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我爱的人 我是被动分去甘孜州的，崽儿姨妈是主动要求去那艰苦地方的，我知道后不禁敬佩这位女性。我们有幸分在同一锻炼小组。 在川医时，我俩不在一个中班，相识而不熟。丹巴劳动中，逐渐有深入的了解。她在原班上年龄小，个头不高，女生们称她“小幺妹”，聪明、好学、接受和领悟能力强，成绩拔尖，在前几名。曾在校广播站播音员普通话诗歌朗诵比赛中获第一名。性格上一直都有点害羞，有时见着男生都要绕道而行。 崽儿姨妈的父亲解放前曾任中学校长，解放初在两个学校教数理化，深受学生欢迎。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不久屈死他乡。其母亲也是教师。崽儿姨妈作为长女，与坚强的母亲一道，带着三个弟妹共度艰辛的岁月。 特殊的年代、家庭和环境，铸就了她坚忍不拔、执著上进的精神、吃苦耐劳、诚恳待人的性格。丹巴劳动，稻城行军，从不叫苦，决不在男生面前示弱，几次生病，没有减弱她的意志。我多次希望帮她，常遭到婉言谢绝，也许是我的方法方式不当。她单纯，正如川医一位老师评价那样，说她象单细胞生物“草履虫”，她的同班同学中则有人评价她“似水晶样透明”、“一根肠子通屁股”等。她很谦虚，从不自夸，也不为自己辩解。一羽示风向，一草示水流。其实，她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有独特的人生见解，我与她交往中逐渐体会到这点。也许这就是：真正的天才是产生在高度谦虚当中的。 丹巴劳动中，崽儿姨妈很幸运地与翁XX一见如故，她俩住在同一屋，亲若姐妹，无话不谈，彼此温暖着对方的心。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友谊的力量是巨大的。她俩的友情持续至今。 她分去高原后，其母亲的脊柱病逐渐严重，行走困难，右手失去行动能力。她在丹巴买了大金梨、核桃、白糖等，装了重重一箱，加上背包，找到一个货车，坐在车厢上面晕来晃去到了雅安，再长途转车回到重庆去看望妈妈和弟妹们，发现当“地道知青”的弟妹们十分困难，甚至缺衣少鞋，决定向丹巴的同伴发出求救电报，其中崽儿爸和李XX立即汇了200元给祖兰，解决了弟妹们的燃眉之急。（我那时正送病人到泸定，没能帮上忙）。崽儿姨妈后来守信地分月还清了两人的借款。稻城巡回医疗结束，分配后，她也买了当时内地买不到的牛肉干、蜂糖等回家。这种孝心和责任感深深感动了我。我看到了她那颗金子般的心！ 通过相互了解和交往，我对她始终都有好感和关照，有了爱，但没有说出来。连乡干和同组有的人都认为我俩是般配的一对。有的同学已经在为我们牵线搭桥。后来崽儿姨妈告诉我，那时同组的也有另外几位男生在追求她，向她用各种方式表达，她都婉言谢绝了。 我不怕听到不爱的理由，但怕听不到理由的拒绝。我认定崽儿姨妈就是我爱的人。于是，我通过翁XX转交了一封信给崽儿姨妈，明确表示希望建立恋爱关系。托翁转交，以便有一个回旋余地。她没有很快表示同意，但也没有拒绝，这给了我希望和机会。 这期间，我把以上情况写信告诉了我的哥哥姐姐们，二哥鼓励我，并来信写到：“你们不仅是同学，还是战友、同志和同行，象这样志同道合结成的终身伴侣，是非常有益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并比喻性指教我“软绳能缚猛虎”。有一次，我借崽儿姨妈回重庆之际，托她给姐姐捎东西去，姐姐将我的过去情况夸耀了一番（对崽儿姨妈不适合），并带回了几本语录分送给大家。 记得我与崽儿姨妈一次实质性的交心是在稻城进行的，那是在等待赴东义区的日子里。她的主要顾虑有两点。一是我俩家庭出身都不好，组成家庭不是黑在一起了吗？社会压力会很大。我说，家庭出身不由自己选择，但前途可由自己定。我相信目前社会上的出身歧视是暂时的，很多中央首长的家庭出身不也是不好吗？我俩家庭的教育难道不好吗？我从来就不看轻自己和家里的人，越在别人歧视我们的时候，越要有志气和信心。夹着尾巴做人不等于是夹着尾巴不当人……。其二，她怕母亲的病会遗传给子女，万一遗传给自己了，会给我增添累赘。我说，从医学角度讲，遗传不是没有可能，但不能把推测和万一的可能当现实。而且，现在一点影子都没有，不能说就不谈恋爱、不结婚了呀！万一遗传上了，谁也无法预料，正如每个人一生中患病一样，谁能预见呢？有了病就正视事实并积极治疗吧。况且随着医学的发展，这病总有一天可以被征服的。我们共同关照你妈妈的病总比你一个人强呀！这两个问题的提出，说明崽儿姨妈的成熟、诚恳和对未来的严肃思索。 至于其他的顾虑，我也尽自己掌握的情况予以分析。经过我的解释分析后，她似乎放下了包袱，也看到了我的真心。不久她就写信征求其母亲的意见了，但口头上没对我讲。稻城行军路上，每天早上我给她打被盖卷，晚上搭铺，她也没拒绝了。在促成我俩好成的人中，除翁XX外，最热心积极的莫过于耕噶、罗XX、熊XX和杨XX了！他们单独多次找崽儿姨妈做工作，说同我好不会错。 我俩的恋爱没有浪漫的过程，却有知心知底的根基。最后确定关系前，趁回家探亲的机会，她先带我去永川见了她的堂二哥苏XX和二嫂王XX，去江津见了她伯爷伯娘和其他七个堂兄、姐妹。我被现场“巡展”和考察了一番，看来是过关了。随后又到了她家。第一次见到她慈爱的母亲和弟妹。其间也到了我们家，先后分别见到了几个哥、姐和弟，尤其还去到我童年生活的油溪和吴滩农村。这样，我俩的终身大事基本定下来了。 “情思绕，旁人知多少。情海无边烟云遮，赤心无暇胸中跳。云开红日照！” 最后，康定分配时，我俩要求分到一个地方。按当时原则，成对的一般都分得远一些，条件差一些的地方，单身的会适当得到照顾。但由于我俩一直表现很好，分办十分了解，加上许多同学主动找分办反映，要求照顾我们。在那涉及自身分配利益的情况下，无私地为我们讲话，表明了友谊的珍贵和分量，也间接表明我们的表现和为人得到大家的认可，从心里我们很得慰籍。最后，州分办要我俩从南到北各七个县中任选一个，我们选了道孚县。就这样，我俩被分配去了条件较好的道孚县。之后我俩一道又回重庆探了一次亲，准备结婚办喜事。 1970年，严冬刚过，春风送暖，万树吐芽，我和崽儿姨妈回重庆沉浸在即将成婚的喜悦中。突然得知，我姐夫患了急性白血病！我们想把婚期推迟，可关哥哥拉着我们的手动情地表示，希望看到我们按原计划成婚，并表示祝贺，还把一只外国手表戴在崽儿姨妈手腕上。姐姐也拿出关哥哥上海出差刚买回的、当时市面上难买到的高级水果糖当喜糖。我俩接受了亲人们的祝福，但没有举办任何形式的婚礼，就算正式结婚了。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我俩返回康定时领取了结婚证。真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同年五月二十一日，我们敬重的关哥哥留下他可亲的英容笑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和崽儿姨妈在道孚惊闻这个噩耗，都无比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