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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金敬迈，是一把硬骨头

多数人知道金敬迈是因为他的作品《欧阳海之歌》，发行量近3000万册，仅次于当时的《毛选》，并创下中国小说发行量之最。

《欧阳海之歌》轰动全国，金敬迈可谓一夜成名，绝对不亚于当今的某些超级明星。江青几次胡乱批改《欧阳海之歌》后，又通过总政治部首长转达命令，让金敬迈去浙江写另一个据说是为了抢救“红卫兵”而牺牲的人物。

金敬迈是江青派去的，军委又特别交代过，南京军区当然待如上宾。南京军区的几位大作家已经开始收集素材，一听说金某人来了，这是江青派来的人，惹不起，把手头上的资料、构想、提纲一一奉上。金敬迈非常为难，他认为剽窃他人的劳动成果是最丢人的事。

当时报纸上已经开始宣传这个人物了：“1966年10月10日凌晨，他守卫在钱塘江大桥上。2时34分，由南昌开往北京的列车向大桥飞驰而来，他突然发现离他40多米的铁轨上，横着一根大木头。为保证列车的安全，他不假思索地抱住大木头跃出铁轨。列车安全地停在大桥上，而他却在火车强大气流冲撞下壮烈牺牲。”金敬迈对这样的说法进行了反复核实，他在桥上站了一个月的岗，观察琢磨了一个月。那座桥是交通枢纽，每10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通过，整座大桥灯火通明，阶级敌人想绕过岗哨在铁轨上放根棍子，企图将火车颠覆，是没有可能的。战士是夜里两点钟上岗的，夜班一个小时，事情发生在2点34分，是他上岗后的 34分钟，阶级敌人怎么可能在他的眼皮底下完成这一罪恶勾当？再说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是1.435米。作为罪证的棍子长度只有1.35米，根本搭不上铁轨，细细的一根木棍，怎么能把火车颠覆呢？当有群众提出这个疑问，有人又将木棍换成水泥的，30毫米见方，且里面没有钢筋，火车一压就碎。这样仍然有人表示怀疑，最后干脆水泥棍也不见了，说是交给“有关部门鉴定”去了。

金敬迈遇上了一个天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江青交下来的。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对红卫兵的态度被当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而大大小小的 “走资派”都被认为是对红卫兵怀有“刻骨仇恨”的。江青的意思很明确：阶级敌人仇恨“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铁证”就是这根“棍子”，说明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说明不打倒“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天下就不会太平——这是个很动听的故事，这是一个十分有力的证据。问题是金敬迈上哪里去找这样一个替死的“走资派”哩？他要把这个谎话编“圆”，必须把浙江省委书记或者是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拉来当替死鬼不可，否则他就无法完成江青交下来的任务。天有多大，难题就有多大。

党内很多人都对江青畏惧三分。金敬迈是个小兵，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得罪无产阶级的“伟大旗手”。如果紧跟照办，硬着头皮胡编乱造，历史能饶过他？事情的发动者往往平安无事，而被迫的追随者，哪一个不是头破血流身败名裂？

历史总要前进的。过了今天还有明天。金敬迈既不敢提出异议，又坚决不愿伪造事实，万般无奈中他只好向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求救。当金敬迈赶去北京等候江青接见时，肖华非常严肃地再三叮嘱说：这样的问题当然不能在江青面前提。以后我们再想办法。以后呢，以后还是没有提。

来到北京，江青一见面就劈头盖脸地训了金敬迈一顿，诸如“你金敬迈真是个大作家呀，在我面前，你要老实点。我问你，你到底是哪个司令部的？”当时金敬迈一头雾水，不知道所训为何，后来才明白，这是江青对他迟迟不按照她的指示修改《欧阳海之歌》，迟迟拿不出另一本“迫害红卫兵”的小说不满，也是在起用金敬迈之前给他的下马威。果然不久中央决定接管文化部，具体工作由金敬迈负责。金敬迈从一个普通的创作员被推上了云端。他知道一场更大的不幸已经开始。

所谓的“中央文革文艺组”，江青是组长，金敬迈是具体工作“负责人”。他只呆了123天，就被抓了起来，随后又关进了秦城监狱，连关押监禁带劳动改造和“挂起来”前后11年。滔天罪行有两个：一是收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也就是收集江青的黑材料；二是阴谋绑架迫害毛主席。两条罪状一个目的：要置这个小兵于死地。“绑架迫害”一说完全是无中生有，他一个文化人，连枪都不会打，一个人能对付得了8341部队？这种无稽之谈不必赘述。而收集“黑材料”，还真值得一说，如果不是金敬迈还有根骨头，不是他不愿意见死不救，他是完全有可能躲过这场牢狱之灾的。

1967 年6月份，电影家协会的资料馆被造反派占领了，红卫兵要在旧报纸、旧杂志里面找那些登过“反共声明”、“退党启事”、“悔过书”的叛徒，一找到就把他们列入“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去。鬼都知道，这是为了给刘少奇罗织罪名，以便打而倒之。资料馆里一位姓舒的同事很敏感，建议把馆里1930年代有关江青的电影资料收上来。结果金敬迈去请示戚本禹时，让江青撞了正着，她当即发了一通脾气，说：收什么，收什么？你们让它扩散嘛，扩散嘛！她发完火噔噔噔就走了。领导也生气了，说这样的事情还请示什么？还不赶紧收上来！资料由工作人员全收到了文艺组。金敬迈先后向“中央文革”，向谢富治、汪东兴作了汇报。这些大领导都说，知道了，先放在你们文艺组。“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组长王广宇给了一个保险柜，资料全部锁在里边。

不久，具体收电影资料的两个同志被半夜提到人民大会堂，谢富治、吴法宪负责审问，说他们是背着组织搜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两个同志都吓哭了。金说：哭什么，大男人，不就是杀头吗？这事我负责。接着金敬迈去找领导，说这事不是向你汇报过吗，怎么是“背着组织”呢？这位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竟然说他“记不得”这件事了。金反复向他描述汇报时的情景和彼此的对话，他仍然矢口否认，不敢沾江青的边，硬要金敬迈拿出文字报告。这位副总理满脸紧张，再三说问题如此严重，可千万不能血口喷人。金敬迈很难过，不是为什么大祸临头，是为一场“文化大革命”彻底扭曲了人的本性而悲哀：一些领导也曾枪林弹雨，也曾出生入死，当年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如今在浩劫之中，在江青面前竟然畏首畏尾，保命成为其惟一目的。金敬迈想：佛争一炉香，人争一口气，无非是掉脑袋，我心甘情愿做这个屈死鬼。为了救出两位无辜的好同志，他给更高领导写信，详细报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他惟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

遗憾的是这位领导把信直接转给了江青。这令金敬迈彻底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仅收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还污蔑江青、谢富治等多位领导人，连同莫须有的“绑架谋害毛主席”罪名，金敬迈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铐上手铐关进了大牢。

摘自《北京晚报》

蔡岫/文

http://skb.hebnews.cn/20060314/ca66595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