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張自忠死的一種說法
　　淮 夷
　　
　　一
　　我要來為一個“漢奸”翻案了。
　　
　　他可以說是八年抗戰里產生的第一個漢奸。“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不久，北平落入日軍的掌握之中，他便在那時走馬上任，當了第一任北平市長，兼冀察政務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和冀察綏靖公署主任。
　　
　　他所代理委員長的這個冀察政務委員會，本身即有相當的“漢奸”嫌疑。為了抗議它的成立，還在1935年12月9日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遊行，就是號稱與“五四”齊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這場運動的意義，或曰勝利成果，便是“迫使‘冀察政務委員會’延期成立。”[1]
　　
　　學生們為什麼要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呢？這是因為它是在1935年“華北事變”後，為了適應日本“華北特殊化”的要求而成立的半自治組織，是中國政府對日本讓步妥協的結果。是年7月，日本通過“何梅協定”的簽訂，“攫取了中國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平津大部分主權”[2]，國民政府已難以在華北立足。當時，華北最大的軍事集團是宋哲元的二十九軍。他們過去是屬於馮玉祥的西北軍集團，和南京政府的蔣介石集團一向貌合神離，日本人覺得有希望把他們拉離中央政府，最終實現華北獨立，成為第二個滿洲國。於是在這種特殊的局勢下，以二十九軍的軍事首腦為主體，成立了這個冀察政務委員會。冀察政務委員會雖然名義上還從屬於南京政府，但它“變相自治”的性質，路人皆知。
　　
　　可就是這樣的一個組織，這個“漢奸”卻仍然嫌它親日的程度還不夠。在代理了委員長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組冀察政務委員會，“改派張允榮、張壁、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驥、陳中孚、楊兆庚等人為委員，並任命潘毓桂為北平市警察局長，指定陳覺生、潘毓桂等人負責對日交涉。”[3]這些人，“大多是漢奸或親日派”[3]。
　　
　　由是，他的“漢奸”名聲，乃成鐵鑄。其實，在此之前，人們就普遍認為，他“無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離漢奸只有一步之遙。”[3]在盧溝橋事變已經發生，日軍向平津大舉進攻、駐防的二十九軍奮起反擊的危急時刻，二十九軍內部卻出現了“三十七師打，三十八師看”[3]的奇怪說法。而他，正是三十八師的師長。
　　
　　甚至在7月9日，事變後的第三天，三十七師一部“準備會同其他部隊向豐臺日軍發動突襲，殲滅該敵”，他竟說：“現在尚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你們要大打，是愚蠢的。”通過軍部下達了“只許抵抗，不許出擊”的命令，使前線部隊喪失了一次殲敵良機。[3]
　　
　　在“七七事變”之前，他也一向是這種態度，即與日本“和為上”。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時，他被任命為察哈爾省主席。甫一上任，日本人就送來一份“禮物”：派偽蒙軍武力攻占了察北六縣。[4]而他對此國土淪喪居然毫無作為，把這份“禮物”照單全收了。
　　
　　到了1937年3月，日本人邀請宋哲元訪問日本。宋哲元不願在這個敏感的時候去，於是，他去了。這一次的訪問據說是毫無結果，但當時很多人都懷疑，他和日本人簽訂了密約。而按日本人的說法，則是“代表團在日期間受到各方面熱烈的招待，滿載而歸，每個人都滿臉喜氣，親日氣氛的造成已收到相當效果。” [4]
　　
　　再往前呢，他的歷史記錄也相當不佳。他的軍事生涯開始於北洋軍閥系統的車震部。該部奉袁世凱之命入湘討伐護國軍，結果被護國軍打得大敗，全軍覆沒。他得到同鄉的資助，才返回了家鄉。[5]
　　
　　然而他並沒有死心，三個月後，他又投入了另一支軍隊。這次，他雖然依舊沒有選擇南方的革命軍，又選擇了北洋軍，但他那個旅的旅長，是後來鼎鼎有名的馮玉祥。在隨後的十年幾內，馮部逐漸由一個混成旅發展為三十萬之眾的西北軍集團，他也由一個見習官升到了師長。在蔣馮閻桂中原大戰里，他“勇猛果斷，指揮若定，顯示了大將之才”，[6]連蔣介石也對他另眼相看，在張學良通電擁蔣、西北軍敗局已定後，給他空投了第二十三路軍總指揮的委任狀。當時，其他接到蔣介石委任狀的西北軍將領，如宋哲元、吉鴻昌、梁冠英等人，無不是方面大將，只有他，是個小小的師長，可見蔣方對他的看重。[7]但是他沒有接受。
　　
　　可是，就是這位在內戰里“勇猛果斷”的“大將之才”，面對着日本侵略者的時候，卻表現得那麼軟弱，一再聲稱“和平解決為上。“七七事變”後，我軍戰事不利，二十九軍被迫撤退，軍長宋哲元、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秦德純、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等人都走了，他卻留了下來，在日軍的刺刀下當上了北平市長，並且主要的 “政績”就是改組冀察政務委員會，大量招納漢奸、親日派。南京政府軍政部派駐北平的簡任參事在給南京的電報里也說：“日人提出此間要員更動，艷實現。ZZ （他的名字縮寫）、燮元、允榮、毓桂、張璧、仲孚、覺生將主要政，漢奸全獲勝利。”[3]除了他做了漢奸，還能怎麼解釋呢？
　　
　　愛國華僑陳嘉庚說：“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23]。以前的我們不說了，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大舉侵略中國的戰爭已經正式打響，他身為守土有責的軍人，卻還在那裡言和，難道不是八年抗戰里的第一個大漢奸嗎？
　　
　　二
　　
　　後來，很多人為他的“漢奸”名聲翻案。
　　
　　有人舉出了他以前的抗日業績。1933年長城抗戰時，在喜峰口大展神威的大刀隊，就是他三十八師所屬的趙登禹旅。他也曾“親臨喜峰口前線，視察陣地，慰勞官兵。”長城抗戰雖然失敗了，但他卻因此被授予“青天白日”勳章。還有人寫詩稱頌他：“軍稱模範久馳名，誓與倭奴苦戰爭。深夜出兵來殺賊，刀光閃爍氣崢嶸。”[6]
　　
　　反駁的人會說，這不能說明什麼問題。汪精衛以前也是主張抗日的，曾有過因為張學良不願意抵抗而通電邀張學良共同下野的近於幼稚的壯舉。一直到長城抗戰的時候，汪精衛聽了前方的報告，得知中日兩國在軍火、戰力上的差距，才慢慢地有了主和的傾向。[9]這個“漢奸”的心理說不定也是這樣轉變的。尤其他是個軍人，和汪精衛那樣的政客還不一樣。那時候的軍人，手上的部隊就是他的一切，有了部隊就有了說話的資本，沒有部隊就什麼都不是。在這樣的思想下，他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而不肯積極抵抗日軍，也是順理成章的了。
　　
　　但為他辯護的人則認為，他也許確實對日軍的炮火震驚不已，由此生出了避免武裝衝突、和平解決為上的想法。但他的主和，不是無條件的一味主和，而是在雙方尚未完全破裂的情況下，儘量利用和平談判的手段，爭取最大的利益，至少也可拖延時間。這種想法，不僅他有，宋哲元也有，而據二十九軍副軍長、時任北平市長的秦德純回憶，蔣介石也對他指示說“務須忍辱負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10]
　　
　　所以，當他在察哈爾省主席的任上，日軍指使偽蒙軍武力攻占察北六縣時，他並非不想以武力再奪回，“但未獲宋哲元批准。”[4]
　　
　　他訪問日本，是因為當時宋哲元必須和日本人打交道，不能拒絕這個邀請，但宋考慮到“如果自己親自出訪，一旦日方提出種種無理要求，我方勢必失去迴旋餘地，”於是決定從部下另挑一人，這樣“在日期間如遇類似情況，可以須請示宋為由而不作答覆。”他因為當時擔任天津市長，和日本人的交道打得比較多，所以被選中了。有朋友對他說：“為什麼要去日本呢？這於你的名譽是不利的。”他回答說：“我知道。但是在和平未絕望以前，我希望能夠打開一個局面，維持一個較長的時間，而使國家有更充實的準備，其他毀譽我是不計較的。”[4]
　　
　　在訪問日本的時候，他“言行謹慎，態度堅決，並多次對日方的不友好行為進行了抵制。”日本人為了離間，才故意放出“親日氣氛的造成已收到相當效果”的謠言。抗戰結束後，從“日本公布的檔案資料看，找不到任何ZZZ訪日期間有負職守的記載。”[4]
　　
　　在“主和”的思想指導下，盧溝橋的隆隆槍炮聲也沒有能打破他的幻想。宋哲元和他一樣，在處理這次事變時，仍然認為：“目前日本還不至於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只要我們表示一些讓步，局部解決仍有可能”。[3]在三十七師一部準備主動出擊時，因為抱着這種想法，他才會通過軍部命令三十七師不許出擊（他是三十八師師長，不能指揮三十七師，所以必須通過軍部）。
　　
　　到了7月底，形勢惡化，二十九軍獨力難支，被迫南撤。這時宋哲元認為，“在把實力轉移時，在北平必須留人負責與敵周旋，把形勢緩和一下”。這個任務，就留給了他，因為他“與日本人接觸較多，留平易於為日方所接受，有利於緩和局勢” [3]。為了日後他能向世人辯白，宋哲元還特意寫了手諭給他。所以，他留下來不是要當漢奸，而只是要與日本人周旋，為中國的抗戰爭取時間。他改組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舉動，顯然也是為了向日本人故作友善，以增加迴旋的餘地。
　　
　　以上的辯護，大家也許會覺得有些面熟----對了，怎麼這麼象張學良丟掉東北後，有人說是因為奉有蔣委員長的手諭？那麼，到底他是忍辱負重的英雄，還是自甘墮落的“漢奸”呢？
　　
　　當時輿論的回答是一致的。他留平的消息傳出後，一時盛傳是他逼走了宋哲元，自己留下來做漢奸，“輿論大嘩，皆曰可殺。北平街頭也紛紛傳聞：‘出了漢奸了，仗不打了。’二十九軍官兵得知此信，也紛紛把ZZZ照片撕得粉碎（當時二十九軍各部都掛有旅以上將領照片）。”[11]全國輿論都直指他為“華北頭號漢奸”，報紙上一律稱他“Z逆ZZ”[8]，就象後來他們一律稱汪精衛為“汪逆精衛”一樣。
　　
　　他的北平市長並沒有當久。8月7日，他宣布辭去一切職務。兩天后，他化裝離開了北平南下。為他辯護的人說，這是因為他的民族立場堅定，日本人看到從他那裡占不到什麼便宜，就去轉而醞釀扶植徹底倒向日方的傀儡組織，他再留在北平已無可為。[8]
　　
　　輿論卻興高采烈：“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進宮’以後，委員長的癮，卻拘束地僅僅度得八天，就被敵人一腳踢開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