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澳大利亞的9號電視台有一個非常受觀眾喜愛的節目，叫做：“Who wants to be millionaire？”，譯成中文就是：“誰想成為百萬富翁？”的意思，其實就是相當於中央電視台的開心辭典之類的綜藝節目。不過就是獎金額度大很多而已，大概是連續答對15個問題就可以贏得百萬澳元的規則吧。當然，百萬澳元也不是那麼好掙的，越是到後面、題目就越難；此外，如果一題答錯，就會前功盡棄，這樣的遊戲規則也嚇退了很多本來有希望奪取大獎的人。

有一次，這個節目上來了一個很厲害的挑戰者，他是澳大利亞的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悉尼歌劇院的簽約歌手，他的名字我不大記得了，但顯然他的知名度是很高的，因為觀眾基本上都認識他，其地位大致相當於我們中國的蔣大為、李雙江之類的角色。而且，他每答對一題，都要放聲高唱一曲，聲音宏亮優美。歌唱家的出現，使得整個節目高潮迭起，掌聲不斷。老實說，這位歌唱家確實是一位見多識廣的人物，題題答對、一路過關，他甚至能答對：“當今活着的達賴喇嘛是第十幾世？”這樣高難度的問題，我想：這問題就是放到中國，也不見得有幾個人能答得上來。更何況他是一個澳大利亞人！但歌唱家確實是知識淵博，令人不得不服。於是，他就不斷的放聲歌唱，一路高歌猛進，一連答對14題，贏得50萬澳元了，只剩下最後一個百萬澳元的問題了，但最後這個題目實在太難了，他選擇了放棄，保住了到手的50萬澳元。

故事到這裡，本來是皆大歡喜的結局了。沒想到，兩個星期之後的節目裡，又一次見到了這位歌唱家。主持人很好奇地問他為什麼又來了？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自從上次贏得50萬元大獎之後，到他家來催債的人和公司不斷，但這邊的獎金又遲遲不能落實，家裡窮得都快揭不開鍋了。所以，就只好厚着臉皮來催要獎金了。歌唱家的話不僅讓觀眾們吃驚，主持人也嚇了一跳，因為像他這麼出名的歌唱家，收入肯定不會很低，怎麼會借一堆的債？簡直讓人難以置信。於是，主持人代表大家向歌唱家問了幾個好奇的問題：

問：“你今年多大了？”
答：“50歲。”
問：“你出名多久了？”
答：“20年。”
問：“夫人有工作嗎？”
答：“有。”
問：“你們有幾個孩子？”
答：“兩個。”
問：“迄今為止，你們夫婦有多少錢的積蓄？”
答：“50萬零7元6角。”
問：“如果不算此次大獎的獎金，那麼你們夫婦的總存款額是多少？”
答：“7元6角。”

歌唱家老老實實的回答把大伙兒逗得哄堂大笑，難怪獎金不發的話，家裡就揭不開鍋了，確實是沒錢了。這位歌唱家的家庭生活方式在澳大利亞很有代表性，就是典型的卯吃寅糧、借錢過日子的那種家庭，先大花未來錢，過好眼前的日子要緊。這種情況在澳大利亞還是很普遍的，西方人的儲蓄觀念很差，倒是透支能力很強，動不動就大刷信用卡，也不管將來還債時有多難。這也難怪，因為澳大利亞的福利還是很好的，老了有退休金、政府有老年人補貼費、有老年公寓、醫療免費、養老院也是免費的，所以，洋人們對未來的前景還是很有信心的，儲蓄防老的觀念是很淡薄的，關鍵還是過好眼前的每一天。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還是不能想象，像這位歌唱家這樣的高收入家庭，到了50歲的時候，還清了欠債之外，居然只有7.6元的存款總額！

我們華人就過的是截然相反的一種生活，寧可委曲求全地、節衣縮食地過每天的日常生活，放棄許多的生活樂趣，也要儘量多地存錢，因為錢是華人的膽，有了錢才有安全感，才會對未來有信心。正如華人決不滿足租房是一樣的道理，按照中國的傳統想法，有房子可以居住是絕對不夠的，必須是將這房子買下來，居住在屬於自己的房子裡才有安全感。而西方人則比較少有這樣的觀念，他們是絕不會節衣縮食去買什麼房子的，只要有地方住、並且住得舒服，是買是租又有什麼關係呢？

作為一名生活在西方國家的華人，我已經在很多方面都開始接受西方的觀念。但在金錢方面，仍舊會時常有較大的危機感，也喜歡存錢。至少我是不敢大刷信用卡，大花未來錢的。所以，我的信用卡上高達幾萬澳元的信用額度完全是形同虛設，因為我幾乎從來不透支的。我常常想：信用卡公司要想靠華人透支來掙高額利息，那基本上是白日做夢。我為什麼會這樣小心花錢呢？一定是過去的一些經歷才使得我變得這麼謹小慎微的。

行文到此，我忽然想起少年時期的一件小事，那是1977年的事情，當時我才12歲，正是剛剛對金錢有稍許微弱概念的年齡。當時，我跟父親兩人生活在長沙，爸爸是湖南大學的普通教師。有一天，爸爸高興地對我說，有一項緊急任務，他要和一名同事出差去北京，這次是坐飛機去北京！在我的印象里，當時的中國普通公民坐飛機，大約跟現在的坐宇宙飛船差不多的稀奇。於是，我就很羨慕爸爸，因為他可以坐飛機了。沒想到，過了一天，爸爸就臉色陰沉地回家了，難過地躺在床上，一動不動，後來是鄰居蔡叔叔把我領到他家吃的晚飯。蔡叔叔告訴我：“你爸爸遇到倒霉事了，在公共汽車上，他的錢包被小偷偷走了，裡面有他的工作證和兩張去北京的飛機票！”我當時也感到一種大禍臨頭的感覺。

是的，那時候，我們一家的全部積蓄可能也就一兩百元人民幣的樣子，要賠償兩張長沙去北京的飛機票錢可能會耗盡全家多少年來的全部積蓄。那小偷也太沒良心了！他偷走了我們小家庭的全部幸福。但其中尚有更為可怕的原因，這是很多年之後，爸爸才告訴我的，那就是：當時爸爸仍然是戴帽右派，只要這個時候，有那麼一個人跳出來說他是階級敵人搞破壞的話，那他就會死無葬身之地。而爸爸如果倒霉的話，我們這個家庭也會蒙受巨大的打擊！在這麼大的陰影籠罩着之下，年少的我發自內心地感到恐懼，看到連續幾天幾夜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的爸爸，霎那間，我覺得：災難即將降臨。心裡暗暗地祈禱老天爺：要是我家裡有多一點錢該有多好啊！

但是，這件事情最後還是有一個喜劇性的結尾：三天之後，蔡叔叔從土木系回來對爸爸說，系裡有爸爸的一封信，蔡叔叔還壓低聲音對爸爸說：“我摸了一下信封，裡面好像夾着你的工作證！”多少天來掛在爸爸臉上的陰霾頓時一掃而空，他跑到系裡拿回了信封，裡面有他的工作證和兩張飛機票！原來是小偷根據工作證上的地址，把爸爸的證件和飛機票寄了回來。一時間，大家全都喜氣洋洋，齊聲誇讚這個小偷是一個有良心的小偷！我也如釋重負，感到那平空而降的災難終於沒有落到我家頭上，至此，我對金錢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一定要在平時有所積蓄，關鍵時刻才能避免災難。少年時期的經歷往往是刻骨銘心的，這種感覺將伴隨着我的一生。但是，作為一名已經生活在澳大利亞的華人，我並不想把這種金錢救命的觀念早早地就播種在自己孩子幼小的心靈里。

前些日子，我10歲的女兒姍姍受到一個陌生人的驚嚇，不小心失手打碎了我的手機，她是一個膽小的孩子。儘管我一點兒也沒有責怪她，可是那一整天，她一直都有點兒惶惶然不知所措。我感覺到：她是認為自己犯了大錯了，所以才會不安。但我覺得：姍姍除了膽小之外，並沒有犯別的錯誤，打壞手機又不是她故意的，這沒什麼可責備的。當晚睡覺的時候，給她講了兩個故事，按照慣例，她得閉眼開始睡了。忽然，她一骨碌從自己的小被子裡滾過來，摟着我的脖子說：“爸爸，對不起。我把你的手機弄壞了。”嘿！這小傢伙，還惦記着這件事情呢，於是，我儘量輕描淡寫地說：“沒關係的，反正我也要換手機了，咱們換一個有別的新遊戲的手機，好嗎？”姍姍一聽就高興地笑了：“好的。”說完，她一骨碌又滾回自己的小被子，很快就帶着滿意的笑容睡着了。

無論如何，經濟上的苦惱是大人的問題，還是不應該將這種壓力過早地放在孩子心上。

2006年7月27日 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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