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得從一場棒球賽開始。這場棒場賽已經過去了兩個甲子，當年的參賽者和觀看者都已化作了泥土和腐殖質。

人們之所以還記得它，乃是參賽隊之一來自一個古老而陌生的國度。當這支參賽隊隊員的同胞們腦袋後面還拖着一根豬尾巴似的長辮子，還穿着長袍馬褂，隨時伸手打拱時，這些年齡在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已經在被他們的同胞看作蠻夷之地的美利堅生活了將近十年。

留美幼童棒球隊

十年裡，這群來自中國的少年，三三兩兩地入住於新英格蘭地區的美國家庭，並與同齡的美國孩子同窗共讀。溜冰、跳舞、打棒球，這些新鮮的東西潛滋暗長地烙進了他們記憶的溝回。

少年的經歷影響巨大，十年過去，他們不僅已經習慣了美式飲食起居，也接受了美式價值觀。幾十年以後，當他們垂垂老矣，卻仍然喜歡用一個當年的詞語來稱呼自已：BOY。

是的，他們就是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第一批由政府派出的留美幼童，是古老中國向現代世界主動邁出的重要步伐。按照留美幼童的始作俑者和靈魂人物容閎的設計，這些從十三四歲的孩子中挑選出的幼童，他們將在美國完成從中學到大學的學業。

其目的，不僅是讓他們成為熟練掌握一門西門現代技藝的新型人才，更在於容閎內心深處有一個美好的願景：

讓這四批共計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通過在美國長達十五年的學習和生活，培養出從生活習俗到個人素質，從人生理想到價值觀念都完全西化的一代新人，並通過這些新人去影響億萬同胞，以此挽救正在走向末路的萬馬齊喑的祖國。

然而，在一個識洋文、用洋貨，與洋人打交道都會被士大夫和普通民眾切齒為漢奸的國家，容閎的思想無疑走得太過遙遠，幾乎一開始就註定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

中國近代史上首位留學美學生容閎

儘管留美幼童先後有曾國藩和李鴻章兩位晚清巨擘的力挺，但隨着曾的去世和李在政治鬥爭中的屢受攻擊，終於，在首批留美幼童踏上美利堅大地九周年之際，一道旨令從北京通過越洋電報送達位於美國的留美事務局：所有幼童一律撤回國內。其理由是：“該學生以童稚之年，遠適異國，路歧絲染，未免見異思遷。”

對這種語焉不詳的說法，當時《紐約時報》一 篇社論一針見血地指出：“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清)政府認為這些學生花的是政府的錢，就應該只學習工程、數學和其他自然科學，對周圍的政治和社會影響要他們無動於衷。這種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社論指出：“中國不可能只從我們這裡引進知識，科學和工業資源模式，而不引進那些帶有‘病毒’性質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則，她將什麼也得不到。”
　　

於是乎，現有的在美九十餘名幼童，分批撤離了他們已經熟悉並熱愛的美利堅，啟程回返已經因為分別久遠而變得模糊的、如同概念一般的祖國。這些幼童，僅有兩人大學畢業，其它一部分上大學，更多的還在上中學。
　　

這兩個大學畢業的幼童，一個是詹天佑，一個是歐陽庚。後來，他們一個成為至到如今仍家喻戶曉的工程巨匠，一個則畢生獻力於中國的外交事業。

詹天佑

在途經舊金山時，幼童組建的棒球隊應邀和美國屋克蘭棒球隊比賽，比賽結果：幼童隊獲勝。棒球乃美國國球，而中國人居然獲勝，這在當地引起不小的轟動。同時也說明，幼童們在美國的生活已經深入到這個國家和這種文明的骨髓。

　　

比賽的獲勝對離別的憂愁和學而未竟的悲憤作了一次有效的減壓。此後，隨着中國的臨近，在幼童們心中升騰起的，是對故國的熱望和想象中的同胞們對他們的盛大歡迎。
　　

畢竟，他們拋家別親，不遠萬里奔赴異國，正是為了改造這個積貧積弱的老大帝國。現在，他們終於擁有一技之長――雖然還遠遠說不上圓滿，但祖國不正在渴望他們的歸來和拯救嗎?
　　

在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儘管有所謂地球村的說法，但遠隔重洋的美國，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仍是一個極其陌生，並因這種陌生而產生諸種隔閡與猜忌的國家。設若時光重回幼童留美時的晚清，在那種要耗上幾個月時間才能渡過太平洋，才能抵達美利堅的漫漫旅程，和中國境內四處紛飛着洋人挖人心剜人眼製造大炮的謠言的背景下，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美國，簡直比把一個美麗卻白痴的女兒送進食人部落還可怕。
　　

幼童們留下了為數不多的照片。凝視這些照片，讓人心中生出許多感慨。

其中一張照片的背景是晚清著名的輪船招商總局（上圖），大門前，一群孩子頭戴小帽，身着嶄新的長袍馬褂，他們幾乎全都表情呆板，眼神里流露出膽怯和疑慮，仿佛是對即將來臨的命運感到恐懼。
　　

同樣是這些孩子，他們幾年後的照片上，綢衣小帽變成了西裝革履，長辮子變成了小分頭，膽怯和疑慮變成了自信與達觀。你很難想象，倘若這些孩子沒有遠涉大洋，沒有去接受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文明的春風化雨，而是繼續留在古老的中國，他們中的每一個個體，會發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留美幼童們接受的是另一種無異於霄壤之別的新教育　　

容閎在他的回憶錄里說，這些留美的幼童們“終日飽吸自由空氣，他們平時性靈上受到的沉重壓力，一旦排空飛去，言論思想便都和舊教育的規範不合。”
　　

當這些孩子的同齡人還在中國式的陰暗私塾里，隨着冬烘先生的戒尺，搖頭晃腦地大聲朗讀之乎者也子曰詩云時，留美幼童們接受的是另一種無異於霄壤之別的新教育。
　　

據容閎的侄兒、留美幼童之一的容尚謙晚年回憶，他們在美國的功課，除了一般的文化課外，還包括了音樂、油畫、拳擊和軍事。此外，他還參加了校外的一個舞蹈學習班，在這個班裡，他的舞伴包括著名作家馬克·吐溫的兩個女兒。

梁敦彥

梁敦彥

留美幼童之一的梁敦彥，後來官至清朝外務大臣。他留下了一幅拍攝於留美期間的照片：西裝，皮鞋，鴨舌帽，手裡擰着一根歐美紳士最愛的文明棍，叉腰站在開滿鮮花的原野上。那種精氣神洋溢的范兒，你很難相信它的背景竟然是130多年前的清朝。
　　

同樣是這位梁敦彥，他在哈特福德高中每年舉行的畢業班學生演講比賽中，以對俄國侵略野心的透徹分析而轟動一時，當地報紙專門為此作　過報道。梁敦彥演講的時間是1876年，斯時，絕大多數中國官員對梁敦彥演講中提到的土耳其和俄國之間的戰爭，以及大變局下的世界格局，可以說完全茫然無知。
　　

就在梁敦彥慷慨發表演說的同一年，李圭參加了在美國費城舉行的世博會。會上，李圭巧遇了在老師的帶領下，前來參觀的留美幼童。對此，李圭在他的《環遊地球新錄》中有詳細記載，字裡行間，透露出這位最早與西方打交道的知識分子對留美幼童的讚賞之情：“幼童一百十三人……幼童聰敏好學，互相親愛，見人禮數言談彬彬然;有進館方年余者，西語亦精熟……見諸童多在會院遊覽，於千萬人中言動自如，無畏怯態。裝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華式，見圭等甚親近，吐屬有外洋風派”。
　　

1881年8月21日，美國各界為即將離別的幼童們在避難山教堂舉辦了一台晚會。幼童吳仰曾寄住的家庭主人瑪麗·巴特利特在晚會上給吳的母親寫了封信，在這封信中，這個美國婦女認為：不論在學業，在品行方面，您的孩子一直努力上進。我們堅信他必將成長為一個有用的公民，去為他的祖國服務，同時讓他的父母以他為榮耀。
　　

也許正是十年美國生活深植於心，當幼童們奉命回國之際，容閎的另一個侄子容揆選擇了以逃跑的方式永遠留在美國。在他以後的漫長人生中，他除了回國旅行過半年外，其它時間都居住在美國。他甚至非常意外地用一種毅然絕然的方式與他的祖國劃清界限：他有七個孩子，他沒有教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說任何一句漢語。

容揆不合情理的舉動，竊以為或許和他的同學們回到祖國後所遭受的冷遇與屈辱有關。幼童們在美的十年生活，變化何其深刻廣大。當這些已然西化的學子回到祖國時，卻意想不到地成了傳統的異端和同胞眼中的另類。
　　

清政府之所以中斷他們的學業，把他們全體急召回國，就在於衛道士們一再表示過的擔憂：幼童們沒把洋人的技術學好，反倒受了洋人思想的蠱惑。即便學成了技術，也將是滿腦子叛逆思想的危險品。與其這樣，不如連技術也不必學了。
　　

因此，當幼童們一旦被強行中止學業，立即動身回國，就註定了他們不再是一個被政府信任和重用的群體，甚至，他們已然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祖國的雜種。或者，祖國和他們的關係，套用奈保爾的話來說，“祖國，於我是一個難於表述的國家。”

留美幼童鍾文耀

對此，有着先見之明的《紐約時報》早就斷言過幼童們回國後將面臨的尷尬：這些孩子已經學會了電報技術，而眼下中國政府還不准許在天朝聖國的土地上建設哪怕是一英里的電線。他們已經學會了鐵路建設知識，而大清國剛剛拆除了國內惟一一條鐵路線。他們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麼，而他們要把這些危險的學問和念頭，帶回一個不負責任的獨裁政府那裡。
　　

果然，當幼童們甫一抵達上海，立刻領教了祖國的冷漠與警惕――其情其景，就像你熱切地投入經年不見的母親的懷抱，母親卻閃身一旁，命令僕人搜查你身上是否暗藏利器，企圖行刺。
　　

十年彈指一揮。當年離家時的小小少年，如今已是風華正茂的青年。撲面而來的祖國，卻並非他們曾經想象過的熱忱與盛大。當幼童們在上海登上祖國大陸時，他們看到的是一個灰色而骯髒的城市，尤其令他們意外和傷心的是：“曾經幻想有熱烈的歡迎等着我們，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國伸出的溫暖的手臂來擁抱我們。可是天呀，全成泡影。”
　　

碼頭擁擠的人潮中，既沒有前來迎接的政府官員，甚至也沒有他們的親友，他們的親友壓根兒就沒被告知，幼童們業已遠行歸來。惟一一個上船來接他們的人，是一個蠢笨如牛的僕役，此人沒有雇用馬車，而是雇用了一些獨輪車作為幼童們進城的工具。
　　

這樣，當獨輪車艱難地行進在從碼頭到城裡的漫長道路上時，幼童們中國人的黃皮膚黑眼睛，和身上的被認為洋人才穿的西服，以及分頭，都成為沿途市民圍觀取笑的絕佳素材。
　　

獨輪車通過法租界時，有些車輛沒有通行證，幼童們不得不下車自扛行李，徒步經過。幼童之一的黃開甲在寫給他的美國家長巴特產夫人的信中抱怨說，“在中國士大夫眼裡，這都是丟人現眼的事。”
　　

更令幼童們悲憤的事還在後頭――他們難以相信的是，他們的祖國竟然把他們當作了囚犯。他們被一一點名之後，被一隊手持武器的清軍，押往上海道台衙門後面一個廢棄了的書院關押起來。

黃開甲

這所書院已廢棄十年之久，牆壁剝落，門窗腐爛，經年不息的霉味四處瀰漫，每個人的床就是兩條板凳上擺一塊木板。黃開甲認為，即便是土耳其人的監獄，也要比這所書院整潔舒適。
　　

次日，正值中秋佳節，一些已獲知幼童們回國的家長，為久別的孩子備下了酒宴，但他們卻被繼續關押在求知書院，不准越雷池一步。在關押了四天之後，他們才又三人一組，由清軍押着，前往道台衙門向道台大人磕頭請安。去衙門的路上，兩旁仍然是看熱鬧和奚落的人群――那就是他們發誓要拯救的親愛的同胞。
　　

上海的屈辱遭遇只是一種暗示，即暗示着這些被祖國派往異國的孩子，他們已經不再被祖國所接納。幼童們返國之初，曾天真地幻想，政府也許會幡然悔悟，再送他們出國完成未竟學業，他們的導師容閎也為此周旋於政壇大佬之間。
　　

但這只是一廂情願的事。而且，更要命的是，不僅上海道台對他們充滿傲慢與偏見，整個國家的肉食者們幾乎都與上海道台同一個鼻孔出氣。幸好，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還能清醒地認識到幼童們的價值，為此，這位譽滿天下謗滿天下的封疆大吏將大多數幼童安排到了他轄下的機器學校、天津水師和魚雷學校。
　　

但是，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在幼童們回國直至大清滅亡的三十年間，絕大多數幼童都沒得到過政府的重視和重用;少數一些幸運兒，也只能算是用而不重，任而不信。與其說這是清政府對幼童的鄙薄，不如說是一種業已因僵化而走向死亡的文明對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文明所培養出的人才的不信任。如同一位被抱養在外，長大後返家的孩子，孩子想改變家庭的貧弱，但父母卻因看不慣孩子的生活方式與處事方式而懷疑他是回來爭遺產的。
　　

因此，在幼童們的青壯年時代，儘管他們滿腔報國之心，祖國卻不可能信任他們。好比一個目睹母親被人強姦的兒子，當他正要奮勇上前搭救時，卻遭到了父親不顧一切的阻撓。壯志未酬的悲愴與鬱悶，乃是情理中的事。
　　

然而，就像一個人無法選擇自已的父母一樣，一個人也無法選擇自己的祖國――你可以改變國籍，你可以喬居海外，但你的祖國卻是無法更改的，猶如祖國的英文名稱所暗示的那樣，那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如同血型，將伴隨你的一生。
　　

因而，儘管不被信任，儘管被視為喝狼奶長大的異端，但當這個腐朽的國家需要他們時，幼童們仍然以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悲壯回應了這個日薄西山的國家。其情其景，讓人忍不住有種向他們大聲斷喝的衝動：你如此熱愛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你嗎?
　　

1884年7月，正當中法兩國因中國的藩屬國越南受法國侵略而爆發戰爭之際，駐守在福州馬尾的揚武艦軍官黃季良給他的父親寫了封情詞殷殷的家書。自從1873年作為幼童赴美，被朝廷召回又到嚴復任教的福建船政學堂讀書，黃季良與他在江南制局當差的父親很少有見面的機會。
　　

當是時，這位年僅二十四歲的軍官敏銳地意識到，隨着法國軍艦以保商為名進入閩江，中法之間的一場大海戰迫在眉睫，自己作為一線軍官，隨時可能血染沙場。
　　

他在這封家書中，對未能侍奉父親，感到“負罪實深”;對於父親的教誨，黃季良表示時刻銘記在心：“猶記父親與男之信，囑以移孝作忠，能為忠臣即為孝子等語。”當此國家板蕩之際，“男既受朝廷豢養之恩，自當勉盡致身之義。”
　　

黃季良擔心，戰爭一起，自身生死難測，雖然為國盡忠，死而無憾，但未能與生父歡聚，卻是人生之大憾。為此，他在這封信中，附上了一幀自畫像。黃季良留下的這幀自畫像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稚氣未脫的青年，身着大清官服，雙目炯炯，筆直地注視着虛無的前方。
　　

就在這封家書和這幀自畫像寄出一個多月後，黃季良預言過的中法馬尾海戰爆發。僅僅半個時辰，福建水師就全軍覆沒――黃季良服役的揚威艦在開戰後不到半分鐘，就被擊中右舷沉沒。
　　

許多年後，我曾尋訪過當年的海戰遺址――即閩江即將匯入大海的馬尾羅星塔下水面。雖然曲折奔流到此的閩江已經遠比上游更為開闊，但當年敵我雙方近二十隻軍艦在如此狹窄的海面拉開決戰，幾乎就等同於面對面的白刃肉搏。受制於人的福建水師在倉促之際迎戰，再加上實力懸殊，敗績可謂必然。
　　

這場海戰中，有六名留美幼童參戰。其中，除了與黃季良同艦的容尚謙和吳其藻落水逃生外，包括黃季良在內的另外四名幼童，全都在激戰中陣亡。在今天的馬尾鎮上，還有當年清廷下旨建立的昭忠祠，祠內的石碑，雖歷經一百多年風雨，但七百七十二名烈士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辯。
　　

留美幼童的表現，也引起了他們視為第二故鄉的美國的關注。美國駐華公使專門為此給美國國務卿寫信：“在此次中法福州事件中，一批由美返國的學生，現在中國政府服務者的英勇表現是最引人矚目……這些‘洋化’學生都充分表現了高度勇敢及愛國心。他們在美國所受的教育，使他們對其祖國做出重大的貢獻。”
　　

是的，他們的洋化被同胞們視為叛逆並加以嘲弄，但關鍵時刻，他們仍然為這個時刻痛心着的國家衝鋒陷陣。雖然祖國把他們視為雜種，他們卻為這個國家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既是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宿命，更是東西方人倫皆通的赤子情懷。
　　

留美幼童肇始於同治年間，在這位因天花而夭折的年輕皇帝統治期間，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束帶來的是中國與西方列強短暫的和諧，加之已成心腹大患的太平天國被撲滅和洋務運動的勃興，這一時期呈現出貌似蒸蒸日上的繁榮，史家稱為同治中興。
　　

幾乎與同治中興同步的另一樁必將載入人類歷史的大事，則是中國的東鄰――多年以來的學生和粉絲――日本實施了明治維新。
　　

如同中國一樣，原本閉關鎖國的日本，在十九世紀後半葉，也遭到了西方國家入侵，也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為此，明治天皇統治期間，進行了旨在脫亞入歐，追趕近代世界的改革。
　　

當明治維新使得這個從政治到文化，從飲食到服裝，無不以中國為楷模的國家神奇地變得異常強大，並在短短二十年後，竟然以區區島國的力量擊敗一個疆域以千萬計的大國時，大清的國運卻早已隨着百日維新的失敗和隨後的庚子拳變而墜入風雨飄搖之際。曾經被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等精英寄託了無限期望的所謂同治中興，事實上只不過是這個即將謝幕的王朝的迴光返照。
　　

大清的失敗與日本的成功，原因和理由是多重的，但從這兩個同為東方古國的政府在對待各自的留學生的立場上，就能清晰地判斷得出，到底哪一個國家將在歷史的競賽中獲勝。
　　

日本向海外派出留學生，始於明治維新前夜。就在容閎緊鑼密鼓地為幼童留美活動時，日本派出了一個龐大的代表團，耗時近一年之久，遍訪歐美各國――代表團隨行有五十多位青少年，他們在歐美各發達國家留了下來。

在出發之前，明治天皇甚至親自接見了留學生代表

而在中國，留美幼童們啟程前，他們所能接觸到的最高官員也不過四五品。明治維修後，日本派往歐美各國的留學生數量激增，當中國才向美國派出兩批幼童時，日本派出的留學生已多達一千人以上。

　　

更令人鬱結的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戰，參與這場戰事的雙方軍官中，都不乏留學歐美者。但那場決定了近代史上中日各自國際地位的海戰的結果我們早已牢記在心：中國如同馬尾海戰那樣，又一次遭遇慘敗。

吳應科

這場海戰中，中方共有十一名留美幼童參戰，陣亡三人，負傷一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吳應科，海戰時，他是定遠艦作戰參謀，入民國後擔任過海軍右司令。一個叫泰勒的英國人時任定遠艦中校顧問，他後來回憶說，海戰時，“(吳應科)在硝煙彈雨中，他本可以藏身在炮塔之中，但他挺身屹立在甲板上，正當其時，他身旁的一位水兵被炮彈轟斃，血肉橫飛慘不忍睹”。
　　

但是，儘管吳應科們如此英勇，卻依舊無法改變失敗的定局。就像再強大的願力，也無法挽住一個國家滑向深淵的車輪。戰後，吳應科因作戰勇敢，被授予巴圖魯稱號。但他憤怒地把政府頒發的勳章扔進了濁浪滔天的大海。
　　

甲午戰敗，老臣李鴻章滿懷屈辱地擔任全權代表赴日議和。多年以來，李鴻章常被加以漢奸和賣國賊之類的罵名，其實，作為彼時帝國最清醒與最開明的官員，他焉能不知這個肉食者們只知痛飲漏舟之中，高歌危屋之下的帝國已經完全不可救藥嗎?但除了割地賠款，難道這個罪孽深重的國家還有其它前途可言嗎?

　　

與李鴻章隨行的，有一位叫林聯輝的留美幼童，在日期間，他親眼目睹了年邁的李鴻章如何在談判中受盡折辱，甚至被激進的日本浪人行刺，差點就命喪異國。同樣是到海外吸取過另一種文明養份的留學生，當日本留學生們高歌猛進，叱咤風雲時，林聯輝卻只能在悲愴中為命懸一線的李鴻章包紮療傷。
　　

比較中日留學生在各自國家的命運，或許會給我們提供以史為鑑的機會。留美幼童長時間被看作是夷人化育的異端和雜種，不重不用，或控制使用;而日本則當作國寶，當作改良民族素質的急先鋒，盡力給他們以表現的舞台和實施才華的空間，他們為日本的脫亞入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此涇渭分明的做派，說到底，不過是中國希望留學生僅僅限於學習西方技藝，而日本則希望全盤西化。
　　

與清政府日夜擔憂留美幼童會因身處異鄉，在異族的文化背景下數典忘宗，甚至沾染上美國人的思想觀念不同，日本從明治天皇以下，全體脫下和服，改穿西裝，至於他們派出的留學生，更是無人對他們在異鄉的思想是否合於傳統是否離經叛道而憂心衷衷。
　　

清政府派出幼童留學也好，實施洋務運動也罷，其實質，都只是希望學習洋人的技術，至于洋人的思想，洋人的生活方式，必須視為可怕的超級細菌，全體臣民都得拒腐蝕，永不沾。
　　

大清的夢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張之洞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然而，就像嚴復強力反駁過的那樣：“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亡”。
　　

也就是說，把一種文明分為體與用兩部分，只吸取它的用而拋棄它的體，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事實證明，嚴復的預言何其具有先見之明：只要西方技術而不要西方體制的清朝走向了窮途末路，既要西方技術更要西方體制的日本則迅速跳出困境，一躍而為列強之一。
　　

李鴻章算得上留美幼童的知音。甚至，當他臨終之時，守候在他病榻前的，也有一位幼童，那就是前面說過的吳應科。但即便是李鴻章，也無法真正發揮幼童的作用，無法委之以重任。一則，李鴻章已年事漸高，二則，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多年宦海沉浮，不想授政敵以口實。
　　

真正重用幼童的是袁世凱。正是在袁世凱當政時期，幼童們異軍突起：他們要麼占據政界要津，要麼駐節海外，要麼成為新興的電報、鐵路、礦山和大學的開創者與集大成者。
　　

弔詭的是，被指斥為竊國大盜的袁世凱，他無疑是一個開明的改革派，他看到了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並身體力行，但這個熱衷學習西方的改革派，最終卻企圖把中國重新拉回帝制的泥沼。這說明，傳統中國的力量是如此強大，儘管有歐風美雨的橫空出世，傳統的胎記依然難以真正洗刷得乾淨。
　　

幼童們的黃金時期來得有點晚，但畢竟來了。就像房龍說過的那樣：“凡是上帝觸摸過的人，不管他遭到什麼樣的障礙和多麼無禮的對待，他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顯然，幼童們就是被上帝觸摸過的人。
　　

當幼童們大展宏圖之時，他們曾經效忠過、但對他們的效忠視若無睹的大清已經劃上了句號。時代翻開了新的一頁，進入了天地一新的民國。或許可以說，是大清自已拒絕了這些滿懷赤誠的拯救者，拒絕的結果是，作為拯救者的幼童們報國無門，而作為拒絕者的大清則轟然倒塌――
　　

這個日暮途窮的祖國最反動之處就在於：它寧願選擇死亡，也要斷然拒絕來自另一種文明的急救。

來源：2018-04-19  啟苑雜譚
寧願選擇死亡，也要斷然拒絕來自另一種文明的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