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世上的文章有两种：一种是用笔写的，一种用心。思齐同志的文章是心血和泪水的结晶，字里行间充溢着深情，感人至深，催人泪落。尤其是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为国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今天依然对人们有着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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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英走了，走了整整半个世纪。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我度过了无数个满浸着思念、等待、焦虑、恐惧、悲痛甚至绝望的日日夜夜。而它们几乎都伴随着眼泪。

　　1950年的11月2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黑色的不堪回首的日子。这一天，美帝向志愿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大榆洞投下了几十颗凝固汽油弹，炸中了岸英所在的作战室。在熊熊烈火中，岸英走了，驾着一朵燃烧的金红色的火云，冲破火网，冉冉地升入了蓝天。

　　岸英走了，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没有一个人通知我，我还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归来。我思念着他，等待着他。我想象着他回来时将怎样欢迎他，想象着我们将像以往一样在星期六一起去看望父亲、一起去逛北海、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在东四牌楼下漫步回家，想象着他又会同他的弟弟在我们那小小的卧室里下棋下到天亮，两人为一步棋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但是这一切都是梦，是我清醒时做的梦。

　　可说是白日做的梦，却又不是梦，因为那都是我们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是我对幸福时日的思念。记得我和岸英相约：每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们在中南海新华门相会，然后携手沿着南海漫步向丰泽园走去，因为父亲喜欢看到我们双双出现在他的眼前，每当这时他总是喜笑颜开，然后留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在饭桌上，父亲谈笑风生，天南海北，谈古论今，经常拿着我和岸英开玩笑。记得有一次岸英开玩笑，说父亲“小气”，说我们结婚时父亲只送了一件蓝大衣，害得我和他争来抢去。父亲指着岸英说：“你把我的干女儿抢去做老婆还不够，还想从我这里再发笔洋财！”说完看见岸英“理屈词穷”的模样，哈哈地笑得说不出话来。只要岸英在北京，每个星期我们都同岸青和他的妹妹一起，陪着父亲愉快地度过几个小时。这也许是父亲一周来唯一的休息。

　　当父亲又埋头到他的文件堆中后，我和岸英多半是去紫光阁看电影。然后我们就回家，回到我们位于朝内大街的那个小小的家。岸英喜欢东四牌楼，他说那是典型的中国风格的建筑，我们经常在东四下车，傍着牌楼站一会，然后在习习的晚风中漫步回家，到家时已是深夜了，有时甚至是凌晨一两点。与他相依为命的弟弟多次同我们一起回去，这时岸英便张罗着将岸青安置在李克农同志的会客室。每逢这种时候，岸青总是第二天清晨五点钟来敲门，岸英便睡眼惺忪地陪着弟弟找个地方下棋去。他俩棋艺相当，在棋盘上谁也不让谁。不过弟弟还多一个本事，那就是只能自己悔棋不准别人悔棋。岸英对弟弟的照顾和爱护让人看了不能不感动。我和岸英结婚一年，但是我们在电影院只看过两场电影：《三毛流浪记》和《一江春水向东流》。我记得很清楚，看《三毛流浪记》时他非常激动，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电影结束了，他还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我推了推他说：“该走了，影院都快空了。”他抬起头望着我说：“思齐，这就是我在上海的流浪生活，我和岸青除了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以外，三毛其他的经历我们都经历了。”回家的路上他却又不做声了，一路上默默地走着。我知道他的心又回到他在上海流浪的那些日日夜夜中去了，我没有打搅他。这以后，他对我细细地谈了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的前前后后。我深深地感到他对在上海的这段流浪生活是刻骨铭心的。长沙解放后，他在写给舅舅杨开智和外婆的第一封信中还提到“在上海六年的流浪生活不堪回首。”……

　　我不停地做着梦，做着清醒时的梦，甜蜜的、幸福的梦。在梦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危险，从来没有梦到过不幸，更没有在梦中将岸英和战争、和牺牲联系在一起。我如此糊涂，只不过是岸英临走前告诉我：“收不到我的信时不要着急，交通不便呢！”对我这无疑是颗定心丸，它使我浑浑噩噩地过了近三年！

　　1950年9月30日夜，我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在举国准备欢庆建国后第一个国庆的前夜，我被急匆匆地推进了手术室。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国庆节的下午，岸英参加完活动赶到医院来看我，他说，30日晚上他参加宴请苏联大使的宴会去了。他为我手术时他不在我身边而道歉。10月2日下午他又来了一次，从此一连十多天就没有了踪影，我知道他忙。10月14日晚上九点多，我已经休息了，他突然来了，告诉我他外出了一次，并且第二天又要出差。他在我的病床前坐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深夜十一点多了才恋恋不舍地别我而去。

　　在我的床前，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你都要坚持完成你的学业。”

　　“每个星期你都要去看望爸爸，不要我不在你就不去了。”

　　“收不到我的信时你不要着急，可能交通会不方便。”

　　“你多多照顾岸青。”他说，“对你我是放心的，因为你妈妈会照顾你的。”我深深地感到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岸青。那天临走时他说还要去我母亲那里。后来我母亲告诉我，他一直在她那里坐到凌晨两点多。

　　夜深了，他走了，我穿上医院的长大衣送他到病房大楼的入口处。秋夜的风已经是冷飕飕的了。他劝我回病房，我坚持要目送他走出医院的大门。他拗不过我，无奈而留恋地向大门的方向走了几步后又突然转过身来，向着我深深地、深深地弯下腰鞠了一躬，当时我吃惊得呆住了。他慢慢地伸直腰，倒退了几步，几次欲言又止，两眼痴痴地望了我一会儿，然后急切地转过身匆匆地走出了大门，再也没有回头。

　　我呆呆地、呆呆地站在楼门口……

　　我怎能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永诀。

　　那晚，他始终未提到他要去的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朝鲜，他只是在交谈中像偶尔提及似地问我：“知不知道有个朝鲜半岛？”我当时一怔，但却未把战争和他的出差联系起来，我傻傻地说：“知道，不是正在打仗吗？”他马上转移了话题。

　　他就这样走了，离开我到朝鲜去了，四十天后，他便离开了我们所有的人，永远永远地走了。

　　他走后，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中再三询问我的健康情况，对我们婚后他未能与我在一起多呆些时间，未能多照顾我而满怀歉意，但年轻的我却未能理解他。我只是把这封信，这封他在离开人世前，在炮火硝烟中写的最后一封信，这封可以说是他的遗书的信，当做一封普通的家书，就这样随意放在上衣的口袋中揉烂了。此后，我再没有收到他的信，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我等着盼着，这时他给我吃的定心丸起作用了：“收不到我的信时不要着急啊，交通不便呢！”于是，我那颗烦躁的心便安静下来。又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我仍等待着，盼望着。1952年的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侯波同志给了我一张照片，照片上赫然是戴着朝鲜人民军军帽微笑着的岸英，那么英俊，那么威武！

　　他去了朝鲜？我的心开始咚咚地乱跳起来，我又想起有一次我回中南海，适逢父亲和李克农坐在院子里，我便走了过去。李克农我很熟。我们结婚时岸英就在李克农处工作，新房就在李克农住的院子里，那间现在看来十分简陋、而当时我和岸英都十分满意的新房就是李克农一手操办的。李克农见了我有点手忙脚乱，后来我同他和爸爸三个人一起在院中就餐时，他也一直不说话，只是不停地一声接一声地叹气，我以为是他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了。父亲也沉默不语。这顿饭吃得既沉闷又凝重。这种严肃的气氛在父亲同我吃饭的餐桌上很少见到。是岸英出事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从我的心底腾腾地升了上来。“不，不会的，不会出事的！”我强自安定自己，勉强让自己镇静下来！但从此我便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我的心在无望中挣扎。我不停地安慰自己：“不会的，不会的，岸英他不会离开我的。”“你不要诅咒岸英啊！”

　　我想去问父亲，但看见父亲望着我的那双坦然的眼睛，听到父亲不时用平静的声音谈论岸英，谈他小时的趣事，谈他在上海的流浪，谈他与母亲杨开慧的生离死别，谈他作为一名红军军官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当我们谈到有趣的事时，父亲甚至会哈哈大笑。记得有一次父亲谈到岸英和岸青小时淘气，一次大雨过后院中积满了水，不知他俩从哪里把父亲唯一的一双皮鞋偷走了，两人站在积水中，一人的一只小脚上套一只父亲的大皮鞋，嘴里大喊：“开船喽！”两只小手还模仿着摇橹的动作。“船”当然湿透了，结果是每人的屁股上挨了两巴掌。父亲谈到这里笑得直抹眼泪。我们更多的是怀念开慧妈妈，谈她的英勇就义。父亲对我说：“开慧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伟大的母亲，她作为母亲，在三个孩子都未成年，岸龙还是呱呱待哺的婴儿时，毅然地走向了刑场。”关于两兄弟在上海的流浪，父亲也谈得不少。父亲有次告诉我，岸英告诉他怎样拾烟头才能又快又不弯腰，父亲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比成一个V字，说用细铁丝扎成个V字，绑在一根长点的竹竿上：“就这样一叉一个，一叉一个，不用弯腰去捡呢！”……每当想到这些我便责备自己不该胡思乱想。

　　但是岸英确实是这么长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来信啊！

　　我觉得我掉进了沸腾的油锅。

　　1953年的夏天，我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天，我冲进了父亲的书房，劈头盖脑不顾一切地问父亲：“爸爸，岸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来信？”父亲一下子呆住了，拿烟的手开始颤抖起来。我一切都明白了，眼前开始模糊起来，泪像开闸的河水沿着脸颊滚滚而下，这时一个苍老而悲痛的声音悠悠地传了过来：“岸英已经牺牲了。”接着又传来一句：“我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的。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了！”

　　这就是父亲给我的回答！

　　虽说我早就有怀疑，但怀疑一旦被证实，我还是被击倒了，思想停滞了，脑中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拍了拍我的肩，卫士长李银桥的声音传了过来，我愣了一下，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接着我听到一种恸哭声，那么陌生。这是我在哭？银桥的声音又传了过来，这回我听懂了，他叫我别哭了，说：“你爸爸的手已经冰凉了。”我终于从巨大的悲痛中醒了过来。哦，爸爸，我向爸爸望去，只见他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两眼直视着前方，双手无力地搭在膝上。天，我怎么能在父亲面前这么恸哭啊！我极力想忍住哭泣，但是办不到，于是我想：离开他吧，去寻找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独自去舐自己的伤口吧。我吃力地站起身来，哽咽着走向父亲，无言地握住他那双大手，那双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温暖而柔和的大手，但是此刻这双手却是僵冷的。

　　冷静下来后，我终于明白了：岸英牺牲后父亲一直在忍痛做我的工作，他担心我承受不了这可怕的噩耗，他希望我能坚强地承受住这致命的打击。全中国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生活安定了，我认为一切都好起来了，从此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了，不用行军了，不用打仗了，将来剩下的就是努力工作，同岸英相亲相爱平平安安地厮守终生。可是这个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最简单、最平凡的希望却在一瞬间破灭了，就像一个肥皂泡似的那么容易地就破灭了，烟消云散了。父亲针对我的教育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干革命就会有牺牲。他一次又一次地提起开慧妈妈的牺牲，历数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的牺牲，提起许许多多牺牲了的烈士，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和继父。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能承受住岸英的牺牲！但是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些烈士的名单中居然也会包括岸英！

　　老年丧子的父亲，为了我这个稀里糊涂地闯入了他家的女孩子，不得不强忍悲痛地教育我，在我面前不得不若无其事地谈论已经离开了人世的爱子，而我却像一只不懂事的小猫，不停地撕扯着他心灵上的伤口！

　　岸英千真万确是牺牲了，父亲已经明确地回答了我。但我仍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的感情，我的心都拒绝它！我接受不了他的死亡，我总觉得他还活着，活在一个遥远的、我所不知道也去不了的地方。这种情感上的拒绝一直持续到1959年的春节。这时离岸英牺牲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父亲为了我能真正接受岸英的死亡，他用自己的稿费资助我去给岸英扫墓，他不准我们用国家的一分钱，也不让我们打搅朝鲜有关方面。临赴朝前，我去向父亲辞行，父亲拉着我的手说：“思齐，告诉岸英，你也是代我去给他扫墓的，我们去晚了。告诉他，我无法自己去看他，请他原谅。告诉他，爸爸想他，爱他……”爸爸说不下去了。哽咽堵得我喘不上气来，我意识到只要我一张口便会恸哭失声，我用手紧紧地堵住嘴，拼命地点头，退出了父亲的书房。就这样我和妹妹邵华在任荣将军的带领下去了朝鲜。

　　当我在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里，站在岸英那圆形的用冰冷的花岗岩砌成的墓前，站在岸英那大理石的碑墓前，我才意识到岸英真的走了。但是当我想到躺在这圆形墓下的是岸英那饱受烈火摧残的遗体时，我的心再也承受不住了。我病了，病倒在朝鲜，高烧不退，回北京后下了火车就被直接抬进了医院。这场病病得我真是九死一生，我在鬼门关前游荡了近一个月，真正体验到了人濒临死亡时的感觉。唯一系住了我的是想到从朝鲜回来后还未见到父亲，还未向父亲汇报我的朝鲜之行，我有那么多那么多关于岸英的话：他的墓，他的碑，他所在的陵园，我在他墓前的感受……还一句都没告诉父亲。爸爸最了解我，他让李银桥及时给我送来一封短短的信，这封信成了我战胜病痛的精神支柱，也许正是这封信挽救了我的生命。爸爸在信中说：“要好好治病”，“意志为主，药物为辅。”这时我才猛然醒悟，原来当我站在岸英的墓前时自己精神已全面崩溃了。

　　我的心终于接受了岸英的死亡，病愈出院了。入院时大雪纷飞，出院时已是炎炎夏日。我去看望父亲，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思齐，我不该让你去朝鲜，害得你差点把小命都丢了。”我说：“爸，我应该去，虽然我病了一场，我不后悔！”想了想，我又追加了一句：“我迟早总要去的，不去看岸英，我饶不了自己！”爸爸对我说：“你不要太伤心了，干革命就会有牺牲。岸英是一个事业型的孩子，是国际主义战士，最终为朝鲜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二次大战中他曾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红军，作为苏联红军一个坦克连的党代表(相当于连指导员———作者注)同苏联人民一起参加了卫国战争。他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你是他的妻子，你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死者争一口气……”后来，爸爸在信中还谆谆地叮嘱我，要“为死者，为父亲，争这一口气。”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感到这些年来岸英一直就站在我和父亲之间，他一只手紧紧地拉着我，另一只手紧紧地拉着父亲，他使我和父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由于他，使我对父亲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也由于他，父亲给予了我无尽的关爱。有一封信，我至今仍然保留着。那是父亲在1960年1月15日写给我的，也就是我从朝鲜回来一年之后，父亲在信中写道：“思齐儿：不知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父字一月十五日”。

　　岸英牺牲后我为他扫过四次墓。第一次是父亲资助，后来两次分别是作为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和志愿军烈属代表团的成员去的。今年是岸英牺牲五十周年，我想，无论如何也要去为他扫墓。我参加了一个赴朝鲜旅游团，但到朝鲜后只有一项活动：扫墓。那天去时一路上风和日丽，从平壤到烈士陵园所在地桧仓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快到桧仓时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但抵达岸英墓前时雨却停住了。望着那熟悉的墓、熟悉的碑、熟悉的花岗岩胸像，心中翻腾着万语千言，无尽的伴随着眼泪的思念又历历浮现在眼前，我不觉悄悄地对岸英说出了声：“岸英，我来了，看你来了，从上次来看你已整整隔了十年，你怪我吗？岸英，我不知以后还能不能再来看你，我毕竟是近七十岁的人了。但是我相信，只要我还走得动，我就会再来看你。”

　　在回平壤的路上雨越下越大，最后变成了瓢泼大雨。汽车前挡的雨刷在刷、刷地忙碌着，但仍无济于事，从前挡望出去仍是一层厚厚的急急的水流，我觉得，这就是我为岸英流过的眼泪，上苍今天又把它们还给我了。(思齐)

　　《人民日报》(2000年11月25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