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問何智麗再追溯往事真相 打敗鄧亞萍為何哭泣？
http://sports.sina.com.cn 2007年03月23日09:55 新民周刊
　　20年前一次對既定程序的斗膽衝撞，在今天居然仍有着如此巨大的效應，這恐怕是何智麗始料未及的。1000多萬次的網絡點擊，既彰顯着現代網絡通信技術帶來的無窮力量，也考量着傳統時空中人們的偏激或冷靜，放棄或堅持。

　　在過去的幾周里，新民周刊連續刊發了《何智麗：我想有個家》和《“何智麗現象”今昔》兩篇報道，早已從公眾視線中淡出的何智麗，再次成為“熱點人物”，各種截然不同的意見在網絡平台上劍拔弩張。

　　20年，是歷史長河中的短暫一瞬，對於何智麗，卻是人生最為豐實的積累。過去的歲月，她似乎必須為自己的選擇承受種種歷練。但今天，她也許可以選擇一份淡定和從容。面對撲面而來的爭議，事實是最完美的答案。葉永烈先生這些年始終追蹤着何智麗，內情細節，瞭然於胸。新民周刊今天給予讀者，只是一段觸手可及的往事真相。

　　筆者近日在《新民周刊》上的兩個連續報道：《何智麗：我想有個家》和《“何智麗現象”今昔》，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原本幾乎被人遺忘的乒壇名將何智麗，因此成為社會熱議話題。而圍繞着何智麗的一系列舊事也被一一重提，這些往事中包括“讓球風波”、“廣島復仇”等。作為長期跟蹤並深度報道何智麗的專業作者，筆者在這裡通過《新民周刊》再次揭秘這些關於何智麗的一樁樁往事，就廣大讀者爭議最多的三個關鍵性問題做出答覆。

　　乒乓讓球始於1961年

　　1987年在第三十九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何智麗無視教練讓球安排，一舉奪魁的事件，當年經筆者首次詳盡披露後，何智麗及其讓球形成了“風波”，引起社會廣泛而強烈的關注。從那時起，筆者就開始走訪諸多知情人，細細探索中國乒乓球隊的讓球史。由於各種原因，很多揭示鮮為人知內情的第一手資料，十多年來都未曾示人，今天，筆者在這裡整理了出來。

　　中國乒壇上的第一次讓球，發生在1961年。

　　時逢第二十六屆世乒賽在北京舉行。進入男子單打前四名的，清一色是中國大將：莊則棟，李富榮，張燮林，徐寅生。應該說，男單金牌已“鐵定”屬於中國，至於究竟誰是世界冠軍，照程序比賽就行了。

　　就在半決賽即將舉行的前一天晚上11時，北京華僑飯店，一個重要的會議正在進行中。中國組委會成員全體出席，主持會議的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賀龍元帥。

　　賀老總酷愛打籃球，早在延安時期他就組織“戰鬥籃球隊”，以體育運動的形式開展大練兵。正因為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他成為首任國家體委主任。會議一開始，賀老總語出驚人：“這一次男單，誰來當冠軍？”按照賀老總的意思，冠軍要在這個會議上產生！一點也不錯，賀龍說：“我們叫誰當，誰就當了。”

　　於是，組委會的委員們、教練們就“誰來當冠軍”展開協商。

　　最後，還是賀老總一錘定音。據當時出席會議的上海隊教練回憶，賀龍提議：“是不是讓莊則棟當冠軍？”賀龍的理由是：“讓小莊當冠軍有兩個理由，一是他在團體賽當中立了功，二是他代表首都。”就這樣，會議確定了男單冠軍為莊則棟。

　　為了確保莊則棟當男單冠軍，當晚的會議確定：賀龍親自找徐寅生談話，上海隊教練找張燮林做工作，而把打通李富榮思想的工作交給了中國乒乓球隊教練傅其芳。徐寅生和張燮林都是聰明人。賀老總對徐寅生一說“這一次，黨和人民委屈你了……”，徐寅生馬上表示願意讓球。張燮林同樣表示“服從組織決定”。只有李富榮雖然口頭上接受了，但畢竟透露出一股不悅的情緒。

　　半決賽開始了。按照事先的計劃，徐寅生“順利地”輸給了莊則棟，而張燮林則“順利地”敗給了李富榮。

　　決賽開始了。多少雙眼睛緊盯着在墨綠色長方桌上飛舞的銀球。除了極少數掌握高度機密的人士之外，誰都未曾想到，冠軍在比賽前已經確定！

　　然而，計划進行得並不順利。中國的反讓球英雄，差一點不是26年後的何智麗，而是當年的李富榮！

　　李富榮上場後，居然以21：16拿下了第一局。那時候實行的是三局兩勝制，倘若李富榮再贏莊則棟一局，那麼世界冠軍就不是“計劃”中的莊則棟，而是李富榮。

　　教練傅其芳焦急萬分，乘換場時提醒李富榮必須讓球。這時，李富榮反問傅其芳：“沒有規定我要以0：2輸給小莊，打成1：2為什麼不可以？！”

　　最後，李富榮連輸兩局，按照“計劃”讓球給了莊則棟。莊則棟成為當屆的世界冠軍！

　　由此可見，產生於20世紀60年代初特殊背景下的讓球，從一開始就與“國家利益”無關。緊接着，在1963年、1965年舉行的第二十七屆、二十八屆世乒賽上，進入男子單打決賽的都是莊則棟和李富榮。李富榮又兩次奉命讓球給莊則棟，原因同樣與“國家利益”無關，而是要按照“計劃”生產出一個“三連冠”！

　　讓球，在當時是絕對保密的，就連莊則棟也只知道李富榮的後兩次讓球，並不知道那第一次讓球。正因為這樣，筆者在採訪莊則棟時，他說，“李富榮讓過我兩次”。

　　事實上，即使“真槍實彈”，莊則棟未必不能“三連冠”，而讓球反而使他的三座冠軍獎盃蒙上了不光彩的陰影。莊則棟贏得並不高興，他高舉單打冠軍獎盃時，總是說“我代表集體來領獎”。

　　然而，當年懊喪的李富榮，成為中國體育官員後卻同樣在中國乒乓球隊內推行“讓球戰術”，對何智麗進行了“討伐”。

　　很多事是如此地令人費解。2002年9月，中國女排發生“讓球事件”：在德國舉行的世界女排錦標賽上，教練陳忠和給中國女排“授計”，先是在小組賽中以0∶3讓球給名不見經傳的希臘隊，進入複賽後再以0∶3讓球給過去的手下敗將韓國隊。陳忠和通過這樣“精確”的算計，先後避開中國女排的強敵俄羅斯隊和意大利隊。這兩場“讓球”確實把中國女排“讓”進了四強。這是中國女排當時5年來在國際大賽中獲得的最好成績。但球迷們並不領情，紛紛責罵中國女排打“假球”！打“黑球”！人們尖銳地質問：到底是尊重體育道德重要，還是注重體育成績重要？

　　當時身為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的李富榮，在負責處理這一事件時明確地表示，堅決反對“讓球”，認為這是“方向性的失誤”！他批評中國女排主教練陳忠和說：“這兩場故意輸球，一場對希臘、一場對韓國，我認為這兩場球違反了體育道德、違背體育精神。是用不正當手段獲取成績，是一起打假球的醜聞，它不是簡單的技術、戰術問題，而是一次方向性的、大的失誤。”

　　從當年奉命讓球，推行乒乓讓球，到反對女排讓球，李富榮內心的甜酸苦辣，誰人知？

　　何智麗與焦志敏的“互讓”

　　從1961年的中國乒乓球隊隊員內部互讓開始，讓球逐漸發展到中國隊向“友好國家”讓球。

　　李富榮三讓隊友莊則棟，成了“讓球英雄”，而中國的另一位“讓球英雄”張立則是奉命讓球給“兄弟”朝鮮隊。

　　張立，山東泰安人。1964年選入河南乒乓球隊。1965年選入中國乒乓球隊。她左手直拍快攻打法，攻球速度快，力量大。在1973年第三十二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得女子單打第三名之後，進步飛速，躍為中國乒乓女隊第一主力。在1975年的第三十三屆世乒賽和1977年的第三十四屆世乒賽上，張立都進入決賽，與朝鮮選手朴英順遭遇。張立兩度奉命讓球，把世界冠軍拱手讓給朴英順。

　　朴英順回到朝鮮後，受到元首般的盛大歡迎。朴英順面對千千萬萬朝鮮民眾，大談如何“力壓群芳”，仿佛壓根兒沒有發生過張立的讓球事件！

　　而張立，兩度讓掉世乒賽女子單打冠軍後，變得成績平平，以至她的名字對於今日中國民眾來說是那麼的陌生！

　　“文革”結束之後，讓球在中國乒乓球隊被披上“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的美麗光環，不斷被濫用。何智麗之所以膽敢反抗讓球，除了有孫梅英這樣的乒壇老將的鼎力支持，另一個原因是她自己對讓球有着切膚之痛。

　　何智麗曾在採訪中告訴筆者，1986年9月30日，她22歲生日時，正在漢城參加第十屆亞運會，中國隊的隊友們給她送來生日大蛋糕。為了慶賀生日，她特地到漢城亞運村的理髮館修整了髮型。當她理完髮，走出理髮館時，在門口台階上遇見“李頭”──隊員們對李富榮的習慣稱呼，他通知何智麗：“我們研究了一下，你今天‘讓’給焦志敏！”這天，何智麗和焦志敏雙雙進入亞運會女子乒乓半決賽。

　　何智麗實在無法理解，進入決賽的都是中國選手，為什麼還要她讓球呢？何智麗去找徐寅生。徐寅生用安慰的口氣對她說：“不要緊，下一回‘讓’給你。”

　　何智麗遵命了。但是，從此，何智麗與隊領導的關係變得緊張，與焦志敏產生了矛盾。

　　第十屆亞運會剛剛結束，第八屆亞洲乒乓球錦標賽在深圳拉開帷幕。不料，進入女子單打決賽的，依然是何智麗和焦志敏。這一回，“李頭”又通知何智麗：“你再‘讓’一次！”

　　何智麗怎麼也不服這口氣，急急去找孫梅英。孫梅英站出來說話了：“徐寅生不是說過，下一回‘讓’給何智麗嗎？”徐寅生承認自己在漢城說過這話，但他說：“我說的下一回，不是指這一次！”

　　由於孫梅英據理力爭，最後領導改變了決定：“好吧，這一次焦志敏‘讓’給何智麗。”

　　雖說是一場假戲，運動員還得真做。在球場上和電視機屏幕前成千上萬雙熱心觀眾面前，何智麗和焦志敏也算演技一流：

　　第一局，焦志敏先勝，21：17，以求製造一點“緊張氣氛”。第二局，何智麗“沉着應戰”，來了個反攻，21：16，扳回一局。一比一了，觀眾們也興奮起來，覺得太“精彩”了。第三局，21：14，何智麗終於“大勝”！

　　其實，她倆的這場戲，是把第十屆亞運會女子單打冠亞軍之戰倒過來演一遍罷了：那一回，焦志敏以二比一勝何智麗；這一回，何智麗則以二比一勝焦志敏！

　　值得一提的是，焦志敏並沒有像何智麗那樣對讓球表現得情緒很大，所以她有幸參加了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然而，她在半決賽中奉命讓球給李惠芬，這使她陷入無言的痛苦之中。漢城奧運會後，焦志敏決定離開中國乒乓球隊。離隊後，她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對於讓球我不想說得更多，我只想說，我已經讓過四次了，這次讓球，我實在思想上一點準備都沒有。我本可以再打兩三年，現在我不想再打下去了。”

　　一問：

　　何智麗對讓球持“雙重標準”？

　　“叛逆”第三十九屆世乒賽後，何智麗受到許多人的批評和質疑。其中除了“不服從組織紀律”之外，還有人說何智麗對讓球持“雙重標準”，即在從前八名進入前四名的時候，何智麗接受了陳靜的讓球。這樣的批評聲浪，直到這次“網絡風波”中，仍有不少網友舊事重提。

　　關於此事，何智麗這樣告訴筆者：中國乒乓球隊的內部讓球，有時候通知上場的雙方，有時候只告知作出讓球的一方，並不告知被讓的一方——原因是讓球畢竟要讓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當時，她與陳靜的比賽就屬於這種情況。

　　當時要陳靜讓球給何智麗，是中國乒乓球總教練許紹發和女隊主教練張燮林等人在賽前匆匆碰頭決定的，理由是管建華如果贏不了李粉姬，由何智麗去打李粉姬更穩妥一些，於是決定讓陳靜“放”何智麗上來。然而，負責做陳靜工作的張燮林在忙亂中竟把這件事給忘了。開賽之後，陳靜以21：19先勝一局，張燮林在中局休息時通知陳靜讓球。於是，陳靜連輸三局，何智麗這才以三比一獲勝進入半決賽。

　　正因為何智麗被蒙在鼓裡，所以她當時斷然否認陳靜曾經讓球給她。直到教練張燮林說出真相，何智麗才知道了陳靜讓球之事。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中國乒乓球隊那數不清的比賽中，讓球使中國乒乓球隊的內部人際關係越變越複雜。

　　何智麗奪得第三十九屆世乒賽女單冠軍，使中國乒乓球隊領導異常震怒。何智麗的勝利，不僅表明讓球是錯誤的，而且表明在技術分析層面上讓球的決定也是錯誤的。因為何智麗既然能夠在決賽中打敗韓國的梁英子，那麼為什麼要她讓球給管建華呢？

　　在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上，中國乒乓球隊領導又一次做出同樣的錯誤分析和判斷：

　　進入男單半決賽時的形勢是韓國柳承敏對瑞典老瓦(人們對年已四十的瑞典老將瓦爾德內爾的親切稱呼)、中國王皓對中國王勵勤。中國乒乓球隊領導以為，韓國柳承敏對瑞典老瓦，勢必老瓦出線，而王皓比王勵勤更能對付老瓦，於是做出要王勵勤讓球給王皓(儘管至今中國乒乓球隊領導仍矢口否認王勵勤讓球給王皓，但是眾多媒體和電視觀眾都提出了“讓球”質疑)。

　　有“讓球”之嫌的這次比賽，結局出乎中國乒乓球隊領導的意料：韓國柳承敏戰勝了瑞典老瓦，而王皓又以二比四負於柳承敏，於是奧運會男子單打冠軍金牌落入韓國柳承敏之手！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王勵勤在與瑞典老將瓦爾德內爾爭奪笫三名時獲勝，一舉得到了銅牌。這清楚表明當時以為王勵勤難以戰勝老瓦的判斷是完全錯誤的，如同當年錯誤判斷何智麗勝不了梁英子一樣。

　　事後，僥倖獲得金牌的韓國柳承敏對記者說：“如果決賽對手不是王皓而是王勵勤的話，自己很難從中國人手中搶到金牌。”就連柳承敏也耳聞王勵勤奉命讓球給王皓，他說：“中國隊讓沒讓球我不知道，但在決賽中我當然更願意碰王皓！因為，王勵勤是中國男乒的NO.1�熣l都不願意和他在決賽中相遇。而且，像讓球這樣的事，在韓國是無法想象的，就我個人認為，中國男乒不應該讓球。”

　　二問：

　　為什麼用日語答中國記者問？

　　關於何智麗爭議的焦點之二，是1994年何智麗(當年名為小山智麗)為日本隊奪取的那塊亞運會女子乒乓單打金牌。

　　這塊金牌雖說只是亞運會金牌，其實卻是世界級的，因為何智麗所擊敗的是兩個奧運會冠軍和兩個世乒賽冠軍：陳靜是漢城奧運會(即第二十四屆奧運會�犉古遗畣喂谲姡粏碳t是第四十屆世乒賽女單冠軍；鄧亞萍是第四十一屆世乒賽以及巴塞羅那奧運會(即第二十五屆奧運會�犈畣喂谲姟Ｋ�以，何智麗這塊金牌的分量格外重。另外，就年齡而言，何智麗當年已30歲，陳靜比何智麗小4歲；喬紅比何智麗小5歲；鄧亞萍則比何智麗小9歲。

　　就乒乓技術而言，陳靜是“左手生膠”，喬紅是“兩面反膠”，鄧亞萍是“長膠怪板”，各有特點都很難對付。何智麗能夠在一天之內採用三種不同的方法戰勝這樣三位不同打法的對手，表明她的乒乓技術全面，基本功非常紮實。

　　何智麗的廣島之勝，還有另一層意思：六年前不讓她代表中國參加奧運會的決定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六年後的勝利表明她仍是世界女子乒乓單打的“NO.1”。

　　這回舊事重提，網友們對於何智麗廣島奪金的質疑有三。

　　質疑之一是何智麗每勝一個球，都要喊一聲“喲西”，很多網友認為這是何智麗“復仇”的表現。

　　有人在博客中寫道：“在滿場日本人的助威聲中，她每打一個好球就高喊一聲‘喲西’，故意刺激中國觀眾的神經。”(引自“山不相逢水相逢的BLOG”)還有人寫道：“當年廣島亞運會上，她的那聲‘喲西’至今想起來還頭皮發麻。覺得，中國人不喜歡她並不是因為她在讓球風波上的態度，而是她這種漠視民族情感的行徑。那聲喊叫已烙在了國人的骨髓上，所以根本不可能再接受她。”(引自“冰兒的BLOG”)想象力豐富的網友，甚至聯想到電影中侵華日軍在屠殺中國人時高喊“喲西”。

　　對此，何智麗對筆者說，“喲西”是她在日本練球時養成的習慣。她不光是在跟鄧亞萍決賽時喊“喲西”，在參加日本國內比賽時，面對日本選手也喊“喲西”。

　　由於“喲西”引起熱烈的爭議，一位日語專業的liaoliao網友在自己的博客上說：對於網絡上說的何智麗比賽時喜歡說“喲西”，本人專業學的是日語，不敢說很精通，但也略知一二，“喲西”在日語中是非常常見的表達感嘆的口頭語(雖然大部分是男士在用)，對於在日本生活過多年的人來說，在興奮、激動的時候說這個詞是很正常的。

　　質疑之二是何智麗在獲勝之後答中國記者問時為什麼講日語？這一舉動被說成是何智麗實在過於“矯情”。一篇題為“何智麗難以獲得國人諒解”的博客文章指出：“比賽結束後面對中國記者的提問，竟然讓翻譯先把漢語翻成日語，她再用日語回答，並通過翻譯再翻成漢語回答給中國記者。”

　　何智麗對此的解釋是，當時在場的還有許多日本記者，採訪地點又是在日本的廣島，而她的身份是日本乒乓球隊的隊員，在這種場合下她講日語是很正常的。

　　質疑之三是何智麗的賽後感言。據網友說當年何智麗曾這樣說：“我為擁有日本這樣的祖國而感到自豪！”“她用日語對她丈夫說‘我終於戰勝支那人了’！”“我的最大的心願就是打敗中國人！”網絡上對此一片譴責聲，

　　然而，這些網友所引述的何智麗賽後感言，沒有一位是註明出處的。也就是說，大都是在13年之後憑印象說話，往往越傳越走樣。好記性不如爛筆頭。要做到“言之有據”，應當以當時的原始記錄為準。我保存了何智麗在廣島獲勝的翌日——1994年10月14日的《光明日報》，刊載了該報特派記者羅京生和駐東京記者陳志江從廣島發出的電訊，記述了何智麗在賽後接受日本NHK電視台的採訪的感言原文：

　　“我對今天能戰勝奧運會女子單打冠軍鄧亞萍感到非常高興。這比我作為中國選手獲勝時還要高興。這是我八年來第一次在大賽中奪取冠軍。來日本後，我有六年時間沒有參加大型比賽，但在我丈夫的指導下，技術有了很大提高。我明年在世界錦標賽上，還將作為日本隊的一員，爭取為日本奪取新的獎牌，以回報日本觀眾和新聞界對我的期待和鼓勵。”

　　三問：

　　打敗鄧亞萍時為啥哭泣？

　　應當說，在獲勝之後處於高度興奮的何智麗，是站在日本隊隊員的立場上說出的這番話。這樣的賽後感言，即便沒有如同許多網友憑記憶所回憶的那些話那麼嚴重，卻也確實深深刺痛了廣大中國百姓的心。對此，筆者與何智麗有過一段對話——

　　筆者：你那樣講話，儘管從你的角度也許確實如此，但是你在獲勝感言中應當首先提到祖國——中國對你的培養，提到比賽是為了增強中日友誼，因為你當時的身份是“中國的女兒，日本的媳婦”，並不完全是日本隊隊員。

　　何智麗：當時的心情確實極為激動。10月13日這天，連挫三員世界最高水平的女將，我從未有過的這樣戰績。為了這一勝利，我苦苦訓練了不知多少個日日夜夜。打敗的雖然是鄧亞萍，其實打敗的是不讓我參加奧運會的人，感覺終於出了這口氣。

　　筆者：在你戰勝鄧亞萍時，鄧亞萍哭了，你也哭了。鄧亞萍輸了球，心中很難過，所以她的哭，容易理解。你為什麼在勝利時哭了？對於你的哭，中國報刊有好多解釋。你自己說，你為什麼哭？

　　何智麗：當時我非常激動，所以我哭了。我的哭，包含好多意思。一是我的勝利來之不易。六年哪�牉榱诉@天的勝利，我足足拼搏了六年�牰�是能夠打敗鄧亞萍，太令我興奮了。她好像是世界上的‘神’一樣，捧得不得了。她太傲氣了。她對記者說，我和何智麗不是一個時代的。確實，我是以前的老冠軍，我拿世界冠軍時，你連坐板凳的資格都還沒有呢。你90年代的冠軍輸給80年代的冠軍，你丟臉。這一回，鄧亞萍輸了，這才終於說，我一定要努力，不然打不過何智麗。三是我的恩師孫梅英去世了。她看不到我的這一重大勝利。我傷心。她在1993年還到日本，教了我三個月，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應該說，獲勝感言是否得體，取決於運動員本身的思想修養與文化涵養。何智麗從小就全身心投入乒乓球運動，相對而言，文化素養比較欠缺。

　　婚姻失敗之時再次失言

　　家庭的破裂對於何智麗來說是沉重的打擊。其中的主要責任在於小山英之，在於第三者的插足。然而，何智麗也有責任，那就是全力以赴於球賽，沒有給家庭以溫馨。在1994年何智麗獲得廣島亞運會金牌之後，她與小山英之在事業上也經常發生矛盾，漸行漸遠。

　　何智麗曾對筆者這樣說起她的婚姻：“英之正是從這時開始飄飄然起來。他原本性格內向、沉默寡言，但是由於我的日語講得不好，很多場合由他代替我講話，因此話變得多起來。他開始向別人吹噓自己這個‘伯樂’是如何了不起。也正是從這時起，他時刻把‘你贏是因為有了我’這句話掛在了嘴上。此後，我們相繼受到長叭教練以及前首相橋本等重要人物的邀請和款待。這時，英之變得越發傲慢起來，甚至用蔑視的口吻對我說：‘你應該感謝我。’雖然他掛着乒乓球部教練的頭銜，但實際上隊員在訓練時，他只是胳膊交叉着坐在椅子上，什麼也不管，他的乒乓球水平甚至還不及中學乒乓球隊員，因此根本不可能進行指導。但是，在周圍一些人的吹捧下，他錯把自己當成了了不起的總教練。”

　　在感情已經亮起紅燈的情況下，何智麗依然只忙於練球，以致第三者乘虛而入。

　　在何智麗決定與小山英之對簿公堂之時，情緒萬分激動的她再次重演了1994年出言不慎的失誤。中國有句老話，“絕交不出惡聲”，尤其是夫妻之間。然而，面對日本記者的採訪，何智麗大談夫家是“可怕的家庭”，在那裡受到的白眼與迫害，這與她初嫁小山家時的答記者問所說的嫁到“中日友好之家”大相徑庭，前後矛盾。原本說“在我丈夫的指導下，技術有了很大提高”，如今又說“他的乒乓球水平甚至還不及中學乒乓球隊員”。

　　在她遠嫁東瀛之前，她的恩師孫梅英曾經對筆者說，真擔心文化修養不高的小何嫁到日本那樣高層次的家庭能否適應？確實，何智麗為人剛烈，不善於在處理重要問題時三思而言，三思而行。更何況在她代表日本獲勝之際，在她家庭蒙受不幸之際，日本記者往往希冀在她身上做文章，甚至要把自己要說的話放在她的嘴巴里講，她的不慎言論正是給這些不懷好意的日本記者提供了機會，無意之中損壞了自己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