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玲：香江舊事之東英大廈

東英大廈是香港的一座舊式商業大廈，位於九龍尖沙咀彌敦道、加連威老道及加拿芬道之間。建於1965年，樓高17層，是當時九龍半島最大的辦公大樓。裡面有中央空調、香港最早的電動扶梯。由香港曾經的首富何東家族興建，2003年時在香港樓市低潮中它被賣給華人置業，之後重建為29層高的購物大廈“The ONE”，取此名，據說還與李嘉欣有關。

以上是我在網絡查到的資料。當我在1986年10月走進它的時候，只覺那是雄偉的辦公大樓。

青春年少的人，仿佛不能停頓下來，停頓即痛苦，是精神上的多動症。自從在地處太子的布行工作兩個月覺得並無甚新事物可學時，就應征了尖沙咀這家招募文員的貿易公司。它叫碩信。

碩信的業務簡單來說是洋買辦。中國改革開放盛世，外國公司都想進去做生意，然而純粹的外國人不知如何進入碩大的市場。香港是好中介，香港的熟悉海外也了解中國大陸情況的人最適合領着外國公司，領着他們夾着皮包回來了。

碩信的吳老闆就是這樣一位洋買辦。他出身上海，因為曾經上山下鄉，還會說方言。他的發型是地方支援中央，眼睛滴溜溜地靈活，很老謀深算的神情。按現在的標准，是一名油膩大叔。

我只見過吳老闆幾次，他常年在大陸跑項目。那時大陸處處是要與國外公司合作的項目，或引進技術，或引進設備，大多數是設備和技術一起引進。各地方政府都在招標，外國公司就跟着洋買辦去投標。

面試我的是吳老闆的秘書雲蒂，這是英文名，而我也終於用上了英文名路意莎。雲蒂的名片上也寫着中文名，叫蘊妮，或是蘊蓮，總之是三個嫵媚的漢字。後來她告訴我名片上這名字不是真名，而是吳老闆為她取的。

雲蒂是一名美麗的女子，她長得圓潤豐滿，年紀二十七八，比我大十歲，有一番在社會上摸爬滾打過的風情。杏目含春，說話聲音也甜美。她以前在銀行工作，不是匯豐和恒生這樣的巨頭銀行，而是某商業銀行，做前台櫃員。她和吳老闆就是這樣認識的。吳老闆需要助理，讓雲蒂從銀行辭職後，先是花錢雇了外教陪雲蒂練英文，練就一口倫敦腔。雲蒂在我眼中最厲害的，正是一口流利的英文，沒有人相信她從不曾留洋。

雲蒂的英文在公司業務里至關重要。每當吳老闆得到了某地招標的消息，又或者是外國公司找上門來要去中國談生意，雲蒂就和外國人一起去國內做翻譯——她跟着吳老闆將國語也講得七八成了。

且說我的上司雲蒂交待我的工作，就是朝九晚五坐在辦公室里：有電話接電話，有電傳發電傳，沒事時你隨意。電傳是如今已經廢棄的電報技術，通過電傳打字電報機發出電報，當時是與香港大東電報局簽約的，從辦公室的打字機上，用一組一組的號碼發出電報。雲蒂經常要跟着吳老闆去出差，所以辦公室總是需要有一個女生接電話以證明這公司的穩定——如果是可以移動辦公的現代，大概就不需要辦公室了。

經常公司只有我一個人，每天開門、關門，查看電傳文件。雲蒂隔一兩天打電話回公司問有什麼聯絡事項。在那間鋪着紅色地毯，放着沙發的辦公室，我享受了自由的時間。比如去樓下后街的租書鋪子租書回來看。比如與同在東英大廈隔壁公司的克勞拉聊天。

克勞拉也是文員，一個廣東女孩，比我大幾歲。她瘦而蒼白，五官凡善可陳，有點“苦相”。不知是如何認識的，她是我在東英大廈唯一聊天的朋友。聊的話題也大致忘卻，只有一次談話記憶清晰——我們討論有錢好還是沒錢好？由於受文學作品的影響，我有一些理想主義，認為做人太沒錢不好，但太有錢也不好，有錢也會有很多的苦惱，而且很可能有道德缺陷或者家族糾紛，而克勞拉對錢的態度無比堅決，她堅定地不容置疑地對我說：“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講，都是有錢好。”

克勞拉還告訴我一些東英大廈樓里的八卦，我印象深刻的是梳頭女。

我在東英大廈上班的兩三個月裡，每天都在洗手間見到這名梳頭女。整層樓各公司的文員都用這個洗手間，她在裡面特立獨行，睥睨群芳。她美，標致的瓜子美人臉，眼影藍灰，紅唇艷麗。她每天在洗手間梳頭，一天起碼三次，因為我早上、中午、下班前去，都能見到她在梳。她梳頭的方式與眾不同，總是深深前傾彎腰，整個頭向前拗過去，拗過去，然後用她的梳子（更像是刷子的那種）從發根往前梳。一頭微微波浪形的黑發象瀑布一樣在洗手間甩來甩去。周圍的人都習以為常。我也從最初的“一愣”到“日常”。待她終於直起身來，一頭黑發果然是蓬鬆輕盈，充滿現代美發行業說的“空氣感”。

克勞拉告訴我，梳頭女是我們那層樓某公司老闆的秘書，而且是關係成迷的秘書（這種八卦克勞拉竟然都知道）。我將它與美女每日孜孜不倦梳頭聯系起來，單方面給她定位為“以色事人”——現在想來實在幼稚和獨斷。那之後我讀到“以色事人，色衰愛弛”，腦海里就浮現她漫長的梳頭，認定“以色事人”是一件辛苦的事，這事干不得。

克勞拉帶來的八卦還有關於她老闆徐先生的，不過此八卦非彼八卦，是關乎公司業績不振的消息。

徐先生是二世祖，散發一種在優渥環境裡長成的從容和氣。他幫過我一次。雲蒂給我第一個月發薪水時簽了一張支票，然後她就去出差了。我拿支票去銀行兌現，卻被告知是劃線支票，即不能提現金。當時我與母親二人生活，每月將薪水悉數交給母親，不能提取現金，就好像那錢不是自己的一樣，總覺不安。我與克勞拉說了，克勞拉很仗義，二話不說跑回去她辦公室求助徐先生。於是徐先生帶我們去了附近的匯豐銀行，他一進去，就被簇擁進了大概是銀行最高行政人員的房間，幾分鍾以後，就將支票換為了現金。

徐先生的父輩甚至祖輩就在這里做生意。到了徐先生這輩，盛而衰。

有一天，克勞拉喚我去他們公司看景——幾張拼在一起的辦公桌上，滿滿地擺了鳥食罐，一個個裝在盒子裡，我雖不懂，也覺紋樣質地美得不同凡響。桌旁已有幾個人嘖嘖稱奇圍觀，是徐先生要“放手”家傳古董了。徐先生一貫笑眯眯的和氣面孔上有幾分痛心疾首：“敗家啊，我這是敗家的衰仔啊”。

原來，徐先生公司業績不好有一陣了，這都是克勞拉告訴我的。在賣鳥食罐那天，徐太太也來幫忙，還買了開心果分給左鄰右舍公司吃。克勞拉送開心果到我這里，說徐太太說的，“這種時候更得吃點開心果。”

克勞拉來找我，還傳達了徐先生的另一個意思，想問問能不能租半間我們公司的辦公室——徐先生是房租也付不起了，想在我們公司搭幾張台子。我們辦公室確實很大，我經常一個人在裡面感到空曠，這也是十分歡迎克勞拉來找我的緣故。有時我出去租書或買零食吃，還讓克勞拉替我留守辦公室。

碩信作為買辦碩果可觀（僅我所在的幾個月就知道他們做成兩個項目），其中一個在四川，雲蒂知我家在四川還有些舊關係，提議帶我去出差，於是在11月份，我跟着雲蒂去成都出差。此為後話。

話說回來，因碩信盆缽豐盈，雲蒂和吳老闆並不想要賺徐先生這半份房租。此事不了了之。之後我再也未見過克勞拉。在我元旦後辭職收拾辦公桌時，發現放在抽屜里一個小小的黃金戒指不見了，連同絲絨袋子。

也許是克勞拉拿走了。

如果有機會，我很想告訴克勞拉，我不怪她，因為我知道做錯事的人也會在心裡刻下負疚的傷痕。年深月久，如今的我只感謝她在東英大廈陪伴我很多時間。

自從離開東英大廈，這四個字就湮沒於似水流年，再不曾留意。直到前陣子我整理外祖父羅維給我母親的舊信，讀到“我的家住太子道288號……公司地址是彌敦道東英大廈1412室，隨你寄在何處。我下周去日本拍戲……”

原來羅維影業有限公司也曾經在東英大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