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衛平的圍棋人生（5）
作者: 聶衛平 王端陽 ( October 08, 1999, 12:57 PM )

　　台灣行

　　沒能見到張學良將軍，是我此次訪台的最大遺憾。
　　
　　在1992年之前，曾經有人問我：世界上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兒？我毫不猶豫地說：台灣。一是因為台灣是祖國的寶島，海峽兩岸有着共同的血緣和文化；二是因為沒去過，有一種神秘感。
　　
　　1988年，我曾經有過一次機會，後因我是中共黨員、全國政協委員，台灣方面拒絕簽證，最終沒能成行。直到1992年9月，我的這個願望才終於實現了。
　　
　　這次台灣之行，是受台灣奧委會副主席李慶華先生之邀。李慶華先生是原台灣“行政院”院長李煥的獨生子是反對“台獨”的，所以我接受了他的邀請。李慶華之所以邀請我去，一方面是打破海峽兩岸之間體育交流的壁壘（我是第一個正式應邀到台灣的大陸運動員），以促進海峽兩岸的早日統一；另一方面他要競選“立法委員”，也是為了擴大他的政治影響。儘管當時我的身分是全國政協常委，按照他們的“要例”，中共高層幹部是不准入境的，可是在李慶華的努力下，還是把我的一切手續都辦好了，使我的這次台灣之行得以實現。
　　
　　9月16日中午，我從香港直飛台北桃園機場。一切都很順利，尤其是出關，沒有任何麻煩。在機場，約有十來位台灣記者前來採訪我，問我此次訪台心情如何？我用“非常親切、非常輕鬆和感覺非常好”來回答他們。四年前，我因參加“應氏杯”圍棋賽途經桃園機場，台灣方面曾因我的所謂“身份”問題而不准我入境，當時他們之中的許多記者也來採訪過我。但沒想到，這一等就是四年。但現在我畢竟來了，也算了了我的一個夙願。
　　
　　李慶華先生親自到機場來接我，並把我直接送到台北三大電視台之一的中華電視公司（華視），接受專題採訪。沒想到採訪我的“華視”節目主持人李慶安小姐，竟是李慶華先生的胞妹，她可能因此而“近水樓台先得月”。她長得很漂亮，思路也敏捷，她說我是多次“過門而不入”。我說她說得非常貼切，不過不是我“不想入”，而是由於種種原因“不得入”，這次既然“入”了，就希望什麼都看看，什麼都聽聽。接着李慶安小姐又問了我十幾個問題，大致都是有關大陸的圍棋水平以及我個人的一些情況，包括什麼時候學棋、吸氧等等，沒有什麼“敏感問題”。最後我表示，我這次來的主要目的就是看看老朋友，結交新朋友。
　　
　　下午3點我又在下榻的希爾頓酒店召開記者招待會，接受台北新聞媒介的採訪。在離開機場時，李慶華在汽車裡問過我來台灣有什麼心願。我說我的心願之一就是見一下張學良將軍。這本來是我私下對他說的，可他在記者招待會上給我捅了出來，於是就有記者追問我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是不是有什麼政治背景。

　　我否認有什麼政治背景，我說：“張學良是抗戰英雄，是個傳奇式的人物，我從小就崇拜他，聽說他快90歲了，所以很想見他。”

　　出來之前，我曾和呂正操打過一次橋牌，他聽說我要來台灣，就對我說，如果有機會見到張學良，替他轉達對張學良的問候，並希望他有空回來看看，他很想念他。呂正操是張學良的老部下，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人之常情，而且是在牌桌上偶然談起的，根本談不上什麼政治背景。我怕有人借題發揮，多了一個心眼兒，在記者招待會上沒敢提及此事。
　　
　　可第二天報紙上一發表出來就不對了，說我到台灣的最大心願是看望張學良，估計我要給中共某些高層人物傳遞口信。這件事新聞界“炒”得很厲害，後來我被告之：張學良身體欠佳，不能接見。事後沈君山告訴我，本來我是有可能見到張學良的，可讓新聞界這麼一鬧，張學良不願意招惹麻煩，只好謝絕了我的求見。這成為我訪台的最大遺憾。
　　
　　第二天中午，台灣“行政院”院長郝柏村要在他的官邸單獨約見我。在我來台之前，“台辦”的人曾找我談過幾次，一方面給我介紹情況，一方面也交代了若干“規定”，其中一條就是可以和台灣政府官員接觸，但只能在我住的旅館裡面，不能到他們的辦公室去。如去了，不就等於承認他們了嗎？對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認為對台灣政府，你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他們都是個政治實體，而且已經存在了幾十年。

　　你只有跟他們接觸，才能相互溝通，做他們的工作。像郝柏村這樣的人物，你能讓他到旅館來看我嗎？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再說了，人家大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我只能在旅館裡接見人家，不去登門拜訪，這實在不合情理。我們中國人歷來就有尊重老年人的傳統美德，不管他是什麼政治立場，歲數比你大，你就應該有起碼的禮貌。所以這條規定我沒有照辦，考慮再三後，我還是去了“行政院”。
　　
　　11點30分，郝柏村在“行政院”接待室見了我，在座的還有“行政院”秘書長、應昌期圍棋教育基金會會長王昭明以及李慶華，不許記者採訪。開始我還挺緊張，生怕走了嘴，叫他郝院長不行，因為我們並沒有承認台灣政府，我只能叫他郝先生。另外他提到我們這邊都是稱中共，連大陸都不說；我提到他們也一律說台灣，一個字都不能錯，所以談話很累。
　　
　　其實我們談的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事，我向郝柏村建議，台灣能否也在學校中開設圍棋課，這可以開發智力。他表示支持。我又不客氣地說，台灣的圍棋水平是比較低的，要提高，比較簡捷的方法便是兩岸棋手多交流，台灣的棋手不一定非到日本，也可以到大陸學棋。另外，大陸的棋手也可以到台灣來，這樣，不僅對圍棋水平的提高，而且對兩岸文化的交流都將產生積極的影響。郝柏村明確地表示，他支持這種交流，他甚至建議，將來可能的話，可以把吳清源、林海峰、聶衛平等傑出的中國棋手請到台灣來，搞一個圍棋交流活動。在交談中，我知道郝柏村本人並不會下圍棋，但很喜歡打橋牌。他知道我經常和鄧小平打牌，就問我鄧小平打牌採用哪種叫牌法、牌技如何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又談起中國除了西藏和新疆以外，他都去過。我說我和他一樣，也是沒去過西藏和新疆，其他地方差不多都去了。最後他表示他很想到海峽的“那邊”去看看。我不能說“歡迎你回家”，我沒這個權力，我只能說你的這個願望我一定給你轉達。我們一共談了50分鐘，出來時，迎面碰到“行政院”副院長施起陽，站着聊了一會兒，然後離開“行政院”。這時外面圍了很多聞訊而來的記者，問我會談的內容，我一律“無可奉告”，上車就走了。
　　
　　回到北京後，“台辦”的人跟我說，也就是你，換了別人是要通報批評的。但直到現在我都認為當時我做得是很對的，這事我也向幾位中央領導匯報過，他們都說我做得好。而且到目前為止，從大陸去台灣參觀訪問的人中，能見到台灣“行政院”院長的就我一個。
　　
　　在台期間，我還先後會見了“教育部”部長毛高文、“立法院”院長劉松濤、台北市長黃大洲、高雄市長吳敦義以及很多委員會的主任，我都叫不出名字來，都是台灣的高層人物。非常有意思的是，所有會談的話題基本上一樣，就是問中共能不能承諾永遠不對台灣動武，一談就談到這個。
　　
　　就在我去台灣前不久，台灣從美國購買了一百五十億美元的F—16戰鬥機。為“動武”之事，我不斷地同他們輪番進行“舌戰”。我首先聲明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我只是個棋手，但據我所知是不能承諾的。

　　他們問我，既然大陸方面口口聲聲說我們是骨肉同胞，為什麼不能承諾呢？我反問他們，既然你們也承認海峽兩岸是骨肉同胞，為什麼還有人要搞“台灣獨立”呢？只要你們首先承諾永遠不搞“台灣獨立”，我想大陸是不會動武的。可是據我所知，你們也沒有承諾不搞“台灣獨立”，這就不能責怪中國政府了。
　　
　　他們又說，如果和大陸統一，台灣吃虧太大。他們列舉了台灣的經濟如何如何發展，外匯儲備如何如何多。我說你們對大陸太不了解了，現在大陸建設得也不錯，如果你們覺得和大陸統一吃虧很大，你們也可以像香港一樣，搞一國兩制呀！聽了我的話，他們說，正是因為對中共不放心，才花了一百五十個億買了這麼多飛機。我對他們說，別說一百五十個億，就是後面再加一個零，一千五百個億又能怎麼樣？莫非還能反擊大陸不成？！你們把這錢花在台灣的建設上不是很好嗎？你們買飛機，不是讓美國人把錢賺走了嗎？美國人就希望你們這麼幹。
　　
　　在台北，沈君山先生還領我去拜訪了兩位國民黨元老，一位是92歲高齡的陳雪屏老人，據說他仍在台灣總統府當“資政”；另一位是80歲多的陳致平老人。這兩位老先生都是圍棋愛好者，而且一口地道的“京腔”，和他們聊天有種“如回故里”的感覺。我們談了很多關於劉棣懷、過惕生、顧水如等北京老國手的事情，令人非常開心。
　　
　　陳致平老人說他很想回北京看看，特別是到曾經待過的地方轉轉，可他女兒不讓他回大陸。我說你女兒太怪了，為什麼不讓你回去？他說女兒怕他身體不好。我說人只能是越來越老，不會越來越年輕，既然決定要回去，那就應該早去。這時他才告訴我，他的女兒就是風靡大陸的台灣女作家瓊瑤。我讓他轉告瓊瑤，就說我批評她，她自己經常到大陸來，也應該創造一切條件讓自己的父親早一天到大陸來，以了卻老人家的一片心願。後來瓊瑤的弟弟帶她爸爸來了，瓊瑤還托她爸爸帶了一塊手錶給我。我請他們吃了頓飯，聊了聊北京的一些變化，希望他不至於迷路。
　　
　　在台中市，我專程去看了“牛肉麵大王”張先生。這裡面還有一段故事。過去我兒子驄驄小的時候，曾經請過一位姓崔的大媽來照管他。這位崔大媽對我說，她丈夫死了。但是1988年，這位“死”了的丈夫突然從台灣回來了，並找到了崔大媽。他就是台中市的“牛肉麵大王”張先生。我也因此認識了張先生。當時我正為“應氏杯”賽的事申請去台，張先生便邀我在台中見面。但沒料到這一等就是四年。於是張先生便把四年前當地報紙登的“和聶衛平相約”的報道貼在飯店裡，逢人便說，聶衛平肯定會來的。當我真的來到他家，老頭兒高興極了，忙這忙那，一定要我品嘗他的牛肉麵。說老實話，老頭兒的牛肉麵是挺有味的。
　　
　　在高雄時，他們想讓我參觀所謂的“國軍紀念館”，被我“免了”，我只參觀了高雄的中山大學。這所大學是李慶華先生的父親李煥十多年前創辦的。陪同我參觀的除了大學方面的人，還有高雄的議員。參觀完已到了吃午飯的時間，於是就在大學旁邊的鎮上很普通的餐館就餐。餐館裡面有個卡拉OK，那個議員一見就來勁兒了，問我大陸有沒有卡拉OK。我反問他：“你去過大陸沒有？他說沒有。我說你身為議員，對大陸的情況這麼不了解，這怎麼能行？我可以告訴你，在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裡，卡拉OK絕對比台北、台中、高雄多得多。當然我也不是說大陸什麼都好，有些地方是很窮，你最好自己到大陸去看看。”

　　此外，我還坐船遊覽了日月潭，參觀了台北的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先生是個很有知識的老人，他對我說，這裡的寶貝很多，許多東西對外不開放，但我都可以看。我進去一看，果然名不虛傳，比我們故宮裡的東西好多了。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國民黨撤退時從故宮搬走的，現在這些東西保存得完好，這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參觀中，我對唐代的一副棋盤和棋子很感興趣，還特別數了數棋盤的格數，和現在的完全一樣，都是十九格。遺憾的是隔着玻璃，無法觸摸棋子，不知它是用什麼材料做的。在棋具旁，李慶安給我照了張相，故宮裡是不准照相的，我這是破了例。
　　
　　在台期間，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尋找我的“義妹”。1991年中秋節，中央電視台在北京飯店搞了個現場直播的中秋晚會，我也應邀參加。晚會的主持人有從台灣特邀的電影演員張純芳小姐，她曾經在電影《老莫的春天》裡扮演老莫的妻子。席間，她突然提出要認我做義兄，我一下子沒反應過來，只是應酬地說那可不敢當。沒想到在主持節目中，她事先也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就突然宣布她是我的義妹，並把我拉到台上講話，把我弄得非常尷尬，結果還說錯了話。本來是中秋節，我卻對着億萬電視觀眾說了句：春節好！鬧了個大笑話。以後我們沒有聯繫。到了台灣他們問我在台灣有沒有親屬，我本來想回答沒有，不知怎的忽然想起這個“義妹”，就說了出來，可是沒有她的電話。他們就通過電視台和報紙幫我“尋找”起“義妹”來，還說我找不到義妹，心裡如何焦急等等，搞得滿城風雨。在我離台的前一天，張純芳小姐來了，我們見了面，還一起喝了很多酒。我的酒量很大，但恐怕比不上這位義妹。這時那些記者們又說我們終於“如願以償”，整個過程被他們“炒”得就好像是阿哥阿妹歷盡了多大磨難似的。
　　
　　總的來說，這次台灣之行，使我大開眼界，也交了不少朋友，增進了大陸和台灣之間的了解。
　　
　　國家集訓隊

　　九年來我歷盡坎坷，終於以一名正式棋手的名義參加全國比賽。我太想得冠軍了。
　　
　　凡是喜歡上圍棋的人，此生便再難與圍棋分手，何況那些曾經從事過這項運動的專業棋手了。在“文革”中，陳祖德他們雖然已是工人，被下放在工廠，但每天的“手談”是絕對不可少的。在他們中間，除了陳祖德被公認為“霸主”外，其餘“各路諸侯”都是“雄踞一方”，互不相讓。“文革”後期，我從東北農場回到北京，為了下棋，也加入到他們這個小群體中。於是，這場“爭霸戰”更加激烈不說，還平添了幾分“驚險”。
　　
　　最初，諸位國手並未將我放在眼裡，幾度交手後才感到，不施展出點“畢生絕招”就難以取勝，不由得緊張起來。對於以陳祖德為首的這些早已蜚聲棋壇的國手來說，他們之間的爭鬥，勝雖欣喜，敗亦不丟面子；可和我這個無名之輩對弈，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萬一輸了，傳出去那還了得！因此每逢與我下棋總是全力以赴，妙着紛呈，常常把我殺得汗流浹背。回憶起來，當時下棋的激烈、緊張的程度，絲毫不亞於現在的全國正式比賽。
　　
　　藤澤秀行曾強調過，成為優秀棋手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棋手在15歲至25歲期間，要有一個激烈競爭的環境。木谷門下為什麼湧現出眾多的一流棋手，關鍵就在於創造了這個環境。我認為秀行先生的見解完全正確，正因為我在20歲時就和陳祖德等著名棋手終日廝殺，所以才有可能進入一流棋手的行列。
　　
　　那時我白天拼命下棋，晚上再把白天所下的棋擺出來反覆研究，直至深夜。有時思路一鑽進棋里，我就會忘記一切。比如下完棋騎車回家，常常因為腦子裡還在苦苦思考棋里的變化，不是闖了紅燈就是騎錯了路。漸漸地，我驚喜地發現，除了陳祖德，我對其他幾位國手已經略占優勢了。也就是從這時開始，“嘔心瀝血，趕超日本”的宏遠目標，在我心中逐漸形成了。
　　
　　1973年的春天，發生了一件決定我一生命運的大事。由周總理提議、鄧小平副總理批准，中國國家圍棋隊重新組建了。我榮幸地被選入由三十多名全國各地的高手組成的集訓隊，從此掀開了我圍棋生涯的新篇章。
　　
　　1972年至1973年是我學習圍棋最狂熱的時期。那時我下起棋來幾乎從來不感覺到累。集訓隊的訓練安排是很緊張的，一周至少要下三四局（訓練比賽），對有的棋手來說，三四局正規比賽已經相當累了，但遠遠滿足不了我的需要。除了訓練比賽，我把全部的業餘時間都用來下棋，星期六都不回家，只要有人奉陪，我能從早上一直下到深夜。這種“車輪大戰”往往使許多集訓隊員招架不住，不得不中途休戰。
　　
　　當時，集訓隊裡的高手們最怕被我纏住下棋，因為一下起來，他們贏了，我自然不肯放他們走；輸了，他們自己又不甘心，所以經常是下個沒完沒了。以至於一到周末，諸位國手便對我“敬而遠之”，晚飯後立即逃之夭夭，惟恐被我纏住而不得脫身。我敢肯定地說，那一時期我下棋的局數之多，超過任何三名集訓隊員加起來的對局總數。
　　
　　那時資料很少，有些棋譜很晚才能找來，如能得到個日本的最新棋譜，那簡直如獲至寶，往往能擺上一個通宵。這種拼命式的努力當然也得到了報償，在集訓隊的內部比賽中，不是陳祖德第一、我第二，就是我第一、陳祖德第二，我們兩人的棋明顯比別人高出一塊。
　　
　　在集訓隊我的成績不錯，可在與日本棋手的對局中，由於沒有比賽經驗，我發揮得很糟。
　　
　　1973年夏天，以坂田榮男為團長的日本圍棋代表團來華訪問，這是自從“文革”中兩國圍棋界中斷往來後，日本第一個訪華的代表團。代表團陣容強大，團長坂田榮男正在鼎盛時期，團員中有加藤正夫等人，都是活躍於日本棋壇的一線棋手。
　　
　　當時我是沒有資格和坂田下的，我太年輕了，日本人也不知道我，可按實際水平，怎麼也應該安排我和專業棋手下，實際上卻給我安排了個業務七段西村修。即使這樣，頭天晚上我還是緊張得一夜沒合眼。
　　這是在我的職業圍棋生涯中第一次碰到日本棋手，過去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比賽，所以不知道怎麼辦好，也不知怎樣才能放鬆下來。
　　
　　當時大家都住在工人體育場，我和陳祖德等六人住一個屋，我怕影響他們，於是深夜一個人跑到訓練室。訓練室還有一個人，是福建的黃梁玉，他第二天沒有比賽，不知為什麼也睡不着。我們打了個招呼，沒有說話。我就坐在棋盤前發愣，也沒打譜，就像入了魔似的。一直坐到三四點鐘才回去，躺在床上還是睡不着。
　　
　　第二天同西村的比賽我執白輸了，一方面對西村“粗野”的下法不適應，另一方面我的狀態非常糟糕。

　　輸棋後我痛苦極了，這可不是一般的痛苦，這是我第一次嘗到失敗的苦果。接着，賽場轉移到鄭州，這一次讓我和加藤下，這也是我的圍棋生涯中第一次和加藤交鋒。加藤當時是七段，比我的實力強，但我拼得很厲害，發揮得也還可以，儘管輸了，心理是平衡的。
　　
　　第三盤給我安排的是位二段的女棋手，雖然贏了，心裡反而不平衡，似乎我只能贏女的。從我在隊裡的地位，給我安排這三個對手不太合理，顯然是對我不重視，實際上那時我在隊裡的成績已經和陳祖德不相上下。這次中日比賽我們大敗，不過那也真實地反映了我們的整體水平。
　　
　　近來，我偶爾翻看了一下自己在1973年的對局記錄，感到很有意思。從棋風上來說，1973年的下法和我現在的下法頗有不同。那時我的棋純屬“力戰型”，愛好赤裸裸的拼鬥，總是開局就到處尋釁，一有機會便廝殺起來。打個比方，就像是拳擊比賽，對手一拳猛擊過來，我不閃不避，也向對方身上猛擊一拳。如此打法，自然是誰的拳頭有力，誰就占便宜。而現在，我再碰到這種情況，就會首先考慮如何躲閃，保證自己不挨打，然後看準對方弱點再出拳，從棋風上看，就是變穩健了。不管說我現在的棋是“靈活型”也好，是“感覺型”也好，總之，過去那種猛打猛衝的下法，我已極少採用了，這也許是因為和日本高段棋手對局多了，受他們影響的緣故吧。
　　
　　在日本成名的高段棋手中，屬於“力戰型”的較少，大都是講究先布好陣勢，占據有利地形，然後再尋找戰機。表面看上去溫文爾雅，暗中卻在積蓄力量，就像馬拉松運動員，並不在途中某一段路上疾奔猛跑，而是均衡地分配着力量，為最後衝刺作準備。這種不露鋒芒的含蓄下法，日本稱之為“軟打”。我現在的下法似乎就屬於“軟打”一類，比起“力戰”來，我認為“軟打”更能顯示出一個棋手的技藝。

　　不過，並不是說“軟打”就一定比“力戰”更高明。就拿當代日本棋界“力戰型”的代表加藤正夫為例，他的“力戰”就讓日本的高段棋手叫苦連天，而且他多次獲得“本因坊”、“名人”的頭銜。我國棋手劉小光等也屬“力戰型”，同樣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可見，“力戰型”棋手也有其獨到之處。
　　
　　我在1973年的棋，不僅僅是“鬥力”，而且下出的着法都有一股“橫行霸道”的味道，別人雖覺得我的下法有些無理，但也無可奈何。惟獨碰上陳祖德我就傻了，因為他的力量比我大，也更加“霸道”。我這“小霸”碰上“大霸”，只有甘拜下風。
　　
　　儘管如此，我在1973年確實下出了不少好棋，以我現在的水平來衡量，質量也都不壞。雖說那時的棋還不成熟，但從中表現出的強烈的進取心則是極為可貴的，遺憾的是，這種進取心，現在在我身上多少有些淡薄了。
　　
　　1973年是值得懷念的一年。國家圍棋集訓隊的組建，標誌着中國圍棋事業的重新起步。作為集訓隊的一員，我也重新認識到了自己的社會價值，恢復了做人的尊嚴。整整一年期間，我為有充分的對弈時間及高水平的對手而陶醉，除了下棋，似乎世上其他一切都不復存在了。可就在這時，我又遭到一個意想不到的打擊。
　　
　　1974年4月，我的名字被列入訪日的中國圍棋代表的名單。訪日比賽，這是多少棋手夢寐以求的事啊！

　　可是就在我喜悅激動之時，突然傳來山河農場拒絕為我做政審的消息，我當時真的就像掉進冰窟窿一樣，涼透了心。
　　
　　當初我進國家圍棋集訓隊是經過一切合法手續，並經農場總局同意了的，山河農場即使有牴觸情緒也無可奈何。我也有個錯覺，以為以後就是下棋了，不會再回農場了，也沒跟農場繼續匯報。其實我的一切關係、檔案還都在農場，我要出國必須經原單位進行政審，這正是我最感頭疼的事情。
　　
　　果然不出所料，農場非但不給我做出國鑑定，還愣說我是“走後門”，嚴令我必須回去“抓革命，促生產”。他們也不想想當兵可以“走後門”，上大學也可以“走後門”，但圍棋是一種競賽項目，是要真水平的，這可怎麼“走後門”？可我一點辦法也沒有，我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的手裡，直到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可悲。
　　
　　當時全國正在搞“批林批孔”運動，特別是1974年初，報紙上發表了一個叫鍾志民的反對他爸爸“走後門”讓他當兵的事跡後，全國掀起了反對“走後門”的高潮。國家體委副主任李夢華原想保我，可在這風頭上他自身都難保，也就顧不上我了。結果就在中國圍棋代表團乘上去日本的飛機的同時，我坐上了返回農場的火車。
　　
　　在火車上我眼淚汪汪，痛苦得不得了，甚至感到人生失去了意義。我想我在農場沒有幹過什麼了不起的壞事情，就打過那麼一次架，不能這麼整我，斷送我的前程啊！我當時對農場的做法簡直無法理解，憋了一肚子怨氣，可還不能表現出來，到了農場還得老老實實地幹活。
　　
　　這一次農場可給了我點顏色看，讓我去起豬圈。四五月份剛化凍，活又髒又累，別人都是干幾天就有人替換，可偏偏沒人來接替我，我只能忍氣吞聲。人家對我還挺羨慕，問我不是在國家集訓隊嗎？不是還拿了個全國十省市的冠軍嗎？怎麼又回來了？我都沒法回答，也不敢多說什麼，我怕萬一傳到農場領導的耳朵里，再對我進行更嚴厲的報復怎麼辦？我只有強忍住內心的痛苦，默默地幹活。
　　
　　直到6月份，農場總局才把我調上來，讓我準備參加7月份的全國圍棋比賽，這樣我住到了哈爾濱。這段回憶對我來說真是刻骨銘心！
　　
　　比賽在成都舉行，這是自“文革”以來第一次正式比賽，距上一次鄭州舉行的全國比賽，間隔已八年之久。我是作為黑龍江省隊的棋手參賽的。本來我們可以從北京轉車直達成都，可大家想藉此機會過一下長江三峽，於是先坐火車到上海，再改乘船去重慶，然後再到成都。
　　
　　在火車上有個小插曲。那時我們都沒資格坐臥鋪，在車上很無聊，也沒地方睡覺，為了消磨時間，我就跟李呂建學下國際象棋。他是國際象棋的專業棋手，教我時讓我一個後。我一下覺得很有意思，就迷上了。這時曾在國家隊當過教練的吳廣熹湊過來對我說，你這國際象棋讓個後那還怎麼下？意思是我的棋太差了。我被他這麼一挖苦，心裡特受刺激，我就憋了口氣，一定要下好，首先贏他。
　　
　　到了船上，我就拉着吳廣熹下，一開始平下，輸一盤長一先，一先二先三先，讓一馬，讓兩馬，再讓一車，讓兩車，最後我讓他一後。這時我就跟他說，國際象棋不是不能讓後嗎？弄得他無話可說。在船上幾天下來，我都可以贏省隊一些水平比較差的隊員了。後來我的國際象棋水平有了驚人的進步，我贏過當年的全國女子冠軍劉適蘭，贏過謝軍（也是在她取得全國冠軍的時候），還贏過世界少年冠軍諸宸等，以後就不下了。
　　
　　到了成都，我真是感慨萬千，九年前我就是在這裡獲得了“全國十省市圍棋邀請賽”兒童組冠軍。九年來我歷盡坎坷，終於以一名正式棋手的名義參加全國比賽。我太想得冠軍了，除了一般棋手的勝負觀外，由於我的戶口仍在農場，所以對我來說更是事關重大，直接影響我的前途。
　　
　　戰幕拉開後，我弈得頗為順手，連贏五盤。第六盤我遇上陳祖德，當時他是四勝一負，積分比我少，我們之間的勝負直接關繫到爭奪冠軍，前一天晚上我早早就上了床，可越想趕快入睡越睡不着，各種念頭像撲燈的飛蛾，趕都趕不開。就這樣，我思前想後，患得患失，像“烙餅”似地在床上翻騰了一夜。
　　
　　睡眠不足加思想包袱，使我第二天坐在比賽的棋桌旁，覺得頭昏腦漲，眼皮發沉。而陳祖德卻精神抖擻，從容不迫，充滿了自信。這一來我越發慌亂了，比賽開始後，我突然覺得腦子裡一片空白，往日的靈感全都不知飛到哪兒去了。陳祖德下一着，我就機械地跟在後面應一着，可他的作戰意圖是什麼，我卻根本定不下心來仔細想一想，最終演出了我對局史上最丟人的一幕———81手就認輸了。
　　
　　本來激烈拼殺是我的拿手好戲，對局時，一碰到雙方棋子接觸的“肉搏戰”，我的力量便會迸發出來。

　　可這一局，在角部的第一個戰鬥中，我就潰不成軍，好像是決鬥的劍客，我的劍還沒來得及出鞘，對方的利劍就已經刺穿了我的胸膛，竟然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在認輸的一剎那，我真恨不得一頭鑽進地里去。
　　
　　本來等着看一場精彩好局的棋迷們，對我如此不堪一擊，無不感到驚訝和失望，紛紛掃興而去。
　　
　　比賽的慘敗，人們的議論，使我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沮喪之中，以後又接連敗給了王汝南、羅建文等人，結果只獲得第三名。
　　
　　回到哈爾濱，大家就準備各回各的單位，我沒地方去，只能回農場。散夥前大家到一家飯館聚一下。

　　當時哈爾濱流行偷盤子，我們去的那家飯館就不知丟了多少，現在說起來都是笑話。我們之中大部分都是哈爾濱本地人，都有很多熟人，那天都自己用盤子帶了菜來，王加良就帶了很多好的菜。
　　
　　王加良是象棋冠軍，用現在的話可以說是棋界的“大哥大”，哈爾濱沒有不知道他的。那天我心裡很痛苦，因為第二天就要回農場了，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出來，我就借酒澆愁，喝得特多，到後來都快醉了。

　　吃完飯出門時，王加良被守在門口的一個老頭拽住，我們立即圍了過去，問出了什麼事。原來老頭說王加良偷了他的盤子，王加良說盤子是自己帶來的，老頭非說是偷的，就吵了起來。王加良當時也喝多了，說起話來唾沫星子亂飛，噴了老頭一臉。老頭急了，動手就打。我們十幾個全是小伙子，見狀就不讓他打，沒想到老頭很粗野，最後鬧到派出所。
　　
　　派出所的所長認識王加良，也認識老頭，一進門所長就說：“加良啊，你怎麼跑這兒來了？”王加良指着老頭說；“他說我偷他的盤子。”所長又對老頭說道：“王加良怎麼會偷你的盤子呢？！”老頭聽清這人是王加良後，說：“喲，你怎麼不早說你是王加良呀？以後這個飯館你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白吃！”原來老頭是個象棋迷，是王加良的崇拜者，剛才還是仇敵，動手打架，一聽“王加良”三個字，馬上就擺平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憑自己的名字就能辦成一件事，我感慨很深，人有名和沒名是不一樣。當時我還沒名，自覺上了一課。
　　
　　第二天我就灰溜溜地回到農場。
　　
　　不過這次回來，農場對我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我畢竟獲得了全國第三名，這在農場更是破天荒的事。

　　我剛到總場，總場的領導就請我吃飯喝酒，當面告訴我回農場後可以不幹活，自己研究棋譜。到了分場，幹部對我的態度大變，徹底平反，對我的一切限制都沒有了。
　　
　　最令我感動的是那些知青“哥們兒”，他們又偷來一隻鵝，躲在燒水的小屋裡請我吃鵝肉。他們說我這個人很執著，很有毅力，能在這種逆境中衝出去，將來一定能大有作為，到時候不要忘記“哥們兒”，忘記在這個小屋裡吃鵝肉的情景。當時我們就是把鵝肉放在開水裡煮熟，然後蘸點醬油就吃，沒有其他任何作料，可是感覺香極了！現在吃鵝，不管在哪兒吃，我一點胃口也沒有，那時卻覺得鵝是世界上最好的美食了。吃完之後，借着酒興，有人彈起吉他，有人敲着水桶打拍子，大家就胡亂唱了起來。唱着唱着就有人哭了起來，氣氛頓時變得有點奇怪。這也是，多少年來他們都不能回家，今後怎麼樣還很難說，而我那時已經知道我肯定能回家了，相比之下他們能不傷感嗎？我非常理解和同情他們，可那又能怎麼樣呢？！
　　這些人我還真的記得很清楚，當時的情景也歷歷在目，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忘記。
　　
　　10月，金色的季節，國家集訓隊又開始集訓，我這才離開農場，回到北京，開始了新的篇章。

（摘自新民體育報，感謝網友方方的轉貼）（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