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的春节

● 寒叶

　　一夜的冬雪把古老的京城银装素裹。

　　万物都镶嵌了一层白色松软的粉尘，像蛋糕上的那层奶油，静止地凝固在上面。路上的积雪已被车轮轧出黑色的印痕，像白色幕布上纵横交错的曲线，伸向远方。行人踩在积雪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一行行白色凹陷的雪窝，在洁白的大地上蔓延，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耀眼的白光。

　　空气变得寒冷而清新。

　　我兴冲冲地走出古老的四合院，今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还有两天就是除夕了，每年我都要买些鞭炮烟花，在三十晚上尽情地放上一阵子。鞭炮噼啪的声响，烟花绽放的灿烂光环，是我最开心的向往。这成了我春节必然的功课，从七岁开始到十二岁，从没间断，神圣的像祭奠的仪式。

　　每次买回来，我都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挖个深洞，四四方方的，然后把鞭炮、烟花放进去，再盖上一块厚厚的砖头，掩上土，谁也看不出来内里的乾坤，那是属于我的小秘密。年三十晚，我才把它们全挖出来，好好享受一番那份欣喜与快乐。

　　每次姥姥给我的零钱不多，只能买一点，慢慢地攒钱，到三十晚上已经积累了好几种不同类型的鞭炮和烟花，那个土坑也挖大了一些；那坑里拥有一个孩子天真烂漫的幻想，还有希望。

　　而今年我已经十二岁了，走在雪地上，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印象里，只有小小孩才放鞭炮，长大了就不应该再买了，我就买这最后一次，放个痛快，以后就再也不买鞭炮、烟花了，向童年的兴趣说声再见吧！想到此时，心情有些黯淡，但为了节日的喜兴，我最终还是站在卖鞭炮的摊子前。

　　摊子摆满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鞭炮和各色烟花。红皮包装的鞭炮像一根根小红肠，饱满地编织成小辫子，有如蒜头串般悬挂在两旁。最粗的“二踢脚”是用牛皮纸做皮，能发出 “叮”“咚”的两种声响，第一声在地上爆破，后一声在空中炸开，震天动地，威猛有神力。一般小孩子都不敢放，但我试过那种刺激的感觉，点燃火引子，快速跑开，还要堵上耳朵。引爆时，大地微微颤抖一下，另一声就在空中炸开，刹那间，纸花飞溅，很爽啊！

　　十响的烟花，有一条像笛子般的长筒，花色的纸，包裹着长筒，像彩色的长笛。点燃之后它从顶端的口中吐焰，在空中天女散花，升腾的花朵代表着人们对美的渴望！

　　还有一种手握的小烟花，像一根细细的竹筷子，可以旋转出自己想要的图案，握在手中，任意摆弄，燃放时，细碎的火焰，小精灵一样地蹿跳着。“麻雷子”则比 “二踢脚”小，但比普通的鞭炮又大一号，它只响一声，却是响声如闷雷，只是炸响在大地。随着那声炸响，四溢的纸削横飞，硝烟四起，烟雾腾空。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抚摸着各种鞭炮，想着将要失去这种刺激的体验，心里的确不是滋味，于是，我每个品种都买了些。回到院子，和往年一样，我把买来的鞭炮全埋在一个土坑中，再放上一块木板，埋上一层厚土，静静地佇立，注视良久。埋藏了童年的玩伴，也埋葬了童年的梦想，我要向童年告别了。但是12岁，我真的长大了吗？其实姥姥也没有说以后不让我玩这些，妈妈也没提过不让玩，只是我自己这么想，然后就行动起来。

　　这一年已经算我们家最好的一年了，可还是比不上那些条件好一点的家庭，能吃上大鱼大肉，包饺子，吃糖果、蜜饯。从隔壁邻居传来的炖牛肉的香味，涌入鼻息，勾起人吃的欲望，而我家没钱买肉，姥姥给我和哥哥蒸了枣馒头、糖三角（里边夹红糖的馒头），把馒头捏成小老鼠、小鱼、小鸡的动物形状，还用红小豆按上去当眼睛，它们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姥姥用土豆、西红柿、胡萝卜、甜菜头以及猪骨头，煮了一大锅菜汤，她还用面粉、鸡蛋和白糖揉面，烤小甜饼干。

　　我和哥哥、妈妈、姥姥围在火炉旁，小小的八仙桌摆满了食物，没有大鱼大肉，只是粗茶淡饭，民间的土味儿，但我们全家都沉浸在这简单的节日快乐中。八平方的屋子里，炉火中蜂窝煤燃烧得噼啪作响，屋顶上那盏八瓦的小黄灯泡，把整个小屋映照得温暖和谐。小饼干的蛋香，骨头汤的肉香与土豆的甘甜，透过玻璃窗上贴的窗花，似乎也感动了严寒的空气，冬雪在屋檐下轻抚，北风也欢唱起来！

　　没有亲戚来做客，谁敢来拜访黑五类的家呢？只有冬雪和北风为我们吟唱。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寂寞，看着姥姥那张饱经风霜的脸，眉宇中间那条深纹，那双美丽的丹凤眼，那都是我从襁褓中一直注视的容颜，给我带来无限的安慰。再看妈妈年轻而又憔悴的脸，一双大眼睛总带着忧郁的神情；父亲一年才能从广州回来一次，全家的担子要这个年轻女人挑起，她也只有三十几岁啊！!

　　想到这儿，两滴泪珠跌落盘中小老鼠的眼睛上，它变得晶莹起来。我要快点长大，好帮姥姥、妈妈分担家务，像别人家一样有肉吃，有漂亮的衣裳，褪去那层青布褂。

　　12岁的孩子，12岁的我，沉浸在年夜饭的思绪里。

　　往事清晰地存入记忆库中，那是文革期间的事，我的家庭被政治问题的阴云笼罩着，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

　　姥姥出生清末明初显赫之家，她的父亲曾在法国担任公职，母亲贵为格格。五岁姥姥已进入教会小学接受良好的教育，中学在法国留学，十八岁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后来姥姥不顾家人的反对，与当国民党军官的外公结婚，婚后过着相夫教子的美满生活。

　　可惜好景不长，解放前外公病逝，遗下我仅三岁的妈妈、两岁的舅舅和两个月大的小姨。一个带了三个小孩的28岁年轻寡妇，得不到娘家的谅解，在那个年代如不改嫁简直没有活路可寻，但姥姥却选择了另一条独立守贞的路；她把妈妈和小姨送入了天主教的孤儿院，只身带着有腿疾的舅舅出去工作，当个小学教员，每个月给孤儿院交上两个女儿的生活费，坚强而努力地靠学问养活三个孩子。

解放后，姥姥也曾想去法国生活，但当护照和签证发下来的时候，当局却不允许她带孩子，只许她一个人出国。姥姥拉着一对儿女（那时小姨已病死在孤儿院），走到河边，想了结这人世间的苦痛，但最终还是下不了狠心，撕碎了护照和签证，留在了北京。

　　这之后的几十年，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姥姥都有份，后来连妈妈也不能幸免，在五七反右声中，被打成了右派，成了政治犯。但妈妈埋名隐姓逃到新疆伊犁一年，回来后匆匆与父亲结了婚，才逃过一劫没有陷牢狱。但从此妈妈也就一直做着不固定的临时工，与父亲长久两地分居，一生的幸福也葬送了。

　　兄长和我来到人间后，家人生活更捉襟见肘，稍懂事，我就知道，舅舅得了骨癌需要住院，家里很穷。记得五岁那年，舅舅在日坛肿瘤医院刚做完手术，全家多了一份口粮。那时，每人定量分配粮食，没有粮票就不能买米面。记得有一次，姥姥把我带到东单路口一家国营饭馆的门口，让我进去讨饭和粮票。我不知什么意思，傻傻地走进饭馆，当时觉得那里面好大、好宽敞，一排排双人靠背椅放在两侧，中间是圆形的餐桌，密密麻麻地坐满了食客。这些人都不认得，怎么开口讨粮票和吃的呢？耳旁回荡着姥姥的叮嘱：“孩子，我们已经没有粮票买米面了，你是小孩儿，会给你的……”

　　看着眼前晃动的人群，大碗的热汤面上泛着几许油花和青菜叶，呼噜呼噜的吃面声让我的肚子也咕噜咕噜的响起来。金黄的玉米面粥配上一小碟咸菜，还有鸡蛋饼和小米粥，像一道道风景线冲进我小小的视线。我看到一个30几岁的男人正坐在窗边的靠背椅上，低头喝着小米粥，面前摆了一碟咸菜和两个烧饼，默默地吃着。他的目光平和、慈善，我想他会不会给我粮票和吃的呢？边走边想，我静静地走到他的桌前，说话的勇气全消失了，低着头不敢出声。那时我梳着两条小辫，一身破旧衣服，头才与桌子一般高。

　　他很快就发现了我，抬起头来说：“孩子，你饿了吧？”顺手递了一个烧饼给我，“拿去吃吧！还有这半碗粥。”他把烧饼放在我手里，见我没有动，再把粥推到我眼前。

　　“叔叔！您能给我粮票吗？我们没有粮票买面了！”我那细嫩的声音，短促而清晰，一听就是北京的口音。他拉起我的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孩子，我只有两斤粮票，全给你吧！以后别再讨饭了，好好念书，做个有出息的孩子……”

　　我的脸唰地红了，多么善良的叔叔啊！粮票似乎带着他的慈悲和善心，沉甸甸地压在手上，在人海茫茫的大街上，一个陌生人的这份施舍，给予我良好的人生启蒙，让我觉得很温暖又感激。我把烧饼放进口袋里，捏着粮票走出饭馆，一头扑进姥姥的怀中……

　　文革期间，舅舅因为牵扯进一桩与红卫兵打架事件，身陷牢狱。舅舅本来从小就患有腿疾，在牢中缺少医治，患上骨癌，仅33岁就病逝。记得那是一个冬雪交加的夜晚，来自刑台县的一封电报，打破了宁静的夜，电文上那一行字“尔子贾ＸＸ于Ｘ年Ｘ月Ｘ日病逝，已葬于椴庄”，像枚定时炸弹，在我们的心中炸开。我记得姥姥的大眼睛里没有一滴眼泪。

　　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工人的父亲都能让孩子吃饱饭，而我爸爸是土木工程师，妈妈是技术员，姥姥还曾经当过英文老师，懂得法文和日文，而我却变成了一个小乞丐？我只是知道，妈妈在我还未出生时就被打成右派，姥姥也早已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时不时就有人带她去问话……生活像巨大的磨盘，把一个孩子的梦辗碎了。

　　一直到如今，我们也没有见到舅舅的遗骨。这段沉重的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在心中疯长，一种长久的痛，深入骨髓，给我的童年生活造成了巨大的阴影。那一年我刚好七岁，还依稀记得舅舅的模样：一双有神的大眼睛和两道浓浓的剑眉，一脸的英气。可惜却英年早逝，尘归尘，土归土，留下的只是亲人的悲伤和永远的痛！所以到了我12岁的时候，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之后，不仅精神上倍受压抑，而且生活也一贫如洗。过节的快乐，是我最盼望的，其他就没有任何让人快乐的事了。

　　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刻，我和哥哥燃放了所有的鞭炮烟花，雪地有如一面明镜，映照出空中的烟花，雪地烟花相辉映。在一声声鞭炮的震撼中，我看到了一线人生的希望：去旧迎新，告别十二岁，早日长大成人。

　　我就是这样创造了自己的快乐心情。

　　原来简单也能产生快乐，清贫中也有幻想，空气任由我呼吸。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阵清爽流遍全身，在与大自然身心交融的瞬间，我知道，时间没有停止，我仍然会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