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害者与被害者的记忆是不一样的

王一敏

经常有日本友人问我，中日战争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为什么还听中国人说不忘呢？我很肯定地回答，因为加害者与被害者的记忆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回答，并非出自于学者的立场，而是自己亲身的感受。

（一）加害者的记忆

1969年，我刚刚到黑龙江下乡时，从上海到漠河（当时为呼玛县）兴安公社大河西村的知青，有一百多位，其中有一小部分来自上海的闸北区和虹口区。闸北区虹口区知青中，又有七八位男女同学抽烟喝酒，公开谈恋爱，大家就认为他们沾染了社会上一些不好的风气，有违反修前线的紧张局势，必须纠正。但是，当时批评劝告没有任何效果，于是，有人提议要刮台风。刮台风，在那个时代是一句流行语，也是革命行动的号角，它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社会渣滓，横扫一切流氓阿飞。

一个冬夜的凌晨，在刮台风的革命号角下，一大群知青向另一小群知青采取了突击性的强制行动，把这些人关了起来。我是第二天早上“台风”过后才得知此事，当时，心里觉得委屈，如此激动人心的革命行动，不知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参加。

之后，强制中的几位闸北虹口的女同学，转移到我所在的女生宿舍接受看管。我好象要将功补过似的，自告奋勇地参与了监督。

我们逼着她们写交代，写悔过书。但其中一位同学就是不写，并反复说“我不会写！”

我们被激怒了：这也太嚣张了吧，竟然敢公开抗拒革命行动！我一冲动，就拿出皮带，开始动武了。文攻武卫，也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它使红卫兵的人身侵犯合法化。其实，没多久我便得知，被我抽过皮带的女同学，还不到小学文化，她确实不会写。这件事过去几年后，我到新建的黄花岭村创办小学，她也报名来到了黄花岭，此后我们有了相处的机会，她实在是一个非常天真可爱的人，简单质朴，至少比我纯洁。

1974年以后，知青开始人心涣散，大家各找门路，陆续返城。又过了若干年，在城里的知青们时兴纪念插队的聚会，有三年一次，也有五年一次。我所在的兴安公社是五年一次，但是在知青聚会上，我好象一直没见到过她。

再以后工作家庭，出国归国，日益繁忙，我逐渐淡忘了这件事。直到2013年，那时，国内掀起了一阵小小的红卫兵自我反思热潮，受其影响，我曾在微信知青群里，公开向她道歉，但她并不在群里。不料，我的姿态，在知青群里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仍认为当初的“台风”没刮错。而我，也觉得自己道歉的动机，有点虚伪，只是对自己的良心做了个交代，没有拷问人性，没有涉及更深层次的内容。

以上，就是我的记忆，也是一个加害者的记忆。

（二）被害者的记忆

现在的我正在迈向古稀之年。

过去，在讲坛上无数次地与听众分享自我概念的理论，分享乔哈利之窗的四个窗口。还经常以自我开示的方式，举例说明。大家觉得我这个人生性很OPEN，我也觉得自己很阳光很爽直，不喜欢遮遮掩掩。但一个人真正坐定自观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人格是有些问题的，至少是有一点点分裂的。

很多年前，我就很奇怪自己，我看人，为什么总是先发现别人的缺点。从实验的角度，曾试着用第三只眼睛旁观自己多次，结果总是一样。这就意味着我的神经，不由自主地，潜意识地，始终保持着某种警觉，这种警觉的实质，是对人的紧张。这样的紧张，通常会演变成自我人际关系对处的压力。其结果，会妨碍我的行为，例如，不能与人非常诚恳地推心置腹，不能真正地敞开心扉。而我全力提倡的理论却一直在高喊：只有OPEN，尤其是打开你的第一个窗口，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才能营造和谐的人际社会。

很明显，那时，我的内和外，是相悖的，脑子里其实一直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那么，问题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它源自何时？何处？不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分裂还会继续下去。

1974年，我从黑龙江回上海念大学，丽娃河畔是美丽的校园，与农村的生活环境，天差地别。但是，一到晚上却又一头钻进了东北插队的梦境，梦境里没有北国的高山峻岭，没有黑龙江上的蓝天白云，没有淳朴的老乡，也没有全力爱护我们的上海带队干部。没有，那些梦境模糊不清，色调灰暗。醒来的时候，我的情绪总是低落，不愉快，压抑。

知道我底细的人一定会说，王一敏，你也太矫情了吧，你插队又没有吃过多少苦，人家修路的时候，你参加县里文艺汇演，脱产排练。夏季大田农活最忙的时候，你却到大兴安岭报社脱产学习。冬天零下几十度的时候，人家上山伐木打柈子，你猫在暖融融的小学校里当老师。后来上海的大学来招工农兵大学生，黄花岭村的老乡和知青又首推了你……

是啊，我下乡受到过那么多的恩典，为什么插队的梦境，却一直是冷色的呢？还有，1983年我开始写小说，但文本中情感饱满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当地的老乡。为什么我不能象梁晓生那样写今夜有暴风雪，写知青自己呢？

从那时起，我逐渐开始对这些纠结进行自我剖析。发现，这一切与自己青春期的经历有关。

我的原生家庭，是自由开放的教养，于是，养成了我自由开放直来直去的天性。到黑龙江的头一年，其实自己连生理例假还没有来，是一个没有发育开化的黄毛丫头。

还是下乡的第一年，我被选派到公社边防站脱产军训一周，回生产队之前，一个在供销社工作的男知青塞给我一封信，仔细一看竟然是长长的恋慕文字，完全是单方面的情感，所以当时就被吓倒了，脸烫烫的，好象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困惑之际，我立刻想到了一个人，一位比自己大七岁的知青老大姐，她热情大方，说话直接，正义泼辣，她的学历阅历令我仰慕。那时我正在她的帮助下，积极靠拢团组织。我把信交给她，向她求助，并请她保密。可谁会想到，在入团审查会上，这位大姐居然透露了我的隐私，还说我小小年纪思想复杂……得知这件事，我记得自己好象天塌下来了一样，浑浑噩噩，哭了好几天，心象被人抠了一个大洞，惊抖剧痛。

如果，那时我有知识，能自己朝洞里窥探，探视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人就不会如此痛苦。

现在，翻转倒片重新窥探，当时洞里泛滥的情绪风暴，正是自己“同一性”的混乱。

所谓“同一性”，是指理想中的自己，与现实中的自己，认知的一致。混乱，就是不一致——它是青年期心理危机的要素。人期待的焦点是忠诚，对亲情，友情，爱情的忠诚。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青年前期（青春期），这一时期对友情的重视，往往高于一切。但是，当你发现，自己最信任的友情，突然背叛了你，阻碍了你的前进目标，你就会一下子觉得，人，还可信吗？尤其是处于青年前期（青春期）的人，一旦受到了强大的刺激，有可能会无序扩张，延伸，衍生，以为生活背叛了自己，甚至自我升级，掀起灾难级别的狂澜。

那时，我的年龄，就处于这样一个心理大洞的旋涡中。心，裂开了缝。青春期的心理裂缝，愈合，能简单吗？

当时我很无知，不知道寻找出口。我以为咽下的痛苦，过几天就会过去。我不去供销社了，含含糊糊地躲避那个男生疑惑的目光。我咬咬牙，继续着自己前进的目标。现在回忆起来，之后，自己的友情交往开始逐渐转向，转向老乡以及嫁给老乡的女知青，我甚至住到她们家里，睡在一张大炕上。以后又报名离开大河西村，跑到几十里外的山窝里，创建黄花岭小学。

人，一切行为的产生与改变，都有因缘。

幸好，后来通过读书，我长了点知识，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两次重返插队农村，我积极参加知青聚会，主动上前揉着那位知青老大姐的肩膀……之后，那些灰色的梦境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我终于摆脱了内心的困境，我的视界慢慢宽阔，客观。

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那位馈赠我这段记忆的大姐，一定不会想到这些。这也是我回国后大声疾呼，应在初中阶段早期介入青春期心理健康，建立心理咨询体制的原因之一。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独特的。

末了，想再呼应一下本文开头日本友人的战争提问，尽管有些生硬，可我还是想说，不管什么理由，眼下，凡是已经发动、正在发动、或准备发动战争的政治家们，恳请记住，加害者与被害者的记忆是不一样的。（写于2023年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