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衛平的圍棋人生（1）
作者: 聶衛平 王端陽 ( September 30, 1999, 05:09 PM )
我的童年
我是一個天生的"賭徒"，儘管"賭徒"這個詞不大好聽，但確實說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點：爭強好勝，而且是極端的爭強好勝。
我於1952年出生在北京，在五個孩子中排行老三，上面有兩個姐姐，下面有兩個弟弟。我的父母很早就投身於中國的革命解放事業，解放後成為共產黨的領導幹部。
生在這樣一個家庭，我是很幸福的。可不幸的是我患有先天性心臟病，不能進行激烈的運動，從小學到初中我都是免修體育課。像我這樣一個先天不足的男孩子，在學校里自然成了被人欺負的對象，為了免受欺負，我不得不經常向班上的"大王"進貢點小東西，如鉛筆啦、橡皮啦等等，以表示"臣服"之心。那時候，我對那些跑得快、跳得高、力氣大的男孩子簡直羨慕得要命，不止一次地幻想過自己突然之間長得又高又壯，好去教訓一下那些欺負過我的"大王"。可惜幻想成不了現實，一有了好吃的東西，我還是得乖乖地給他們送去，雖然心裡一百個不願意。
總之，這些事極大地刺傷了我的自尊心，為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我把精力轉移到憑智力取勝的活動中去，並對所有能比出輸贏的遊戲產生興趣，這使我從小養成一種極強烈的爭強好勝的性格。後來一位朋友曾半開玩笑地說我是一個天生的"賭徒"，儘管"賭徒"這個詞不大好聽，但確實說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點：爭強好勝，而且是極端的爭強好勝。
在所有的功課中我最喜歡的就是數學。我認為數學最能讓人比出智商的高低來，數學題的答案從不模稜兩可，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所以看誰能又快又准地解答一道難題，本身就是一種激烈的競爭。記得那時，我常常把解數學題當作一種遊戲，這使我在上數學課的時候，可以輕而易舉地解出不少難題，這常常引來許多同學羨慕的目光，於是我的好勝心便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滿足。
我喜歡數學還有一個原因，由於努力用功，幾乎每次數學考試我都能得100分，而班上那些欺負我的人恰恰是數學成績最差的，每當公布考試成績時，看到他們垂頭喪氣的樣子，我就會暗暗地幸災樂禍。這種情景往往讓我很開心，使我感到自己的優勢。
在少年時代，我從未想到自己將來會成為一名棋手，如果不是那場"文革"浩劫，我很可能成為一名數學家。當然，我從來沒有為走上圍棋之路而感到後悔；相反，當初對數學的愛好，對我以後在圍棋技藝上的提高起了極大的作用。
我學圍棋完全是一種偶然，不像現在的孩子由父母帶着刻意去學。我的父母和外公都是熱心的圍棋愛好者，而且癮頭都不小，一有空就要擺開棋盤殺上幾盤。每逢這種時候，平時不苟言笑的大人們就像換了個人似的，忽而喜笑顏開，忽而搖頭嘆氣，甚至還會爭吵起來，這讓我感到非常好奇。當時在我幼小的心目中，棋盤上星羅棋布的黑白子充滿了一種神秘感，儘管什麼也看不懂，但仍不肯離去。
嚴格地講，我的父母並沒有教過我們下圍棋，但經常看他們下棋，久而久之，自然也就看會了。大概是在我9歲時，我弟弟繼波便常常趁父母不在家的時候，偷偷把圍棋拿出來，學着大人的樣子下起來。儘管那時我只是剛剛學會了"吃子"，但圍棋所具有的強烈的勝負感一下子迷住了我，和下圍棋相比，我感到其他的遊戲全都索然無味了。
繼波也是個好勝心很強的人，他下棋的興趣並不在我之下，無形中我們都把對方當成自己的競爭對手。可是我怎麼也沒想到，同時起步的繼波竟然很快就超過了我。
在那段時期，我下圍棋已經達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連做夢也是滿腦子的黑白子。每天放學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繼波挑戰，好鬥的弟弟當然也是有戰必應，因為把我這個當哥哥的殺個落花流水使他感到樂不可支。
有一天，我們從清早開始，一盤接一盤連續不斷地一直下到傍晚，不知是由於疲勞過度，還是屢戰屢敗後急火攻心，我忽覺眼前一黑，竟然休克過去。這一來，可把父母嚇壞了。本來父母並不支持我們下圍棋，只不過他們自己也熱衷此道，知道圍棋是一項陶冶性情、有益思維的活動才未加反對。不過讓自己的兒子以下棋為終身事業，簡直想都不曾想過。
大概是1965年，由於當時我在北京棋界已小有名氣，北京棋社便有意加以培養。棋社的負責人曾到家中徵求我父母的意見，結果剛一說明來意，就遭到我父母的斷然拒絕。這其中的道理，至今我也沒弄明白。
在我10歲的時候，我和弟弟的圍棋水平已遠遠超過了父母，外公為了讓我們長長見識，便帶我們到勞動人民文化宮的棋藝室去玩。當時文化宮有一個少年圍棋訓練班，由張福田先生在那裡當輔導員。我們去的那天正逢訓練班在活動，外公便向張先生說明來意，希望找兩位少年棋手和我們隨便下下，也好知道我們到底是個什麼水平。因為那時除了爸爸、媽媽和外公這些"家庭棋手"外，我和弟弟還從來沒有和外人下過棋。而訓練班的少年棋手和我們不一樣，都是經過正規訓練的，即所謂的"科班出身"。
張先生欣然同意，隨便點了兩名少年棋手和我們下起來。我和繼波雖說是第一次和外人下棋，但毫不怯陣，興奮之餘便使出了"家傳本領"。開始他們對我們這種"野路子"很看不起，但走上幾步就不知道該怎麼應對了，大概他們受的都是循規稻矩的正規訓練，從來沒有碰到過我們這樣不守"規矩"的下法，結果雙雙敗下陣去。於是乎訓練班的少年棋手輪番上陣，我們也殺得興起，經過一場場混戰之後，"正規軍"居然被我們這支"游擊隊"殺得全軍覆沒。
張先生頗感意外，當他得知我們學棋還不到一年，並沒有良師輔導時，更是大為驚訝，當即表示將我們收到訓練班加以培養。就這樣，張福田先生成了我的第一位啟蒙老師。
張先生是當時的棋壇名手，曾作為中國圍棋代表團的成員去日本參加過比賽。他在圍棋教學上頗有獨到之處，不僅是我，北京現在的高手程曉流、譚炎午、吳玉林等，也都多多少少地受過他的教益。
其實我當時的水平簡直連"雕蟲小技"都稱不上，可戰勝訓練班的少年棋手後，卻神氣十足，飄飄然起來。如果用"夜郎自大"來形容當時的我，真是再貼切不過了。記得張先生和我下的第一盤輔導棋是讓我17子，我心裡哪肯服氣，拼命想殺敗他，可他好像故意氣我一樣，東下一着，西投一子，弄得我手忙腳亂，最後還是一敗塗地。這下我可領教了高手的厲害，趕忙把逞強之心收斂起來。
訓練班活動時，張先生通常是給大家講解，並不常下輔導棋，惟獨和我下了不少局。後來我才知道，張先生是有意這樣做的。
儘管張先生教我的時間不長，可是在他的培養下，我的棋藝進步很快。可以說，張福田先生是第一個把我領進圍棋大門、並使我看到那變化萬千的圍棋世界的人，我對他永遠懷着感激之情。
另外當時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的劉仁伯伯也經常叫我去下棋。我媽媽原是第一機床廠黨委書記、一機局局長、北京市委委員，可能是這種關係他知道了我。不過他很怪，他自己從來不下，而是叫我和他的秘書宋妝棼下，他在旁邊觀看。那時我家和宋汝棼家挨着，他們家在胡同口，我們家在裡面，劉仁來了，打個電話，我就過去。
每年春節，北京市委都要在人民大會堂搞聯歡，劉仁就叫人把我請去下棋，算個表演項目。有一年國慶節，他把我叫到北海公園，他當時負責指揮天安門的慶祝活動，指揮部就設在這裡。那天不知為什麼事他心裡生氣，秘書過來告訴他那邊的遊行開始了，他說"我不管"，繼續看我和宋汝棼下棋。
劉仁特別喜歡我，曾經把一副日本人送他的圍棋轉送給我，後來這副棋在"文革"抄家時丟了。劉仁和我的關係在"文革"初期給我們家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這我在後面再談。
為了下棋，我真是沒少讓父母操心，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很難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65年，日本圍棋代表團來華比賽，劉仁伯伯送給我一張請柬，可一看日期傻了眼，兩場比賽的時間都不是星期天。是去看比賽還是去上學，我猶豫不定。觀看日本棋手的比賽對我的誘惑力真是太大了，我實在無法放棄這一難得的機會，於是我給學校打電話說我病了，不能去上學了，然後偷偷直奔賽場民族文化宮。
逃學，這在當時可真是膽大妄為的行為，對一個學生來說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事。可為了看圍棋，我還是犯了"天條"。第一天平安無事地過去了，第二天我去看復盤，仍然沒有被發現，第三天我又抱着僥倖心理去看第二盤比賽。老師見我連着三天沒來上課，就給家裡打電話詢問我的病情。正巧是我媽媽接的電話，這下露了餡兒。我媽媽立刻就想到那張請柬，二話沒說就追到民族文化宮。
當時我正在聚精會神地看尾原和陳祖德的那盤棋，羅建文過來告訴我"你媽來了"。我一聽馬上意識到不妙了，因為家裡對我們管教很嚴，特別是我媽媽，犯了這麼大的錯誤，肯定要挨打。我當時第一個反應就是趕快躲起來，可那個大廳里躲都沒處躲，慌亂之中就躲到男廁所里。其實躲得過初一還躲得過十五？當時就是孩子的心理，能躲一會兒是一會兒。
我媽媽找遍賽場也沒找到我，於是就氣沖沖地叫國家圍棋隊領隊李正洛把我交出來。李正洛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情況，再說一個孩子他也不會注意，就說沒有。我媽媽不信，還和人家大吵了一頓。等我媽媽走了，人家來告訴我，我這才從廁所里出來。回家後就被我媽媽用雞毛撣子痛揍了一頓，屁股都打腫了。從此以後我再也沒逃過學。
我和陳老總
在我的童年中，最令人難忘的就是我10歲那年和陳毅元帥下過一盤棋，從那以後我們竟成了棋友。這件事對我的一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可以說是改變了我的一生。
1962年夏天，我和弟弟繼波像往常一樣，吃過晚飯就到勞動人民文化宮看大人下棋。正看得帶勁兒，我姐姐突然跑來找我，讓我趕緊回家。什麼原因她也不說，我就感到挺奇怪的。
回到家就讓我洗澡。那時洗澡是很大的一件事，我像所有的小男孩一樣，不願意洗澡。可沒辦法，大人逼着洗也只能洗了。洗完澡還換了身新衣服，我就更奇怪了。這時我姐姐才告訴我陳老總要找我下棋。
那時我才10歲，還搞不清楚誰是陳老總。我姐姐說陳老總就是陳毅元帥，我還天真地問怎么元帥也會下棋？在我的腦子裡，元帥都是帶兵打仗的。
第二天上午，父親領着我和繼波來到北京體育館東樓招待所。由爺爺親自帶我們去下棋，這可是破天荒的事。出門前，父親一再叮囑我們見了陳老總一定要先問陳伯伯好，要有禮貌，不許亂說亂動，不許隨便吃人家的東西等等。
可一進大廳，我的眼睛就不夠使了，什麼都覺得新鮮，而最讓我感興趣的就是被沙發圍繞着的茶几上的棋盤和棋子，恨不得立即坐在沙發上，痛痛快快殺一盤，連向陳老總問好都忘了。直到父親忍不住連聲催促我時，才發覺陳老總已經笑眯眯地站在我們面前了。
陳老總問了我們許多問題，比如幾歲啦、學棋時間啦、棋力如何啦等等。記得有一個總是使我很難堪，就是"你下得過弟弟嗎"？雖然我確實下不過弟弟，但"下不過"這三個字就像根骨頭鯁在喉嚨里，怎麼也吐不出來，後來還是父親替我做了回答。
當時在場的還有李立三、過惕生和過旭初。李立三我原來就認識，那時他是華北局書記處書記，每個周末他都派車接我和繼波到他家下棋。他家養了好幾條狗，我小時候還很害怕。下完棋還請我們吃飯，開開葷。那時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物質極度缺乏，能吃上肉就是很不錯的事了。李立三給我的印象是極為豪放，他的圍棋水平並不高，每次輸給我後都哈哈大笑，整個客廳全是他的笑聲，我覺得燈都要被震下來了。李立三同陳老總關係密切，就是他跟陳老總講，有個不到10歲的孩子，棋下得很好，這樣陳老總才知道了我，並把我接去下棋。
簡單交談過後，陳老總便邀請我們入座。大概是繼波水平比我高的緣故，陳老總首先選擇了他，我則和李立三對局。第一輪繼波輸給了陳老總，我勝了李立三，然後我們交換了個位置，我對陳老總，繼波對李立三。
我從小下棋就很認真，從來不願讓人，不管是誰。對陳老總我也是毫不留情，直到殺得陳老總投子認負。這個結果令我喜出望外，因為繼波輸給了陳老總，而我卻戰勝了陳老總，對我來說，這可是雙重的勝利。
下完棋，陳老總留我們吃午飯，在吃飯時我可是鬧了大笑話。那時我們家生活簡樸，像汽水也算是高檔消費品了，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喝到，不可能隨便就喝的。吃飯時服務員給我倒上汽水，我一嘗，特別好喝，幾口就喝光了。我剛喝完，服務員又給我倒上，再喝光，再倒上，就這樣我連喝了十幾瓶，到後來居然喝"醉"了，頭暈得不得了，只覺得天昏地轉，吃了半截飯就坐不住了，只好躺在了沙發上了。陳老總叫我吃擔擔麵，我起都起不來了。後來怎麼回的家我都記不清了，反正一到家就挨了父親一頓打，說我太沒出息了，一點樣子也沒有。
沒想到晚上陳老總又把我們接去，這次是在首長休息室。那天中國圍棋代表團剛出國比賽回來，陳老總正在接見他們並聽取他們的匯報，國家體委副主任李夢華也在場。他們就如何發展中國的圍棋事業談了很多，可惜我那時還很小，談話的內容還聽不大懂，只知道和圍棋有關。
自從和陳老總認識後，只要有時間，他便把我接去殺上幾盤。有一年暑假，陳老總說，你們白天好好睡一覺，晚上陪我下棋，我請你們吃夜宵。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幾乎天天和他下棋，直到快開學時，他大請我們一次，還開玩笑地說，我們要"告別"了。那意思是說我們一上課，就不可能再像現在這樣陪他下棋了。
在陳老總面前，一開始我還有些拘束，後來見他總是笑眯眯的，也沒架子，就有點"放肆"起來。有一次對局，陳老總剛剛下了一步，可能發覺不妥，就伸手要把棋子拿回去，不曾想被我一把拉住了手腕，硬是不讓他悔棋。當時我氣急敗壞的樣子逗得陳老總哈哈大笑，周圍的人也都哭笑不得。後來，這件事不知怎麼傳了出去，成了棋界的笑談。
和陳老總交往的許多細節，現在我已經記不清了，但有些話的意思我是記得的。1964年中國成功地進行核試驗後，陳老總曾說過，原子彈相當於圍棋的"九段"，中國有了原子彈，也就是有了"九段"，而圍棋目前還沒有九段，你們將來要打敗日本的九段。類似的話他說過很多，這使我在幼小的心靈里就懂得了下圍棋並不是單純的玩，而是和民族榮譽、為國爭光聯繫在一起的。
經常和陳老總一起同我們下棋的還有張勁夫、金明、胡立教、孫樂宜等，他們都是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最有意思的是我還和原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宋希濂下過棋。我那時看過不少歷史書，知道宋希濂是國民黨的上將、兵團司令，是陳毅元帥的手下敗將。一次在政協禮堂我同時遇見他們兩人，我就在心裡把他們進行比較。那時我們受的教育國民黨都是凶神惡煞，面目猙獰，可我看着他們兩人都很和藹，從外表上看不出哪個是共產黨，哪個是國民黨。我特別喜歡宋希濂還有一個原因，他總愛請我吃冰淇淋，政協禮堂的冰淇淋又做得特別好吃，吃得我對他極有好感。"文革"後他去了美國，以後再也沒見到他。
"文革"開始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見到陳老總了，但我從紅衛兵的小報上看到他也被批鬥過。
1966年11月，以島村俊宏為團長的日本圍棋代表團來華訪問，按照以往的慣例應該到全國的幾個大城市進行巡迴比賽，可那時全國都亂了，他們只能留在北京。我聽說這個消息後當然不能錯過，也跑到比賽場地---北京飯店。沒想到那天陳老總出來接見日本代表團，而且是穿着他那身元帥服。我過去雖然經常見到陳老總，但還從來沒有見他穿過元帥服，我當時覺得他威風極了。
陳老總說了很多，但我記不清了，我只記得他說他早就該來了，因為人家在批鬥他，所以拖到今天。可我覺得他特別精神，像根本沒有挨過斗的樣子。開始我還躲着他，不知怎麼被他發現了，馬上把我叫到跟前，並把我介紹給日本人。
陳老總一定要我和《朝日新聞》的記者田村龍騎兵下上一盤。第一盤由於過度緊張我輸了，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人下棋，儘管他只是個業餘五段，可以後的5盤我全贏了。當時武宮正樹、加藤正夫、石田芳夫都在團里，我還和武宮正樹下了盤讓先棋，沒下完，打掛了，我的形勢不好。
我怎麼也沒想到，這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陳老總。後來社會上傳"二月逆流"的事，我見到陳老總的兒子陳小魯，向他打聽陳老總的消息，他說他也不知道，但我堅信陳老總是好人。
可以說沒有陳老總，就沒有中國圍棋的今天。
我的初戀
她曾經在我心中像天使一般美麗，但這只是過去。我只能在今天保留一份美好的回憶。
1968年10月，我認識了一個女孩兒，她叫章婭，小名丫丫。
那時我們整天無所事事，也沒處去，於是一幫男男女女就聚在一起瞎聊。有些家庭條件比較好的高乾子女就在家裡成立了所謂的俱樂部，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我常去的就有林杉杉家的"杉杉俱樂部"。在"杉杉俱樂部"我認識了一個叫閔梅的女孩子，閔梅又帶我去了"丫丫俱樂部"，也就是章婭的家，我大概就是在那兒認識她的。
那年她15歲，我16歲，可能是有緣分，一見面我們就相互產生了一種天然的好感。她說她爸爸有將軍帽和將軍靴，我說那好，讓我試試。她真的就把她爸爸的帽子和靴子拿來，給我穿上，並讓我穿回家。在那個年代，如果能弄到一身軍裝，那是非常時髦的，更不用說是將軍的了。當時我神氣得不得了，覺得她對我真夠仗義的，關係馬上就不一般了。
後來我們就經常一起去玩，那時年齡都還小，說不上談戀愛，但是一個男孩子如果能在身邊帶上一個女孩子還是很時髦的。
按當時的情況說，我們家庭之間的差距是很大的，她父親是北京軍區副政委，中將軍銜，"文革"中沒有受到任何衝擊。而我父母都是"黑幫"，家也被抄過好幾次。可是她從來沒有歧視過我，還幫我洗衣服，她父母對我也挺好，經常叫我在他們家吃飯，甚至還在他們家住。為什麼會在他們家住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挺奇怪的，可能是我不願意回家的緣故吧。那時我們很純潔，真可謂兩小無猜，想起來有點類似保爾和冬妮婭。
有一天晚上，她打電話約我到正義路路口見面，記得當時已是冬天，天氣還挺冷的，我放下電話就去了。到了正義路，她已經在那兒了。我們談了些什麼現在已經記不清了，好像也沒什麼特殊的事，只是在分手的時候她忽然在我額頭上親了一下。那一瞬間我緊張壞了，覺得地球都要停止轉動了，渾身也抖了起來。我擔心這樣會出什麼問題，於是我對她說這怎麼得了，出事怎麼辦？她可能這方面比我懂得多一些，說不會出事的。可見那時我們單純得不能想象。
從那以後我們的關係更加密切，一天不見都覺得不行，一有空不是她來找我，就是我去找她，多數是我找她。有一次她到我家來找我，父親不叫我出去，我簡直痛苦極了，甚至對父親都產生了怨恨。那時我認為全世界最好的人就是她了，她在我心中就像天使一樣。
沒過多久，她媽媽似乎有所察覺。到了1969年3月的一天，章婭突然失蹤了，事先也沒和我打聲招呼。
我問她家裡，他們拒絕告訴我。我問她的幾個女友，她們也不知道。
在她失蹤後的那些天，我覺得整個世界都黯淡下來，日子簡直沒法過了，我唯一做的事就是到處打聽她的下落。終於有一天閔梅收到她從青島的來信，並馬上告訴了我。原來她是被她家裡送到東海艦隊當了兵。看來是她家裡認為我們兩家門不當、戶不對，於是採取措施斷絕了我們的往來。
當我知道章婭在青島後，便決心去青島找她。可這事我又不能和父親講，那時他已經放回來，對我管得很厲害，總覺得我學壞了。於是我先去太原，擺脫父親的控制，然後再想辦法去青島。
太原有我兩個小棋友，劉黎亭和張小弟，1965年在成都參加全國少兒比賽時認識的，後來他們到北京找過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當時口袋裡只有5元錢，又不好找家裡要，就一路蹭車到了太原。
我們到處打聽，最後終於找到東海艦隊。門衛見我們這副樣子，當然不讓我們進，只能打電話叫章婭出來。過了一會兒，章婭穿着一身嶄新的海軍軍裝跑了出來，劉黎亭和張小弟知趣地躲到一邊。
我們談了很長時間，我抱怨她走時為什麼不跟我打招呼，她卻不停地跟我講大道理，什麼形勢跟以前不一樣了，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像以前那樣無所事事了。聽她這麼說，我心裡非常難受，我說我希望你說清楚，你為什麼跑到這兒來？我們到底要不要保持聯繫？（摘自新民體育報，感謝網友方方的轉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