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負責新建區醫院 地震以後，玉科區醫院在原本很舊、破爛不堪的基礎上又添新傷。縣裡決定新修區醫院，並指定要我負責。我們既高興又擔憂。 對建築我一竅不通，沒辦法只好從命，帶着助手去道孚林場森工局醫院、縣醫院、縣衛生防疫站考察，測量房屋的牆體厚度，門窗開啟位置、房間大小，每間房所需磚瓦，木料等，一一記錄下來。然後徵求大家意見，集思廣益，按我們的特點進行設計，繪製草圖。 接着就是造預算計劃和請建築隊，在他們建議下，找人燒磚瓦。辦好伐木證後，請人伐木，“改”木板。 在那交通工具缺乏的情況下，我們抓緊備料，聯繫那些夏季來運木料的車，給我們跑短途運料。全科人員齊動員，各盡所能，略有分工，爭取在雨季到來之前奠基修建。為了應酬司機、工人以及各方人員，我勉強自己學了吸煙。好在房一建成，我就戒了。 經過大家努力，歷盡艱辛，四個月後，終於建成了嶄新的醫院。共有10多間屋。除公用外，每人住一間還有餘。這棟青磚厚牆體（防寒）瓦房，在區上最醒目，也最好，大家都很滿意。最後經費稍有追加。我得到縣、區有關部門的表揚。通過負責建醫院，我得到鍛煉，增長了見識，又多了點本領。 我在整個建築過程中，設立了會計、出納。我不沾錢的邊，也不接受任何“好處”，那時好像不興那套。連一塊木料都沒要，一件家具都沒作。後來當我調離道孚經過木材檢查站時，值班人員說：“我在這裡工作了十多年，你是我見到第一個沒帶走一塊木料的幹部。”因按照政策規定，凡從高原內調的幹部，每個人可帶走一定數量的木材。我們回到川醫後，連床板都沒有，是用竹塊代替的。但我們至今不後悔。人沒有邪欲，就不會有貪念，坦坦蕩蕩，腰杆硬，站得直。 全心看病 學習不止 自從選擇從醫的那天開始，就決心讀學不止，把自己的醫學技術奉獻給人民，將自己的命運與患者、與大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我們的好門巴〕 我們進入藏族地區後，深切地感受到那裡十分缺醫少藥，有些地方一個鄉或公社，沒有一個醫生。小病扛，大病拖，生死隨命緣。我們去後自然受到熱烈的歡迎。赴稻城東義區巡回醫療，時間雖不長，但也診治了不少病人，培訓了赤腳醫生，為醫務人員送醫送藥上門開了一個好頭。 扎姨媽和我在各卡或玉柯工作時，醫治搶救過許多病人。如1975年12月，各卡甲拔隊一個男性20歲的旺吉，左髖部疼痛20天，逐漸加重，先後去相鄰的乾寧縣求藏醫，未愈，後又去縣醫院和林業局醫院打針服藥八天，仍無明顯好轉。我們診檢後，診為“膿性髖關節炎”，用藥效差，疼痛加重，39.8°c高燒，血壓下降，明顯消瘦，夜痛不眠，輾轉不安，已經有膿毒敗血症的表現。局部試穿出膿液後手術切開，引流出桃花樣膿液約800毫升，大腿上段爛空。當夜即體溫下降，疼痛減輕，呼呼大睡。經一段時間的精心換藥、治療，逐漸康復，搶救了一個青年生命。而且，他逐漸恢復成一個壯小伙子。他一家人對扎姨媽和我感激不盡，再三說：“你們真是我們的好門巴”。此外，我們還先後醫治過心絞痛、心肌梗塞、急性胰腺炎、粟粒性肺結核伴肝結核、難產、腦血管痙攣、風心病、高血壓性心臟病、妊娠子癇、丹毒、月經不調等，或得及時搶救，或經悉心治療而好轉，我們也心得慰籍。 無論是節假日，還是天晴下雨，衛生所沒有八小時上班制，病人隨到隨看，出診隨叫隨走。在各卡當女兒在身邊時，扎姨媽要出診就托鄉干或小學老師照看，背着藥箱就走。有一次半夜，扎姨媽無奈，只好叫醒並委託鄉干向巴扎西幫忙看護女兒，自己去出診，幾個小時回來，向巴扎西仍然端坐不動地懷抱熟睡的女兒，令人感動不已！在玉柯也是隨叫隨到，備好藥物，立即出發！個別病重的，因條件所限，當我們勸其轉縣醫院時，他們常拒絕，說“你們都醫不好的話，我們就認了！” 藏族老鄉對醫生特別尊重，有的把我們當救命恩人，當作他們可以信耐的生命依靠。 他們的感情非常樸實，我們晨起開門時，經常發現窗台上放一瓶鮮牛奶，或一把鮮菜，幾個土豆或大蒜，或一束漂亮的杜鵑花……，沒有留下他們的名字，但我們明白，這些就是我們為之服務的鄉親們。我們接來女兒那段時間，女兒需要補充牛奶，而農區各卡產牛奶的農戶不多，冬季更少，他們自己孩子或老人也需要喝，不易有多餘的，但一聽說我們需要，就愉快地答應勻訂給我們每天半斤到一斤鮮奶，使女兒一到各卡就能保證有足夠的牛奶。 還有一件事值得書寫。新修各卡醫院時，暫時借住鄉政府才竣工、窗戶還沒有安好的房子（臥室只用幾塊木板釘上幾顆釘子暫時擋住，隔壁房間門雖然上鎖，窗戶則敞開着），一天半夜裡，我們聽見隔壁房間衛生所，有自行車鏈條響動的聲音，意識到有人想偷我們出診用的自行車。我們立即起床查看，車移位了，但未弄走。次日晚，竟有撬動臥室窗戶木板的聲音，似乎有人偷車不成，要對我們下手！結果被驚醒的道班工人來岔了！老鄉們聽說後，非常氣憤，竟然偷到醫生那裡來了！他們告訴我們，這裡偷東西的人有個“習慣”，若沒有偷到東西，在同夥中無顏面，恐怕會傷人報復，要我們防着點。我們及時向鄉政府作了匯報，並給武裝中隊長和老鄉各借了一支槍放在住屋床旁，還揀了不少石頭堆放在屋內，準備自衛。第三天晚上，肖華決定陪我睡，扎姨媽和幼女雪娟則到小學暫時與女老師借住。那天晚上，武裝中隊長暗中設哨巡邏，以保障我們的安全，令我們十分感動。 我在玉柯出診，有時單程騎一天馬就為搶救一個病人。當臨近患者帳篷，迎着那一對對期盼而高興的目光時，自己就有無限的感動和職業責任感；當病人被救治過來，握住那一雙雙溫暖而感激的大手時，就覺得再多的辛勞都應該，值得！他們沒有豪言壯語，沒有紅紙感謝信，但他們用肢體語言和眼神向我們傳遞着無言的尊重與愛戴――“我們的好門巴！” 我倆的工作得到老鄉良好的口碑，同時也得到各級領導的肯定。先後我於78年4月出席甘孜州衛生先代會，扎姨媽則被評為道孚縣的先進個人。 〔條件有限，努力無限〕 那個年代，分配去道孚工作的十多個醫務人員，包括名牌大學畢業的，沒有一個分到縣醫院，而是全部分配去鄉下。 鄉下醫院，條件較差，有的還是新創建。沒有專門手術室、檢驗室、消毒設備室、x光室、藥房等，也沒有專門的財務人員。沒有區分內外婦產兒科，什麼都得應對，很多重危病人是不能也沒有條件轉送的。條件只能逐漸改善，但病情不等人，醫生的壓力也大。環境很考驗人，也鍛煉人。 這個時候，靠的是醫學基本功，靠的是醫生我們自己的責任感和堅定的信心、對病人的關愛之心。心臟病種類多，也最難處理。如肺心病、冠心病、高血壓性心臟病、風心病和病毒性心肌炎等，還有高山反應、急性胰腺炎、腦血管意外、急性中毒……等等。常常病情危急，不能立即轉送，只能就地救治。首先必須快速地了解病情，仔細查體，作出準確診斷，然後及時處治。許多病情需要靜脈輸液，將藥物緩慢滴入或按質按量補液。扎姨媽和我就用小型醫用高壓鍋消毒滅菌醫療器械，給病人施用，搶救了許多病人。縣醫院當時個別醫生小瞧人，說：“喲！他們還能輸液呀？”其實，真正的功底不在能否輸液，而在輸液的內容上――藥物、配藥分組、液滴速度、液量、酸鹼平衡的調整等。同時還配合其它有效的手段。輸液千差萬別，學問深着呢。 壓力也是動力。當我和扎姨媽為膿腫患者手術切開引流，病情迅即緩解時；為妊娠子癇及難產患者盡力醫治處理，看見嬰兒哇哇着地，母子平安；看到心肌梗塞病人經搶救轉危為安，情況漸好時……，作為醫生的我們，還有什麼比這更感欣慰和高興的呢！ 當然，並不是所有病都能治好的，比如病情太重危或癌症患者，關鍵看我們是否盡力了。1976年，各卡一個6月大小男孩尼馬達吉，病後3天送來就診，我和扎姨媽擬診為“腸套疊”，緊急處理後囑其一定要送縣醫院，因需要作大手術。可家屬延誤了一天，送到縣醫院，X－光查見腹部有三個液平面，腹部捫及一大包塊，肛檢已捫及腸套疊。立即手術，發現從回盲部至肛門上10公分處已形成“複合型腸套疊”，切除了套疊部分，可惜於次日上午死亡。 又一個病例是50歲男性藏族社員所來，扎姨媽和我診斷為“胰腺癌”，當時縣醫院也做不了這種手術，一個多月後也不幸去世。 再一個讓我們痛心的是，我們丹巴同組鍛煉的川師陳卓明老師。1974年8月，我去道孚縣辦事，順便去中學陳卓明的單身宿舍看望他，並住他屋。晚飯後聊天，他偶然提到近期精神體力不太好，食慾明顯下降，有件日常看來並不大的事讓他難過半天，且有上腹微痛感。這馬上引起我的警覺。我仔細問了些情況後說：“你躺到床上，我給你檢查一下”。我一查，吃驚不小，他的腹部劍突下肝區捫及較硬的多個包塊。從他的病史和過往史，結合手觸包塊的感覺，我排除了肝孢囊蟲和膿腫的考慮。一個可怕的診斷閃現於我腦中：左葉肝癌，中晚期。但我竭力鎮靜，沒說是肝癌，而是對他說：“你肝上有點問題，你應該明天就到縣醫院檢查，爭取馬上再到州醫院，估計他們會同意你去成都醫治。那兒離你老家也近些，還有老同學翁筠麗也在成都，你可以找她幫忙。”他是個比較內向的人，但聽我一連串的建議後，估計心裡也有不祥的預兆。果然，他第二天去了縣醫院，隨後州醫院，再到成都第三人民醫院，一路綠燈。肝癌晚期確診無疑，不幸他於1974年12月病逝於成都。他還沒有來得及戀愛和結婚呢，就這樣英年早逝了，真令人痛惜不止！他把自己一個中學教師年輕的生命奉獻給了雪域高原。鮮水河為他唱送歌，道孚大地永遠記住了他的名字―――陳卓明。 〔知識更新 求學不止〕 人每天吃飯，是為獲得營養，維持生命。當醫生，也要不斷知識更新，求學不止。 我和扎姨媽在道孚工作期間，對重要、特殊、少見病例都作了筆記，包括病史、體檢、診斷、處理、醫治結果都予以記載，經驗和教訓也作了評述。對照病例又去查書和參考文獻，對提高診斷水平很有幫助。至今翻閱起來都覺得十分親切和寶貴。 在那忽略知識的年代，我倆都沒有中止“充電”。當時我們家裡私人訂閱了八種雜誌刊物，除了《人民畫報》，另七種都是醫學的。如：《中華內科學雜誌》、《中華婦產科學雜誌》、《國外醫學》、《新醫學》、《天津醫藥》等。因出了學校，自學就成了提高水平的重要手段，所以，這些刊物成了我們的寶貝。它們對指導我們臨床實際工作起了大作用。有的內容我們作了摘錄。最後，我們拆開，按疾病分類重新裝訂成近十個分冊，至今仍然保留在江津大哥和子寧夫婦居住的老家。 結合工作中醫治過的病例，參考專著的刊物，我們（以扎姨媽為主）先後寫出了幾篇論文或綜述，如《無反應性結核病》、《肺結核的分型及其特點》、《惡性網狀細胞增多症》、《結締組織疾病》等。有的文章還寄回母校川醫，以求得到老師們的繼續指教。老師們對我們在這艱苦、條件差的地方，仍堅持實踐與學習，不斷探索，寫出這麼好的文章，很感欣慰和欽佩，我們也受到極大鼓舞，信心倍增。 借回內地探親或送病人的機會，我們也不放過當面請教老師或向醫生們諮詢、與之探討交流的機會。 我和扎姨媽常就病人的病情、診斷和處理、預後估計等促膝討論，這是再好不過的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機會了。 在醫院內部，我們還舉辦過多次專題講座，無論多少人聽講，我們都認真備課、寫教案。通過這過程，進一步錘鍊自己。聽眾也包括自己，這樣可以加深自己的理解和記憶，還注意講述方法，不僅授人以魚，更重視授人以漁，既讓學員學到理論，也讓他們掌握技術和方法。 〔培訓赤腳醫生〕 培訓赤腳醫生比給內部醫生講課更難，因為他們絕大多數文化不高，醫學基礎知識缺乏，也作不下筆記。我們只能把複雜高深的理論，擇而授之，深入淺出，多講常見病。 還要作示範，講要點和注意事項。比如在各卡辦幾個公社的赤腳醫生訓練班，約十多人參加，扎姨媽就先示範後，又帶頭伸出自己的手臂，讓他（她）們練習靜脈穿刺。他們中也有人真可以做得很棒。其間，還親自帶領他們巡診、出診。東義巡回醫療中，一對一地帶他們。 通過培訓，雖然他們還不能一下解決大的醫治問題，但可以初步知道怎麼問病史，判斷病情輕重，該不該及時上送等。經我們診斷明確並開始治療的病人，他們也可以協助送醫送藥或幫助換藥，了解治療效果等。有些長時間訓練過的赤腳醫生，已經可以獨立診治一些常見病，甚至有被報送去衛校、大學就讀的。 〔調到各卡〕 自分配去道孚，夫妻大山相隔。扎姨媽一人看病、出診又帶幼小的女兒，實在太困難，都累病了。我們多次向縣、區、鄉領導及縣衛生局局長鍾銀鳳反映，要求將我調到各卡醫院，與扎姨媽一道工作。當時的主管領導沒有那麼人性化，口頭多次表示同情，但總推說玉柯太艱苦，難找到人頂替我，叫我耐心等待。 1975年12月的一天，我出診剛回醫院，幾隻喜鵲飛過身邊，玉柯區委正式通知我，調各卡醫院工作。難熬的等待，近四年的期盼，牛郎終於來到織女身邊。各卡另一舒醫生，也照顧夫妻關係，調整去到縣醫院工作。 玉柯工作近四年，是我一生最艱苦的年月。我盡心工作，為牧民看病，把青春和愛都奉獻給了他們，那裡的山山水水留下了我難忘的足跡。那裡的生活，鍛煉我更堅強。老鄉們的厚愛，伴我踏上新的征程。 各卡，是我熟悉的地方，平時從玉柯來各卡時，這裡沒把我當外人，同其他醫生一樣看病出診。多住些日子，縣、玉柯區領導和玉柯區醫院同事們也較寬容和理解。 正式調到各卡，鄉干和老鄉們高興極了。不僅解決了夫妻分居的種種困難，更給我和扎姨媽的默契配合，提高醫術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之後的幾年，至我們回母校川醫工作時，是我倆唯一同在一個單位（醫院），都同樣當臨床醫師的美好歲月。以後回川醫，扎姨媽讀碩士、博士研究生，留校搞病理工作，我從事微生物學與免疫學；調廣州中山醫，她從事病理，我搞核醫學，雖都從醫，而又細分了，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