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保证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离奇的事情，可是他给我讲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时间地点细节，让我根本无从怀疑它们的真实性。他那么认真地看着我，眼神愤怒激动，我瞠目结舌，惊悚之感从头到尾控制着我的身体。

“他们是如何盯上你的？”好不容易，我压制住了害怕的情绪。

“不知道。这帮混蛋，真他妈的！”这个面孔如此斯文的白面书生一句又一句地骂着脏话。

“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心里不断地告诫自己冷静。

“到洛杉矶后三个月”。

“你怎么能证实呢？”

“证实？举个小例子，隔三差五，我晚上洗澡时都会有人敲窗户。我公寓楼上有个白人女邻居， 40 岁左右，白天从没见过，可晚上 9 点半左右，只要我一开门，她就会出现在门口的附近，眼神萎缩地看着我。”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你要帮我，现在没人能帮我。。。”黄暮秋的声音突然变得软弱无力。

我不断地点头，其实心里也很无助。

“搬家吧，我帮你问问同学，找找房子。”我说。

“我已经搬了三次家了。他们很快就能找到我。”

“那我和你去报警？找学校？找领事馆？。。。”我不知道还能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没用的，都没有用。”他快速地答。

我 沉默了。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

餐馆里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我们一桌。要的饭菜摆在桌上，基本没动，早已经凉透，浓重的酱油色让我看着倒胃口。店里的小姐故意地在我们旁边走过来又走过去，一遍遍地给茶壶添加热水，暗示该结帐离开了。

“你要帮我。。。”他又重复了一遍，眼睛期待地看着我。

“一定会的，”我很笃定地对他微笑，“只要我能做的，告诉我怎么帮你”。

他舒了一口气，垂下了眼睛，心情好象放松了一些。然后，他突然转变了话题，问我能不能介绍他结识阿城，说阿城曾为北大设计过校刊的标志，他很欣赏。我说当然，哪天忙完朋友们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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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杀人事件就发生了。

事隔那么久，这是我第一次坦露内心，此事至今我也未能放下，是藏在心底的磨折。

回想事发隔天，当我知道消息时，只觉得大脑断电一般刷地变成了漆黑，转圈 360 度，伸手不见五指，完完全全丧失了思维的能力。内心很难过，什么原因说不清楚，总之是五味杂陈，翻江倒海，震惊恐惧。自责悔恨，怀疑虚弱，简直都不敢静下心想。

我坐在混录间发愣，什么都不会做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担忧黄暮秋杀人后会被如何处置，更不解他为何要杀人。我一闭上眼，就想起他求助的眼神和他说的话：“你要帮我。。。”。

托尼是冷漠而从不管闲事的人，但还是看不下去，就对我说：“振作起来，每个学生的混录时间只有一星期，排在你后面的人不会因为你的情绪而推迟。”

我无表情地望着他。

托尼没有丝毫怜悯，冷冷地说：“你的朋友是幻想症，你这个笨蛋。”

幻想症？？？我的心就被像电击了，我怎么没想到？？？我怎么没感觉？？？我怎么看不出？？？难道我自己也有问题？？？如果我知道，如果我送他去看医生，如果吃几片药，如果我说了一句有用的话，那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那两个无辜的生命就不会消失，黄暮秋的大好前途就不会嘎然而止。。。其实这就是一念之差。如果。。。如果。。。，可是没有如果，覆水难收。

学过历史的人，总是时刻感受个体的卑微，像尘埃，灰尘的力量，那么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只有精神，如果能够表达，如果能够感染客体，那种力是不可估量的。陌生人之间的感应是靠天的安排，如果有超意志的东西存在的话，不知道，我不信主，主要是不喜欢那种强迫信奉的方式，但冥冥中我感受到超大力的存在。我无法不自责，我恨自己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影响他人。黄暮秋如此高傲，万不得已，他不会把内心的隐秘告诉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伸出求救的虚弱手臂，可我却没能拉住他。

托尼说他要陪我去法院看黄暮秋出庭，我不相信地看着他，他微微一笑，我从未见过这个冷面人的温和。

回想起出庭那天的情景我现在心里也不舒服，我和托尼坐在角落，相信没被人注意。我看着黄暮秋，他极为平静地坐在那里，与其说平静，不如说安详，嘴角有一丝丝不察觉的笑意，嘲讽的笑意，当然，那可能只是我的感觉。从头至尾他都是沉默。

后来，他被判精神不正常而杀人，关在监狱里的精神病院。

两个月后的一天，导演谢晋从圣塔巴巴拉打电话给我，让我周末去在 UCSB 教书的白先勇家接他，并讨论一下《最后的贵族》的剧本，改编自白的小说《谪仙记》。我开车到达圣塔巴巴拉时已过了晚餐时间，但他们还在等我，所以寒暄之后就直接去了一家牛排馆。那次是我和白先勇第一次见面，我对他的文字景仰，见面当然愉悦。谢白二人都喜欢喝酒，喝了几杯就兴奋了起来。万万没想到白先勇突然问我，说你们学校刚发生了一件学生杀人的事件，你听说了吗？那个学生可是聪明非凡，实在太太可惜了，怎么就没有朋友事先帮助和阻止呢？我一下子喉咙被卡住，什么也没有表示。于是他们就热烈地议论了起来，我那时的感觉，不瞒你们说，简直就像是个罪犯。我默默地听着他们惋惜感叹，突然鼓起勇气，挺起胸膛，说我认识他，他是我的朋友。他们俩儿很诧异地看着我，没有说话，最后问了一句，难道你不知道他生病了？我轻轻地摇了摇头。

当天夜里，聊到很晚，我就住在了圣塔巴巴拉。回到旅馆，想去洗了个热水淋浴，突然我毫无预兆地哭了起来，经过几个月后，忽然情绪溃堤，连我自己也感到讶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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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又是这个季节，我早已毕业离开了学校。

冷风里的一天，我想起了黄暮秋，就决定要去监狱看他。我开始探寻他的消息，好不容易找到了旧时的报纸，得知北加州的纳帕谷，有一个加州最大的精神病监狱，我有一个电影学院的同学，他姐姐就在那里当护士。于是，我买了一张机票，飞到了奥克兰机场，租了一辆福特车，独自往北开了 2 个多小时，到达了索诺玛。同学的姐姐把我引进监狱的接待室，狱警根据我提供的资料查找犯人，结果告知没有此人，我非常沮丧，孤独一人又开车返回旧金山，看着车窗外一层层金黄色的落叶，就像在寻找那落叶下的脚印。

回来后，我仍不甘心，继续努力，八方搜寻，终于得到了他被关在圣伯纳汀监狱的确切消息。我打电话给阿城，说我曾答应过黄暮秋要介绍你们认识，一诺千斤，你要和我一起去，阿城说好。吴天明当时也在洛城，说他也要去。

那天早上，我一起床就先开车去了圣盖博市的一家叫做“妈妈家”的外卖小馆，还未开门营业，就坐在外面的停车场等候。终于店员小姐来开门，我就把冰箱里面的卤猪脚酱牛肉豆腐干等买了一大堆。接上阿城吴天明后我们就上了路，路上我说心里有点沉重，他们则说见到朋友时要神态明朗，万不可唉声叹气。

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监狱，一切顺利。接待室的女士让我填写了一些表格，然后很快地找到了黄暮秋的资料，她让我们坐在旁边等候，还说几乎没有人来探望过黄。 5 分钟不到，有个腰上挂着枪的狱警从里面出来，叫我的名字，并让我们跟着他走。我经常看到电影里美国监狱的镜头，以为也会去一个幽暗的小窗口，拿着电话跟犯人讲话，想想要体会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微微有点儿激动。

不过狱警并没有把我们带到那里，而是出门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露天的，四周围着铁丝网的空间，面积有 20 多平米，里面有一个钉死在地上的长条木凳。我必须承认当时有点儿紧张，但表面上好像很自然镇静，别人看不出来。我把吃的东西放在木凳子上，自己也坐下，吴天明阿城都站着，阿城还把胳膊交叉在一起。

很快，黄暮秋就被带出来了，他身穿犯人的衣服，不过干干净净的，看不出丝毫的沧桑，他满脸笑容。表情那么自然，对我们的探望一点没表示出讶异，反而是我有点儿不太自然，我装的能力很差。我跟他说带来两位朋友，给他们互作介绍，看得出黄十分高兴，吴钟都是经历丰富之人，回应的很得体，就像是见到熟识的老朋友。吴天明还突然和黄说起了流利的方言，吓了我一跳，我对口音极为敏感，小小的一个特征都能迅速判断出背景，可是黄暮秋普通话说得实在太好，我居然不知道他是外地人。

探望的时间只有 30 分钟，我主要是关心他狱中的生活，每天做什么，有无危险等。他说在学弹吉它和画油画，每星期固定有心理师来找他谈话，我问谈什么？他说就像是国内一帮一，一对红，那种政治思想工作，我们都乐了。阿城问狱友呢？黄答关在这里的都是精神病人，天天鬼哭狼嚎，他刚来时觉得惊心动魄，大多数犯人需要切身的帮助。我问什么意思？他笑笑说，比如说吃饭，如果没人管，有的犯人就会永远地吃下去，直到撑死，控制不了自己。

时间过得好快， 30 分钟就像是 3 分钟，狱警走过来，说时间到了。黄暮秋有点儿不舍的样子，我把吃的东西给他，他也没表示什么，阿城拿出纸笔，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递给黄暮秋，说如果能出来，跟他联络。黄跟着狱警走了，回过一次头，我跟他招了招手。

回洛杉矶的路上我开车，不想说话，他们两个东一句西一句的聊着。

突然我问：“你们看得出黄暮秋有病吗？”

他们静默了一会儿，阿城说：“完全看不出来”。

这句话，让我心里释然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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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写下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为了放下我自己，尽管至今为止弄不明白发生这件事的必要，但我已经不想再弄明白了。人的一生里，其实都是偶然，偶然就是必然，让我体会到了宿命。万事顺其自然，看见这座山，就看不见那座山，殊途同归。

感谢叫叫星期三贴的那篇《天儿凉了。。。》的文章，让我又有了动笔的愿望；感谢梦男小兄弟提出的放下，让我今天写完就从此放下这件事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