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該熄燈睡了,他卻還不回來。想了想,決定打電話問他。  

“妳先睡吧。我和朋友在談重要的事。”他壓低聲音解釋。  

快十一點了,他們有什麼重要的事非在這時候談不可?聽他語氣,明顯不願多說,我也不便再追問。  

大概十五分鐘後,黑暗中,他開門進來,我立即翻身把床頭燈打開。  

“我們決定了,明天吃早餐時,要和教練談。我們認為應該改回原來的strategy。”他神情嚴肅,彷佛宣布一件攸關生死存亡的事。  

我馬上聯想到宮廷歷史劇里的情節,這是逼宮?  

白天的三場球賽,戰況一面倒,彷佛是一場殺戮。隊上的一位先發球員沮喪的幾乎要哭了,觀戰的家長也不忍心再看下去,就盼着比賽趕快結束。這教練也不知怎麼想的,把比賽當練習,貿然採取一種新戰術,球員不適應,家長也看不懂。好幾次,眼看球就運到了自家籃下,一傳再傳,就是沒人敢切入或跳投,深怕教練喝斥出手時機不對。  

明天還有最後一場比賽,所以兒子和隊友們決定採用他們熟悉的戰術,做最後一搏。  

照理說,球員應該絕對服從教練,即使是錯的指揮系統,球員也必須貫徹。如果是我家大兒子如此冒進,我必然勸阻。他一向不服權威,所以我多半對他踩剎車。這小兒子在家向來是個乖乖牌,比較壓抑,不太堅持己見。如今他敢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想法,為娘的倒有幾分竊喜。這種教養雙重標準,我姑且美其名是“因材施教“。

只是這教練也不是省油的燈,他是東歐移民,讀大學時曾打過校隊。他愛球成痴,頗有定見。據他太太描述,閒暇時,他不僅看球打球,還費勁教青少年打球。和他聊天,話題總離不開籃球經。  

這幾個十四歲的孩子想說服教練,情況不會如他們想象的樂觀。然而姑且一試又何妨,最壞的情形還能怎樣?  

隔天兒子起個大早,他和隊友相約在旅館餐廳碰面。我梳洗完畢下樓吃早餐時,看到五個球員圍坐在餐桌前,正等着教練來用餐。他們神情輕鬆,彼此還能打鬧說笑。我又突發奇想了,衝突情節就要上演,這是現代版西式鴻門宴嗎?  

我和先生故意慢慢吃着早餐,不時偷偷朝他們觀望。我都吃了兩根烤香腸,一個煎餅,一杯yogurt,連喝兩杯果汁,教練卻還不現身。我已經不能繼續吃更多了,只好收拾餐盤離開現場,我還得回房打包行李準備checkout。我再回頭瞄一眼,這幾個青少年談笑自如,沒顯出急躁之氣。  

過了一會,兒子進房來拿游泳褲。  

“你們和教練談了嗎?“我沉不住氣問他。  

“他沒有下來吃早餐。“他語氣平和。  

“那你們可以去敲他的房門,找他談呀!“我忍不住獻計,好像有點唯恐天下不亂。  

“算了,不用了啦!”他急着出去,他和那些“同志們”約好去游泳池玩水。

夜長夢多,果然不錯。古今多少流產政變兵變,都是在一夕之間轉向!罷了,這些毛頭小伙子,嘴上說說算了,大人倒是當真了。  

下午兩點的球賽,看來贏面不大。家長們擬好plan B,球賽一結束,趁着商店還營業,火速趕去shopping,也算這次美加邊界籃球之行的附加價值。 

 雖然心態如此,但一到比賽現場,人的爭強好勝心就被喚起,誰也不堪承受最後一名。所以,家長們還是輸人不輸陣的加油嘶喊。上半場,雙方呈拉鋸戰,比數差距不超過四分。教練在場邊大聲叫喊指導跑位,有時還把幾個主力球員換下來耳提面命一番。  

中場回來,戰情更加緊繃,不知從哪一刻開始,場上的球員好像不再綁手綁腳,我先是發現打center的那個小子,以他一向擅長的isolation play,拿下好幾分。兒子是point guard,昨天那三場球,教練一直要求他只做某種pass。這會兒,他放手遠射摘下三分,之後又切入上籃得分。其他幾個球員彷佛也受到感染,互動之間,他們又重新找回熟悉的進攻節奏與模式。教練先是在場邊喋喋不休,糾正跑位與傳球,後來隨着比數拉開,教練音量逐漸減弱。終場時,以十二分之差,我隊在三連敗之後,終於辛苦贏了最後一戰。  

贏球是硬道理,管他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教練這時也不好再多計較,閉口不提那個原先莫名其妙的strategy。勝利的歡呼與滋味,讓他面容柔和,散發着光采。  

“你們還真有chemistry,都豁出去放手打球啦!”我把兒子拉到身旁問他。  

“我們中場休息時,就講好要這麼做。”兒子回答。  

“喔?那教練也同意了嗎?”我有點出乎預料。  

“他不會接受的,是我們五個人的決定。我們總共只有九個players,教練如果生氣,他也不可能同時把我們五個人換下場。而且我們當中有四個是starters。”兒子輕描淡寫分析。  

這位素來家裡的順民,我對他有了意外的認識,心裡真是憂喜參半。這麼看來,有時是大人太循規蹈矩,英雄出少年,也是造反出少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