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衛平的圍棋人生（7）
作者: 聶衛平 王端陽 ( October 14, 1999, 02:24 PM )
聶衛平時代
從1975年到1979年，可以說是我的全盛時期。在此期間，我一次又一次地擊退了優秀棋手們的挑戰，把全國冠軍的桂冠死死地抓在手中。
1976年可謂是個“多事之秋”，隨着唐山大地震，中國的政治生活也發生了一系列強烈“地震”：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台……
毛澤東去世時我正在鄭州參加全國圍棋賽的預賽。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勛對圍棋很支持，河南圍棋能搞起來，出了劉小光，就是因為他把羅建文等人弄到河南，培養出了這些人。當時他也想把我調去，我也很想去，河南總比黑龍江離家近，再說劉建勛和我們家是世交，同我的關係也不錯。可惜沒有辦成。
由於毛澤東的去世，1976年的全國比賽也終止了。
1977年我仍然代表黑龍江隊參加全國比賽，在個人賽中我再次獲得冠軍。陳祖德因被抽調去參與清查“四人幫”的活動，沒有參賽。在團體賽中卻出了問題，有人指責我們黑龍江隊作弊。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由於比賽是在哈爾濱舉行，所以組委會的主要負責人是由黑龍江省體委主任擔任的，許多具體工作也由黑龍江體委組織落實。當時王加良負責編排比賽程序，據說他在這方面很有一套。在抽籤之前他曾問我，把哪個隊排在你們一個組裡最有希望。我說福建隊。這次團體賽一共只有十二支代表隊，分六個小組進行預賽，只要小組出線，即可進入前六名。按我們黑龍江隊的水平來說，除了我之外，其他四名選手很差，根本進不了前六名，這我心裡是非常清楚的，除非我們和比我們還弱的福建隊分在一個組。
抽籤結果真的就和福建隊分到一個組，開始我自己還覺得挺幸運。可是沒想到這一下引起全國圍棋界的意見，都來找我說，你怎麼作弊呀！憑良心講，我沒有作弊，抽籤儀式我都沒去，根本就不在場，而且我平生最討厭作弊。可是抽籤前我確實說過福建隊是我們最想碰到的對手，怎麼會這麼巧？真是有嘴也說不清了。
這件事後來鬧得很大，全國各代表隊都指責我們，甚至還刷了大字報，當然矛頭不是指的我，而是黑龍江省體委的負責人。後因查無實據，不了了之，我們也如願獲得了第六名。不管怎麼說，這件事就像吃了只蒼蠅，讓人心裡特彆扭。1978年的全國比賽是在鄭州舉行的，這次陳祖德參賽，我輸給他了。但他輸給別人幾盤，最後我以總分第一獲得冠軍，他得第二名。這個時期只有陳祖德對我構成威脅，其他人都差了一截。但這年馬曉春參加比賽，我看他不錯，收他做了徒弟，那時叫“一幫一，一對紅”。他那年剛滿14歲。另外還有一名年僅10歲的女孩張璇，我也注意到了。如今她已是八段棋手，成為女棋手中的佼佼者。
1979年趕上第四屆全運會，圍棋賽也列入全運會。這年我仍然代表黑龍江出戰。在個人賽中我一盤沒輸，獲得全勝冠軍。團體賽我們獲得亞軍，這有點出乎我的意料。
從1975年到1979年，可以說是我的全盛時期。在此期間，我一次又一次地擊退了優秀棋手們的挑戰，把全國冠軍的桂冠死死地抓在手中。在國家圍棋集訓隊的內部訓練賽中，我創造過二十三連勝的出色紀錄。
在對日本棋手的比賽上，亦有突出表現。於是，棋界人士把這五年稱作“聶衛平時代”。
然而在這期間，有一個對手最讓我頭疼，他就是四川隊的黃德勛。從1975年到1980年的全國團體賽上，我連輸他6盤，這也是創了紀錄的，所以有人稱他為“聶衛平的剋星”。
黃德勛年紀與我相仿，但資格比我老得多。他的棋兇猛好殺，極善計算，是“力戰型”的代表人物之一。按說1975年時他的實力和我已有一些差距，平時訓練比賽他幾乎贏不了我，可是一在全國比賽中相遇，我就會糊裡糊塗地輸給他。頭兩次失利，我心裡十分惱火，因為都是在優勢很大的情況下輸掉的。尤其是1977年在哈爾濱舉行的全國比賽我對他的那局，簡直使我哭笑不得。
當時我決心報1976年的“一箭之仇”，所以執黑棋也下得非常謹慎，很快就把他逼入絕境。白棋一個大角被“點死”，勝負已成定局。可他緊鎖雙眉，抱頭苦思，就是不肯認輸。難道他還有什麼高着不成？
我疑惑地又把局勢仔細地分析了一遍，確信他已“難逃法網”，就滿心歡喜地等他停鍾認輸了。就在這時，他忽然走了一步誰也沒料到的怪着，居然把這個角走成一個“後手死”，然後拼命纏繞攻擊我外圍的兩塊黑棋。其實這種怪誕的下法，對他來說是出於無奈，我還有不少勝機，但急躁之下，我到底還是昏頭昏腦地敗下陣來。以後每逢全國比賽遇到他，我心裡就打鼓，越想贏越贏不了。以致在後來的比賽時，如果第二天是黃德勛，便會有人來給我打氣：“明天對黃德勛，你可得留神啊！”並且當天晚上的話題也全是圍繞着這件事，反而弄得我心裡更發毛。第二天果然又輸了。
對於我總是輸給黃德勛，棋界議論紛紛，有的人說我輕敵，有的人說黃德勛運氣好，還有的人說是棋風的關係，認為黃德勛的棋專克我的棋，換句話就是一物降一物。對此我也甚感不解。後來黃德勛在《圍棋》月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上，一語道破真情。他寫道：“聶衛平確實比我棋高一籌，但他背着冠軍的包袱，一方面急於求成，想很快取得優勢，另一方面，想利用技術全面的優勢，穩中取勝，這原是兩種互不相容的心理，撞在一起，槍法就有些亂了。而我沒有任何包袱，一上來就竭力拼殺，所以常能亂中取勝。”細想一下，此話果真有道理，我確實是輸在心理上。
另外我還有一件輸給他的事，不為外人所知。1973年剛集訓時，有一次食堂吃餃子，我那時剛從農場回來，飯量特別大，而且我從小就喜歡吃餃子，所以一下子吃了七十個。這時黃德勛也說他吃了七十個。
於是旁邊有人攛掇我們比賽看誰吃得多，先吃到一百個。我當時也是年輕氣盛，看黃德勛個子比我小，肚子肯定沒我大，就答應了。我們吃一個，旁邊的人就給數一個，我吃到第九十四個時，他連吃了兩個，我實在吃不動了，當場認輸。事後我覺得很奇怪，他怎麼能吃九十六個呢？肯定是前七十個有水分。
這件事當時過去也就完了，可是十五年之後，1988年，方毅副總理在一次全國發獎大會上，開始還表揚我，說着說着突然之間對我提出嚴肅的批評。他說他在報紙上看到我跟人賭吃餃子，這怎麼可以呢？！
他說：“你不能因自己的興趣就可以不注意自己的身體，你的身體並不單純屬於你個人，國家培養你不容易，你應該對國家負責。”方毅的話對我感觸很深，使我明白我自己不能隨心所欲地亂來。後來我很自律，比如我從來不賭博，凡是賭錢的東西我絕對不沾，包括打麻將，玩可以，但只要帶錢，哪怕是一角錢，我也不打。再比如喝酒，你比我厲害就厲害，我也不比。一是自己注意身體保養，二是不要給國家造成不必要的負擔。
我和黃德勛的關係不錯，他贏我非常得意，而且正是在我“獨往獨來”之時。我真正翻過身來是1981年，我克服了心理障礙，徹底擊敗了他，以後再也沒輸過他。這件事給了我一個教訓，切不可小看心理因素對棋局勝負的影響。
對抗時代
1983年的中日比賽是中日圍棋交流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中日兩國棋界人士都認識到：從此中日圍棋的交流已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過去中日棋手之間的比賽，都是帶有輔導性的“友誼賽”。但1976年的訪日比賽，除了我6勝1負外，中國圍棋隊在56局棋中，以27勝、24敗、5和的總成績，第一次戰勝了日本隊。這一結果強烈地震撼了日本棋壇，改變了日本棋界對中國棋手的看法。從此以後，中日棋戰開始真正具有了對抗色彩。
1977年4月，橋本宇太郎九段率團來訪。我對橋本九段和石田章七段，均以1比1戰平，勝東野弘昭九段、家田隆二七段和佐藤昌晴六段，總成績5勝2負。
1978年6月訪日比賽，與石井邦生九段的“三番棋”，我以1：2失利。勝白石裕九段、菊池業餘七段，負藤澤朋齋九段和關山利夫九段。同年，在日方來訪的比賽中，我勝倉橋七段，與杉內九段、淡路八段和東野九段戰成平局。總成績4勝4負3和。
1979年的中日比賽，我勝了四名九段，一名八段，兩名七段和四名業餘七段，輸給一名七段，一名五段和一名業餘七段，總成績11勝3負。
1980年的訪日比賽，我勝兩名九段，一名業餘七段，輸給三名九段，一名七段。總成績3勝4負。
1981年中日比賽，我與兩名九段、兩名七段分別以1：1戰平，總成績兩勝兩負。
1982年，中國圍棋代表團訪日是很值得紀念的，我在這次比賽勝了四名九段、一名八段、一名業餘七段，僅輸給“天元”冠軍加藤正夫九段一局，成績6勝1負。而且中國隊出人意料地以43勝13負的壓倒優勢，擊敗了日本隊。再一次打破了自1976年以來的交往平衡，又一次極大地震動了日本棋界。為此，日本棋院受到了輿論界的指責。
自中日圍棋交流以來，無論是我們訪日，還是日方來訪，日本出場的陣容，基本上是職業高段、新銳棋手和業餘強手組成的混合軍。1976年以後，隨着中國棋手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湧現出以馬曉春為首的一批新秀後，日方出場的業餘強手勝率越來越低。到1982年，日本的業餘強手已無人能抵擋中國棋手的攻殺，幾乎“全軍覆沒”，這使日本棋界感到“混合軍”已不能適應中日交流的形勢。於是，在1983年的日本訪華圍棋代表團組團的前夕，中日交流比賽的主辦單位、日本讀賣新聞社社長表示，這次組團寧肯多花錢，也要把強手請出來。
果然，1983年訪華的日本圍棋代表團由四名九段和四名八段組成，是中日圍棋交流史上實力最強的代表團。團長是石田芳夫九段，團員有石井邦生九段、小林光一九段、苑田勇一九段、佐藤昌晴八段、山城宏八段、中村秀仁八段、長谷川直八段。他們都是讀賣新聞社用重金請來的強手，個個身手不凡。尤其是小林光一九段，雖然當時還沒有冠軍頭銜，但多次獲得大比賽的挑戰權，是公認的“超一流”棋手。在我看來，小林光一的實力比起石田芳夫，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
另外，為了激勵棋手下好每一局棋，讀賣新聞社採取了獎勵制，還規定棋手每多贏一盤棋都將獲得獎金，數額隨着勝局數而倍增，這是前所未有的。石田團長在臨行前也公開發出了爭取40勝、16敗的宣言。
然而，面對如此強勁的對手，中國棋手並不畏懼，反而更激發了鬥志，最後雖然以25勝、31負失利，但所勝的25局都是貨真價實，響噹噹的。如果倒退幾年，日方派出這種實力的代表團來，很可能會輕而易舉地達到40勝的目標。由此可見，我們已有了長足的進步。
在這次比賽中，我共出場五次，連勝石田九段2局，勝石井九段和長谷八段，遺憾的是輸給了小林光一九段，成績是4勝1負。
不管怎樣，1983年中日圍棋比賽的結局，顯然大出日本棋界的意料。於是日方提出希望把“友誼賽”正式改為“對抗賽”，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體現目前中日比賽的水平。後來，在1984年為我們赴日比賽所舉行的歡迎會上，日本讀賣新聞社社長村上盛夫先生在講話中，也充分表明了這一態度。他說：“十二年以前以日中友好親善為目的，讀賣新聞社開始組織了日中圍棋交流，而從這次開始，將用‘日中圍棋決戰’的名稱。現在，以友好親善為目的的交流已進入一個日中圍棋決戰階段，將通過比賽，對兩國的實力決出勝負。”可以說，1983年的中日比賽是中日圍棋交流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中日兩國棋界人士都認識到：從此中日圍棋的交流已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過去，中國圍棋代表團的組成，基本上是以老棋手為主，青年棋手為輔，還要照顧男、女棋手的比例。
為了適應“中日圍棋決戰”的形勢，1984年的組團打破了這一常規，採用了選拔制。國家集訓隊的全體隊員都必須參加選拔賽，只有前八名才有資格參加訪日代表團。經過激烈的爭奪，最後由我、馬曉春、劉小光、曹大元、錢宇平、孔祥明、王元、宋雪林八人組成了1984年的訪日代表團。在我的對局史上，1984年的訪日比賽是值得回顧的。雖然那一次我並沒有什麼輝煌的戰績，有的只是慘敗的沉痛教訓。但是，正是慘敗，使我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弱點與差距，重新激發了我向廣袤無垠的“棋道”挑戰的鬥志。
早在1983年，日本方面就有了讓剛剛登上“棋聖”寶座的趙治勳九段與我下“番棋”的想法。1984年3月，名譽棋聖藤澤秀行先生來訪時，也證實了這一消息。據他講，讀賣新聞社已決定，在中國圍棋代表團訪日時，將請出趙治勳和我下“七番棋”。另外，還準備請出加藤正夫九段、武宮正樹九段、橋本昌二九段等一流棋手和中國隊的其他隊員下“番棋”。
這消息一經傳出，頓時轟動了我們整個棋界。第一，以往的中日圍棋比賽，日本的最強棋手極少出場，這次幾乎傾巢出動，足以證明日方對1984年的中日交流的重視。第二，日方提出“番棋”的本身，更加說明日本棋界已開始真正把中國棋手當作了同等地位的對手。所以，日方傳來的這一信息，當然會引起我們巨大的反響。
過去中日圍棋比賽，除了1978年訪日時曾下過一次“三番棋”外，通常都是一局定勝負。而日本棋手認為一局定勝負的偶然性太大，只有下“番棋”才能顯示出真正的實力。日本的重大棋戰的決賽就都採用下“番棋”的形式，棋戰的等級越高，下的局數就越多。比如，“王座戰”、“天元戰”是五番勝負，“棋聖戰”、“名人戰”、“本因坊戰”都是七番勝負。
最初，中國棋手遠不適應這種“番棋”，往往是第一局發揮不錯，越到後來越糟糕。1978年中日棋手的“三番棋”，除了孔祥明3比0勝小林千壽、吳淞笙2比1勝牛之浜撮雄九段外，其他人都輸了。後來我們發覺下“番棋”確實有好處，比一局決勝負更有對抗性，競爭的氣氛也濃得多。於是我國一些重要比賽的決賽，也開始採取了“三番棋”或“五番棋”的比賽方法。
我本人對下“番棋”是很感興趣的，我感到和同一個對手連下幾局，雙方的鬥智鬥力分外有趣，確實使對抗的氣氛濃多了。但是，這次我的“七番棋”的對手是日本最強的棋手趙治勳，使我心裡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我對日本九段的戰績雖然是勝多負少，但對日本“超一流”棋手卻成績不佳，和加藤正夫、小林光一皆是兩戰兩敗，故而早就渴望着與他們再決雌雄。這次能和他們中間的佼佼者趙治勳棋聖對陣，當然使我興奮不已。
感到緊張的是，趙治勳棋聖的名氣實在是太大了，日本“超一流”的棋手盡數敗在他手下。四十年前，吳清源稱雄日本棋壇時，日本棋界曾喊出了“打倒吳清源”的口號。現在趙治勳崛起，又使日本棋界喊出了“打倒趙治勳”的口號，這足以說明他的聲望到了什麼樣的巔峰階段。此前不久，他在和山城宏七段、王立誠七段、小林覺七段的升降三番勝負中，幾乎把這三位肩負着日本棋界希望的青年棋手全部打到了讓2子，實在是令人聞之動容。因此和這樣強勁的對手下“七番棋”，前景如何實無把握。
在這種既緊張又興奮的心情下，我開始積極地做賽前的準備。
5月22日，我們一抵達日本，就受到日本朋友的熱烈歡迎。從日本朋友的言談話語中，使人感到日方對這次比賽是極其重視的，這也許是在“中日圍棋決戰”的氣氛下，日方將出場的大都是強有力的人物的關係吧。我發現，日本朋友對趙治勳和我的比賽非常感興趣，雖然由於某種原因“七番棋”改成了“三番棋”（我另外再和加藤正夫下一輪“三番棋”），但絲毫沒有影響他們的情緒，無論在歡迎酒會上或平常的交往中，話題常常會不知不覺地轉到我和趙治勳的“三番棋”上來。
5月23日，我們按常例到中國駐日大使館去，受到了宋之光大使熱情親切的接見。身在“圍棋王國”的日本，宋之光大使自然對日本圍棋界的情況非常了解，在談到即將到來的比賽時，他特意表示，如果我戰勝了趙治勳，他將舉行盛大的招待會以示慶賀。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中國女排奪得世界冠軍後，才得到了這種榮譽。我深知宋之光大使的這一表示，是要激勵我下出水平，下出風格，為國爭光。從他的話語之間，我感到了他對中國棋手寄予的深切期望。從大使館回賓館的路上，我默默不語，宋之光大使的話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我感到了肩上擔子的沉重分量。
5月24日，中日圍棋比賽的首輪“三番棋”正式開戰。當趙治勳棋聖在座位上就座時，我感覺有一股電流通過了全身，剎那間，有關他的種種評價又在我腦海中閃過，使我不由得抬眼打量面前這個名聲赫赫的對手。
趙治勳對我來說並不陌生，相反，他在日本棋壇的經歷，我幾乎可以如數家珍般說出來，而且在以往訪日時，也曾數次和他會過面。不過作為對手，面對面地坐在棋盤前觀察他，還是第一次。以前我見到他時，總見他面含微笑，顯得十分厚道，胖胖的面容給人一種平和之中又帶有幾分天真的感覺，而此時再看，哪裡還有半分的平和之氣。但見他昂然端坐，神情肅穆，渾身的精力蓄勢待發，使我感到一股必勝的威勢自他身上撲面而來，直到這時我才真正認識到，為什麼日本的許多高手都說趙治勳是最難對付的一位棋手。
說老實話，儘管趙治勳在日本的聲望已達到了頂峰，但我內心深處多少有些不以為然。在為了準備這場比賽而仔細研究了他的棋後，更覺得他的棋並不像人們所傳說的那樣神乎其神。我感到趙治勳的棋似乎非常平淡，並沒有什麼突出的風格。論天才奇想，他不如豪放的藤澤秀行；論攻擊能力，他不如兇悍的加藤正夫；論渾厚細膩，他不如林海峰；論詭異狠辣，他不如坂田榮男，此外，大竹英雄、武宮正樹等超人一等的長處，他好像也並不具備。再拿他的棋和我的棋相比較時，心裡倒隱隱覺得，戰勝他似乎並不是太大的難事，所以有一個問題我始終弄不通，為什麼日本那些棋術驚世駭俗的一流棋士們都一一敗在他的手下。然而，就在看他的一瞬間，我突然懂了。
在趙治勳咄咄逼人的氣勢下，我的自信忽然之間產生了動搖。“這就是當今日本棋壇至高無上的強者，我能戰勝他嗎？”這個念頭忽然浮上腦海，而且揮之不去，心裡不禁慌亂起來。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臨賽前的那短暫的一刻，居然是那麼難熬。
由於是首場比賽，要猜先後手，趙治勳猜到了黑棋，他略加思索，便“啪”地一聲，下出了第一招。
期待已久的比賽終於開始了。
為了穩定情緒，我閉上了眼睛，只聽得自己的心臟在劇烈地跳動，忽然我腦子一閃：趙治勳的名氣遠在我之上，而且眾望所歸，我這麼緊張，他一定比我更緊張。這麼一想，心裡反倒平靜了。
在賽前，我就聽說趙治勳對這“三番棋”極為重視，提前兩周就戒了酒（他每逢重大比賽都戒酒），而且為了保持“棋聖”和“名人”的尊嚴，公然表示“三番棋”要2比0取勝，否則就無顏去領讀賣新聞社為勝者所提供的巨額獎金。雖說此舉頗有些“兵置於死地而後生”的妙用，但到底負擔太大，一旦失手，後果不堪設想。因此他比我更“輸不起”，這麼一推測，我又恢復了自信。
關於這“三番棋”的技術細節，我就不多說了，雖然雙方從始至終殺得難解難分，而且我也有取勝的機會，但終因對手棋高一籌，而以0比2敗下陣來。
在東京的另兩場比賽，我執白棋輸給了武宮正樹九段，執黑棋戰勝了酒井猛九段。
緊接着在大阪舉行了第二輪“三番棋”，由加藤正夫九段和我對陣。加藤正夫在第一輪“三番棋”中以2比0戰勝了馬曉春，士氣正盛，而我1勝3負，未免求勝心切，比賽中許多機會居然視而不見，又以0比2失利。
兩輪“三番棋”均以0：2失利，心情是非常痛苦的，但是痛定思痛，卻感到從中得到了極大的收益。
趙治勳、加藤正夫這兩位優秀棋手所表現出來的高超技藝，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頑強的戰鬥力，豐富的實戰經驗，快捷無比地捕捉一閃即逝的戰機的本領，“讀秒”階段鎮定自若、不慌不忙的態度，都是值得我學習的。此外，他們掌握局面的功夫也很出色。例如，局面相持不下時，不急不躁；優勢時，兢兢業業毫不放鬆；局面不利時，穩而不亂，緊逼不舍。相比之下，我在這方面的弱點就清楚地暴露出來了。
不過，雖然日本超一流棋手比我們最高水平棋高一籌，但是他們也有弱點，並非是不可戰勝的。就拿加藤正夫來說，過去我曾兩次敗在他的手下，而且輸後竟然不明白輸在哪兒了，那時真感到加藤的棋有點莫測高深。可是這次我和他的“三番棋”儘管還是輸了，但取勝的機會卻很多。於是隱藏在我內心深處的一個“怕”字，便被驅趕出來，也許這才是我最大的收穫。
正是這兩個“三番棋”的失利為1985年開始的中日圍棋擂台賽做好了必要的心理準備。
收徒風波
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拿過世界冠軍，但我相信我的學生肯定能拿到世界冠軍，我在期待着這一天。
最近在我“收徒”的問題上，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這是我始料不及的。
起因是1998年2月《廣州日報》發表的署名黑白子的一篇報道。在這篇報道中，稱我的弟子常昊等人在合同期內，要將在國內外比賽中所獲獎金的三分之一給我，而且在合同期結束後的三年內，仍要將所獲獎金的三分之一給我，並據“有心人”的統計，我在這幾年光“學費”就收了十幾萬，可謂掘了一個“金礦”。
文章中還引用了陳祖德、吳玉林等人的話，對我大加譴責。
這篇文章剛一發表我就知道了，只不過我想現在議論我的人多了，也就沒當回事，而且文章失實太多，根本不值一駁，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去理它。沒想到後來全國許多報刊都轉載了這篇文章，搞得滿城風雨，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也給圍棋界帶來了一些不團結的因素。我的許多朋友紛紛打來電話，說你不出來講講，難道是默認了嗎？我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不得不出來講幾句了。
首先關於三分之一的獎金提留，這是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的。但是有個前提，就是只有他們拿了獎金，才有可能提成。如果得不到獎金，就一分錢也沒有，這幾年你就等於是白教，這本身是有風險的。
這個法子是1993年開始實施的，那時韓國以李昌鎬為代表的年輕棋手已經鋒芒畢露，日本的年輕棋手也是實力雄厚，相比之下，我國的同齡棋手差距很大。我們很擔心在以後的三國對抗中我們會落後，於是培養下一代棋手的任務就緊迫起來。
1993年這些棋手只有十六七歲，大多數是地方的優秀苗子，但是進國少隊時他們的水平的確很低，大概是我們讓先都不夠，有時要讓2子。那時我們就下決心在他們身上狠下功夫，加緊訓練。基於這種迫切心理，棋院決定採取一些措施，這個收徒弟就是一系列措施中的一個，這等於抽鞭子讓他們快點走。第一批就是我和馬曉春一共收了六個人，當時我們收徒的合同都是一樣的。當初，這種形式完全是一種嘗試，也是逼急了搞出來的，誰也不知道以後他們會拿多少獎金，是摸着石頭過河。
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方式，激勵教練多培養能拿冠軍的弟子。我們就應該提倡多勞多得，力爭上游，幹得好就應該取得相應的報酬。教練從運動員所得的獎金中提取報酬，這在國際上也是通行的，無可厚非。
把一些有可能被人淘汰的棋手培養成可以淘汰別人的棋手，有時候的確感覺像貓教老虎上樹似的。因為許多老師本身也是職業棋手，也在參加比賽，說得白點，也是靠下棋“吃飯”，因此他是否願意收徒、並毫無保留地教授徒弟，也就成了問題。把徒弟培養得很厲害，不是砸了自己的“飯碗”了嗎？從這個角度講，從獎金中提成也是一種很好的方法，否則都忙自己的事，不拿出真功夫，中國圍棋的未來怎麼辦？
誰去跟日韓爭冠軍？因此我認為應該提倡這種教學，不僅是圍棋，其他各行各業都應該實行。
現在有一些成年棋手也想讓我教他，就是100％的獎金提成他都願意。因為圍棋這個東西很獨特，當你把一個幾乎拿不到獎金的棋手培養成能拿獎金的棋手時，他就學會了一種方法，即使我以後不再教他，他仍可能保持同樣高的水平，在合同結束後仍可以拿到獎金，他當然願意了。
事實上，從1993年到1995年第一期合同結束時，常昊、周鶴洋、王磊、劉菁沒拿到一個冠軍，我也確實沒拿到一分錢。後來常昊他們成績不錯，拿到獎金，我才有了提成，但也不像“有心人”算的那樣刨了個“金礦”。根據國家規定，個人只能拿到獎金的28％，我所提取的1／3，也是這28％中的1／3。而且我已經正式向他們宣布，到1998年5月合同期滿後，我不再提取他們的獎金，只保持師徒的名分。
另外，陳祖德、吳玉林等人也都否認了文章中引用的他們的話。至於“一個棋手是由很多老師培養出來的，你一個人提留獎金是否公平”的問題，我的看法是：培養一個冠軍當然有很多個階段，但問題是，到最後出成績這段能指導的就不多了。這也是許多人思考的誤區和錯覺。我不否認啟蒙教育很重要，我也承認我教不了低級棋手，但不是每個被啟蒙過的學生都能變成超一流棋手的。因此要培養一個能出成績的棋手，最後的工作最重要，而且是完全不同的教學。這一段大多數棋手是不行的，這需要高水平的老師和有天賦的學生，雙方都盡力才行。我們棋隊收徒弟的多了，我們九段基本上都帶，但事實證明不是所有的棋手都能被教成冠軍的。有些人帶徒弟的合同里，收費標準比我還高，但徒弟出不了成績，老師就什麼都拿不着。
這次風波，我想是因為這幾年我的幾個徒弟連奪了幾個冠軍引起的。如果他們成績不好，拿不到獎金，也就不會發生這事了。在體育界，已經發生了好幾起類似的事情，比如馬俊仁，有人說他這毛病那毛病，如果他培養不出世界冠軍，能有那些獎金和“奔馳”車嗎？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我的這幾個徒弟對我是非常尊敬的，為人也不錯，我也很喜歡他們。常昊的悟性很好，大局觀在馬曉春之上，但基本技術和比賽經驗還不如馬曉春。他從我身上獲取了很多養分，學到了不少精髓的東西，和我有些“神似”。王磊的棋很有思想性，意志比常昊強，有人說他的棋怪，那是說的人不能理解他的棋，看到後來也就明白了。周鶴洋是唯一戰勝過李昌鎬的年輕棋手，在世界級的比賽中打入前四名。有人問我中國圍棋將來誰最強，我毫不猶豫地講是這三人之一，當然更傾向常昊一些，但那兩個絕不示弱。
對常昊我是非常關注的，他家的住房特別緊張，只有一室一廳，除了父母，還有一個老人，我去看了，很吃驚，問他晚上睡在哪兒？他說只能搭地鋪。後來他的成績好了，上海體委獎給他一間房子，很小。他父親所在的公司是搞房地產的，準備把體委獎給常昊的房子收到公司名下，然後另給常昊一個兩居室的單元，而且就挨着他家，產權也歸常昊。但是公司有個條件，要我到場。這肯定是帶廣告性質的，換了任何人我都不會去。但常昊是我的學生，而且確實存在着實際困難，我不能不去！於是，我專程從北京趕到了上海，給他們捧場。報紙上發了消息，等於給他們公司做了個廣告。
1997年底，我又收了王煜輝、劉世振、古力、劉熙四個新徒弟，合同內容和常昊他們的一樣，除了名字、日期換了，其他一個字也沒改。這次他們都去上海參加“新人王”賽，我希望他們能拿冠軍，這樣才有獎金，但我估計他們是拿不到的。他們的水平不比常昊他們剛開始時差，但必須得拿着鞭子猛催他們才行。
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拿過世界冠軍，但我相信我的學生肯定能拿到世界冠軍，我在期待着這一天。（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