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友根州的法蘭克·鍾給《橋牌世界》去信說：我覺得貴刊有個有趣的題目可寫，即
介紹一下美國代表隊在參加國際大賽前是如何備戰的。他們是不是坐下來相互打盤式橋牌
？有沒有約別的橋牌隊進行練習賽？我特別有興趣想知道教練是幹什麼的？有關這方面的
文章我尚未見過。

編輯部於是撰寫了下文：
多年來，美國國家隊的賽前準備工作做法很不一樣，從毫不訓練到實行極周詳的計劃
都有過。配對的搭檔通常都自己進行準備，但整個隊的正式訓練程序則沒有標準化的規定
。現行的制度保證國家代表隊必須是曾經組成一隊參加過至少一次重大賽，而且曾參與兩
次特長的選拔賽。以前還曾規定，一個橋牌隊被選作國家代表隊後，須參加緊接着的兩次
全國大賽。這規定因與牌手的職業制有所牴觸而被廢除了。目前作法是，隊長一般會安排
一系列練習，對手方所使用的會是日後世界冠軍賽敵方所用的叫牌體制。
有一屆的美國隊實行一種有趣的訓練方法。為了熟悉強敵意大利隊的叫牌體制及掌握
對付它的辦法，兩對搭檔在打牌練習中規定，先開叫的一方須使用某種意大利體制例為羅
馬制，對手方則應用各種對付羅馬制的約定叫法。這種辦法在理論上不錯，在實際上卻並
不順利。牌隊一位主將看了同伴開叫羅馬1C的牌後異常震驚，並拒絕再這樣練下去。他叫
嚷：“他們如果真的這樣開叫，我們不用練習也能打敗他們。”但天啊！他錯了。
國家隊教練的職責有二：一是作為多種體制專家，他確保隊員了解自己和敵方的叫法
；二是在比賽時作為隊長的助手。但一個教練實際上起到的作用大小，因其本人的本領和
品性，以及隊員對他所作判斷的信任程度和隊長的意願而異。有的教練在世界冠軍賽前花
了好幾個星期時間同隊員們一起工作，有的則直至到了世界賽的現場才向隊長報到。比賽
中，有的教練同隊長一塊商量每輪的出戰陣容，有的則只當隊長的雜差勤務員。有的教練
對隊員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例如某次奧林匹克大賽，隊員的對立面是12對不同的搭檔，教
練便把眾多有一定水平的旁觀者組織起來，同他們一起工作。這樣，在每輪比賽前，教練
都能將偵察得到每對敵手的叫牌體制，打牌風格和出牌方法等，對隊員詳細指導），有的
只對隊長有些用處，更有少數教練是隨隊出國旅行觀光。
教練輔導和賽前練習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這很難說。我們備戰最充分和教練最棒的
牌隊，多數還是輸了。我們1976年的國家隊是近十五年來練習最少和教練最軟（隊員曾拒
絕他當教練）的一個牌隊，卻在百慕大杯決賽中擊敗意大利蘭隊。謹慎的備戰和勤勉的教
導可能產生一些邊際利益（marginal benefit），但冠軍的贏得，仍須依靠冠軍們現場作
戰的勇氣、技巧和判斷力。
以上譯自1977年8月號《橋牌世界》。到了十年後的今日，情況又如何呢？1988年2月
號英國《橋牌國際》介紹英國隊教練大衛·柏恩的文章中有這番話：
約十八個月前，大衛開始加入英橋協的青年委員會工作，接着他充當英國隊赴荷蘭比
賽的教練。因該戰輔導工作出色，他被委任為參加牙買加世界冠軍賽英國代表隊的教練。
你可能會問：教練的實際功能會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這樣想象：清晨六點，隊員們穿着
運動服在進行五英哩跑步，大衛騎着自行車手拿擴音筒在旁邊喝着。你們當中大概有人還
記得本雜誌在三十年代一篇連載文章中說過：“教練”對一個名叫“新丁”的傢伙，是怎
樣責怪他犯錯誤的。引用力斯·麥基在“耗田漫步”文內的話是，“教練”是“具有希特
勒某些成份的一位自大狂。”
拋開幻想不提，真實生活力，教練把隊長的工作擴大了，他保證整個隊都熟悉這場比
賽的管理規則。他絕少輔導隊員怎樣叫牌打牌，但他如精通敵方的方法，便會設法找出敵
方的弱點，並針對其特別不平常的叫牌，幫助自己隊員改良應付的辦法。這樣做是很花時
間的。在將和瑞典隊比賽當天清晨3點，當隊員早已安寢之際，大衛·柏恩還是一個人在
辛勤地工作着。
《橋牌國際》1987年4月號介紹1985年威尼斯杯冠軍英國女子隊教練葛斯·卡打烏特
的貢獻時說：
在賽前，女隊第三對搭檔布利恩那和史葛鍾斯是新湊起來的，卡打烏特為了改進她們
的配合做了大量工作。他還下大力研究對付強不叫體制的辦法。到了聖保羅，他不但每天
都討論新發生的特殊問題，還在每天吃早點時候，交出一份有關當天比賽敵隊的詳細資料
，包括敵方每對搭檔叫法主要特色的摘要，以及她們怪異表現的記錄。每日賽後說明，他
做的工作都是極有價值和令人敬佩的。
英橋協對競選參加國家女子隊的訓練課程極繁重，如頭兩個周末的課程包括：打牌技
巧（作莊、防禦和信號），叫牌體制及心理戰術，爭叫（擴大叫品涵義和低階、高階逼叫
性的不叫），犧牲叫，對付不正常叫牌的方法，蓋叫等。當然還有打牌實習和事後的分析
評論，都屬教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