”

9时34分，天空中又升起一红一白两颗信号弹。

　　“一分钟准备！”

高音喇叭嘎然而止，戈壁滩顿时变成无声世界。

　这时的钱学森，心头象一潭秋水，平静得很。他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不用去想了。

1970年4月24日晚9点35分，当倒计时器上闪烁出“0”字时，指挥员下达了“点火”的命令。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操作员的手指对准了“点火”电钮，有力的一按，竖立在发射台上的“长征一号”火箭的发动机，一齐喷射出桔红色的火焰。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乳白色的“长征一号”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腾空而起，直向那个“发射窗口”飞去。

十八秒以后，火箭开始拐弯，朝着东南方向越飞越快，转瞬间，便在茫茫的夜空中消失了。那火箭，也将钱学森等航天人的心带到了远方。

尽管指挥部还没有收到观测站的有关报告，发射场的科技工作者，解放军官兵们，已经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十分钟以后——晚９时45分，从数千里以外的观测站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声音：

“星箭分离！”

“卫星入轨！”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终于从世界的东方升起来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终于同苏联、美国的卫星并驾齐驱遨游太空了！

此时的钱学森，眼里噙着泪水，心潮在翻滚。多少年来，他梦寐以求的便是这样的时刻——我们中国人终于跨入了航天史时代！

晚9时50分，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打来电话：

“我们已经收到了我国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声音非常清晰、宏亮”

放下电话，钱学森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两行喜泪从他的面颊上流淌下来，他顾不得去擦，便和卫星小组、导弹小组的成员们互相搂成一团。在他的那节车厢里，人们喊呀、唱呀，任凭泪水飞溅，任凭激情渲泄。

这是喜悦的泪水，是自豪的泪水，这是多少年来苦辣酸甜凝聚成的泪水啊！

为了中华民族的航天梦，为了共和国的繁荣富强，他们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水，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不知排除了多少无端的干扰，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此时的北京中南海，也同大西北戈壁滩上的航天城一样不平静。
1970年4月24日晚10时正，周总理的电话铃响了。周总理迅即拿起话筒，传来了罗舜初将军激动的声音：
“总理，卫星与火箭分离正常，卫星已经入轨了！而且，现在已经收到了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
“好，很好！我马上向主席报告，准备庆祝！”一向善于控制感情的周总理，此时，也喜形于色了。
周总理抓起直通毛主席的电话耳机，高声说道：
“主席，卫星发射成功啦！‘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愿望实现了！”
毛主席一下子将烟蒂摁到烟灰缸里，高兴地说：
“好，太好了！恩来，准备庆贺！”
当晚1O时ZO分，周总理又给发射基地打来了电话：
“卫星发射成功了，我向大家表示祝贺。请你们将《东方红》乐曲的录音带复制一部分，把卫星运行的轨道绘成图，把运行时间列成表。把这一切立即分送给中央各位领导同志。”
最后，周总理用兴奋的语气说道：
“基地的有关领导和专家，明天请回北京来汇报。”
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在任何时候，他总是想得那么周到，那么细致，那么合情合理。
此刻，各个观测台、站，从四面八方不断将接收到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各种数据信息，报到酒泉基地计算中心。计算中心又以最快的速度，计算出卫星的初轨参数。“东方红一号”卫星绕地球飞行一圈以后，再一次进入中国上空时，喀什站立即将卫星的轨道参数传送到酒泉基地计算中心。不一会儿，计算中心已经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飞经世界244个城市的时间及飞行方向，准确地计算出来，并且仅用了48分钟便向北京发送了全球预报。
这时，北京指挥所的罗舜初将军与新华社的一位组长在一起，绞尽脑汁起草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公报”稿改了一遍又一遍，直改到凌晨近4时才完稿。随即派人送往周总理办公室。
彻夜未眠的周总理接到这份“新闻公报”草稿后，先看了一遍，然后开始逐字逐句推敲。他用红铅笔将原稿中“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一句，改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停了一下，总理像是又想到了什么，又拿起了通往国防科委罗舜初将军办公室的电话，他说道：
“罗舜初同志，公报中写到的有关卫星轨道的参数都准确吗？”
“总理，请放心，这些数字是酒泉基地计算中心根据各观测台、
站传送的数据信息计算出来的。”罗舜初回答完，又补充说道，“保证准确无误。”
周总理仍不放心，接着又问道：“那卫星入轨后的精确参数是多少？现在知道吗？”
“这个参数正在计算之中。”
周总理听完思忖了片刻，说道：“既然如此，我的意见，不如先等一等。等美国方面公布了参数以后，我们作个比较，尔后再公布于世，你看怎样？”
“可以，就按总理说的办。”
周总理放下电话以后，在那件他修改过的“公报”稿上，郑重地签上了“周恩来”三个字。然后，匆匆登上了飞往广州的专机，赶去一主持由越南、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领导人参加的“三国四方会议”。
4月25日，美国之音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发射卫星的消息，并公布了中国卫星入轨的参数。与中国计算中心发布的卫星入轨参数比较，大体相同。于是，罗舜初当即向身在广州的周总理通报
了这一情况。
正准备到会场去的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愉快。他大步跨入“三国四方会议”的大厅，向与会的朋友们高声宣布道：
“朋友们，为了庆贺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圆满成功，我给大家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一份礼物，这就是中国于4月24日晚上9时35分，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上
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我们大家的胜利！”
周恩来总理的话音刚落，会场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三国四方”的领导人纷纷走过来与周恩来总理热烈握手、拥抱，表示祝贺。
1970年4月25日，新华社受权发表了“新闻公报”：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在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的进军声中，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宣布：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实现了：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这次卫星发射成功，是我国发展空间技术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共中央向从事研制、发射卫星的工人、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民兵以及有关人员，表示热烈祝贺！

4月25日，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特大喜讯时，也正是这颗会唱歌的卫星将要飞临北京上空之时。
首都沸腾了！全国沸腾了！
北京市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庆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向天安门广场，涌向毛主席、周总理居住的中南海门前。
当晚8时29分，“东方红一号”卫星高唱着《东方红》出现在北京上空，首都的百万人民，扶老携幼，走出房舍，聚集在庭院、街道、广场，争相观望。当那颗明亮的卫星缓慢地飞过天安门上空时，广场上几万双眼睛在探照灯的引导下，紧紧追随着翱翔在太空里的卫星，边看边欢呼雀跃，直到卫星完全消失在东南方向的茫茫夜空中。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特大喜讯，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全国城乡各地，人们纷纷组成长长的队伍，高呼口号，上街游行庆贺。夜间，伫立在街头、田间观看“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人群成千上万。这一天，成为了中国人民最开心、最扬眉吐气的一天！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26日，我国领导人收到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谢胡发来的贺电；收到了越南领导人孙得胜、黎笋、长征、范文同发来的贺电；收到了朝鲜金日成、崔庸健发来的贺电。
27日，我国领导人陆续收到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几内亚总统杜尔、阿富汗首相埃特马迪和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发来的贺电。
28日，我国领导人还收到了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南斯拉夫联邦主席里比契奇以及尼泊尔外交大臣发来的贺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还收到了缅甸共产党、瑞典马列、比利时马列等兄弟党领导人发来的贺电。
自4月25日晚新华社向世界发布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以后，一连几天里，各国新闻媒介均以显著地位报道和评论了这一事件。
4月28日晚，当“东方红一号”飞经香港上空时，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带着收音机、望远镜，成群结队，涌向山头，登上高地。聚集海边，争相观看祖国发射的这颗卫星。他们激动得流着热泪，自豪地称颂祖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
“从东方升起的一轮华夏小月亮。”
各国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指出：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之神速，超过了西方专家的预料；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表明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达到新高度，已当之无愧地加入了空间俱乐部；
中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和氢弹。必须把这次卫星的成功看作是宣布能把洲际导弹发射到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公告。
美国一位叫孙彻的华人专栏作家这样写道：

在美国和西欧各国试射战略飞弹，因为导向系统和发射系统一再出错，事故频频。但中国大陆的飞弹乃至于人造卫星的发展却异常的迅速，不但意外事故甚少，甚至可提供有关于投射系统的技术，这完全是钱学森的功劳。因为当年美国第一代的飞弹专家马林纳等人，早已脱离了美国的科学界，而钱学森却始终在中国大陆负责飞弹的研究。

八十年代，钱学森在一次答香港记者问中，对这一期间的工作，谈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国家国防高科技发展是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那时中国工业技术、科学发展还在很初级阶段，困难很多。但是，党中央考察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五十年代中国和世界是个什么情况？中国处于怎样一个环境？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回过头来，假设我们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导弹和卫星的话，我们是不是会有今天这样的国际位置？相信大家会很清楚。所以，当时下这个决心，得到全中国人民的拥护，科技人员更是感到责任重大。我们大家奋力而为，真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干。结果，我国国防高科技整个发展过程是比较快的。”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并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如果我们从五个国家的第一颗卫星的重量来作一下比较，就可以发现，我们的发射时间虽然排在第五位，但是，我国的卫星是五颗卫星中最重的。其中，苏联的“卫星一号”重83．6公斤，美国的“探险者一号”重8．22公斤，法国的“试验卫星A—1”重42公斤，日本的“大隅号”只有9．4公斤，而我国的“东方红一号”则重达173公斤。它表明答
我国用于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的推力是强大的，我们的技术是先进的。如果再从研制周期作比较，那就更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从研制运载火箭成功到发射人造卫星，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12年，而我国只用了两年时间。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勤劳智慧的炎黄子孙，在当代创造出了无愧于先人，而大大超过了洋人的辉煌业绩。
中国终于跨入了航天时代。神州大地由于“东方红一号”的升天而掀起了航天热。钱学森成为了亿万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连日来，在钱学森的办公桌上，堆放着每天送来的大批信件。刚从发时卫星的极度忙累中解脱出来的钱学森，又陷于回复信件的忙碌之中。来信人中，绝大多数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在信中，不仅表达了对科学家钱学森的敬慕和崇拜之情，还提出了五花八门时问题，诸如“怎样才能成为航天专家？”“卫星为什么能绕着地搬转？”“《东方红》乐曲是怎样播放出来的？”“我国的卫星中为什么难装进一只小狗？”……
钱学森的工作相当繁忙，他不可能对每一封信提出的问题都给予答复，对他们的求知要求—一给予帮助。但是，在那“知识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盛行的年代里，这么多的青少年渴望得到科学知识的强烈愿望，使钱学森深为感动。他认为，正是这些热情洋溢的年轻人，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为此，他一方面总是要挤出一些时间给其中的一部分学生亲笔写回信，除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之外，勉励他们要集中精力学好数学、物理、化学、语文等基知识，为将来实现自己成为一名航天专家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建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有关人造卫星的小常识，以满足人们对人造卫星一般知识的了解。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的第七天，在举国热烈欢呼与祝贺声中，迎来了七十年代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 酒泉计算中心向北京作了预告：“五一”节晚上，“东方红一号”
卫星将再次飞经北京上空，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在空中飞行的卫星，而且还可以通过无线电收音机，收听到卫星上发出的《东方红》乐曲声。
显然，“东方红一号”卫星为节日增添了特殊的喜庆气氛。
为了欢度这个美好的节日，首都将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夜晚，天安门广场有大型联欢会。
繁忙中的周恩来总理并没有忘记那些航天功臣们。他亲自作出一项特殊安排，让放卫星的功臣们组成一个观礼团，到天安门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并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同毛主席一起共度良宵。
于是，国防科委挑选出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17位贡献大的卫星功臣，组成了观礼代表团。
夜幕降临，长安街上人山人海。数十万军民云集天安门广场，争相仰望着天安门城楼，仰望着茫茫夜空。人们热切地等待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到来，等待着烟火的升腾，等待着卫星的飞临。
踏着欢快的乐曲声，钱学森、王盛元、任新民、李福泽、戚发轫等17位卫星功臣登上神圣的天安门城楼。细心的周总理为了让这些卫星功臣便于同毛主席见面，特意将航天观礼团的位置安排在通道边。
晚8时整，天安门广场上响起了雄浑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声，毛主席在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顿时，广场上的人群沸腾了，城楼上5OO余人的观礼代表整齐地站立在毛主席经过的通道旁，一边挥舞着《毛主席语录》，一边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泽东主席一边走，一边摆动着大手，亲切地向代表们颔首示意。当走到航天代表团身边时，周总理从毛主席身后走过来，特意向毛主席介绍说：；
“主席，他们就是放卫星的功臣们！”
毛主席立即停下脚步，面露笑容，似有许多话想同功臣们说，但只是朗声说道：“了不起啊，了不起啊！”然后伸出温厚的大手，同每一位代表热情握手。
钱学森已是第六次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握着钱学森的手，将他拉到自己的身边，指着广场上的百万革命群众说道。
“你们知识分子，要到群众中去，同群众相结合。”
钱学森连连点头，激动而虔诚地说道：“主席的教导，我记下了”
毛主席向广场上的人群挥手致意。在周总理的引荐下，接见了几位外宾和著名的劳动模范，然后在天安门城楼前廊正中的一张圆桌旁就座。钱学森则在毛主席右边的另一张圆桌旁的椅子上就座。
这时，广场上联欢活动开始了，天安门广场变成了歌舞的海洋。毛主席兴致勃勃地昂首夜空，期待着中国那颗卫星的到来。钱学森来到毛主席身边，告诉毛主席卫星飞临天安门的大体时间。毛主席笑了笑，继续向钱学森询问着什么。
钱学森今天特别激动。在“五．一”节这个伟大的日子里，在天安门城楼这个神圣的地方，同伟大领袖毛主席挨肩坐在一起，聆听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一生能有几多？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层心绪在里边，这就是，他感到自己回国15年来，没有辜负祖国对他的殷切期望，他在一步一步地实现着报国夙愿。
突然，广场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就要飞临广场上空的通知。天安门广场一下子静了下来，百万双眼睛注视着夜空。接着，高音喇叭里又传出了卫星上播出的清脆呼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一颗闪耀着桔红色光芒的明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的北方，缓慢向东南方向移动。这时，天安门广场再次沸腾起来，人们指着天空高喊：“看见啦！”“看见啦！”
毛主席也站起身来。周总理指着出现在广场上空的卫星说：
“主席快看，就在那里！”
毛主席眯着眼睛，顺着总理指的方向在搜寻，他老人家终于看到了，他笑了，他笑得那样开心！
目睹天安门城楼上下的情景，钱学森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他的确想了很多很多，想得很远很远。他恨不能尽快把伟大祖国母亲漂漂亮亮地打扮起来，赶上和超过全世界所有最发达的国家，让各国人民用羡慕的目光看着中国。此刻，他心中暗暗发誓：
“我的祖国就应该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