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多曼斯基來華，我們就可以把一切當成塵埃落定嗎？不，因為過去存在的東西不會因一個洋教的到來而自動解除。

“中國女足到底發生過什麼”——這個問題像懸在頭頂的一根木魚讓人去尋詢，3月16日，我前往成都附近的崇州，它正在進行全國女足超級聯賽，3月19日，我前往北京，因為很多當事人已經回國，我企圖進行一個獨立的調查，但最終它是一個沒有真正完成的調查，突然發現自己根本無力還原完整的歷史，我最多能記錄一些碎片，但它們都是真實完成的，想起劉曉新在他那篇引發了軒然大波的《神秘的十九天》的開篇語：萬曆十五年，長慶宮不事修繕……

可以真相只掩埋在這些修繕之事中吧。

但這並不妨礙我得出中國女足之亂的根源：政治博弈導致女足之亂

一、兩個人之間的政治博弈

這次女足之亂似乎緣起於李飛宇，但李飛宇只是一個小人物，但他身後卻有兩個大人物，一個是作為足協一把手的謝亞龍，一個是作為分管副主席的楊一民。

兩個大人物之間的微妙關係把小人物李飛宇怪異地弄到中國女足的“領隊”崗位上，並最終導致女足之亂。其實這是一個足協內部幾乎人人盡知的秘密——典型的拉郎配導致了一個小人物的悲劇。

在去年的中國足協的“競聘”開始時，希望得到重任的李飛宇按照自己的願望填寫了幾個志願，他喜歡去搞他的技術情報工作，這符合他的性格，也符合他的專長，另外有一個原因是：他很想和老婆要一個孩子，過去懷了兩次都沒成功，如果跟着女足跑來跑去，會影響到他撫育的下一代計劃。

但中國足協所謂“競聘”一直是個形式化產物，搞黨務的幹部可以去管理聯賽，搞技術的人當然也可以去搞女足，當謝亞龍欽點李飛宇去當“女足領隊”時，這個技術官員曾拒絕，但謝亞龍一定要他接手這個崗位，最終，李飛宇前往了他不喜歡也不擅長的女足領隊這一崗位上。一種說法是：謝亞龍看中他的外語優勢，之後可以與洋教練進行有效溝通；另一種說法是：他視楊一民為恩師，就連私下裡的稱呼也就是“楊老師”而非“楊主席”。

到底李飛宇是“親謝”還是“親楊”還有疑問，有人說他是謝亞龍為了摻沙子摻到楊一民所屬的女足隊伍中的，比如謝亞龍已把蔚少輝以領隊身份摻到南勇所屬的國奧隊中，把李曉光以領隊身份摻到國家隊中，“摻沙子”，是中國官場最常見的技術；但另有人說了一段陳年往事證明李飛宇不是謝亞龍的人，那是還在李飛宇讀北體大時，由於當年學校正好有兩名大學生因喝酒被外面的人扎死，北體大正處在“禁酒令”期間，但李飛宇某晚不顧禁令跑到校外喝酒，正醉眼迷濛回校是時，路上迎面碰到謝亞龍，謝亞龍大怒之際幾乎將處罰李飛宇“勒令退學，發配原籍”時，一支神秘的手救了李飛宇，這隻神秘的手的主人是誰？

我們已經看出來：這一人事任命具有相當的“裙帶”的意味，它是一個行政意義大於技術意義的決定。也許，從一開始這個任命就埋下了女足之亂的根源。在阿爾代夫失敗後，李飛宇向《足夜》記者說：“我在隊中一切所作所為都是聽楊主席的，他讓我干的我才幹，不讓我干的，你說我敢去幹嗎？”

說李飛宇是“替死鬼”有粉飾之嫌，他只是一個傀儡，他的牙籤事件其實是一個性格孤僻的男人在壓力之下的失態。但李飛宇不願意去擔當女足領隊卻被強行上架得以證實。
在女足事務上，謝亞龍和楊一民之間一直關係微妙，一個故事是：去年有一天，分管女足的楊一民前往謝亞龍辦公室匯報有關事務，楊一民站在謝亞龍的身後不停地說，但謝亞龍足有五分鐘不說話也不回頭，他一直用後腦勺對着匯報者，楊一民探頭一看，原來謝亞龍是對着桌上的電腦下着網絡圍棋。楊一民大怒，轉身拉開二樓謝亞龍的辦公室門，對樓道大聲吼叫：“你這是什麼態度！”摔門而出，整個二樓的足協幹部們都聽見了。

謝與楊之間的對峙已不是秘密，不可否認，他們都希望搞好女足，但客觀事實是：連馬良行也能輕易發現坊間傳聞的真實性——“媒體罵謝，楊就高興，媒體罵楊，謝就高興”。在馬良行事件中，謝、楊態度一直曖昧，馬良行從兩個不同的領導嘴裡經常得到的相左的信息。

二、兩個部門的政治博弈

在崇州發現一則不大不小的新聞，中國足協女子部官員付玉培決定將在本屆女超聯賽結束後向足協領導提出“辭職”，辭職信已經寫好了，他辭職的最大理由是“足協種種做法根本不是在搞事業，我已經對現狀非常失望，我別無出路，只有辭職”。

付玉培想到香河基地去養老，但領導找他談過話，卻讓他去搞“五人制足球”，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人事安排讓他很無奈，“足協就是這樣，其實李飛宇根本不想去當女足領隊，他也是被強行安排到這個崗位上的”。

中國女子足球運動現一共有16支職業隊，過去的8支超級隊和8支甲級隊在新賽季被合二為一參加比賽，擁有16支女足參加聯賽的數字肯定位居世界第一，而日本只有6支，韓國只有4支，瑞典也不過10支，美國職業大聯盟甚至在2003年取消了……另據中國足協女子部部長張健強調查，中國擁有3000多專業從事女子足球運動的人口，這是位居世界第一的數字。兩項指標超過了德國、瑞典、美國、日本、韓國……而且新賽季的女超因為一家撲克牌廠家的三年一千萬人民幣的贊助也沒有裸奔，雖然整體經濟現狀仍沒有得到實質提高，但像上海、北京這樣的大牌俱樂部每年的投入均在800、600萬人民幣左右，整體運轉能力也屬世界前列。

無論是張健強還是付玉培都證實：中國女子足球運動和十年前相比，無論足球人口還是群眾基礎、球隊數量、比賽賽制均進步了，一般的女足俱樂部隊一年可以打上三十至四十場比賽，這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無論如何，在這樣的基礎上建成的國家隊實際競技水平肯定不至於以1比4負冰島吧”，在輸給冰島當晚，女足各地方隊的教練、領隊都跑到付玉培的房間鬱悶地詢問：“怎麼了？怎麼可能輸給冰島？就算派出一支女超隊去打也不會這樣啊，一定是內部發生了什麼事情”。

付玉培毫不諱言：“中國女足一定發生了一些內部問題，只不過我們現在不清楚它是什麼而已。在昆明集訓中，中國的地方隊在教學賽中打日韓的球隊勝多負少，但在國家隊層面卻非常困難，我想問這是為什麼？為什么女子部的工作搞得不錯，但到了國家隊就不靈了”，付玉培認為，典型的中國式管理作風將女足弄到今天這個地步。

在中國足協這一局級單位的“體制”內存在着兩個與女足有關的部門，一個是女子部，一個是女足國家隊（及07、08辦），由於女足運動的特殊性，為了加強兩個部門的鏈接，經女子部多次建議，閻世鐸後期時曾把國家隊納入女子部，但“一朝一政”的官場遊戲讓謝亞龍在上任後又把國家隊從女子部剝離出來。分而治之最終讓本處在整體下滑的這項運動更加墮落。

中國女足實際上只有兩三人個主管，這欽差大臣般的寥寥兩三人根本無法了解地方隊的情況，付玉培一針見血地說：“我們和他們之間的關係一直沒有理順，他們並不了解真實的女足基礎和現狀，他們想管也管不了，他們一年就去地方隊幾次，根本無法熟悉目前中國女足運動的情況，甚至在考察人時也很少向俱樂部打招呼，有一次他們都下發了調令後，才發現這個隊員正在處罰期，這讓俱樂部非常尷尬，如果讓隊員進入國家隊那今後的管理就無法進行，如果拒不放人又是不支持國家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