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诺维萨德大战后，匈牙利队溃不成军，取而代之成为欧洲盟主的是瑞典队。第36届世乒赛上，虽然瑞典队团体赛只列第11名，但是其队员的表现，却充分显示了足以与中国队抗衡的实力。按照惯例，中国队参赛男单的八名高手各自为阵，目标会师八强。这叫“包打一条线”。

没有完成任务有三位：谢赛克首轮被林德淘汰，李振恃第二轮不敌阿佩依伦，黄亮第四轮受挫于本格森。另外，王会元在第三轮时跟卡尔松遭遇，1：2落后时背水一战，连扳两局翻盘，惊险过关。这些对手，全都来自瑞典。 老将本格森早已誉满全球，二十出头的阿佩依伦和卡尔松已经在平壤初露锋芒。令人惊讶的是首次参赛，不满17岁的林德。谢赛克团体决赛一日独得三分，跟十年前的李景光一样，成为单打夺冠最热门的人选。因为他对来球的落点判断准确，回回都赶在上升期击球，热情的南斯拉夫观众送给他一个称号┄┄“广西闪电”。林德不是团体赛队员，在世乒赛正式赛上的第一场球抽签碰上火气正旺的谢赛克，只好自认倒霉。比赛出现一边倒的局面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朝哪边倒。面对名不经传的小朋友，谢赛克打得畏首畏尾，被林德屡抢先手，搞得自己满地找球，以0：3被淘汰，爆出了最大的冷门。林德赢下这场球后，不少人拿他跟十年前本格森出道相比较，直至第四轮被南斯拉夫老将舒尔贝克以3：1淘汰。因为跟舒尔贝克在同一个区内，还有一些死抱教条的人怀疑谢赛克打“让球”，免得面对舒尔贝克时直接让会再次引起猜疑。七十年代，因为对于中国队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不理解，国际乒乓球界有中国队专让舒尔贝克的说法。2003年《乒乓世界》里，许绍发先生揭开了谜底“我最怕两个人，一个是舒尔贝克，……，他意志太坚强了”。

1980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瑞典队包揽了青年组和少年组的冠亚军。带队的教练是柏·佩尔森(第32届世乒赛团体冠军队员)，青年组冠军叫尼可拉斯·佩尔森，少年组冠军叫约尔根·佩尔森(这个才是后来的“老佩”)，因此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以为这是一队“父子兵”。其实不是，三个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顺便说一句，1980年是老佩首次参加欧洲青年锦标赛，《跟着感觉走》里翻译可能把两个佩尔森当成一个了。青年组亚军是林德，少年组亚军是瓦尔德内尔。正赶上开放初期的中国邀请瑞典乒协派青少年球手来华“留学”，两个亚军便结伴同行，到上海集训了七、八个礼拜。他们来的时候，据说连训练馆看大门的师傅和同年龄的女队员都打不过，但是却带回去了中国的训练方法。结合自己的实际，经过几个月的刻苦训练，两人的功力远远的超过了两个佩尔森。聪明过人的林德入选世乒赛，而原来实力最强的尼可拉斯·佩尔森却在打完1981年欧洲青年锦标赛后就挂拍退出了赛场。瓦、佩二人后来的故事，则不必我多嘴。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仅仅半年多前还在中国被看大门的人扁，现在却取我上将首级。这固然是林德聪明过人，但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中国队教练体制的弊病。

试想，当时全中国，跟林德、小瓦这般功力的少年成千上万，中国人不比人家笨的事实，大概也不必体育界人士来反证。不是说中国队教练水平低，而是一个训练计划经过这个审、那个批，最后出来的必是面面俱到、没有漏洞的东西，练得浑身是伤，却没有太大的实际效果。谢赛克输的这盘球，可以找一百个原因，准备不周、心理问题、“我在明、敌在暗”……等等，归根结底，是战术的失败。据当时目击者的谈论和记载，谢赛克似乎想尽了一切办法，把球打到对方的反手，送给林德上手。这就是过去的“压反手”战术。利用当时大多数横板选手反手上手质量不高和直板推挡变线快的特点来争取主动。这一战术，在七十年代初已经开始显示出弊病，到了反手弧圈球和台内反手进攻能力强的林德手里，“压反手”便成了送死的战术了。令人嗟叹的是，三局球下来，战术上没有作任何变更，怎么能怪人家怀疑你“让球”呢？小谢上场，想来旁边也会有教练的。一句“技术强、心理差”，充其量只能算江湖郎中把脉了。

无独有偶。用这个“压反手”战术多次失败的还有李振恃。在中国队里，由于历史的原因，李振恃是一位最接近“业余”的选手。他个子小，推挡不很强，步法显得比较乱。第34届世乒赛上败给左手握拍的科萨诺维奇就是因为“压反手”不成功的原因。第36届单打第二轮，碰上同样反手握拍的阿佩依伦。阿佩依伦手感极好，打球靠落点，喜欢中远台相持，不崇尚暴力，是个艺术家。老李汲取过去的教训，充分发挥了自己出手快的特长，一路顺风，以2：1，并且在第四局以大比分领先，胜利在望。正在此时，却被阿佩依伦偶然中发现了罩门。他在救球时向老李的反手放了个高球，老李来不及侧身，一时束手无策。此后，阿佩依伦依法炮制，后来居上，赢下了第四局。第五局老李心衰力竭，大比分落败。 反手用背面杀高球，早在1972年夏天笔者就在县市级职工比赛的赛场上多次见识过。然而这些，却是不上正席的狗肉。

国家队嘛，就要等到二十年后，先由某教练“臆想天开”，然后再由各机构“反复论证”，再由国手们付诸于实施。自然是万无一失，但是时间却过了二十年。多年来，“为国争光”，成了少数人的义务。到了1989年，“我在明来敌在暗，被人家研究透了”。整个瑞典队，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个将，我们有包括博导、博士的庞大研究机构，研究不透别人，反倒说出这样的话。难怪英格兰选手赛义德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是“你们几亿人的努力，也不比我们自己瞎玩玩强多少”的口吻。

如果说单打有抽签的偶然因素的话，那么第36届世乒赛团体小组赛中国队和瑞典队一场面对面的短兵相接，则准确无误地表明了瑞典队将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此役之前，瑞典队已经负于英格兰、法国等列强，若是再败给中国队的话，就出线无望了，所以是背水一战；而中国队呢，一方面因为谢赛克和郭跃华在1979和1980年的斯堪地拉维亚公开赛决赛上分别负于本格森和大卡尔松，另一方面也想检验一下自己横板运动员的实力，派出了蔡振华、王会元和施之皓三块横板的阵容应战，所以这出戏后来被命名为“三把横刀对瑞典”。

中国队打客场，首盘由“猛张飞”蔡振华出战29岁的老将本格森。本格森发球好，接发球巧，速度上比得了中国队的快攻，旋转上又不输欧洲人的弧圈。为了突出反手快攻，他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在拍子反面启用TSP Spectol正胶，使得这款套胶也跟他当年获得世界冠军时用的Yasaka Mark V一样成为几十年的畅销经典。此时的本格森，技艺炉火纯青，据他后来回忆说，1981年的他，如果跟1971年得世界冠军时的他较量的话，大约可以一局让10分。蔡振华1979年首次访欧时，出场20盘，唯一输的一场就是栽在本格森手里，所以说本格森是他的克星。两人此次重逢，分外眼红，斗智斗勇，机关使尽，最后姜还是老的辣，本格森以2：1为瑞典队拔得头筹。这盘球对蔡振华影响很大，后来决赛对匈牙利时他没有打第一盘，因而江湖上曾有“猛张飞不敢打先锋”的话柄。 第二盘王会元轻取卡尔松，有几分出人意外。王会元身高马大，横板两面攻打发，1979年闻名于世。先是在第35届世乒赛上稀里糊涂地输给英格兰怪球手希尔顿，出了个“心理差”的名声，继而又在第四届全运会上力敌群雄夺冠，年底的访欧也有不凡的表现，引得英格兰乒协有人叹道：“谢靠打法，蔡靠拍子，破解都有时日。可是这王会元，兼有中国基础和欧洲力道，将来他两面弧圈拉起来，又有谁抵挡得了呢？”这番话，使得笔者过去有他打的是两面反胶的误解，还以为生胶是后来改的。卡尔松是1980年斯堪地拉维亚公开赛的冠军、瑞典全国锦标赛亚军。他信奉暴力，见球就是狠命一板。如果说九十年代的赛弗等人的打法是“不讲理”的话，那他得算“不讲理”派的祖师爷。何以见得？在斯堪地拉维亚公开赛男单决赛上，他把刚刚练成“最多只搓一板就攻”功夫、发球抢攻率超过70%的郭跃华打得满地找球就是最好的说明。 第三盘，由施之皓出战阿佩依伦。施之皓的功夫，是典型的“横板直打”，把直板的左推右攻化到横板里，以反手挡弧圈的本事闻名。据说他的横板减力挡，可以做到挡回去的球第二跳不出台。他凭这手功夫，使得阿佩的连续拉没有用武之地，连胜两局。 第四盘蔡振华对卡尔松，曾经被多次引为八十年代乒乓球走入歧途的例证。三局球，几乎每一个都在前三板搞定，相互吃发球占了一半。第一局卡尔松以两分优势取胜，第二局却被小蔡的发球搞得晕头转向，以3：21告负，决胜局再度被小蔡轻取。接下来的两盘，施之皓因为功力不如打法类似的本格森失败，王会元刚不敌柔，输给阿佩依伦。总分变成3：3平局。 第七盘施之皓以23：21，21：19胜卡尔松，蔡振华在第三局12：13时以发球的“九阴白骨爪”连夺5分，把比分拉开战胜阿佩依伦，为中国队锁定5：3的战果。多年后，知情人提起这场球，都还有些后怕。若获胜的任何一盘有闪失的话，第九盘由心理素质不大好的王大力出战以心理稳健著名的本格森，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这场球，拉开了中瑞男子乒乓球二十年对抗的序幕，对于这项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因为这场球，中国队教头们作出了团体阵容减少横板比例的决定。也正是因为在这场球中作为瑞典队的第一主力丢了三分，卡尔松无缘再次代表瑞典在团体赛中与中国队较量，只好在多年后作为瑞典队主帅在大马和悉尼为这出大戏落下剧终帏幕。

然而，卡尔松“出征未捷身先死”前，却拉了个垫背的，那便是在1980斯堪地拉维亚公开赛男单决赛中输给他的郭跃华。正是因为那场球，中国队教头们在关键场次都不敢用郭，使得“八冠王”的两个团体赛冠军是坐车而得的。在同门师叔、师弟们心里发毛的日子里，郭跃华多次请缨不果，只好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我不怕瑞典人！”作为中国人，这样的话是不便说出口的，因为会有人笑话“输了还说不怕？”万一再输一回，就会被唾沫淹死。

退役多年后，郭跃华终於在年满35岁的1991年底，得到了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 在欧洲俱乐部年终大奖赛上打败了当时砍中国大将如切菜的世界冠军佩尔森。中国没有老瓦，中国不可能有老瓦。因为体育比赛的胜负有其偶然性的道理，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可是又没有一个中国人真的明白。

1983年底郭跃华退役时，有外国记者问李富荣，“你们不觉得可惜吗？”李回答说，是很可惜，但是我们多方面做工作无效，他自己铁了心。试问，十几年含辛茹苦，从女队陪练干起，终於成为天下第一高手，真的不想继续打了吗？但是，如果团体决赛不让上，两个单打冠军，人说一个是别人让的，另一个是没风度，该让还给别人却没有还，你怎么办呢？ 天下第一高手不用，别的人就更甭提了。所以整个八十年代，中国队唯一录取的这种打法的运动员是韦晴光。那还是在他获得全国单打冠军后，才被国家队替陈龙灿“娶的媳妇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