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衛平的圍棋人生（3）
作者: 聶衛平 王端陽 ( October 08, 1999, 12:37 PM )

　　耀邦叔叔

　　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種“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我對他的人格佩服得五體投地。
　　
　　十年前的春節前夕，我正在上海比賽，這時接到胡耀邦的秘書從南寧打來的電話，約我去他那兒過春節。第四屆擂台賽失利後，胡耀邦曾約過我，因去美國比賽沒有成行，這次我是一定要去的。
　　
　　誰知正要動身，宋世雄突然給我打來電話，說希望我能參加春節晚會。我說我從來沒參加過，再說這種場合也不適於我。他說，不，我代表十二億中國人希望你參加。我說宋老師，你說得這麼重叫我怎麼辦呀？我只能參加了。我把這事告訴了胡耀邦，然後趕到北京。
　　
　　我參加的這個節目和我們家有關。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幫她治病，我們家還給她捐了錢。

　　這事傳出去後也得到社會的捐助。這次中央電視台把那個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請到了直播現場，並由韋唯演唱了《愛的奉獻》，當時場上場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動，但忍住沒有掉淚。
　　
　　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為什麼全國飛機停飛，非常奇怪。沒辦法，只能訂初二的票，可南寧機場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飛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車趕到南寧。好在小孔已經帶着孩子先去了，沒有跟着折騰。
　　
　　一見到耀邦叔叔，他就說春節晚會他看了，很感人，並叫我和他一起去參加廣西軍區為他舉辦的酒會。

　　他說酒會本來早就要辦，為了等我才推到現在。他的意思是酒會上那些軍區領導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來喝得就很少，那時醫生也不讓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幫他擋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還送過我很多好酒。在車上他對我說，你不僅是棋聖，還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擋住他們。我果然不負耀邦叔叔的“重託”，頂住了那些司令政委們的“輪番轟炸”，沒有倒下，無愧於“酒仙”的稱號。
　　
　　那段時間耀邦叔叔很少說話，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麼，但我看得出來，他的情緒不太好。我總想找點什麼事讓他開心一下，非常巧，我在報上看到姜昆來南寧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說，姜昆，你不是個笑星嗎？今天你把你畢生的本事都拿出來，把耀邦的情緒提高起來。姜昆真不錯，把耀邦叔叔說得哈哈大笑。我覺得姜昆台下說的笑話比台上說的相聲更有意思。
　　
　　在離開南寧前，耀邦叔叔和我鄭重其事地談了一次話。他說，我們兩個是忘年之交，關係很不錯，你現在是越來越忙了，我呢，今後可能會不幫什麼工作，越來越閒了。今年你不要再花很多時間來陪我了。

　　他講這話時我的眼淚都快出來了。我對耀邦叔叔好並不是因為他是中央首長，其實我和他的來往在他不當總書記時比當總書記時多得多。他當總書記時我只有兩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當總書記後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時間也長得多。誰知這次談話竟成了我們的訣別，沒過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來仍令人感慨不已。這又使我們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幾件事來。
　　
　　1985年，在范曾的介紹下，我加入了民盟。當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從《人民日報》上看到了這條消息，這才知道我不是黨員。他馬上打電話把我叫了去，一見面就問我，你怎麼不入黨而入民盟呢？我說我寫過入黨申請書，可沒人理我，而民盟對我非常熱情主動。胡耀邦沒再說什麼。回去後，我很快就入了黨。按照黨章的規定，加入民盟的同時也可以加入共產黨。
　　
　　有一年財政部和國家體委聯合發了一個文件，把運動員的伙食標準分為一、二、三級，我們圍棋隊被降到最低一級。在他們看來下圍棋體力消耗最小，其實他們不懂。上海科研所做過調查，一場圍棋比賽一般需要七八個小時，所消耗的能量比足球大得多，所以圍棋運動員要吃得很好才行。他們那個標準不知根據什麼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電視台的直播節目中，記者問我，你最討厭的人是誰？我毫不猶豫地說，我最討厭的是那些不懂裝懂瞎指揮的領導。記者又問你能舉個例子嗎？我說可以，就把財政部和國家體委聯合發的那個文件說了。我為什麼敢那麼說呢？因為我問過胡耀邦，他說亂彈琴！誰降你們的伙食標準，就先降他們的。

　　後經我們的抵制，伙食標準才沒有降下來。
　　
　　還有一件事使我對胡耀邦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被稱為中國足球史上最慘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個星期日，下午3點我去人民大會堂和鄧小平打橋牌，同時參加的還有胡耀邦、萬里、王大明、王漢斌、丁關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檔，在發牌過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隨便地問我，你對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麼實際意義，我們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線，我估計最少贏兩個球。
　　
　　胡耀邦一聽警覺起來，又追問了我一句，有你這樣想法的人在體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說，我估計所有的體委負責同志都是這種想法。胡耀邦連聲說，不行，這樣不行！他放下牌，把秘書叫來，讓他馬上給當時的體委負責人打電話，說這場球不見得肯定能贏，要做好輸球的準備，特別要防止群眾鬧事，並要他和北京市公安局聯繫。秘書全都用筆記了下來。
　　
　　我當時就在旁邊，耳聞目睹，心裡卻很不以為然。我想你不是總講實事求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嗎？

　　你今天可就有點外行了，這球還能輸嗎？！你怎麼能讓人做這種準備？！當然我沒敢說出來。
　　
　　晚飯後，胡耀邦提議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關心這場球，特別是鄧老爺子也是個足球迷，於是就散了。
　　
　　回到圍棋隊，我就打開電視機，等裁判結束的哨音一響，我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國大多數人的腦袋都在發熱時，他卻保持着高度的冷靜。當時我還沒想到真的會鬧事，可事實證明當天晚上就有群眾上街鬧事，還放火燒了汽車。
　　
　　事後胡耀邦跟我說，他的秘書打電話告訴體委負責人後，他馬上讓秘書給幾位副主任打了電話，傳達了總書記的指示，只是不知為什麼，並沒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聯繫。結果事件發生後，由於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夠，搞得非常被動。
　　
　　這件事使我對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僅預測到在那種過熱的情況下有可能輸球，而且看到由於當時物價上漲等原因，社會產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會有人借着輸球發泄心中的不滿情緒。果然這些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維和膽識。
　　
　　“五一九”之後，曾雪麟講過，他當時心理壓力非常大，打平了都無法答謝國人，非得大勝不可，還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當時國家體委能夠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時傳達給教練組，傳達給曾雪麟（從時間上講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講的），給他們卸下包袱，那麼比賽的結果很可能會是另外一種情況了。
　　
　　由於我經常和胡耀邦接觸，胡耀邦對國家體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轉達過去的。另外有人為了向中央反映情況也來找我，必要時我也如實轉達。我起的作用不過如此。可是有位記者在《兵敗漢城》一文中說，一個圍棋國手和中央領導人打橋牌時說了什麼，結果把女籃主教練給弄了下來。文章沒有直接點名，但顯然指的是我。這是不屬實的。
　　
　　胡耀邦多次批評過國家女籃，說女籃基本功不行，教練有問題，要多練基本功。說了很多次後沒有效果，特別是輸給韓國好幾十分後，耀邦說要換教練，但沒說要撤職。這話確實是我轉達給體委的，總書記托我，我不能不轉達，並不是我和胡耀邦說了什麼“壞話”，致使胡耀邦做出這個指示的。
　　
　　我是一有機會就儘量溝通中央領導和運動員的關係。我曾帶華以剛和鄧小平打橋牌，並讓他替我向老爺子敬酒。我也向鄧小平推薦劉小光，所以鄧小平專門請他吃飯。
　　
　　還有一次我去西安參加被授予體育十佳的活動，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韓健坐一架班機返京。因為事先已經和胡耀邦約好去他那裡打牌，他們就派了一輛車來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韓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們也希望能見見中央領導。我就和胡耀邦聯繫，說他們也是最佳運動員，為國爭過光，能不能接見一下。當時萬里也在，他們愉快地接見了郎平和韓健，還表揚了他們一番。
　　
　　1988年8月，胡耀邦在煙臺休養。我利用比賽的間隙，前後兩次到煙臺陪他，一共住了兩個多星期。此時胡耀邦的身體不是特別好，已明顯地開始走下坡路。這麼熱的天，他卻說他有點怕涼，所以空調總是開得很小。即使這樣，我還是經常問他，耀邦叔叔，空調行不行？就怕空調太涼吹着他受不了。其實我特別怕熱，和我一起來的楊勇的夫人林彬阿姨更怕熱，可是為了照顧耀邦的身體，只要他一來，我們馬上就把空調關小。
　　
　　吃飯時，我和耀邦叔叔坐對面，林彬阿姨和李昭阿姨坐對面，因為空調得得小，感覺熱得不得了，但也只能忍着。這時我發現耀邦叔叔吃飯吃得特別快，而且吃完就走，也不多聊。過去他可不是這樣，他喜歡在吃飯時說說話，從不提前離座。他一走，我們馬上就把空調加大。當時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也不敢問。終於有一天他說：“我先走了，你們就可以開空調了。”從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經常替別人着想。
　　
　　在正常的情況下，耀邦叔叔也是不乏幽默的。記得有一次喝酒，他就給我講過一個笑話，他說蘇聯人很喜歡喝酒，特別是喝伏特加，一到晚上醉漢很多，所以政府派了很多警察維護治安。這天有個醉漢在街上走，看見前面有個警察過來，就說：“警察同志，我……沒有喝醉，不信看我……從你們兩個人中間走過去？”其實只有一個警察，他喝醉了，把警察看成重影了。那個警察回答：“可以，但是你要一個一個地過來。”……耀邦叔叔一邊說，一邊模仿，把我們說得哈哈大笑。
　　
　　在和耀邦叔叔的長期接觸中，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種“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我對他的人格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去世後，有一部分骨灰埋在江西的共青城。我每次去江西，都要到他的墓地去看看，給他送個花圈，以寄託我對他不盡的哀思。　　
　　
　　金庸和沈君山

　　政治是隨時都有可能發生變化的，而圍棋和橋牌是不會變的。
　　
　　沈君山先生是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比我大20歲。據說他是台灣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才華出眾，風流倜儻。他父親是搞農業的，對台灣的農業做出過巨大貢獻。他母親抗戰時死在重慶，追悼會是由周恩來親自主持的。我和沈先生是在金庸家認識的。
　　
　　說起來很有意思，金庸很喜歡下圍棋，是個超級棋迷，以至在他的小說里經常有關於圍棋的描寫，甚至還把棋子當成大俠的暗器，甚為有趣。我雖然讀過他的小說，可並不認識他。
　　
　　1983年我正在廣州進行“新體育杯”的衛冕戰，他突然托人轉告我，要在從化拜我為師。我以為他不過是想和我學學棋，而且我也想認識他，於是就趕到從化。一見面，他真的就要像他在小說里描寫的那樣行大禮，三叩九拜，舉行拜師儀式。他比我大20多歲，這我怎麼受得了，我立刻阻止了他；我說拜我為師可以，但不要磕頭了。就這樣我成了金庸的老師，以後金庸一見到我就以“師父”相稱。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
　　
　　1984年“新體育杯”的決賽就是在香港金庸的家中進行的，那年是錢宇平獲得了挑戰權。當時陳祖德正在他家養病，羅建文陪着他。金庸知道我愛吃螃蟹，專門在家裡請我吃了頓螃蟹。那頓飯從下午5點一直吃到晚上10點半，我一共吃了十三隻，金庸一直在旁邊陪着。那天有兩個菲律賓傭人對我稍有怠慢之意，第二天金庸的太太就把她們“炒”了。金庸和沈君山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就是由金庸介紹認識了沈君山先生。沈先生不僅喜歡圍棋，也喜歡橋牌，而且造詣很深，這也正合我意，我們一下子就聊到一起，有很多共同語言。
　　
　　1987年夏天，香港搞了一個“應氏杯”青少年圍棋比賽，我作為嘉賓被邀請參加。沈君山先生也去了，香港方面知道我們都喜歡打橋牌，於是特意給我們安排了一場橋牌比賽。那時大陸和台灣的關係正處於微妙時期，和現在不一樣，蔣經國還在台上，國民黨的所謂“戡亂”條例也還沒有取消，兩岸還處於“敵對”狀態，台灣同胞不允許到大陸來探親，大陸同胞也不允許去台灣，甚至兩岸人員的接觸都很嚴格。特別是他們知道我經常和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高層領導在一起打牌，以為我有什麼政治背景；而沈君山先生是台灣對大陸決策機構的重要人物，而且時有傳聞他可能出任台灣當局的重要職務，所以我們兩個搭檔打橋牌成了很敏感的一件事。
　　
　　比賽那天，來了很多記者，我從來沒見過為了一場橋牌賽來了那麼多記者，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所謂的“政治”記者。沈君山先生對記者講了一句話，我認為講得很好。他說：政治是隨時都有可能發生變化的，而圍棋和橋牌是不會變的。
　　
　　我沒想到他會講出政治色彩這麼濃的話來，據說這話傳到蔣經國那裡，蔣聽後勃然大怒，說沈君山被我“統戰”了，並下了一道手令：沈君山這人永不錄用。
　　
　　這件事使沈君山先生受了很大的連累，我多次問他，是否和我接觸，對他仕途上的影響很大？他說他不在意這些，他還講了金庸小說中的一個故事，有兩大對立的教派，其中每個教派都有一名擔任高級職務的人，雖然教派之間殺得你死我活，這兩個人卻是知音，經常悄悄地跑到一塊兒談論音樂。他的意思是我們之間的接觸交往，將來歷史會證明是非常有遠見、也非常純潔的，絕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是“撈取政治資本”。當時台灣一些政客攻擊他很厲害，語言也很“惡毒”。可沒過多久，蔣經國就死了，以後沈君山才當了“政務委員”。
　　
　　後來我們經常一起搭檔，參加各種橋牌比賽，成了莫逆之交。我去台灣，有人就說，知聶衛平者，沈君山也。同樣，在大陸可以這麼說，知沈君山者，聶衛平也。（摘自新民體育報，感謝網友方方的轉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