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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頭一下,本着鼓勵原創的精神的說
送交者: 機會園丁 2012年04月14日09:53:20 於 [競技沙龍] 發送悄悄話


紀念方勵之先生,兼憶八六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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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染衣綠 於 April 13, 2012 at 17:25:21:

思慮再三,覺得還是應該寫點什麼。之所以有顧慮,因為一則,關於方先生和八六學潮,太多的人已寫過太多的回憶文章,而我自己的所知所見有限,怕是提供不了多少新東西;二則,因為年代久遠,擔心自己對細節的記憶可能失真了而不自知;三則,更擔心對歷史真實的固執追求,會不會反而因此誤導了他人,而違背我的本意。

但是想起我第一次上網,正是零三年因為管惟炎先生逝世而發帖紀念。當時正趕上小潘在萬維茶館連載長文“學潮雜記”,於是開始混跡茶館,輾轉而至五湖,距今整整九年矣!可想而知,八六學潮的經歷,是我們這一代科大人心中揮之不去的情結,(而之後的八九學運,則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心中永遠的創痛,)不思量,自難忘,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那麼,趁着未老,還是盡己所能,把當年的所見所聞所感暫記於此,算是對曾經經歷的一段歷史,和曾經走過的青春歲月做一點見證吧。至於他人如何解讀,則不是我能左右的了。

許多人說,管惟炎,方勵之兩位校長治下的幾年是科大的黃金時代。那時的科大如日中天,學術氣氛自由寬鬆,各種學術交流活動頻繁,僅舉一例,八五年霍金教授第一次來華講座即在科大,正是應方勵之先生邀請而來;而政治的陰影幾近於無,周三下午的政治學習其實形同虛設。學潮以前,我印象中的方先生只是一個深受老師同學信賴,能做實事的校長。管惟炎先生後來在訪談中說,方是他自行決定由一般副校長升格為第一副校長的,事實上是執行校長和他自己的後繼人選,因為他發現方先生辦事能力強,處事公正,沒有私心。那時,校長,老師和學生共用食堂,同學們經常看到兩位校長匆匆去食堂打飯的身影;學校興修暖氣設施,第一批供暖的是學生宿舍,第二批是教學樓和圖書館,第三批才是教工樓。與此前此後由伙食問題引發過學潮的其他學校比起來,科大真是夠幸運了。而方校長作為部級學校有很大實權的第一副校長,卻是清貧自守,兩袖清風。一位鄰居說,他的居室除了四壁的書以外幾乎空無一物;而方夫人李淑嫻先生回憶,當他們在北京團聚時,兩個人數十年積攢的存款總共不足五千元,靠親友的贊助才完成了新房裝修,讀之令人不勝唏噓。

我從北京朋友口中,才聽說方先生在校外是以有悖正統的言論出名的。有人因而抱怨說,方先生其實還是把自己當北大人多過科大人啊。其實,今天想起來,這何嘗不是對科大和科大人的愛護。

但是八六年底的學潮還是發生了。學潮的起因,如諸多資料所說,是因為四年一度合肥西市區人大代表的選舉。當先發難的學生在學校的布告欄里貼出小字報,說候選人的產生不夠民主,選舉過程名不副實,是謂“橡皮圖章”;官方推舉的候選人之一是八六級少年班的孩子,一個未成年的娃娃如何能代表那麼多本科生,研究生的意願,云云。之後有人聲援,有人附和,有人提議公開競選,事情愈演愈烈。校方於是在大禮堂召集同學們開會,讓官方推舉的以及學生自薦的候選人公開發言,算是非正式的競選了,同時邀請方勵之和溫元凱等人講話。開會時台下的學生群情激昂,打了雞血一樣亢奮。那位“娃娃”候選人說自己其實是零零班的(試點的零零班是本科年齡,因為和少年班合併,一起上課,統稱少年班),到了法定年齡,雖然是學校老師推薦,但也是按自己的意願行事說話,不是什麼人的傀儡。他的發言多次被台下的噓聲和口哨聲打斷,以致主持大會的副校長(忘了是誰)上來圓場說,要讓別人把話說完,才是真正的民主嘛。之後自薦的學生代表發了自己的競選宣言。只記得有沙瑪。之所以記得,是因後來,也就是學潮過後開始清算的時候,沙瑪迫於壓力,在母親敦促下向校方做了檢查,那篇檢查在全校廣播了。四年後他重新參加人大代表的競選,我們系的龍老師說:“我選沙瑪,雖然人家說他後來做檢查有點那個,但那也可以理解不是。我就喜歡當年的沙瑪。”因此印象深刻。這是後話。

之後發言的是溫元凱教授。他的聲音富有磁性,說話抑揚頓挫,很有感染力。他高度評價了同學們對民主的訴求之後,又說,民主要循序漸進,如果你們今天走出校門,去向郊外的農民宣傳民主。。。聽眾鼎沸了,掌聲和尖叫連成一片,多少同學心中想的,下意識期盼的,蠢蠢欲動計劃的,此時在大會上明確說出來了,狂躁的學生已顧不上分辨溫的原意。然而溫元凱話鋒一轉,說,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眾人鬨笑),我是說,如果你們今天走出校門,去向郊外的農民宣傳民主,他們聽得懂嗎?眾人大笑。後來學校貼出標語,說“溫元凱潑溫水”。溫因此躲過了一劫,這也是後話。

之後眾望所歸的方校長出場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方先生演講,也是最後一次。那次的印象,他不是特別擅長言辭,一望可知不是不是政客,不是那種靠耍嘴皮混飯吃的人。他開場就說,今天我很欣慰,民主的種子終於在科大這塊土地上生根開花了。台下群情振奮,掌聲一片。他又說:因為今天有人問起跟某位中央領導有過言辭交鋒的事,不妨在這裡跟大家說知一下。某領導認為民主是黨和政府帶給大家的,而我認為,民主不是自上而下賜予的,民主只能自下而上地爭取。這成了後來廣為流傳的一句名言。會場上響起長時間的掌聲。他最後說,今天我向同學們保證,只要我還在這個副校長的位置上一天,就會盡全力保護學生。最後一句頓挫有力,擲地有聲。再一次熱烈的掌聲響徹全場,經久不息。我當時的感受是既興奮又不安,當年還未脫高中生的稚氣和馴服,對許多理念還是陌生的,但是,最後一句太令人感動了,我和在座的所有同學一起使勁地鼓掌。

第二天學生終於衝出校門“宣傳民主”了。我沒有參加,也沒有機會親聽方校長在校圖書館門前的講話,據說他苦口婆心力圖勸阻學生。他說科大如今自由開放的局面得來不易,學校要保護學生,學生也要體諒學校。我一直不解的是方先生前一天的發言為何對此顧慮隻字未提。有人玩笑說,想必是回家跟夫人一通氣,被夫人喝醒了。又有人說因為方先生前一天並不知道學生有上街遊行的計劃。我寧願相信後一種的解釋。但無論如何,此時勸阻為時已晚,衝動得昏了頭的同學們已如脫韁之馬,無論如何都無法回頭了。於是他們遊行到了合肥市和安徽省的政府門前。於是合肥的其他高校也動起來了。“打到共產黨”的口號亦有耳聞;走到合肥街上,看到有安徽教院的教工在歷數共產黨從土改,到三反五反,到肅反,到反右,到文革以來的種種罪狀,引得眾人圍觀。於是上海和武漢的高校動起來了,北京的高校也動起來了。我們在莫名的興奮,焦躁和惶惑不安中度過每一天,開始擔心事情會有怎樣的收場。有人猜測,科大一直沒有黨委書記,會不會上面派一個正書記壓在校長之上,那麼科大就不是原來的科大了。但是,沒有經歷過政治運動的同學們是多麼天真啊,後來的結果遠比這嚴重得多。

年底,鄧小平在黨內講話,以嚴厲的措辭,點名批評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人(後來知道乃因三人籌備反右運動三十年紀念研討會而觸怒了這位反右的執行者),要求開除他們出黨,並指責各地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軟弱態度。隨後,人民日報發表了 “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社論,說學生上街是“幾年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結果。未幾,周光召代表中央和國務院及中科院黨組宣布撤銷方勵之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一職,免去管惟炎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一職,由彭佩雲,劉吉和滕藤分別擔任科大的正,副黨委書記和正校長。這對年輕不諳世事的我們不啻當頭一棒,一下子被打昏了。種種苦悶,失望,委屈,不甘,不服,無從宣泄又無處傾訴。記得當時我在家信中這樣寫道:傳聞種種令人非常不安;一說方勵之已被送到北京軟禁起來了,管惟炎校長亦將離開科大;暴君的治下,容不下科大這片淨土;嗚呼科大,已不是讀書人能專心學問的地方了。

管先生離開科大時,科大人打出“管校長,你別走”的大幅標語,部分師生前去合肥火車站為他送行,卻撲了個空。原來當局早料到學生會去送他,已提前派小車把他送到蚌埠。又怕科大研究生院的學生會去北京火車站接他,玩了同樣的花招,安排他改乘另一輛火車進入北京。學生們在戒備森嚴的車站想方設法混進了站台,有的甚至混上了列車,卻怎麼也找不到校長,當得知校長已經離去,無法再見校長最後一面的時候,同學們失望已極,悲憤已極,他們拒絕乘坐校方接他們回程的校車,不顧“不許集會,不許遊行”的威脅,一路步行走回學校。此事在管惟炎先生訪談錄和阮耀忠教授的博文中都有詳細記載。

我是事後才從相熟的老師口中聽說此事的,深恨自己未能有機會參與。想像當年的一幕,年輕的同學從希冀到焦急,到失望,再到絕望。他們久久地佇立當地不願離開,經過校方反覆勸說才踏上歸程。臘月的寒風吹亂了他們的頭髮,凍結了他們的淚痕,腳下一條漫長的路不知通向怎樣的歸宿。科大的這一場學潮,喜劇耶?悲劇耶?鬧劇耶?留待後人評說。然而火車站送校長的一幕,無疑把這齣劇推向一個悲壯的高潮。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歷史會為他們書寫一筆。人間自有真情在,他們把對校長的敬愛,對失意英雄的支持,和對強權無言的抗爭,演繹到了極致。

與科大師生對管校長的真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對三個欽差大臣的牴觸。多少年來,當我想起彭佩雲,劉吉和滕藤三人駕臨科大,腦海里總不自覺地冒出“殺氣騰騰”這個詞,雖然我既沒有看到他們怎麼進入科大的,也確切地知道他們沒有殺過人。這三個手提尚方寶劍的欽差一幅高高在上的架勢,從沒有把自己當成科大師生的朋友,在大會小會上一再重複,你們科大要肅清方勵之的流毒,連春節的團拜都不例外,科大人對他們的反感也就可想而知了。記得除夕中午聚餐的時候,我和同系的幾位老師同學坐在一桌,這三人突然駕臨了,我們這桌的老師說,我們不用管,他們來了再說,他們不來我們就吃我們的。他們自然沒有過來和我們寒暄,在大廳里露了個臉就匆匆離開了,而我們更樂得不用敷衍他們。彭佩雲是同學們非常反感的,大家都說她像極了“尋找回來的世界”里那個馬列老太。劉吉更是個政治流氓,他以在科大呆過幾個月的資格混上了副教授頭銜,還出版了 “與科大學生問答錄”的小冊子,作為他政工工作成績卓著的標誌。其實呢,哪有什麼與科大學生的問答?我不記得他與學生公開對話過,有的班請他出席活動,也只派了他的秘書參加。又哪有那麼多學生專揀正中他下懷的問題提問,好讓他把準備好的一串串順口溜拿出來做答案?所以說,他那個問答錄不過是自問自答罷了。因為科大廣大師生的強烈牴觸,半年之後,官方不得不把他們三人調離了科大,另換他人。

二十多年後我和兒子一起讀哈利波特,讀到那個代表官方的女學監進駐學校,開始倒行逆施,禁這個,禁那個的時候,就一遍遍想到當年的科大。多大的諷刺啊,魔幻小說里那樣概念化的人物和情節,竟然寫照了我們當年的生活。而看到裡面兩個可愛的孿生兄弟喬治和弗雷德幹了個驚天壯舉,掙斷了鎖鏈,把那個女學監和她的爪牙狠狠捉弄了一番之後遠走高飛的時候,又不禁從心底為他們叫好。多麼激動人心啊,當年年輕的心靈也是一樣嚮往能夠振翅而飛,一飛沖天啊。但是,我們不能,我們沒有這個勇氣。我們接受自己的命運,感受着政治高壓下的沉悶氣氛,在這種氣氛中度過了大學時光。

後來波及整個社會的諸多大事已有多方資料記載,無須贅述。值得一提的是,方先生流落海外二十餘年,雖受種種壓制,誤會,曲解,卻仍然默默扶持中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他每年都向科大邀請訪問和交流學者,熱心為來美留學的下一代學生寫推薦信。他的不懈努力促成了中美天文學界的多項合作項目,也為中國的天文物理培養了大量的技術領導者和尖端人才。而所有這些工作都只能冠以他人之名才得以實現。國內的學術界曾經多次試圖邀請他回國參加會議,都未被批准;零八年是科大的五十年校慶,天體物理中心希望邀請他回校,也被“上面”拒絕。於是那次校慶連彭佩雲,劉吉等人都應邀提了詞,收錄在校慶紀念冊上,真可謂面面俱到了,上面唯獨沒有方勵之先生的名字。儘管如此,方先生還是在海外中文網上發表“吃刺蝟的年代 – 科大的第一創世紀”一文以資紀念。

如今方先生溘然辭世,科大再也沒有機會邀請他回到曾經二次 “創世紀”的地方一游了,再也沒有機會表達對他多年不計名利默默奉獻的感激之情了!念及此,不禁淚水潸然,不能自已。更令人遺憾的是,科大官方網站竟然找不到一條有關方先生逝世的消息,看不到一篇回憶方先生的文章。大陸媒體集體噤聲。阮耀忠教授在自己的博客發文紀念,很小心地用拼音縮寫代替全名,仍然立刻被通知,該文被“和諧”。而亞利桑那大學的新聞網卻發表了感人至深的唁文,其中在盛讚方先生的科學成就以外,更高度讚揚他對中國科學,教育事業的巨大貢獻以及在民主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

科學超越國界,超越黨派,超越意識形態。思想是永遠無法禁錮的。對自由的追求是人之天性。自由開放,有獨立意志,不仰人鼻息,不受制於政治勢力的學術界是幾代人的共同夢想。

願方先生在天之靈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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