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笑人·

在国内某部属大学读研时，班上有位同学已经三十出头，体格可说是虎背熊腰，长相看上去也蛮憨厚的。在我们这些刚刚大学毕业的毛头小子面前，堪称见多识广，经历丰富，我们都称其为老大哥。

老大哥在与人说话时，脸上表情总是带点不太自然的，干干的笑。我们都觉着他虽不善交际，且言谈举止和反应似乎总有点慢半拍，但人还是挺实在可靠的。平时再一起下棋，打牌，搓麻将时，我们经常气急败坏地骂他太笨，他却从来不急不火，更不会和你脸红脖子粗地吵架。老大哥很有自制力，并不常玩这些浪费时间的游戏。虽然由于基础较差的原因，学习上有点吃力，但他很刻苦。老大哥有时也会和我们讲讲当年插队时如何如何吃苦，让我们听了佩服得一踏糊涂。实际上他在农村只待了半年多便调回了城里当工人，但他并不愿意多提当工人的事儿。他宁可多强调自己良好的家庭背景。

老大哥当年连考了三年大学，最后上了我校的大专班。他的父亲在部里工作，好象还是个处级干部。自然知道这个新设的大专班，是专为学校及部属研究所的各实验室培养实验员的。将来能保证在高层次单位做高层次的工作是吸引老大哥报考这个班的主要原因。我实验室里的实验员施大姐是老大哥在该大专班的同学。她说老大哥当年对班里的各项集体活动非常热心，而且积极主动地靠拢组织，加上家里的关系或多或少起的作用，最后终于击败了多位竞争者，成为班里仅有的几位在毕业前入党的同学之一。“入党之后他就没那么积极了”施大姐笑着跟我说。其实这很正常，我见到的学生党员基本都是这样的。能怪谁呢？谁都知道将来要想混出个模样来，没有这张党票是不行的。不少人为了入党还使尽了各种卑鄙手段，以期拽下别人，自己入围呢！我觉着老大哥不象是那种人。多年后，我在美国结识的台湾朋友向我证实在台湾想要加入国民党也是这样的。嘿嘿，中国人呐！

老大哥毕业后如愿以偿地留校当了实验员。因为在工作中常常搞错实验程序或领会错教授的意思。所以被实验室主任方教授训斥责骂是经常性的。但不管方教授如何生气，老大哥总是一如既往的，脸上带着不太自然的，干干的笑，满怀歉意的望着方教授。所以方教授往往是骂着骂着就消了气了。有时还会觉得自己太不尽人情而感到内疚。有趣的是，方教授是多年的入党申请人，老大哥有时还要代表支部帮助方教授提高思想认识哩。我的导师在八十年代初赴美做过两年的访问学者，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海归。回国后发表了几篇很有影响的论文，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系里颇有点影响力。我们的专业方向与老大哥所在的实验室相差甚远，基本没什么联系。但老大哥不知如何和我的导师一家搞得很熟。我的师母是中央舞蹈学院的钢琴伴奏教师，据说舞蹈家赵青还当过她的学生。怎么样？导师一家蛮有身份地位的吧？

做了几年的实验员后，老大哥决定读方教授的研究生。方教授虽然有时觉着他有点笨，但也感到他是一个老实听话，积极肯干的小伙子；平时关系也不错，哪有不同意的道理？考研前早已把题目透露给他，只须在英语上努把力即可。所以他轻松的过了关。这样我们就成为了同学。因为我是从另一所学校推荐来的研究生，和那些拼死拼活半年多考上的同学们比，我们两个简直是从天上掉下个馅饼在怀里。所以在刚入学那阵子，我们有时要一起承受同学们的几句酸酸的但并无恶意的挖苦。这倒似乎拉近了我们两个的关系，使我们之间无话不谈。

有一次，导师递给我一张单具要我签名，说是老大哥带着这张单具找到他，哭诉做研究生课题的实验时又烧坏了一个电子元件，这已是他一个月内烧坏的第四个这种元件了。每个元件价值数百元。他实在是怕方教授再骂他，所以想从我的帐号上出这笔钱。导师是个菩萨心肠，满口答应了下来。但我听了心里不免有一丝不快，老大哥为啥不和我事前打声招呼呢？学校每年分给每位研究生有限的三千元钱，有时这点钱是很紧张的；另外这钱并不属于导师，和我打声招呼是最起码的尊重吧。当然，我是不会驳导师的面子的……我后来想，老大哥不告诉我大概是不愿意让同学们认为自己无能。好在我的课题是和导师的课题连在一起的，并不是非要依靠这三千元钱不可。

在八九年的那场学潮中，同学们都积极地参与游行，讨论，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充满了希望和憧憬。老大哥那段时间总往家跑，中午来宿舍休息时也只是默默地听着，从不发表任何评论。有一次，一位同学问他对局势的看法，老大哥只是说了句：”瞎折腾啥，将来早晚都得倒霉！”，然后就拉过被子躺下来要睡午觉了。那位同学不甘心，冲他猛说民主化对国家，社会的好处等等。老大哥不太自然地，干干地笑了一下，说：”一些外国势力巴不得让中国大乱”，说完后转过身，再也不吭声了。

大约在五月十九日戒严前的一个星期左右，随着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行动的发展，北京市民中同情学生的气氛出现空前的高涨，报纸上的舆论纷纷倒向了学生一边。此时，校方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五月十七日，高自联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当我们站在研究生的队伍中准备出发时，突然发现老大哥也背了个水壶站在队伍中间。大家惊喜的问他你怎么也来了？老大哥干笑着说：”这个政府再踹两脚就要倒了，我要是还不来就赶不上了！”。大伙被逗得哈哈大笑，“老大哥也来了”的消息在研究生队伍中迅速传开，大大地提高了士气。

其实，绝大多数的同学和老师们只是希望政府能进行逐步的政治改革和具体政策上的改良，如首先允许新闻自由，打击官倒，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等；将来时机成熟时再进行开放党禁，实行民主选举。政府如果真的一下子垮掉，将会出现无法预料的混乱局面。某些野心勃勃的精英可能会获得一个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但最后倒霉的往往还是普通老百姓。

方教授也在教师队伍中参加了游行。半路上，学校派出的面包车赶了上来，劝年纪较大的教授副教授们坐车去目的地。但方教授坚持要把座位让给别人，自己硬是一步步的走到了天安门广场。

六四以后，校方奉命对学生和教师们进行了整顿和学习审查。因为在运动中大多数人都彼此彼此，所以基本上大家全部顺利过关。可是一些抛头露面的人物，如我校高自联的几个学生领袖则受到了重点审查；还有一位同学的身影在上面送到校方的一盘有关冲击公安部的录像带中出现，由于态度良好，最后只受了一个处分。方教授如果当时上了面包车去天安门广场，则属于去看望劝说绝食学生；但他是在队伍里走过去的，所以属于参加游行示威。虽然可归于在混乱的局势下受到欺骗蒙蔽，却仍然算是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本来定好的在年底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一事也泡了汤。

不久后听说老大哥在那段时间正在处一个女朋友，是位留美归国的博士。处了段时间后，女朋友要和他吹，理由之一是他对学潮，民主运动等事太冷漠，缺乏年轻人应有的热情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这种理由在平时真有点不可思议，但那时百分之九十的在校学生都投身于那场学潮。此事促使他参加了那次游行，可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女朋友的芳心。可以看出，这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对老大哥打击颇大。有一天中午还嫌在宿舍里打扑克的其他同学太吵而发了脾气。我找了个机会想安慰他几句，就说现在社会上很多未婚的大龄女青年据说都是因为本人条件太好，过于挑剔而耽误到了这个岁数。到了这个岁数就会现实了，象你这种研究生正是她们理想的结婚对象。不要急，面包会有的，老婆当然也会有的。老大哥的眼中闪出了一丝光芒，抬起头面露喜色地说：”的确是这样。我谈过的女朋友中有留美博士，有局级干部的女儿，还和一位副部长的女儿见过一面呢”。他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尴尬的脱口说了一句：”很好呀！为啥都没成功呢？”。我说完就后悔了，因为老大哥又满脸沮丧的把目光垂了下来：”我对婚姻大事比较慎重”。以后我们时常能看到一些老姑娘似的人来宿舍找他。象老大哥这个岁数的，有高学历的未婚男青年确实是挺抢手的。

毕业后，老大哥留校任教。有一次回校办事遇到他，匆匆寒喧了几句，然后夹起公文包说马上有一个校方的学术讨论会要去参加，就和我道别了。我从后面看他的样子和姿势的确挺象那么回事儿的，这个过去还真没注意到。

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和老大哥没有联系。后来听说他也被学校送来美国做访问学者了，再后来则定居了下来。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我们终于取得了联系。电话那头儿老大哥欣喜地说他六岁的儿子来美刚半年就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了；我问起他如何这么快就办下了绿卡。因为据我所知，办Ｊ１豁免，找工作，再办工作签证直至办下绿卡，这中间的甜酸苦辣决非一件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轻松事儿。而老大哥居然在我之前就拿到了这张让多少人英雄气短的劳什子。老大哥却叉开了话题，推崇倍至地大谈美国社会的民主，自由及人权的美好，坚决反对中国在彻底改变恶劣的人权状况之前举办奥运会……

其实，老大哥是个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