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医学之门】 进入二级基础课，是真的跨入医学之门。 正常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师资力量强，所储藏尸体达几百具，在全国医学院校中首屈一指，故我们当年能4人解剖一具尸体（现在据说是数十人才解剖一具）。老师教同学们要严肃，尊重死者，因为他们为了医学贡献出了珍贵的肉身。从外到内，从上到下，从器官到系统，，老师在尸体台上一一指认、演示，同学们从畏惧到认真仔细学习，兴趣越来越浓，有的甚至也敢三三两两去尸体旁复习。此外，我们还每两人借去一箱尸骨标本回宿舍，对照书本、图谱反复学习。平时在校园散步时，也常常记背那人的全身208块骨头以及它们的功能，什么肌肉附着点，血管、神经穿行的部位等。再聪明的人，这些内容也够他记的。我的记忆力不够强，只得多下功夫了。 医学微生物学、人体寄生虫学和药理学与疾病密切相关，大家的学习积极性顿时高涨。显微镜下观察的病原菌及特殊的结构如细菌鞭毛、芽孢、荚膜是那么复杂，一夜之间便可以从一个细菌培养出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细菌。实验操作很多，内容真是太丰富了。寄生虫学的王振义教授非常知名。 生物化学（生化）是公认较难的学科，因其较抽象，理论较深，实验少。陈俊杰老师把核酸DNA的结构形象地比喻为“二龙抱柱”，恐怕是同学们认为最生动难忘的了。为了证明人体内的三羧酸循环要最终进行到底，产生ATP能量、水和二氧化碳，必须要有碳水化合物的参与。在年级征集了几名“自愿者”，两天内只吃肉、蛋白、脂肪，不吃大米、面粉、糖等碳水化合物。那时，困难时期尚未结束，几个人倒是过了一次食瘾，但经检查尿液，都是“酮尿”，对身体不利。因此，人们如果饮酒吃肉但不吃饭，三羧酸循环不能进行到底，对身体、对肝脏有害的概念已扎根于每个同学心中。生物化学是非常重要的学科，临床输液的电解质平衡离不开生化，尤其发展到今天，对核酸的了解，分子生物学的迅猛发展，都离不开生化。 生理学的青蛙心脏、肌肉的实验最有趣，连接“烟鼓”的蛙心、肌肉，滴上含不同离子的电解质，其兴奋性立即改变，画出的曲线一目了然。 进入桥梁学科大家更兴奋了。川医的病理很强大，在全国都属冒尖的。江晴芬、陈钦材教授也全国知名。还云集了杨光华（后曾任校长）、徐世麟、姚先莹、李蜀华、刘正明、杭正标、郑志仁、何光熙、陈加铭、孙维刚、谭永淑、张贤良等一大批专家、教授。江教授的讲课十分生动，病例特别多，深入浅出，最容易理解和记忆。我们最喜欢病理标本陈列室，因为那里病种、病例和标本量特别多，真是要有尽有，过目难忘，是最直观的学习宝地。带我实习课的是郑志仁老师，他十分注重启发思维，抓重点，批改绘图也很仔细，我获益很多。 通过学习二级基础课和桥梁学科，我们就有一种冲动和欲望，那就是快到医院临床实践吧，快学临床课吧！ 【临床基本功】 川医的临床，出名的专家、教授众多，主治医师在我们心目中都很了不起，真是藏龙卧虎，称得上是“西南一霸”。在这样名师遍地的医院里受教育、学本领，是我们的福气。 是否能当好一名医师，关键看是否具有扎实的基本功。这些包括坚实的基础理论，充满逻辑思维的临床技巧。比如问病史，起初我们问得简单而无头绪，但老师的问话既有重点，又含有诊断和鉴别诊断。我从老师那里逐渐学习体会，自己不断实践，才积累起来并掌握临床基本功。 诊断学基础课告诉了我们最基本的知识，要在临床实践中多应用才能掌握。望、扪、扣、听是检查病人的基本功。 我们初进临床是见习阶段，以看、听为主。第二阶段才是实习，既要看听，又要操作，一切按正规医生来要求，只是没有处方权。开处方后要经主管医师签字才有效。疑难和关键的操作或手术，我们还只能看或当第一、第二甚至第三助手。 内科的大教授很多，如心血管的罗德诚、尹秋熙，呼吸的陈文彬，消化的张光儒，内分泌的梁尽忠，血液的邓长安等。带我们组的是令人佩服的张尚志主治医师，我是实习组长。记得有一次叫我们听“二尖瓣开瓣拍节音”，这是比较难的，不易听清和鉴别，老师一一询问我们。问到一个同学，他说不出特点，问他是否听清，他说“似乎听到了”。老师说：“不能似乎，要确切，听到就是听到，没听到就是没听到。”这对我也有很大启发，一点都马虎不得。 新病人入院，要写全病历，查房要作病历报告，由实习医师或住院医师完成。开始我们手拿一个本子或纸到床旁问病人病史，问一下记一下。查体也是，查两下又记一下，这就是实习医生。看见有的医生不带纸，不当场纪录，在问查完以后却可以一气呵成写完全病历，几十上百个数据全无差错。当主治医师或主任、教授查房时，有的下级医生或实习生背不出病历，汇报也不得要领，深问答不出，这时会遭到上级医师的无情批评。可有的医师汇报时，有条不紊，数据无错，思维清晰，分析得当，诊断和鉴别诊断贴实在理。大家对这后一类医师特别佩服。他们也常会受到上级医师的当众夸奖。我们实习生也暗暗向他们学习。实际上这是一种职业习惯和技能，也体现基本功。如果基础没打好，即或硬背下一些东西或数据，但诊断缺乏依据，叙述体现不出鉴别诊断，分析不得要领，处理自然有欠合理。这就是差距，就是基本功。 我们年级的见习（第三年）和上一年级的实习常被安排在一起。一般是有问题先问他们，当他们答不出来或不完善时，再问我们，常常我们会答得头头是道。老师们都知道68级的“厉害”，学生中也彼此心知肚明，我们年级常以此骄傲。两个年级考入院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这一切。因上年级高考时，很讲家庭出身，而我们考时重在成绩（考分），是收分很高的。据说我们当年考上与被淘汰是1：20. 临到实习后期，我基本上可以做到问病查体不当场记录而写出一份常受老师夸赞的全病历；查房报告病史也可以做到成竹在胸，不看记录，叙述井井有条了。这是通过反复的实践养成的，也是实习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常说的训练有素就是这个意思。 转到我们去外科时，主要在儿外科，收治的肠梗阻病人很多，带我的是余廷泽老师。在消化、骨外进行了见习，不如内科那么深入，重在常见外科疾病的诊断及处理原则。外科医生都很“洒脱“，他们有句口头禅“打开才知道”，意思是事前不管你对病如何分析判断，最终还是要“打开”（即手术）才算数。多数外科的病，通过手术效果都很好，能完全解决问题，康复出院，称得上干脆利落。这是外科性质决定的，很多外科医生都因此而骄傲，也令我们敬佩。但风险和压力也很大，那种本就属于抢救的手术，也可能“下不了台”，尤其危重症多的该大医院，救不过来的也就不算很少。当一个外科医师，不仅要具备高超的技术，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同时还要有强壮的体魄。因为大手术一站就是几小时或十多个小时。颅脑外科的吴和光一级教授（也是副院长）和高立达教授、骨外科的曹振家教授、普外的邓显昭和郑光琪教授，儿外的彭明惺老师等，在当时都是同学们心目中的“偶像”。尤其高教授的讲课、病情分析和手术等，都特具“风度”。 带有一定外科性质的妇产科又具另外特色。这种病人全是女性，可医师很多是男性，原因是手术需体力。我们在妇产科的见实习较完整，在病房，很多疑难病都遇到过，在门诊则多为常见病。妇女的确要承受比男性多得多的病痛，有的对外是“难言之隐”，只有在医师面前才能敞开心扉，并盼求“一治了之”。有一天，正当我在妇科门诊时，碰见在川大的中学同学来就诊，有点尴尬。不过很快就检查确诊了，只是暂时性的炎症。此外，还有一次，同学们都在跟着老教授乐以成看病，一位年轻女子进门叙述病情后，面对这么多实习生，而且还有很多男的，就不肯上检查床。乐教授火了，“我们就是教学医院，不培养接班人，以后谁给你们看病呀？如果不愿意，以后就去其它地方看！“那病人虽边还流泪，也就接受检查了。当然，我们不敢这么对病人发火，不过，站在病人角度也可以理解。还有一次，当晚我参加值班，川医产房每天都很忙，那天一次推进去临待产的就有4个产妇。一般都是顺产，初产妇生产时吃力些。有一位工学院的老师是高龄初产妇，临产时，嘱其怎么用力都生不下来，她也很疼，又哭又喊：“不生了，不生了，我受不了啦！”最后，只好作紧急处理，终于生下一个胖小子，产妇破涕为笑！ 我就是在这种忙而有序，每天都面临新问题环境中学当医生的。 结核病在那时社会上还很多。我在结核病科时间不短，收获很大，川医收治的病人几乎包揽所有的病种，而我都看到了。我亲自管过几个病人，陈文彬教授对我们非常耐心，他很有学识，经验丰富，教学得法。带我读片、查房、给病人治疗，每个环节都十分认真，我也认真学，作了不少笔记。这之前，刚好我在图书馆读过一本白求恩的传记，他就曾患过严重肺结核，那时世界上还没有发明抗结核的特效药。肺结核被称为“不治之症”。他虽已是欧洲著名外科医生也束手无策，体质下降还不断咯血，无奈地等待死亡。某一天，他偶然知道了一个医生提出的设想：即用气胸或气腹加压，造成病灶缺氧，从而使病灶内结核菌死亡，以便到达治愈活动性肺结核的目的。白求恩再三要求愿作第一个受试者。结果效果之好出人意外。因此，白求恩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接受气胸、气腹治疗肺结核的人。我特别认真而又带着浓厚的兴趣，参加了病房肺结核的气胸或气腹治疗，加上当时已使用的抗结核几种特效药，结核病并不可怕，已成为可治之症。那时我就在想，假如丁象权大舅能赶上这个年代就好了。我同其他多数同学一样，进入临床阶段后，非常“亡命”，只嫌时间不够，星期天几乎也都泡进去了。晚上去病房更是常事，可以追问更详细的病史，查看病人，抄录病历。经常碰见主治医师或教授晚上也去病房。这就是医师的责任心，这就是当时从事这个职业的人的习惯。我最喜欢夜值班，这时就可以参加夜查房，有更多而直接的机会向老师学习、请教。王曾礼老师在收治新病人当晚必去病房，查房时一条二款地分析，思路非常清晰，对我教育很多，我受益匪浅。 我们在临床时，喜欢参加“CPC”（临床--病理讨论会）。某临床科室事先将很疑难的病例（有的尚在诊治，有的甚至已经死亡），除了病理报告资料，其它临床资料在全院讨论会上报告。然后各科医师就诊断、鉴别诊断、处理意见各抒己见，讨论一般非常热烈。有时还将病人带来。。最后，由权威的病理医师将送检标本或尸解所见结果及分析诊断结论向大会报告。当病理诊断与临床医师的诊断截然不同时，常令全场哑然。有些平时很骄傲的医师也不得不服从“判决”，因为病理医师就是他们的“法官”。“CPC”对提高诊断水平有很大促进作用，因此大受欢迎。 解放后，在“发扬祖国传统医学，中西医相结合”的政策指引下，各医学院校几乎都设置了祖国医学课—中医课。川医也不例外。老师讲授中医理论后，我们主要实习针灸。老教授黄圣源功底深，威望高，人们称之“针灸圣手”，他教手法。门诊病人由我们辨证施治处方，经他修改后，教我们针刺。一段时间实习后，一般疾病都能针灸施治。毕业后，在当医师时，也偶有应用。 【学习方式方法的转变】 与中学相比，各方面都有很大反差。就学习而言，教材厚多了，学科多了，内容难度增加了。老师讲得少，自学得多，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占重要位置。庞大丰富藏书的图书馆如何应用？广阔的临床怎么去学习实践？我不断转变着学习的方式方法，不仅仅停留在适应，而是要去“攻读”，要去“攻克难关”，要去“攻克堡垒”！ 开始一段时间，总爱拿中学那套学习方法来套，可一点不灵。老师讲得津津有味，下来看书常常难以对应，甚至书上根本没有。慢慢体会到并不是每一科都像《人解》那样以书为准的。经常是专心听讲，就忘了或少记了笔记，“打字机”似的记笔记又不容易贯通领会老师的讲课，在矛盾中摸索学习。 多看教材后，逐渐懂得抓重点、要点。比如，每一篇章，序首和段首多为最重要的概括要点，文中则为证据予以阐述，难点常有典型例子予以佐证。我把这种学习方法自称为“还原法”。 图书馆有非常丰富的藏书，每个学生有三张借书卡。开始不知道如何选择参考书，后来，我主要借两种。一种是阐明有关教科书难点或作很好补充的书。另一是概括张目要点的书。特别是进入临床后，很爱借列表或图示各类相关疾病要点以及明示发展梗概的书，将精华部分抄录下来。那时没有复印机，只有靠手抄。这对我帮助很大。 进入大二后，利用周末，我将重点学科的每一章或一个阶段进行小结。爱自行设制纵横项目列表示之；有的不便列表，则用“框流图”方式进行概括总结。这一方法，揉进了教科书、参考书和自己的理解于一体，一目了然，浓缩精华，便于复习和保存。二哥在我入学时，祝贺我考上川医，特别送了我一本很厚而非常精致的日记本。我把它用在了这“刀刃上”。到我毕业时，先后有这种笔记本约5本。 临床见实习中，我还有一个自称为“怀揣宝”的小笔记本。主要用于病房查房时，记老师讲的要点。因教学医院的关系，上级医师功底都很好，善于将书本、文献与经验性的东西概括地在查房中给同学们介绍、提示。尤其是诊断和鉴别诊断要点，十分宝贵。前述的王曾礼、张尚志、高立达等老师记忆力都惊人，都是这方面的高师。遇到类似机会，我便及时记在“宝本”上。典型病例，文献杂志要点，病房会诊讨论等，我也立时“记录在案”。 我的这种总结方法，尤其“框流图”方法，影响了我一生。毕业后当医师，回校当老师，调中山医工作中，都常用这种方法。它让我养成了思考问题、分析事物、处理问题都要抓要点的习惯和思维模式，贯穿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大学时的上述笔记保留至今。当时要好的同学常借去看，后来我侄女查筠里在川医临床实习和留校当医师时，也借了几本去看。（她现在美国洛杉矶当医师。） 医68级刻苦攻读是出名的。在校时，课外复习、看书有几种方式和地点。在寝室，每人一张书桌，一格衣柜，大小凳子各一张，看书方便，还可兼作其它事，不用外出，去拿书方便，节约时间。不足的是干扰多，易走神,容易互相闲聊，晚上十点就灭灯；漫步校园，有美丽的风景作伴，空气清新，独自一人，可以背诵或朗读，便于记忆。不足的是环境太优美，也容易受影响，不易专注; 第三个场所是宝贵的，也是我们年级选择最多的，那就是图书馆和三教学楼阶梯教室。虽然各教学楼晚上都开放，但大家就爱去这两个地方，而且要“抢位、占位”。你没见，吃饭时叫人留饭，轮流叫人去图书馆或三楼117教室等位、占位。晚7点，图书馆门一开，挤在门外的“侯位大军”一拥而入，奔向各大桌子，书一撒，占据座位。图书馆老师们见此“景观”，也常报以善意一笑，他们乐意见到这种“不文明”行为，因为这是在为医学而“冲锋陷阵”！图书馆看书特别安静，宽大的桌子便于同时摆几本书，容易集中精力。不足的是10点钟要关门。而三楼阶梯教室几乎成了我们年级的“专用之地”。一张桌四个座位，虽彼此挨近，但全场鸦雀无声，看书都十分专注，效果非常好，一小时顶几个小时。不足的仍是10点关灯（期末备考期间通宵不关灯）。 经历过这些场面，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刻苦攻读”，在那种环境熏陶下，还有几个不努力的“浪子”呢？人生能有几次博？对学生来讲，这不正是在博吗？ 我们年级人才济济，各自学习方法、风格也不同。如理解型，则用心听讲，重在理解，作笔记不多；笔记型，有讲必记，记的速度也快，生怕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不漏掉精华，事后方便复习；有的则无笔记本，择而记之，多记批于书眉、空白行间，集中精力理解；择记，阶段整理。班上同学中，这四种都有，效果都有好的，因人而异，适合自己就好。我从他们那里吸取了不少长处，以补己短。 考试种种 学习就有考试，通过考试可以刺激学习，发现不足，加深印象。因此，考试也是学习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不过，大家虽已“身经百战”，但总还是怕考试。 基础课时，常有“即兴考试”。一般在老师讲课前或下课前10分钟，只要老师一看手表说“请同学们拿张纸出来”，那就是即兴考试，就作一个题。实验课是以小班或小组为单位，有时也这样。组胚、微生物学、寄生虫学、人体解剖学、病理学的实验课当堂绘图比较多，绘图显示你对内容重点的理解、概括、掌握、表达情况，也看得出一个人的绘画基本功。老师要作简评和记分，算作一种考察吧。 再就是阶段性考试，一般为一小时。如人解考试，除笔试外，还要考标本。包括箭头标在神经、血管或骨的某部位等，每人在一标本前，一分钟转位。组胚、病理、微生物、寄生虫都类似。 临床考试又不同，很严格。一般有笔试、面试和问病史、查体等。如妇产科，我们除作题外，还一个一个接受老师面试，题可以由浅入深，面由窄到宽，有发挥余地，同时也能测试出一个学生的知识面和能力。 儿科的那次结业考试令我们终身难忘。考试前一周，不准学生进病房，老师们换了一批病人，新收一批病号。考那天，病历牌都收走了。我们4人一组去到病房，推选一人问病史，另一人主查体。之后4人就诊断、鉴别诊断、治疗等可以讨论。最后，每个人轮流单独去老师房间接受面试。要我们概要叙述病史，作出诊断和鉴别诊断，说出依据。需要了解何项检查，老师可以告诉你，然后谈处理意见。这种考试不免有些紧张，一旦开始就好了，老师也启发让你放松。接受我们考试的那个病儿，病情很重，查体时我们都不忍心全面翻动，个别检查我们放弃了。在老师面前予以说明。老师对我们的作法予以了肯定和表扬，说以病儿病情为重做得对。我对该儿的诊断是“急性浸润性肺结核、粟粒性肺结核、结核性腹膜炎、重度消化不良、重度营养不良”等五个疾病诊断，分别提出了诊断依据，处理治疗方案。老师给予了我好评。因病情太重，两天后，患儿死亡了，要作尸体解剖。经我们要求得到同意后，全体去观看了尸解。结果证实我们的诊断全是对的，尸解还发现有“肝结核、结核性脑膜炎”，实际表明是“粟粒性结核全身播散”。这样的考试，真是比讲课生动得多，是收获颇大的学习。之后，我把全过程都作了笔记。 以上种种仅仅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考试。真正的考试却是工作中面对病人，那是没有试卷，只有答案，唯有效果和群众口碑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