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我小学毕业升入中学。那个时候中国废除了升学制度，上哪个学校和现在美国实行一个办法：划片就近入学。你生活在哪个区，就只能上哪个区的学校，哪怕你家住在两区交界处，你家院墙后面就是属于另一个区的学校也不行。

当时我家附近就有一所中学，走路只有不到五分钟的距离。这学校过去是一所民办中学，最初是街道居委会的几个老太婆为贫民院里考不上中学的孩子们解决一个出路办的，省得穷孩子们流落街头惹事生非。本来学校连校舍都没有，一直借用某单位的一个闲置不用的仓库做教室。这样的民办中学在青岛有好几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育要革命”，考试升学是资产阶级迫害无产阶级子弟，把无产阶级子弟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最终要使红色江山变色的阴险手段，所以立即废除，人人都可以自动升入中学。这样一来，民办中学就失去了意义，本来也应当随着教育革命寿终正寝。可是，中国的事儿，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常不是按正常牌理出牌的。这所民办中学不但没被撤销，反而因祸得福，升成半正规学校，从此理直气壮地把学校周围的所有小学毕业生统统纳入它的旗下。

说这所民办中学是半正规学校是因为虽然它在招生和毕业分配(俗称就业)上已经和正规学校平起平坐，而且也建立了支部纳入党的领导之下，但青岛市教育局的走资派也罢造反派也罢都看不上这些民办中学，嫌它们丢人，把它们打入另册，不肯直接领导它们，而是让区教育局“小教口”负责(中学应当归市教育局管辖，而小学才归区教育局领导)。青岛正规的中学都是按数码编号的，例如青岛一中青岛二中青岛三十九中，而这些前民办中学则通通采用上海的命名法，一个学校起一个特殊名字，例如新华中学、曙光中学等。这种被编外列入另册的待遇让人们管所有的民办中学统称“补丁”(我们学校叫“市北中学”，人称“市北大补丁”，自称“北大”)。所以当时在青岛，只要你一报学校的名字，人人皆知你是民办“补丁”上的一根线头。

本来这民办“市北中学”在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就是划片也划不到我头上。谁知，自从升为半正规以后，新领导新气象，不仅大肆招兵买马，而且说动了上级领导给它拨款批地，在我家附近一个原日本兵营的养马场上盖起了四层楼的新校舍，民办中学鸟枪换炮了！

这下子我倒霉了，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不上这所中学。也不光我，周围大学宿舍、海军宿舍、以及小洋楼里的资本家的后代们从此都得到民办中学里受教育。民办中学缺乏合格的师资，全校仅一名师范学院艺术系毕业生(当年不服从组织分配在家待业)，文革开始后大学停办，就算它升成半正规也没有大学毕业生分来。学校就从社会上闲杂人员里招了些人来充数。比如，我的数学老师在我入学前还是附近菜店卖酱油的，我老早就认识她，和她做过无数次BUSINESS，天晓得她懂不懂代数几何。这样的师资力量怎么能办正规教育？所以，当人家正规中学的学生都学物理、化学的时候，我们民办中学的学生学“工业”、“农业”；人家正规中学课堂上讲的是牛顿三大定律，我们课堂上讲定滑轮动滑轮；人家讲酸硷盐，我们讲“小麦种子的构造” 。

其实这还不是最要紧的。在文革时代，学校里教什么根本就不重要。反正大家最终的出路要么去工厂做工，要么去乡下种地，你知道解析几何、牛顿三大定律又有什么用？“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要是学生本身不想念书，别说是卖酱油的，你就是请来陈省身教数学也是白搭。后来我是转学到青岛有名的好中学去了，班里同学还不是照样有得是在高中快毕业时物理化学两本课本掉了书皮就分不清哪本是哪本的？就是我自己，1977年夏天高中毕业时也仅仅知道物理有个公式F=ma，具体这是什么意思，F代表什么，m、a各自代表什么那就都不知道了。

关键是这民办中学的校风太差！民谣唱：“民办民办，光辉灿烂，十个学生，九个混蛋。”学校过去的学生都是些贫民院里的野孩子，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个个是好手，过去就很难管。这校风就这么传下来了。现在又文革了，老师失去了权威，学校简直可以说无法无天。在这学校里读书，必须遵循“丛林法则”，拳头大的是哥哥。虽然学校现在NO DISCRIMINATION地招生，可学生的来源基本还是以周围的造船厂、发电厂、橡胶厂宿舍的产业工人子弟为主加上一些大杂院里的孩子。上课时老师在台上讲，台下学生说笑打闹得象在开茶话会，而且公然在课桌间乱蹿。学校的大楼盖了个天井式，从缺口进入学校的无论你是校长还是普通学生，进入缺口后都得立即钻到过道下面，否则至少有二百口唾沫会从四层楼上飞下来。大楼的楼梯很窄很陡又没有扶手，下楼梯所有人都背贴着墙侧着身子下，否则极有可能被你压根儿就不认识的人从背后一把推下去摔个鼻青脸肿。校园里男生抽烟随处可见，甚至连一年级的女生都有抽的。

我自然不想在这学校念下去，也没有人愿意在这学校念下去。我那时个子长得瘦小，又因为在小学多年和一群女孩一起演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估计搞得很SISSY，所以经常挨揍，甚至有时连班里几个比较野的女生都敢抽我嘴巴子。可是，人家民办中学是很讲究尊严的，你怎么能嫌自己学校不好呢？想跑？连门儿都没有！学校把关极严，只许转进(哪有转进的！)不准转出，想转学得校长批准。再说，转学总得有个理由，我什么理由都没有，实在无法开口。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下定决心非转走不可，没有理由创造理由也要转走。

班上有个女同学，父亲是橡胶厂的工程师。这女孩小学就和我同学，只是她在三排我在四排(那时全国军事化，学校里年级是连，班级是排)，但我俩都是宣传队的成员，彼此很熟但不怎么讲话。上中学后我俩都分在一连二排，又都进入“大补丁”的宣传队。当时“补丁”的宣传队演“白毛女”序幕，这女孩在场上跳一个背着面口袋交租子摔倒被狗腿子抽了一鞭子的少女。有一天，宣传队中午要到外面演出，我们下第2节课后就要集合，化妆后乘车出发。这女孩忘记从家里带面袋子做道具了，她家住的比较远，下课后回家拿面袋子再回来怕来不及。而我家比较近，她就写了一张字条让其他女同学递过来，希望我能回家拿条面袋子借给她用。

这事儿做得本身就欠妥当。那是什么年代呀，男女同学之间说句话儿都招嫌疑的，女生怎么可以给男生递字条？哪象今天，初中女生到医院刮宫都不算新闻。更要命的是她在字条上的称谓：“亲爱的GSO，请你……。”

我当时看见“亲爱的”的就吓了一跳。好歹我还是见过些世面的，知道人家小姑娘用得是洋人的手法，并不是真把我当作“亲爱的”。可这字条是从教室后面传过来的，虽然经过的是女同学的手，谁又担保没人打开看过？中国人，尤其是小孩子，并不是很尊重别人的隐私权的。爷爷！这让人看见了可怎么解释嘛！

当我回过头用眼光向她示意我愿意效劳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几个女生暧昧的笑脸。果然，没过几天，GSO和那小姑娘是“亲爱的” 就已经人人皆知了。不用说，那小姑娘是主要的靶子，字条是她写的，我不过是受害者而已。可是，孩子们还管那些？明明知道你无辜也要借题发挥大肆渲染。这事儿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老师出面干涉有可能会好一些，但我们的班主任，一个白俄和中国人混血的“二毛子”，对无产阶级革命后代充满了感情，对我们这些出身不那么根红苗正的学生无比憎恶，从来就看不惯我，经常找我的喳。现在她不光不做说服劝解工作，反而跟着添油加醋。有一次班级劳动打扫卫生，而我要参加演出因此穿得干干净净从同学身边路过，她当着学生的面故意阴阳怪气地问我穿戴这么整齐是不是要跟我“亲爱的”去约会，其实她明知道我要演出。我恨得扑上去咬她一口的心都有。前些年我回国，老同学问我要不要去看望她，我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开这臭娘儿们的批斗会，你们一定要通知我参加。

后来那女孩忍受不了围攻嘲弄据说精神有些失常她家里就让她休学了。剩下我一个人，每天去上学都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我父母当时在单位里“运动”得七荤八素，根本顾不上管我。我要想传学，得自己想办法。我有一个父亲是海军军官的好朋友，他本来也被划片到“补丁”上学，而人家就让他爸爸手下的一个干事到学校说了一句“我们首长的孩子要转学”，学校领导就一个屁都没敢放地让他转走了，甚至连问问这“首长”有多大都没敢问，其实他爸爸不过是一个宣传处长，手下仅仅管着几个放电影的大兵而已。我想让他请那干事去学校再来一次“首长儿子转学“，可后来觉得自己有“档案” 在学校，怕玩不转反而连累人家解放军。

学校负责宣传队的那位唯一大学毕业生老师对我很同情，尤其是在那女孩休学以后。他说他可以帮我转走。他利用校长不在家，工宣队暂时代理职权的时候，说服了工宣队同意我转学。星期六下午，我到工宣队办公室找到负责人准备盖章，结果找不到管章的人了，工宣队师傅让我星期一再来。到了星期一我再去办的时候，校长回来了！一口就把我回绝了，再怎么解释工宣队已经同意了也没用。

天无绝人之路。我和青岛三十九中某副校长的儿子成了朋友。这副校长娶了一个同性恋女人，老婆在公园里和另一女人亲嘴摸奶时被治安联防逮个正着，判了三年劳教。校长在家寂寞得很。我会下象棋，在同龄的孩子里算下得好的。副校长也喜欢下棋，但是个臭棋篓子，比他下得好的成年人都不屑跟他玩，他就拉着我这个孩子跟他下，只有我会在每次都胜他之后还继续跟他下。后来我听说他当中学校长，就告诉他我想转学。他一口答应，说是如果我想去三十九中，明天就可以去学校找他。我兴奋地跑回家告诉我母亲，我母亲不太相信，觉得哪有那么简单，“补丁”不开证明怎么转？我说副校长讲不需要证明，我母亲还是半信半疑，但又觉得校长不至于耍弄小孩子，就带我去校长家落实。校长解释他安插个学生易如反掌，什么档案不档案的，中学生有什么档案？一张学生登记表而已，到了三十九中再填一张就完了。“补丁”那边根本就不要理它，它爱咋咋的，你就从此不照面了，看它还能咬下你个俅来！

就这么着，我第二天就去了三十九中，从此和民办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