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我小學畢業升入中學。那個時候中國廢除了升學制度，上哪個學校和現在美國實行一個辦法：劃片就近入學。你生活在哪個區，就只能上哪個區的學校，哪怕你家住在兩區交界處，你家院牆後面就是屬於另一個區的學校也不行。

當時我家附近就有一所中學，走路只有不到五分鐘的距離。這學校過去是一所民辦中學，最初是街道居委會的幾個老太婆為貧民院裡考不上中學的孩子們解決一個出路辦的，省得窮孩子們流落街頭惹事生非。本來學校連校舍都沒有，一直借用某單位的一個閒置不用的倉庫做教室。這樣的民辦中學在青島有好幾所。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教育要革命”，考試升學是資產階級迫害無產階級子弟，把無產階級子弟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最終要使紅色江山變色的陰險手段，所以立即廢除，人人都可以自動升入中學。這樣一來，民辦中學就失去了意義，本來也應當隨着教育革命壽終正寢。可是，中國的事兒，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經常不是按正常牌理出牌的。這所民辦中學不但沒被撤銷，反而因禍得福，升成半正規學校，從此理直氣壯地把學校周圍的所有小學畢業生統統納入它的旗下。

說這所民辦中學是半正規學校是因為雖然它在招生和畢業分配(俗稱就業)上已經和正規學校平起平坐，而且也建立了支部納入黨的領導之下，但青島市教育局的走資派也罷造反派也罷都看不上這些民辦中學，嫌它們丟人，把它們打入另冊，不肯直接領導它們，而是讓區教育局“小教口”負責(中學應當歸市教育局管轄，而小學才歸區教育局領導)。青島正規的中學都是按數碼編號的，例如青島一中青島二中青島三十九中，而這些前民辦中學則通通採用上海的命名法，一個學校起一個特殊名字，例如新華中學、曙光中學等。這種被編外列入另冊的待遇讓人們管所有的民辦中學統稱“補丁”(我們學校叫“市北中學”，人稱“市北大補丁”，自稱“北大”)。所以當時在青島，只要你一報學校的名字，人人皆知你是民辦“補丁”上的一根線頭。

本來這民辦“市北中學”在離我家很遠的地方，就是劃片也劃不到我頭上。誰知，自從升為半正規以後，新領導新氣象，不僅大肆招兵買馬，而且說動了上級領導給它撥款批地，在我家附近一個原日本兵營的養馬場上蓋起了四層樓的新校舍，民辦中學鳥槍換炮了！

這下子我倒霉了，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不上這所中學。也不光我，周圍大學宿舍、海軍宿舍、以及小洋樓里的資本家的後代們從此都得到民辦中學裡受教育。民辦中學缺乏合格的師資，全校僅一名師範學院藝術系畢業生(當年不服從組織分配在家待業)，文革開始後大學停辦，就算它升成半正規也沒有大學畢業生分來。學校就從社會上閒雜人員里招了些人來充數。比如，我的數學老師在我入學前還是附近菜店賣醬油的，我老早就認識她，和她做過無數次BUSINESS，天曉得她懂不懂代數幾何。這樣的師資力量怎麼能辦正規教育？所以，當人家正規中學的學生都學物理、化學的時候，我們民辦中學的學生學“工業”、“農業”；人家正規中學課堂上講的是牛頓三大定律，我們課堂上講定滑輪動滑輪；人家講酸鹼鹽，我們講“小麥種子的構造” 。

其實這還不是最要緊的。在文革時代，學校里教什麼根本就不重要。反正大家最終的出路要麼去工廠做工，要麼去鄉下種地，你知道解析幾何、牛頓三大定律又有什麼用？“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要是學生本身不想念書，別說是賣醬油的，你就是請來陳省身教數學也是白搭。後來我是轉學到青島有名的好中學去了，班裡同學還不是照樣有得是在高中快畢業時物理化學兩本課本掉了書皮就分不清哪本是哪本的？就是我自己，1977年夏天高中畢業時也僅僅知道物理有個公式F=ma，具體這是什麼意思，F代表什麼，m、a各自代表什麼那就都不知道了。

關鍵是這民辦中學的校風太差！民謠唱：“民辦民辦，光輝燦爛，十個學生，九個混蛋。”學校過去的學生都是些貧民院裡的野孩子，打架鬥毆偷雞摸狗個個是好手，過去就很難管。這校風就這麼傳下來了。現在又文革了，老師失去了權威，學校簡直可以說無法無天。在這學校里讀書，必須遵循“叢林法則”，拳頭大的是哥哥。雖然學校現在NO DISCRIMINATION地招生，可學生的來源基本還是以周圍的造船廠、發電廠、橡膠廠宿舍的產業工人子弟為主加上一些大雜院裡的孩子。上課時老師在台上講，台下學生說笑打鬧得象在開茶話會，而且公然在課桌間亂躥。學校的大樓蓋了個天井式，從缺口進入學校的無論你是校長還是普通學生，進入缺口後都得立即鑽到過道下面，否則至少有二百口唾沫會從四層樓上飛下來。大樓的樓梯很窄很陡又沒有扶手，下樓梯所有人都背貼着牆側着身子下，否則極有可能被你壓根兒就不認識的人從背後一把推下去摔個鼻青臉腫。校園裡男生抽煙隨處可見，甚至連一年級的女生都有抽的。

我自然不想在這學校念下去，也沒有人願意在這學校念下去。我那時個子長得瘦小，又因為在小學多年和一群女孩一起演節目宣傳毛澤東思想估計搞得很SISSY，所以經常挨揍，甚至有時連班裡幾個比較野的女生都敢抽我嘴巴子。可是，人家民辦中學是很講究尊嚴的，你怎麼能嫌自己學校不好呢？想跑？連門兒都沒有！學校把關極嚴，只許轉進(哪有轉進的！)不准轉出，想轉學得校長批准。再說，轉學總得有個理由，我什麼理由都沒有，實在無法開口。

後來，發生了一件事，讓我下定決心非轉走不可，沒有理由創造理由也要轉走。

班上有個女同學，父親是橡膠廠的工程師。這女孩小學就和我同學，只是她在三排我在四排(那時全國軍事化，學校里年級是連，班級是排)，但我倆都是宣傳隊的成員，彼此很熟但不怎麼講話。上中學後我倆都分在一連二排，又都進入“大補丁”的宣傳隊。當時“補丁”的宣傳隊演“白毛女”序幕，這女孩在場上跳一個背着面口袋交租子摔倒被狗腿子抽了一鞭子的少女。有一天，宣傳隊中午要到外面演出，我們下第2節課後就要集合，化妝後乘車出發。這女孩忘記從家裡帶面袋子做道具了，她家住的比較遠，下課後回家拿面袋子再回來怕來不及。而我家比較近，她就寫了一張字條讓其他女同學遞過來，希望我能回家拿條面袋子借給她用。

這事兒做得本身就欠妥當。那是什麼年代呀，男女同學之間說句話兒都招嫌疑的，女生怎麼可以給男生遞字條？哪象今天，初中女生到醫院刮宮都不算新聞。更要命的是她在字條上的稱謂：“親愛的GSO，請你……。”

我當時看見“親愛的”的就嚇了一跳。好歹我還是見過些世面的，知道人家小姑娘用得是洋人的手法，並不是真把我當作“親愛的”。可這字條是從教室後面傳過來的，雖然經過的是女同學的手，誰又擔保沒人打開看過？中國人，尤其是小孩子，並不是很尊重別人的隱私權的。爺爺！這讓人看見了可怎麼解釋嘛！

當我回過頭用眼光向她示意我願意效勞的時候，我已經發現了幾個女生曖昧的笑臉。果然，沒過幾天，GSO和那小姑娘是“親愛的” 就已經人人皆知了。不用說，那小姑娘是主要的靶子，字條是她寫的，我不過是受害者而已。可是，孩子們還管那些？明明知道你無辜也要借題發揮大肆渲染。這事兒如果是在正常情況下老師出面干涉有可能會好一些，但我們的班主任，一個白俄和中國人混血的“二毛子”，對無產階級革命後代充滿了感情，對我們這些出身不那麼根紅苗正的學生無比憎惡，從來就看不慣我，經常找我的喳。現在她不光不做說服勸解工作，反而跟着添油加醋。有一次班級勞動打掃衛生，而我要參加演出因此穿得乾乾淨淨從同學身邊路過，她當着學生的面故意陰陽怪氣地問我穿戴這麼整齊是不是要跟我“親愛的”去約會，其實她明知道我要演出。我恨得撲上去咬她一口的心都有。前些年我回國，老同學問我要不要去看望她，我告訴他們什麼時候開這臭娘兒們的批鬥會，你們一定要通知我參加。

後來那女孩忍受不了圍攻嘲弄據說精神有些失常她家裡就讓她休學了。剩下我一個人，每天去上學都成了很大的精神壓力。我父母當時在單位里“運動”得七葷八素，根本顧不上管我。我要想傳學，得自己想辦法。我有一個父親是海軍軍官的好朋友，他本來也被劃片到“補丁”上學，而人家就讓他爸爸手下的一個幹事到學校說了一句“我們首長的孩子要轉學”，學校領導就一個屁都沒敢放地讓他轉走了，甚至連問問這“首長”有多大都沒敢問，其實他爸爸不過是一個宣傳處長，手下僅僅管着幾個放電影的大兵而已。我想讓他請那幹事去學校再來一次“首長兒子轉學“，可後來覺得自己有“檔案” 在學校，怕玩不轉反而連累人家解放軍。

學校負責宣傳隊的那位唯一大學畢業生老師對我很同情，尤其是在那女孩休學以後。他說他可以幫我轉走。他利用校長不在家，工宣隊暫時代理職權的時候，說服了工宣隊同意我轉學。星期六下午，我到工宣隊辦公室找到負責人準備蓋章，結果找不到管章的人了，工宣隊師傅讓我星期一再來。到了星期一我再去辦的時候，校長回來了！一口就把我回絕了，再怎麼解釋工宣隊已經同意了也沒用。

天無絕人之路。我和青島三十九中某副校長的兒子成了朋友。這副校長娶了一個同性戀女人，老婆在公園裡和另一女人親嘴摸奶時被治安聯防逮個正着，判了三年勞教。校長在家寂寞得很。我會下象棋，在同齡的孩子裡算下得好的。副校長也喜歡下棋，但是個臭棋簍子，比他下得好的成年人都不屑跟他玩，他就拉着我這個孩子跟他下，只有我會在每次都勝他之後還繼續跟他下。後來我聽說他當中學校長，就告訴他我想轉學。他一口答應，說是如果我想去三十九中，明天就可以去學校找他。我興奮地跑回家告訴我母親，我母親不太相信，覺得哪有那麼簡單，“補丁”不開證明怎麼轉？我說副校長講不需要證明，我母親還是半信半疑，但又覺得校長不至於耍弄小孩子，就帶我去校長家落實。校長解釋他安插個學生易如反掌，什麼檔案不檔案的，中學生有什麼檔案？一張學生登記表而已，到了三十九中再填一張就完了。“補丁”那邊根本就不要理它，它愛咋咋的，你就從此不照面了，看它還能咬下你個俅來！

就這麼着，我第二天就去了三十九中，從此和民辦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