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蚌埠的火车站候北上的车，我预定的那趟列车已晚点三个小时了。“大兄弟，给我一根烟抽行吗？”一位乡下老妇人走到我身边，声音率直而谦恭。我忙着掏烟递过去，并说：“这是外国烟，冲。”“正好，正好。”老太太一边掏火柴点火，一边连连点头，才点着就深深吸了一大口，坐在我身侧的椅子上后，才舍得一点点吐了出去，那神态，像才走出沙漠的骆驼喝水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么辽阔的候车大厅里，我们两个一老一少一明一灭地抽烟的情景，一定十分有趣。
　　 而在现代女子这一边，那位老太太抽烟的大气派是没有的，她们抽烟多是撒娇或撒气，极少有过瘾的。显然，在吸烟这个方面，现代女子们是丢了传统的。
　　 现代女子是将抽烟当成一件事情去做的，或者说是有事情要做的时候才抽烟。这一点本质上不同于男人。她们不在饭后抽烟，不躺在床上抽烟，不蹲在厕所抽烟，不在麻将桌上抽烟，更不会像东北老太太那样将长长的烟袋拎在手里，或别在腰带上。她们抽烟往往有着明确的目的，或者消减疲乏，或者解除苦闷。香烟之于她们，是与男人沟通的桥梁，也是抵抗感情炎症的药片。她们划火柴之前，一定向左右看一看，那神态即是无言的广播：瞧吧，我可要抽烟了。
　　“我为什么吸烟？”
　　 美国一位畅销书女作家对一位与她年龄相当的男记者说：“这个问题提得真蠢，你以为我是在借助香烟构思我的小说吗？那是你们男人的做法，脑袋瓜乱成一团粥，就请香烟帮忙。香烟能保证你的书畅销吗？我吸烟是因为我喜欢为这个牌子做广告的那个男人，瞧，六十岁的男人风度，那么排场，你还年轻，快别烦我了。”
　　 中国男作家差不多都吸烟，女作家也不在少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承认“香烟给他们带来灵感”。一次在电视中，我见到《渴望》的编剧之一津津乐道香烟给他带来的好处，他手里抓着三四包不同牌子的香烟，说：“写作之前我抽淡一些的，一般是烤烟型，写作中间我抽冲的，混合型的，写起来带劲。”最后他又举了一包绿色的Morl，“写作之后我就抽这个，让脑子轻松下来。”透过荧光屏观察，这位作家分明是个男的，可从他说话的声音和语气中，感觉分明是个女的。
　　 新女性总是在一定的场合里抽烟，她们很看重这一点。她们希望别人看到她们寂寞了，或悲恸了。独坐咖啡厅一隅的女士手中的香烟，如果不是孤独的标记，便是“生意的”招牌。孤独者的标记后面暗示着：你不懂得我，离我远一点。而“做生意”的女子的招牌下面书写着：你难道还要我继续等下去吗？或：快来光顾我！一种说法很有趣，说上帝很公允，给女人发明了眼泪，有人苦痛便可无止无休地哭泣出来。而男人是不该流泪的，男人的牙齿被生活的暗礁撞碎了，是该咽进肚子里的，上帝给男人制造了香烟和烈酒，以便麻醉疼痛。这种说法虽偏颇，却也不无道理。在男子聚会的圈子里抽烟的女子，那一刻是拧着一股揪自己的头发迫使自己离开地面的劲的：你们抽，我干嘛闲着？
　　女子抽烟是注重过程而轻视效果的典型。我从没有见过一位新女性深吸一大口烟之后，发出真正烟民的来自生命深处的那句感叹：真香呵。新女性吸烟极讲究吸法，先是体面地打开烟盒，仔细选择妥一支，她们时常要拈来拈去，打一定抽哪一支的主意。如果是自动出烟盒，她们一定先把玩一会儿，烟取出后却不直接放在嘴上，而是捏在手指间，为之四顾，一副等人剪彩的大模样。点燃的烟头是必须斜向上方的，她们不是欣赏缭缭绕绕的烟雾，而是惟恐熏黄了葱白的细指，决不会像有些男人那样将烟夹在两指间的根部。她们弹烟灰更是艺术，通常要在烟缸里凸起的部位轻磕几下，像敲打在扬琴的弦上。随后还要吹一吹烟头，耐心地看着一闪一闪的红火。女性吸烟的同时还能找出指甲的瑕处，或是该剪了，或是指甲油有些紊乱，一旦发现指甲内有残秽，立即触电般将烟换到另一只手上。这个时候，她们决不会像男人，无论何时何地，也会极认真地抠起指甲内镶着的黑边来。
　　我没有见过抽烟袋的女人，戏剧里那种叼着长长烟袋的老婆婆离我的现实很远，小说家纳桑·阿斯作品中那类以抽烟为乐的女人是女人中最可怕的，我从没有过纳桑先生的亲身感受，因而，在此不便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