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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金敬邁，是一把硬骨頭

多數人知道金敬邁是因為他的作品《歐陽海之歌》，發行量近3000萬冊，僅次於當時的《毛選》，並創下中國小說發行量之最。

《歐陽海之歌》轟動全國，金敬邁可謂一夜成名，絕對不亞於當今的某些超級明星。江青幾次胡亂批改《歐陽海之歌》後，又通過總政治部首長轉達命令，讓金敬邁去浙江寫另一個據說是為了搶救“紅衛兵”而犧牲的人物。

金敬邁是江青派去的，軍委又特別交代過，南京軍區當然待如上賓。南京軍區的幾位大作家已經開始收集素材，一聽說金某人來了，這是江青派來的人，惹不起，把手頭上的資料、構想、提綱一一奉上。金敬邁非常為難，他認為剽竊他人的勞動成果是最丟人的事。

當時報紙上已經開始宣傳這個人物了：“1966年10月10日凌晨，他守衛在錢塘江大橋上。2時34分，由南昌開往北京的列車向大橋飛馳而來，他突然發現離他40多米的鐵軌上，橫着一根大木頭。為保證列車的安全，他不假思索地抱住大木頭躍出鐵軌。列車安全地停在大橋上，而他卻在火車強大氣流衝撞下壯烈犧牲。”金敬邁對這樣的說法進行了反覆核實，他在橋上站了一個月的崗，觀察琢磨了一個月。那座橋是交通樞紐，每10分鐘就有一趟列車通過，整座大橋燈火通明，階級敵人想繞過崗哨在鐵軌上放根棍子，企圖將火車顛覆，是沒有可能的。戰士是夜裡兩點鐘上崗的，夜班一個小時，事情發生在2點34分，是他上崗後的 34分鐘，階級敵人怎麼可能在他的眼皮底下完成這一罪惡勾當？再說兩條鐵軌之間的距離是1.435米。作為罪證的棍子長度只有1.35米，根本搭不上鐵軌，細細的一根木棍，怎麼能把火車顛覆呢？當有群眾提出這個疑問，有人又將木棍換成水泥的，30毫米見方，且裡面沒有鋼筋，火車一壓就碎。這樣仍然有人表示懷疑，最後乾脆水泥棍也不見了，說是交給“有關部門鑑定”去了。

金敬邁遇上了一個天大的難題。這個難題就是江青交下來的。當時的“文化大革命”已經如火如荼，對紅衛兵的態度被當成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水嶺，而大大小小的 “走資派”都被認為是對紅衛兵懷有“刻骨仇恨”的。江青的意思很明確：階級敵人仇恨“文化大革命”，把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鐵證”就是這根“棍子”，說明階級鬥爭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說明不打倒“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天下就不會太平——這是個很動聽的故事，這是一個十分有力的證據。問題是金敬邁上哪裡去找這樣一個替死的“走資派”哩？他要把這個謊話編“圓”，必須把浙江省委書記或者是杭州市委第一書記拉來當替死鬼不可，否則他就無法完成江青交下來的任務。天有多大，難題就有多大。

黨內很多人都對江青畏懼三分。金敬邁是個小兵，就是吃了豹子膽也不敢得罪無產階級的“偉大旗手”。如果緊跟照辦，硬着頭皮胡編亂造，歷史能饒過他？事情的發動者往往平安無事，而被迫的追隨者，哪一個不是頭破血流身敗名裂？

歷史總要前進的。過了今天還有明天。金敬邁既不敢提出異議，又堅決不願偽造事實，萬般無奈中他只好向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肖華求救。當金敬邁趕去北京等候江青接見時，肖華非常嚴肅地再三叮囑說：這樣的問題當然不能在江青面前提。以後我們再想辦法。以後呢，以後還是沒有提。

來到北京，江青一見面就劈頭蓋臉地訓了金敬邁一頓，諸如“你金敬邁真是個大作家呀，在我面前，你要老實點。我問你，你到底是哪個司令部的？”當時金敬邁一頭霧水，不知道所訓為何，後來才明白，這是江青對他遲遲不按照她的指示修改《歐陽海之歌》，遲遲拿不出另一本“迫害紅衛兵”的小說不滿，也是在起用金敬邁之前給他的下馬威。果然不久中央決定接管文化部，具體工作由金敬邁負責。金敬邁從一個普通的創作員被推上了雲端。他知道一場更大的不幸已經開始。

所謂的“中央文革文藝組”，江青是組長，金敬邁是具體工作“負責人”。他只呆了123天，就被抓了起來，隨後又關進了秦城監獄，連關押監禁帶勞動改造和“掛起來”前後11年。滔天罪行有兩個：一是收集“中央領導的黑材料”，也就是收集江青的黑材料；二是陰謀綁架迫害毛主席。兩條罪狀一個目的：要置這個小兵於死地。“綁架迫害”一說完全是無中生有，他一個文化人，連槍都不會打，一個人能對付得了8341部隊？這種無稽之談不必贅述。而收集“黑材料”，還真值得一說，如果不是金敬邁還有根骨頭，不是他不願意見死不救，他是完全有可能躲過這場牢獄之災的。

1967 年6月份，電影家協會的資料館被造反派占領了，紅衛兵要在舊報紙、舊雜誌裡面找那些登過“反共聲明”、“退黨啟事”、“悔過書”的叛徒，一找到就把他們列入“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里去。鬼都知道，這是為了給劉少奇羅織罪名，以便打而倒之。資料館裡一位姓舒的同事很敏感，建議把館裡1930年代有關江青的電影資料收上來。結果金敬邁去請示戚本禹時，讓江青撞了正着，她當即發了一通脾氣，說：收什麼，收什麼？你們讓它擴散嘛，擴散嘛！她發完火噔噔噔就走了。領導也生氣了，說這樣的事情還請示什麼？還不趕緊收上來！資料由工作人員全收到了文藝組。金敬邁先後向“中央文革”，向謝富治、汪東興作了匯報。這些大領導都說，知道了，先放在你們文藝組。“中央文革”辦事組的組長王廣宇給了一個保險柜，資料全部鎖在裡邊。

不久，具體收電影資料的兩個同志被半夜提到人民大會堂，謝富治、吳法憲負責審問，說他們是背着組織搜集中央領導的“黑材料”，兩個同志都嚇哭了。金說：哭什麼，大男人，不就是殺頭嗎？這事我負責。接着金敬邁去找領導，說這事不是向你匯報過嗎，怎麼是“背着組織”呢？這位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竟然說他“記不得”這件事了。金反覆向他描述匯報時的情景和彼此的對話，他仍然矢口否認，不敢沾江青的邊，硬要金敬邁拿出文字報告。這位副總理滿臉緊張，再三說問題如此嚴重，可千萬不能血口噴人。金敬邁很難過，不是為什麼大禍臨頭，是為一場“文化大革命”徹底扭曲了人的本性而悲哀：一些領導也曾槍林彈雨，也曾出生入死，當年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惜，如今在浩劫之中，在江青面前竟然畏首畏尾，保命成為其惟一目的。金敬邁想：佛爭一爐香，人爭一口氣，無非是掉腦袋，我心甘情願做這個屈死鬼。為了救出兩位無辜的好同志，他給更高領導寫信，詳細報告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這是他惟一的也是最後的希望。

遺憾的是這位領導把信直接轉給了江青。這令金敬邁徹底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不僅收集中央領導的“黑材料”，還污衊江青、謝富治等多位領導人，連同莫須有的“綁架謀害毛主席”罪名，金敬邁成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被銬上手銬關進了大牢。

摘自《北京晚報》

蔡岫/文

http://skb.hebnews.cn/20060314/ca66595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