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家 我家街对面就是外公（我们称家公）家。外公名叫善之，人如其名，慈眉善目，轻言细语。他们比我家有钱和富裕，家有300多担土地加作小生意。据说他将20担土地作为我母亲的陪嫁给了我父亲，使我家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到142余担土地。当时外公家有外婆（家婆）、二外婆（二家婆）、大舅、大舅娘、么舅、表姐（后来成我的二嫂）二表姐。外公做些生意，虽不大，足够家用。由于我们两家毗邻，我们小孩几乎天天都要跑去玩玩。他们家庭院内坝子边上几十盆各种兰草，花开时节幽香飘逸。另外还有几颗茶花树，多为红花，花开放时间长，叶深绿挺而厚，衬托着满树繁花加之兰花的清香，及其它时令的各色花草如鸡冠花、紫葵等，真是令人陶醉。步入厅堂只见正面挂着两块金匾，分别为“玉美三康”和“锦堂壁合”，还有典雅字画，配以黑漆带花的桌椅，充分显示了主人家的风雅品味。 外公以人为善，乐于助人，常与我父亲聊天叙事，指教传经，解放不久病逝，时年八十左右。外婆与我母亲一样，也是足不出户的家庭孺妇，她特喜欢我们外孙（女）们。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做得一手好吃的粑。用米磨出，用谷草灰水浸泡的“浑水粑”是她最拿手的。以后搬到乡下，我还多次吃过。解放后，她随家也迁到农村养老病逝。二外婆当时年轻体健，是家务的主力之一，生有一子，即我的么舅。我大舅是书生，据说十分聪明，善于读书，不幸染上肺病（肺结核），那时治疗结核的特效药（如链霉素、异烟肼和对氨基水杨酸钠等）一样都没有发明。大舅病重咯血，终无回天之力，留下大舅娘和两个表姐就英年早逝了，是外公家打击最大和最不幸的事。那时我太小，没有记忆。我大舅娘是大家闺秀嫁到丁家的，娘家是吴滩有名的陈家大户。她性格开朗，活泼大方，读过新学，身体健康，虽伴大舅左右，幸未传染上结核。解放后随家迁至农村务农，一切农活从头学起，一家三个女性（外婆已年迈，二外婆和大舅娘）靠种庄稼养活自己，真是吃苦不少。一年四季挖土、耕田、下种、收割进仓交售公余粮一样不能少。除了自力更生外，有的农活还不得不请人帮忙。只有亲历农村生活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大舅娘后来患乳腺癌去世。二外婆年轻体健，好在她还熟悉些农活，与大舅娘一起撑起了那个艰难的家。若干年后去了重庆，现已八十有余，身体还算硬朗。我两个表姐从小学一直到中学毕业。大表姐因为后来家中经济困难被迫选择了读师范校（免学杂费），让其妹妹读完高中。大表姐聪明能干，开朗大方，后来成了我的二嫂（据说是我姐姐和姐夫牵的线），在江津、赤水当老师，退休前任赤水中学校长，与二哥结伴数十年，现在广州他们的女儿处安度晚年。二表姐也是当教师，不幸仍患乳腺癌去世。记得我当时已回华西医大工作，二表姐一家也在成都定居。有一天我去二表姐家，她说：“最近我左边乳房好像有一个包块。”我问：“多久了？痛不痛？”，她说“大概两个月了，不痛。”，我立刻给她作了手诊，一个不详的预兆在心里，在她左乳房的外下象限扪及一约两公分大小的肿块，较硬，不活动，也无压痛。我压住气氛说：“明天你来医院，我带你去好好检查一下。”次日找到我校最著名的乳腺外科专家陈教授诊断，她也高度怀疑“乳腺癌”，后得到病理确诊（我夫人也参加了诊断）。真是晴天霹雳！虽然当时表姐夫出差在外，也等不及了，我尽力照顾她，后来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赶到。立即作了手术（超根治术），病理活检发现左侧腋窝7个淋巴结中有4个已经有癌转移。配合放化疗，效果还算好。表姐很坚强乐观，很快进入康复疗养阶段。数月后还去爬了峨眉山。不料，两年后原癌肺部及骨转移，抢救无效也英年早逝。她育有两子。么舅比我小一岁多，面貌像外公，聪明康健。书读至高中毕业，当时正值文革，未能再读上去。小时候他与我，表弟常一起玩，因我们年龄相差不多，家邻近，彼此找些耍法，也都爱往大人那里扎堆，听他们讲故事和新闻。 风云变幻（时代变迁）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油溪解放。之前有不少“国军”路过，暂时驻扎。我们好奇，跑到营地边看玩。见到各种长短枪、手榴弹、机枪、迫击炮、战马等。士兵腰间除了弹夹外，还有干粮袋，干粮是面粉团煮熟、烤干的，硬硬的。有个兵递给我尝，嚼不动。他们吹哨吃饭，士兵们席地而坐，有的蹲着，吃得特别快，像倒漏斗一样，因为吃慢了就没有了。不久解放军路过往西开去，我们镇就算解放了。有个军人递给我一颗糖，打开外纸有一张小照片，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我们那一带因为无两军交战，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所以解放得比较平静，新的地方政府庚即成立。据说原来在镇上的一位曹姓女子，过去是地下党员，提供了当地的原始情况，后在江津县城里作了科长。 小时候我们有时候到长江边上玩，波涌长江水流到某个地方便形成急踹的漩涡。那时我们家就好像卷入了沉浮不定的漩涡一样。 二哥和姐姐在临近解放的江津中学里已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没有回家。一九四九年底，二哥毅然参加了解放军，从军东征。主要是剿匪，消灭各地残余的国民党顽军。他后来讲，很艰苦，日行百余里，东征西剿，危险性极大，随时都有牺牲的。对一个青年学生而言，其艰险程度更可想而知。其同去的学生中有一个人吃不了那个苦，退下来，后来在江津白沙镇开业当了医生（后我见过此人）。姐姐则同好友、同学刘（女）、付（女）去了重庆考工作，1950年6月，姐姐和刘考取了重庆市新华书店的工作职位，一直在这个单位工作并居住在解放碑直到退休。姐夫和刘的丈夫夏也是好朋友，两家交往至深。是终生的好朋友。姐姐去世时，刘姐几度哭得难撑，悲痛欲绝。姐姐曾对我说，本来她力劝大哥去考工作的。可哥哥胆小，同时也是孝心使然，想回家助父亲一把，终未外出参加工作，回到家里立即陷入被清理的漩涡，被误屈对待，造成终身遗憾！哥哥同二哥告别时，摘下手上父亲给他的金戒子指，交给二哥以备急用，兄弟之情令人感动。二哥后来把金戒指给了一个困难的同学。 油溪的土改随即开始。我记得当地保甲长以上人员、富豪、地主中有作恶民愤者，均被捉去游街示众，有的被关被杀。我家和外公家不属此范围。 不久，父亲则被小板桥农协会叫去隔离起来，哥哥刚回家也同时被隔离在街上月余。主要清理财产，登记以便土改。家里的主要财产均已被没收，留下的人只有年迈的阿婆（已70多岁）、约12岁的我二姐，7岁多的我和4岁的弟弟。小板桥离家约8里路，我每天给父母亲送一次饭去。他俩关在同一个院子，不同房间。有很多同类的人，男女分开。当时开锅都十分困难了，送去的只是稀饭，有时稀饭里有几个高粱粑丸子，加点小菜或咸菜，送到的那餐勉强能吃温热的，下一餐（吃两顿）只能吃冷的。天天如此，送到时管理人员还要我先尝尝，见不到人，送到我就走。 有一天，我同往常一样提着竹篮，光着脚去送饭。送到后，我高兴地见到了父亲阿爸，可他一脸悲伤的样子，忍住眼泪，拉着我的手说：“（我的小名），你阿咪再也不吃饭了，拿回去吧！”我一脸诧异，似懂非懂。旁边一位老人悄悄对我说：“你阿咪昨晚过世了！”才7岁的我告别了父亲，却没能见到一眼生我养我疼我的母亲。提着那阿咪没能最后吃一口的稀饭往回走，泪水止不住流在我的衣裤上，滴在我光着的脚背上。另一半眼泪和着口水往肚子里吞。我永远失去了可爱的、最善良、最温柔的母亲阿咪！回到家，我把这可怕的消息告诉了在家里的人，他们是怎样的悲痛，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泪水蒙住了双眼！ 母亲死在那非常时期，就像死了一只小动物一样。多少年来她是怎么死的？怎么埋的？埋在哪里？一直是一个迷。在革命的年代里，当军人、干部、学生或在家务农的家庭成员们不能去问，也不知该问谁。我们猜测过各种可能：是被斗死的？是自杀的？母亲那么单纯善良，从未过问政务，是封建家庭典型的家庭妇女，父亲都没被斗，他怎么会被斗呢？她既无罪恶，又那么牵挂着家庭和子女，怎么会自杀呢？若是这样两种结果，作子女的问都不敢问。在那年代若被斗死，说明不知罪恶民愤有多大啊！如果是自杀，那不是畏罪怎么会自杀呢？你要去问，岂不是“为地主翻案吗”？轻则被单位当作划不清界限而被批斗、记过处分；重则被开除党籍、公职或学籍。每次填政历表都有家庭成员有无被“关、管、斗、杀”一栏，我们只能按父亲出来后对我们说的“她是病逝的”填写。这个谜像一块大石板一样重压在我们子女身上，抬不起头来。同时我们也内疚抱憾至极：太对不起生养我们的阿咪了！ 直到2004年，侄儿媳夫妇（携其子肖蒲）回乡下探亲，在我哥哥、弟弟、姐姐们陪同下去母亲当年去世的地方小板桥找到了过去的一个“佃客”，也是粘亲的老人丁某，他亲历了母亲去世的事，他回忆道：她（母亲）同父亲分开隔离在同一院子的不同屋内，母亲在一间屋的阁楼上，竹梯子窄小，深夜她想下楼解手（解便），黑灯瞎火的，她体弱无力，手没扶稳，一头摔在地上，就过去了……。他同几个人用草蓆把母亲裹好，在坟边挖一个坑埋了。 我听了后真不敢想像当时的情景，那么文弱的母亲，手无缚鸡之力，摸黑下楼，在那失跌之际，怎么扶抓得住救命之物啊？！摔下后能喊救吗？有人救吗？多久断气的？埋得深吗？有无野狗掏开坟土？……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六十年后终于知道了母亲去世的真相，来得太迟了！ 哥哥姐姐和张夫妇在丁氏老人家吃了午饭，在他指认的地方（现已无坟可辨，因为表土已种上庄稼）包了一把土，当作祭物，葬在了新灵乡下哥哥家旁，我父亲的坟里，算作同父亲合葬吧！我那年没能回去，连这过程都未能参加到，无比遗憾！在这里让我停下手中的笔，面朝中国的方向（我现在美国女儿家）喊一声“亲爱的阿咪，让我给您磕个头吧，了我几十年的心愿！”我曾经暗暗下过决心，待母亲去世的真相弄清，我一定要记录下来，让家族的人都记住，并为她祭祷。 父亲在母亲去世不久就回到家，哥哥也被审查结束回家。为了维持生活，父亲强忍悲痛，带着我们去油溪砖瓦厂担砖。我虽然只有7岁多，也跟着担。人小，肩上的担子越担越重，不过我很乐意，不会撒娇，那是父亲在教我求生，从小磨练我。逐渐习惯后，我每次担的砖数量也有增加。那段时间，请的厨工已离去，种菜做饭靠自己，父亲就教我怎么做饭炒菜，我也有兴趣，从那至今也没有脱离过厨事。只有在上中学和大学的学校时有中断。由于家中人减少，菜园子的蔬菜吃不完，父亲常把菜担到街上，由我叫卖。称重量、算账我都会，买的人也不会欺负我，卖的钱可以贴补些伙食用度。 在那非常时期，抢杀作恶的土匪在现场被捉到，当天即被拉出去毙了。抓到土匪后，镇上人都高兴。我们小孩跑去看热闹，我看过两次。一次在长江边上，游击队和个别解放军将匪徒捆绑跪一排，当场枪毙。有的用刺刀捅死（节约子弹）。一次在小学后面的坟地，土匪被“敲沙罐”（枪毙），只见枪一响，土匪头脑被炸飞，身体即刻倒地。以后来了从淮海战役下来的一连解放军，终于把匪事平息。过程中牺牲了一个排长，埋葬那天，镇上人都去了，还押了一土匪头子去杀祭。 1951年，全川民众抢修成渝铁路开始。解放前已修过多年，只把路基基本打好，可没有一段通车。油溪那阵子可热闹了，大家都投入其中。运土方、锤石子、挖填打夯热火朝天，是计件付钱。我则提着糖蔸蔸叫卖，在手提的方形竹蔸上反过盖，上面摆着芝麻杆、薄荷糖、水果糖、香烟、火柴等，在工地上穿梭叫卖，赚点差价钱，还不错。边卖边观看修路过程，觉得新鲜有趣，也增长了不少知识。我最感兴趣是铁路过油溪有条河，需架桥。大的桥墩以前就有了，这次要加固墩周围的地基，庞大的蒸汽汽锤把一根根水泥钉柱打压入泥土中，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机械施工，很好奇。不久，路面开始铺设大量碎石、枕木，蒸汽火车随着逐渐修好延伸的路运送着钢轨和其它材料到现场。第一次开过来时，工地上的人们都跑去观看，对这平稳前行的庞然大物很觉新奇。它吐着有节奏的蒸汽，机车头下巨大的互相牵动的大铁轮，牵引着沉重的车厢行进，样样新鲜。我们小孩更觉刺激。一听到汽笛声，马上冲到能看见的高处看个痛快。就在人多的地方，我的东西也卖得更好。民众对尽快修通成渝铁路热情很高，工程进展神速，延伸通车路段的火车，很快就驶过了油溪，与此同时，也修建了油溪火车站。 1951年底，我们家由于是地主，被“扫地出门”，搬迁到离油溪老家20里外的吴滩新灵村乡下。那新家在卢家林院子旁，坐落在石谷子石基上，是一厢有四间屋、一间厨房、一个猪圈的破茅草房，之前由一王姓者居住，暂当私塾课屋，有不多学生就读。由于父亲年轻时就熟悉农耕，又知道即将迁移到农村务农，因此在油溪家被没收时，他要求把与农耕相关的农具物品留下，还特别要求留下那座石磨和阿婆的棺木，被允许了。搬迁时，所居村落的农民还是很质朴的，纷纷前来帮助搬运大件的、重的东西。有的（如石磨和棺木）要几个人抬。哥哥和父亲一起，包括我和二姐都多次搬运，连灶灰都运去了（那是肥料）。带着眷恋之情告别了我们的老家。 新居虽然破烂，但总是我们的家，也总算渡过了时代的变迁。在这里将延续我们的生命和家族，也将延伸着我的故事。 （ 第一部分“童年记事”完 2008-7-28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