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教练

教练这个职业，在美国基本上不存在。道理很简单：我作为雇主，一般我总是雇比我好的---比我差，我还雇，钱太多了吗？---这个队里最需要提高的，是我。而我的教练，一般就是陪我打这个人。其它队员，怎么提高是他们的事，我用不到去雇个教练来帮忙。反正，市面上好手多的是，激烈竞争中总能找到好手。当然，另一方面，比较好的职业牌手本身就经常是好的理论家，没必要再要人指导。

关于教练的功能，以前讨论得比较多，骏宜谈的ACES的经验，教练的“协调”作用都已经谈得很透彻。桥牌跟其它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自己摸索完全是可能的。事实上，一个人思想开放，那时时处处可以找到教练；反之，如果需要一个教练来制住，那进步怎么都有限。

所以，我以为，教练只在两种情况下完全必要：国家队打百慕大，和青年队。前者是因为赛制不限制任何体系，而且体系作者不需要提供防御，所以有教练设计防御可以节约很多体力，就象美国一队一样。后者，是因为青年队具有很大可塑性，但经常在牌理，尤其是心态上还有误区和不稳定的情况。

对於设计防御这一点我还有一些意见。我不知道在国内的顶级赛事，是不是允许任何体系和特约，设计者是不是还需要提供防御。在美国，大部分比赛是有限制的。上次我和骏宜打Western Open Pairs,我们准备打所有2阶的多意开叫(2D/2H/2S)，结果在临打的时候，发现我大意之下，家里打印机上的防御少拿了一页，我们只好就此作罢，改打标准弱二。

我认为，现在既然国内很多赛事是限制性很高的(就是说，没有中等牌手以下的)，也许，允许所有体系是一种刺激创造的办法。在这一点上，美国就没法做到，而中国是有可能的--当然，理性地说，我不知道这一定会是好事，因为这也可能刺激出一帮恶搞的人。另外，队中没有教练，实际上也逼每个队员提高理论修养，而不是依赖教练指示方向。

当然，教练在平时和比赛时的作用很不相同。对于有教练的队，我决不是说，教练的作用是不好的。我是说，这个队实在比较幸运；就我个人来说，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人指点，我就可能在技术上和心态上少走很多弯路：当然，我最大的弯路在于放弃桥牌5年，而在2000年，我在奥斯汀的搭档不幸车祸身亡后，我又有两年几乎没打过牌---走题了…但是，坏即是好的，好即是坏的，每件事都有两面。一个从学习上来的人，研究能力就可能得不到足够的锻炼，因此在你达到这个教练的境界后，就更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下面这句话有些危言耸听，也可能使一些教练寒心。我以为，中国缺乏深刻的理论家，跟教练制度的普及不无关系。因为潜意识里，你对教练有一种崇拜。而我要说，这种崇拜，是有害的。

9. 政治经济

俗话说，国运兴，球运兴，在牌运上，也是一样。

社会的政治经济，首先构筑了一个环境，但这只是其一，其二是，它也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比如这个政治的因素。在美国，ACBL的组织结构基本上是国家体制的一个缩微。前文说过，ACBL有25个district,这个大约跟美国的州相似；而ACBL的最高权力机构是Board of directors,这个象是参议院，而每州通过竞选投票选出一个director，就象参议员；Board of directors有权对任何事情投票决定/否决，包括撤换CEO(事实上，不久前，CEO还真得不明不白就被换掉了)。但ACBL的日常事务，由CEO所负责。这个CEO，每年要向Board of directors报告。在Board of directors里，又有很多committee(委员会),象规则，竞赛，等等。Board of directors中每年会选出一个president,但他没有真正的权力，只不过是召集会议，做做公关而已。

在district以下，结构也大致相似。

这个组织结构中，说起来没有一个人有决定一切的权力。由於民选的缘故，大部分事情都必须做得公开。你做了一个district的director，就会有人向你写信表达观点；所以你在投票时，也必须考虑这个district的民意。

在经济上，我觉得一个因素可以这样来看。如果光考虑每一百人中打复式桥牌的人数，中国也许要比美国高；但一场比赛，美国的比赛人数我相信要多得多。为什么呢？除了前面讨论的赛制的公开和长度问题，交通，经济，观念也是因素。今年圣诞节，我要跑去Reno打一个regional，这个地方离我家有大约500公里，但是我可以说去就去了，因为开车，住宿都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只要考虑这个比赛有没有意思，能不能找到搭档和队友。在中国，我不知道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这样的决定能如此容易。尤其，我打的比赛完全没有奖金，我还要自己掏钱交报名费。

从观念上，美国人对于hobby经常抱有一种虔诚的态度，而在上面会花很多钱。很多东西，在日用品时十分便宜，但一旦到hobby的范畴，就会很贵。比如，自行车，普通的自行车只要$100上下；而rode bike,最便宜的也要$800以上。对於桥牌，我觉得中国普及是普及了，但有多少人真的把它做为hobby？这个钱的问题虽然庸俗，但是，把它放大到十亿人，也许会产生惊人的效应。

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硬件，软件设施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久，在合肥的普通人，周末到上海去打个两天的比赛，你也会发现是极其容易的事。

从政治上来说，显然我不应该对体制再多做评论，要中国走美国的路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行事的公开性，透明度。只有行事公开透明，才能群策群力；观念的问题，说难不难，说易也绝不易。观念的改观，可能是一夜的事，也可能是一辈子的事。

你可能已经发现，我一再强调比赛人数这一点。这是因为，一方面，我认为在省一级比赛上应该有地区间的较量；另一方面，假定对手水平不变，我要说，一个10桌的比赛，和100桌的比赛，完全是不同味道的，而400桌的比赛，又不一样。

10. 等级制度

ACBL的大师分制度是一个广受批评的制度，因为它跟牌手的实际水平关系并不是很大，很大程度上，ACBL的大师分制度退化成一个participation award。其实这些批评是苛刻了，因为对ACBL来说，大师分制度本来就是打着等级分制度招牌的一个市场营销工具，它的主要功用在於吸引人不断地参加比赛，而不是衡量牌手的表现。

在ACBL，大概有十几个台阶。其中主要的是终身大师，终身大师需要300点，其中至少25点金点，50点银点。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你在俱乐部打一个15桌的双人赛，并且赢了，你可以得到1。5大师分。由此看来，你成为终身大师是不是一件没啥希望的事？别急。
如果你打sectional(unit的比赛)，赢一个两节，40对选手的双人赛(全场)大约可以赢到10点以上。如果是regional,赢一个80对的公开双人赛(两节)大约有25点可赢。当然，你如果能赢Vanderbilt,Spingold(这都是7天的比赛),那一把可赢250点。

ACBL的大师分给得慷慨，主要一个原因是名次取得多，一般来说，你在前30%就有大师分了。象Blue Ribbon，最多可以取到59名--不要问我，为什么59这么奇怪的数字，我也不知道--当然，能打到Blue Ribbon的第59，绝对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既然说到Blue Ribbon，顺便说一句，Blue Ribbon的qualification,本身就不是很trivial的。基本上，要拿到一个Blue Ribbon qualification，需要在regional(相当于省级)的公开或A级赛事中赢得第一或第二才行。当然，这个难度也是相对的，有人终其一生，赢不到一个Blue Ribbon qualification，而象大师分机器Paul Soloway,据说有四，五百个。

大师分通过简单的量化，也给了人一个相对容易的办法来比较表现。这一点对我妻子尤其合适，她是学工程的，对数字敏感。有时我打完牌回家，她会问我打得如何，如果我说哇我打得很牛，又搞了个非同步双挤，并且打败了某某名家，她对此不感兴趣，一定接着问，那你赢了多少点？我如果说1.5，她就会撇一撇嘴，再也不屑跟我谈下去；而打完西部公开赛，因为没赢，我自然不好意思说打得多牛，回了家，妻子仍然问，打得如何啊，我说，一般，还行罢。妻子就问，那你赢到点了吗？我说，有。她说，多少啊？我说，大概40多罢，她顿时跳了起来。。。说实话，大师分对我的意义，就止于此--偶而，我要给妻子看某月某日赢的大师分，以此证明那一天我确实去打牌，而不是去和她的梦中情敌鬼混了。

除了大师分，ACBL还有其它一些衡量表现的，比如，在全国来说，对于高手来说，一个更受重视的是白金点的竞赛。白金点只有在全国比赛中才可以赢到。此外，对于在国家队选拔赛中的种子问题，ACBL有一套位置分的办法。这个办法的计算，我从来也没找到过。在district一级，没有很多尺度，只有24区的纽约，出笼了一套类似于位置分的办法，不过考虑的比赛是这个区的比赛。我一直暗暗希望我们区也搞一套这种东西出来，这样，我的排名，也许可以从什么300多名到前十。

我这篇贴子不能叫做比较中美制度，因为我对中国的现行制度完全不了解。不过从制定者的角度来说，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制定这套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衡量牌手表现吗？还是吸引牌手参加比赛？这个尺度要不要跟选拔制度挂上钩呢？

ACBL的淘汰赛总是根据大师分总和来划分bracket,这总是令我尴尬的事，因为我至今大师分还是很少，说实话，跟我差不多大师分的美国牌手没法打，所以每次都要撒个小谎，谎称自己有五千到一万点，这样可以在最高的bracket打。有时裁判会惊奇地看我--全美国一共200多一万点的，而没有一个中国人。我只好说，噢，我是中国的大师。而我在中国的时候，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桥协。因为这个原因，我打过的淘汰赛，至今用一只手就可以数完。

11. 选拔制度

在美国，选拔制度仅限于国家队。对於美国国家队的选拔制度，我以前已经谈过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以前的贴子。

对比中国的制度，我觉得区别无非在於，选人，是人选还是制度选的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先谈一副我印象深刻的牌，这副牌发生在十几年前。有一次，我代表科大和外面的一个队打一场友谊赛，比赛本身毫无重要性，但当时科大队教练，还有许多其它人在围观。有一副牌，我的左家打1NT，我的同伴攻出红心，明手牌大约是KJxx xxx Jxx Jxx，我的牌，黑心我忘了，反正毫无前途，两门低花也没货色，红心是KQx,显然，拿通红心不足以击宕订约，我还必须穿过一门低花，但我不知道是哪一门，所以我故意把红心套给阻塞了，Q赢了第一墩后，回了张小，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同伴不知如何，认定庄家是KJX，所以第二墩忍让了A(他拿了AXXXX)，这样，本来1NT宕一的牌(他有一门低花拿了AQX)结果做成了三。我只记得，这副牌后，教练拂袖而去；后来还批评我怎么不会防了，我当时年轻气盛，自然不服气，所以就吵僵了。我不知道这副牌是不是断送了我在科大或安徽的前途，但一个事实是，自此，我再也没有正儿八劲地代表科大打过比赛，此后，我伦落成彻底的枪手：在名单上永远找不到，但我有时会给arrows,ruxi,贺，查他们去做枪手。

我当然无意翻旧账；只是，这里你可以看出，以人选人存在巨大的危险。也许，你要说，教练不会都那么没眼光。但是，在桥牌中，真理往往是阶段性的：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只有好或更好，坏或更坏。而很多更好的东西，常常被偏见所淹没。再举个例子，前一阵子，骏宜搞了套复杂的1S-2C多意加叫系统出来，我初看之下，觉得问题好像也挺多，而解决的问题本身并不如何迫切，并且，他举的例子从统计上来说，典型性不够；如果我是教练，并且到此为止，可能就此一枪毙掉。但是，我信任骏宜，所以后来我们在BBO上用这个体系练了几十副，结果发现效果非常不错。我说这个例子，是想要说明，在理念的层次上，很多东西并没有那么大的确定性,而你对自己的理念信心越足，偏见可能也越深，而危险也越大。要克服这一点，你常常要跳出自己，以谦卑的心来对待。然而，如果作为一个教练，作为一个人，说老实话，不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能做到。

假如你可选的人中，并没有太多同等水平的人，那么，从实际效果上来说，人来选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就象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区别一样，这里还有一个积极性的问题。制度选人的好处在於，虽然，一次比赛，由於偶然性，选出的未必是最好的队，可是，这调动了很多不是最好牌手的积极性，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由此，竞争必然更加激烈。从而，对本地区的水平，有刺激作用。比如说，有十次机会和外面的对交流，如果你10次派了五个不同的队出去了，你的水平都得到了提高，以后，你本地区的比赛水平就整体提高了。这一定比你始终派一支队出去，得到的提高要好，即便对于那个始终有机会的队来说。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在你们这个单位/地区/国家，你觉得最有效的办法唯有在队内训练，那么，这个队伍的提高一定困难重重，即使你工作很卖力。打个比方，一个狭隘的教练，或主管，会以自己好恶来挑选队员，这个好恶，无论是挑选听自己话的，或牌理跟自己相近的，或自己觉得技术，心理更好的，其实都没区别。一个胸怀宽广的，会尽量去除偏见，以客观的标准，来容纳跟自己格格不入的人。但真正智慧的，是制定一套合理的制度，然后放手让它去。什么锻炼新人，固定搭档，体系熟练，基本功扎实，或者，匪夷所思地，英文熟练(我不是在杜撰！)…让这些都见鬼去。

12. 运动生命问题

这里我想探讨运动生命问题跟制度是不是有关系。

一个中美显著的区别在于，美国的牌手平均年龄比中国大得多，是因为有很多人从退休才开始打。但是，从专业牌手，或一般好手来说，他们的运动生命比中国平均要长得多。你如果读我的文章，你会一再发现，我说桥牌至少是一个30年的事业。但是，在中国，我看不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比较一下，美国两个队中最年轻的也比中国队年龄大。这是不是说，未来属於中国？我非常怀疑。更可能的情况是，当美国队的MECKWELL还在打的时候，中国这些队员已经早已退役了。

说实话，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但我有一个基本的猜测，就是，做为专业牌手或业余高手，他们并不真的热爱桥牌，或者，即使热爱桥牌本身，并不热爱竞赛。如果我的猜测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请容许我先道歉；但是，如果我不幸言中，那就非常值得深思。

又或者，是因为觉得老了，状态再也回不到从前？再也难以重复当年的辉煌？这其实是成熟问题。因为事实是，当你认真努力，当你的人生阅历越趋丰富，即便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你的牌力会更强，甚至到更高的境界。我30岁以前，几乎从未被双明手题难倒过，打过的牌一张张都能复出来。现在我做不到了，但我以为我的境界比那时高了不止一个层次。所谓“姜是老的辣”。从体力上说，我今年34，自从第二个孩子问世，体力大不如前了，3年前，我能跑完铁人3项，现在，要我完成任何一项可能都悬。我曾经希望，我40岁时能跑完马拉松，我现在还抱有这个希望。顺便说一句，你如果知道我的过去，你会知道，这对我有多难：我中学时的体育，两学期加起来是60；大学时，除了最后上足球课，没有一次超过65的。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说，当你从长远考虑，和一时心血来潮是完全不同的。对於一个有前途的牌手，或曾经很有前途的牌手，退居二线我总是觉得很惋惜。因为我觉得，一切的事务中，首先是一个目标问题。一个短期不可能的目标，放到长期就也许可能。

当然，比较糟糕的可能是，当你年纪大了，你发现现在的体制中，你再也没了出头之日。或者，因为一副牌；我在网上看吴尚杰大师写的那个邵子健的故事，感到非常悲哀。说实话，我不知道该责备谁，但这件事发生在美国，邵子健可以一直打到他不想打，绝不会因此有所影响--否则，Paul Soloway, Zia Mahmood这些人早就不打了，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比这要愚昧的多，损失也更大。由此，我想到，这好像已经不仅仅是体制问题了，而是人思维的定式问题。当然，在一个制度选人的地方，你更容易把错误，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幸，轻轻放在身后，继续往前走。

13. 奖励制度

奖的制度很简单，前面也略有涉及。说穿了奖主要是为了怎样更好地吸引更多，更好的牌手参与比赛的问题。所以，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先处理好赛制和等级分的问题。现在国内有很多比赛有奖金，但是奖金想来也不大，对于吸引专业牌手未必有用。不如更好地研究一下牌手的组成和心理。比如，如果很多人是中年以上牌手，那应该大部分衣食无忧，杯水车薪的奖金未必有吸引力。如果牌手的层次比较低，大家可能赢到些大师分还要更激动些。而好手，关心的可能更是有哪些其它好手会参加。不要想一次比赛把所有人都吸引到，有的放矢，既吸引了更多同层次的牌手，每个人得到的长进也更大些，举办的物力也经常可以省一点。当然这里我所说的比赛层次应该分明会有帮助。

ACBL headquarter的很多人专业就是市场，所以对这一点最有研究。比如，初学者的比赛经常是分开的，有时甚至是整整一个比赛专门是给初学者办的。初学者赢了一丁点儿大的比赛，经常会有奖杯发--所以假如你在美国，看见谁家里放了这种奖杯，千万别急着五体投地，一个准确得多的办法，是把他的桥牌bulletin偷来，悄悄看一眼，他有多少blue ribbon qualification(每期桥牌bulletin中页现在有牌手大师分总和和统计)。当然，我应该声明，我绝无意教你势利地看人。

14. 惩罚制度

如果您看了上一篇，那么你一定可以猜到，这一篇，我会要谈惩罚制度。

惩罚制度其实主要包含3点：1.牌桌上违规的处罚，这个主要由裁判和仲裁委员会来处理，我不再复述；2.作弊；3.礼仪上的失当，或其它出格行动。打个比方，一好比是违反了交通规则，二是违法犯罪，而三是道德上的失当。对应于现实生活，这些也应当有不同的处理。我相信，现在大家的认识水平对于处理2类事件没有问题，制度上也毋需革命性的变更，只要使它越来越完善即可。所以，这里我重点谈一谈3。

3又包含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举止上的粗鲁，其主要损害是大家对于牌局的乐趣减少。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彻底制止，因为林子大了，总是什么样的鸟都有；修养，心情，教育程度不同，举止自然不同。但问题是作为同场竞赛的牌手，你抱什么态度；而更大的问题是，做为组织者，抱什么态度。我在科大的时候，还发生过牌打着打着，大家开始操凳子朝头上拍的事。当时，我黑道上的朋友也挺多，这样的事对我毫不惊奇，反而感叹怎么自己没有适逢其会。现在我大概吃不消这个了，相信大多数人大概也吃不消。

对此ACBL极其严肃，因为对它来说，这一个让人不爽的人，可能使十个人远离桥牌，所以，从实际来说，ACBL绝对宁愿损失这一个人。所以它出台了一套叫zero tolerance的方案。针对的就是这种举止粗鲁的人。其中有一条，如果你的搭档在牌桌上喋喋不休，指责你的牌，你，或者你的对手都可以叫裁判，让裁判来制止这种行为。我不知道对于中国人，你会不会这么做。也许你觉得这么做了，可能会遭人恨，会失去搭档，朋友。其实，从实际效果上来说，你不断地忍受，最后大概也难免会一样失去他，或者，更糟的，是你变得一样，你们互相指责。但是，你这么做了，对所有人其实都更有好处。不久前，我和一个旧友聊天，她说，庆啊，你现在对人没有以前善良了。为此，我感到无奈，我说，是吗，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我变得十分庸俗，在善良和实际之间，我宁愿选择实际。

也因为类似的原因，ACBL的任何比赛里绝不允许抽烟--在加州，公共场所的室内，本来就是禁烟的。从组织者的角度，最大程度的吸引牌手是一个经常的目的，而为了这个目的，牺牲一小部分害群之马是值得的，即便失去这些人是显然的，而另外的收获一下子看不到：这里的认识，仅仅是投资回报的问题。

3里的另一种情况比较另类。这是如何对付在道德边缘行走的人。比如说，诈叫是合法的，但是经常的诈叫，也许会让同伴有警惕，从而使之变成一种密约，这就很严重。对于这一类问题，因为你无法在一次比赛中抓住确凿证据，如果缺乏制度的约束，这些人就可能会长期逍遥法外。

ACBL的对策是在各层(ACBL,district,unit),专门有一个职位叫recorder，recorder其它啥也不record,专门记录的，就是这类投诉。如果针对某一个人的投诉多了，就可能立案调查。

这个贴子大概不是很有意思，因为对惩罚，谁都难以唤起热情。所以，我给大家看一篇比较搞笑的文章： http://www.greatbridgelinks.com/GBLArchives/GBL010706.html

15. 监督制度

我这里说的监督制度，不仅仅指制约的力量，以确保权力不被滥用，也包含其它一些方面，比如，聆听群众意见，等等。

这一方面我有一些体会。现在我已经在试第三个startup,前两个都失败了，这一个也不令人乐观。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员工其实非常出色。这本身是好事，可是，当你把此当作一个假定，来制定计划，策略，这就非常糟。这远远不如你假定你的员工相当平庸，而从制度，计划上来弥补。我以为，这对于组织，政治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比如，你如果在制度上假定这个组织(我在说中国桥协)的领导能代表广大牌手的利益，并且做出正确的决策，就远远不如你去除这个假定，而制定实际的措施来确保这一点。

再次，我十分赞同这次温家宝总理访美时在哈佛大学演讲时的一段话。原话我忘了，但意思是困难的时候更加考验一个国家，人民。在这方面我有一个很恰当的比方。几年前，我准备铁人3项，第二项是自行车，那条路的坡度极大。骑车的时候，你在下坡的时候把速度提高一点，并没有那么难，但对成绩影响不大。真正困难的是在上坡时，速度哪怕提高一点点，也非常困难，但对成绩的影响要大得多。在牌桌上，我一向以为，damage control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可能保证不打愚昧的定约。推广到组织，也是一样。

这次国家队在百幕大的成绩极其不理想，对於国家队来说，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困难的时候了。我现在写这篇东西，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这个原因。我不知道桥协的领导，教练，队员都怎么想，怎么看。我们常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这是对他人的态度。对自己，也许应该更严格一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每个人都已经尽心尽力了，因此原谅了自己。但是，我觉得这经常不够，一个人还需要尽智。

谢谢大家的鼓励，支持。(全文完)

2003/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