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责新建区医院 地震以后，玉科区医院在原本很旧、破烂不堪的基础上又添新伤。县里决定新修区医院，并指定要我负责。我们既高兴又担忧。 对建筑我一窍不通，没办法只好从命，带着助手去道孚林场森工局医院、县医院、县卫生防疫站考察，测量房屋的墙体厚度，门窗开启位置、房间大小，每间房所需砖瓦，木料等，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征求大家意见，集思广益，按我们的特点进行设计，绘制草图。 接着就是造预算计划和请建筑队，在他们建议下，找人烧砖瓦。办好伐木证后，请人伐木，“改”木板。 在那交通工具缺乏的情况下，我们抓紧备料，联系那些夏季来运木料的车，给我们跑短途运料。全科人员齐动员，各尽所能，略有分工，争取在雨季到来之前奠基修建。为了应酬司机、工人以及各方人员，我勉强自己学了吸烟。好在房一建成，我就戒了。 经过大家努力，历尽艰辛，四个月后，终于建成了崭新的医院。共有10多间屋。除公用外，每人住一间还有余。这栋青砖厚墙体（防寒）瓦房，在区上最醒目，也最好，大家都很满意。最后经费稍有追加。我得到县、区有关部门的表扬。通过负责建医院，我得到锻炼，增长了见识，又多了点本领。 我在整个建筑过程中，设立了会计、出纳。我不沾钱的边，也不接受任何“好处”，那时好像不兴那套。连一块木料都没要，一件家具都没作。后来当我调离道孚经过木材检查站时，值班人员说：“我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你是我见到第一个没带走一块木料的干部。”因按照政策规定，凡从高原内调的干部，每个人可带走一定数量的木材。我们回到川医后，连床板都没有，是用竹块代替的。但我们至今不后悔。人没有邪欲，就不会有贪念，坦坦荡荡，腰杆硬，站得直。 全心看病 学习不止 自从选择从医的那天开始，就决心读学不止，把自己的医学技术奉献给人民，将自己的命运与患者、与大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的好门巴〕 我们进入藏族地区后，深切地感受到那里十分缺医少药，有些地方一个乡或公社，没有一个医生。小病扛，大病拖，生死随命缘。我们去后自然受到热烈的欢迎。赴稻城东义区巡回医疗，时间虽不长，但也诊治了不少病人，培训了赤脚医生，为医务人员送医送药上门开了一个好头。 扎姨妈和我在各卡或玉柯工作时，医治抢救过许多病人。如1975年12月，各卡甲拔队一个男性20岁的旺吉，左髋部疼痛20天，逐渐加重，先后去相邻的乾宁县求藏医，未愈，后又去县医院和林业局医院打针服药八天，仍无明显好转。我们诊检后，诊为“脓性髋关节炎”，用药效差，疼痛加重，39.8°c高烧，血压下降，明显消瘦，夜痛不眠，辗转不安，已经有脓毒败血症的表现。局部试穿出脓液后手术切开，引流出桃花样脓液约800毫升，大腿上段烂空。当夜即体温下降，疼痛减轻，呼呼大睡。经一段时间的精心换药、治疗，逐渐康复，抢救了一个青年生命。而且，他逐渐恢复成一个壮小伙子。他一家人对扎姨妈和我感激不尽，再三说：“你们真是我们的好门巴”。此外，我们还先后医治过心绞痛、心肌梗塞、急性胰腺炎、粟粒性肺结核伴肝结核、难产、脑血管痉挛、风心病、高血压性心脏病、妊娠子痫、丹毒、月经不调等，或得及时抢救，或经悉心治疗而好转，我们也心得慰籍。 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天晴下雨，卫生所没有八小时上班制，病人随到随看，出诊随叫随走。在各卡当女儿在身边时，扎姨妈要出诊就托乡干或小学老师照看，背着药箱就走。有一次半夜，扎姨妈无奈，只好叫醒并委托乡干向巴扎西帮忙看护女儿，自己去出诊，几个小时回来，向巴扎西仍然端坐不动地怀抱熟睡的女儿，令人感动不已！在玉柯也是随叫随到，备好药物，立即出发！个别病重的，因条件所限，当我们劝其转县医院时，他们常拒绝，说“你们都医不好的话，我们就认了！” 藏族老乡对医生特别尊重，有的把我们当救命恩人，当作他们可以信耐的生命依靠。 他们的感情非常朴实，我们晨起开门时，经常发现窗台上放一瓶鲜牛奶，或一把鲜菜，几个土豆或大蒜，或一束漂亮的杜鹃花……，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但我们明白，这些就是我们为之服务的乡亲们。我们接来女儿那段时间，女儿需要补充牛奶，而农区各卡产牛奶的农户不多，冬季更少，他们自己孩子或老人也需要喝，不易有多余的，但一听说我们需要，就愉快地答应匀订给我们每天半斤到一斤鲜奶，使女儿一到各卡就能保证有足够的牛奶。 还有一件事值得书写。新修各卡医院时，暂时借住乡政府才竣工、窗户还没有安好的房子（卧室只用几块木板钉上几颗钉子暂时挡住，隔壁房间门虽然上锁，窗户则敞开着），一天半夜里，我们听见隔壁房间卫生所，有自行车链条响动的声音，意识到有人想偷我们出诊用的自行车。我们立即起床查看，车移位了，但未弄走。次日晚，竟有撬动卧室窗户木板的声音，似乎有人偷车不成，要对我们下手！结果被惊醒的道班工人来岔了！老乡们听说后，非常气愤，竟然偷到医生那里来了！他们告诉我们，这里偷东西的人有个“习惯”，若没有偷到东西，在同伙中无颜面，恐怕会伤人报复，要我们防着点。我们及时向乡政府作了汇报，并给武装中队长和老乡各借了一支枪放在住屋床旁，还拣了不少石头堆放在屋内，准备自卫。第三天晚上，肖华决定陪我睡，扎姨妈和幼女雪娟则到小学暂时与女老师借住。那天晚上，武装中队长暗中设哨巡逻，以保障我们的安全，令我们十分感动。 我在玉柯出诊，有时单程骑一天马就为抢救一个病人。当临近患者帐篷，迎着那一对对期盼而高兴的目光时，自己就有无限的感动和职业责任感；当病人被救治过来，握住那一双双温暖而感激的大手时，就觉得再多的辛劳都应该，值得！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红纸感谢信，但他们用肢体语言和眼神向我们传递着无言的尊重与爱戴――“我们的好门巴！” 我俩的工作得到老乡良好的口碑，同时也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先后我于78年4月出席甘孜州卫生先代会，扎姨妈则被评为道孚县的先进个人。 〔条件有限，努力无限〕 那个年代，分配去道孚工作的十多个医务人员，包括名牌大学毕业的，没有一个分到县医院，而是全部分配去乡下。 乡下医院，条件较差，有的还是新创建。没有专门手术室、检验室、消毒设备室、x光室、药房等，也没有专门的财务人员。没有区分内外妇产儿科，什么都得应对，很多重危病人是不能也没有条件转送的。条件只能逐渐改善，但病情不等人，医生的压力也大。环境很考验人，也锻炼人。 这个时候，靠的是医学基本功，靠的是医生我们自己的责任感和坚定的信心、对病人的关爱之心。心脏病种类多，也最难处理。如肺心病、冠心病、高血压性心脏病、风心病和病毒性心肌炎等，还有高山反应、急性胰腺炎、脑血管意外、急性中毒……等等。常常病情危急，不能立即转送，只能就地救治。首先必须快速地了解病情，仔细查体，作出准确诊断，然后及时处治。许多病情需要静脉输液，将药物缓慢滴入或按质按量补液。扎姨妈和我就用小型医用高压锅消毒灭菌医疗器械，给病人施用，抢救了许多病人。县医院当时个别医生小瞧人，说：“哟！他们还能输液呀？”其实，真正的功底不在能否输液，而在输液的内容上――药物、配药分组、液滴速度、液量、酸碱平衡的调整等。同时还配合其它有效的手段。输液千差万别，学问深着呢。 压力也是动力。当我和扎姨妈为脓肿患者手术切开引流，病情迅即缓解时；为妊娠子痫及难产患者尽力医治处理，看见婴儿哇哇着地，母子平安；看到心肌梗塞病人经抢救转危为安，情况渐好时……，作为医生的我们，还有什么比这更感欣慰和高兴的呢！ 当然，并不是所有病都能治好的，比如病情太重危或癌症患者，关键看我们是否尽力了。1976年，各卡一个6月大小男孩尼马达吉，病后3天送来就诊，我和扎姨妈拟诊为“肠套叠”，紧急处理后嘱其一定要送县医院，因需要作大手术。可家属延误了一天，送到县医院，X－光查见腹部有三个液平面，腹部扪及一大包块，肛检已扪及肠套叠。立即手术，发现从回盲部至肛门上10公分处已形成“复合型肠套叠”，切除了套叠部分，可惜于次日上午死亡。 又一个病例是50岁男性藏族社员所来，扎姨妈和我诊断为“胰腺癌”，当时县医院也做不了这种手术，一个多月后也不幸去世。 再一个让我们痛心的是，我们丹巴同组锻炼的川师陈卓明老师。1974年8月，我去道孚县办事，顺便去中学陈卓明的单身宿舍看望他，并住他屋。晚饭后聊天，他偶然提到近期精神体力不太好，食欲明显下降，有件日常看来并不大的事让他难过半天，且有上腹微痛感。这马上引起我的警觉。我仔细问了些情况后说：“你躺到床上，我给你检查一下”。我一查，吃惊不小，他的腹部剑突下肝区扪及较硬的多个包块。从他的病史和过往史，结合手触包块的感觉，我排除了肝孢囊虫和脓肿的考虑。一个可怕的诊断闪现于我脑中：左叶肝癌，中晚期。但我竭力镇静，没说是肝癌，而是对他说：“你肝上有点问题，你应该明天就到县医院检查，争取马上再到州医院，估计他们会同意你去成都医治。那儿离你老家也近些，还有老同学翁筠丽也在成都，你可以找她帮忙。”他是个比较内向的人，但听我一连串的建议后，估计心里也有不祥的预兆。果然，他第二天去了县医院，随后州医院，再到成都第三人民医院，一路绿灯。肝癌晚期确诊无疑，不幸他于1974年12月病逝于成都。他还没有来得及恋爱和结婚呢，就这样英年早逝了，真令人痛惜不止！他把自己一个中学教师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雪域高原。鲜水河为他唱送歌，道孚大地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陈卓明。 〔知识更新 求学不止〕 人每天吃饭，是为获得营养，维持生命。当医生，也要不断知识更新，求学不止。 我和扎姨妈在道孚工作期间，对重要、特殊、少见病例都作了笔记，包括病史、体检、诊断、处理、医治结果都予以记载，经验和教训也作了评述。对照病例又去查书和参考文献，对提高诊断水平很有帮助。至今翻阅起来都觉得十分亲切和宝贵。 在那忽略知识的年代，我俩都没有中止“充电”。当时我们家里私人订阅了八种杂志刊物，除了《人民画报》，另七种都是医学的。如：《中华内科学杂志》、《中华妇产科学杂志》、《国外医学》、《新医学》、《天津医药》等。因出了学校，自学就成了提高水平的重要手段，所以，这些刊物成了我们的宝贝。它们对指导我们临床实际工作起了大作用。有的内容我们作了摘录。最后，我们拆开，按疾病分类重新装订成近十个分册，至今仍然保留在江津大哥和子宁夫妇居住的老家。 结合工作中医治过的病例，参考专著的刊物，我们（以扎姨妈为主）先后写出了几篇论文或综述，如《无反应性结核病》、《肺结核的分型及其特点》、《恶性网状细胞增多症》、《结缔组织疾病》等。有的文章还寄回母校川医，以求得到老师们的继续指教。老师们对我们在这艰苦、条件差的地方，仍坚持实践与学习，不断探索，写出这么好的文章，很感欣慰和钦佩，我们也受到极大鼓舞，信心倍增。 借回内地探亲或送病人的机会，我们也不放过当面请教老师或向医生们咨询、与之探讨交流的机会。 我和扎姨妈常就病人的病情、诊断和处理、预后估计等促膝讨论，这是再好不过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机会了。 在医院内部，我们还举办过多次专题讲座，无论多少人听讲，我们都认真备课、写教案。通过这过程，进一步锤炼自己。听众也包括自己，这样可以加深自己的理解和记忆，还注意讲述方法，不仅授人以鱼，更重视授人以渔，既让学员学到理论，也让他们掌握技术和方法。 〔培训赤脚医生〕 培训赤脚医生比给内部医生讲课更难，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文化不高，医学基础知识缺乏，也作不下笔记。我们只能把复杂高深的理论，择而授之，深入浅出，多讲常见病。 还要作示范，讲要点和注意事项。比如在各卡办几个公社的赤脚医生训练班，约十多人参加，扎姨妈就先示范后，又带头伸出自己的手臂，让他（她）们练习静脉穿刺。他们中也有人真可以做得很棒。其间，还亲自带领他们巡诊、出诊。东义巡回医疗中，一对一地带他们。 通过培训，虽然他们还不能一下解决大的医治问题，但可以初步知道怎么问病史，判断病情轻重，该不该及时上送等。经我们诊断明确并开始治疗的病人，他们也可以协助送医送药或帮助换药，了解治疗效果等。有些长时间训练过的赤脚医生，已经可以独立诊治一些常见病，甚至有被报送去卫校、大学就读的。 〔调到各卡〕 自分配去道孚，夫妻大山相隔。扎姨妈一人看病、出诊又带幼小的女儿，实在太困难，都累病了。我们多次向县、区、乡领导及县卫生局局长钟银凤反映，要求将我调到各卡医院，与扎姨妈一道工作。当时的主管领导没有那么人性化，口头多次表示同情，但总推说玉柯太艰苦，难找到人顶替我，叫我耐心等待。 1975年12月的一天，我出诊刚回医院，几只喜鹊飞过身边，玉柯区委正式通知我，调各卡医院工作。难熬的等待，近四年的期盼，牛郎终于来到织女身边。各卡另一舒医生，也照顾夫妻关系，调整去到县医院工作。 玉柯工作近四年，是我一生最艰苦的年月。我尽心工作，为牧民看病，把青春和爱都奉献给了他们，那里的山山水水留下了我难忘的足迹。那里的生活，锻炼我更坚强。老乡们的厚爱，伴我踏上新的征程。 各卡，是我熟悉的地方，平时从玉柯来各卡时，这里没把我当外人，同其他医生一样看病出诊。多住些日子，县、玉柯区领导和玉柯区医院同事们也较宽容和理解。 正式调到各卡，乡干和老乡们高兴极了。不仅解决了夫妻分居的种种困难，更给我和扎姨妈的默契配合，提高医术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之后的几年，至我们回母校川医工作时，是我俩唯一同在一个单位（医院），都同样当临床医师的美好岁月。以后回川医，扎姨妈读硕士、博士研究生，留校搞病理工作，我从事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调广州中山医，她从事病理，我搞核医学，虽都从医，而又细分了，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