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喜大悲的一九七六年 唐山大地震后不久，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大地同悲，举国哀悼。我写了一首长诗缅怀这位人民衷心爱戴的好总理。 几个月后，人民敬重的朱德委员长病逝。 同年9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群山低头致哀，江河奔涌哭泣。亿万人民同悲，举行各式各样的吊念活动，伴着“东方红”和“国际歌”乐曲送别这位领袖和伟人。我和祖兰都分别写了长诗，告别“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中国这只大航船向何处去？在中央，暗流涌动，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善良的八亿中国人，翘首望着北京城，盼望正义，盼望着美好的未来。 上天自有安排。毛主席追悼会没过几天，在华国峰、叶剑英等领导的精心筹谋下，一举粉碎了万恶的王、张、江、姚“四人帮”。那是金秋的十月，欢腾的十月。 这真是大悲大喜的一年，历史罕见，世界罕有。 次年7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8月，人民拥戴、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复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由邓小平掌舵，改革开放从零开始了计时。科学的春天也即将到来。 科学春天的到来 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面对文革造成的满目苍痍，经济崩溃、教育下滑，痛心疾首。他力挽狂澜，召开一系列科教战线座谈会。 〔科技春潮涌动〕 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发表后，科学大会的召开，“知识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邓小平自甘当科教的“后勤部长”，全国群情激奋，热血沸腾。我们在高原迎来了曙光与春风。这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无比重要的讯息――科技要大上快上，快速发展，急需人才，知识分子有望了，我们有望了！ 我和扎姨妈拼命学习，在平时学习基础上，有计划、有系统地再次补充整理了若干本笔记。重要的有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等基础理论以及诊断学基础、内、外、妇、儿等临床学科。还撰写了专业论文征得母校老师的指教。 记得当时还悄悄传看一个手抄本《第二次握手》，触动很大。 涌动！涌动！科技春潮涌动，热血也在涌动！ 〔秘密备战〕 形势发展比预料的还快，1978年春，中央决定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同时有关高校和科技院（所）将招收研究生。 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可高考不属于我们，报考研究生又不敢想，能吗？来得及吗？县里会放吗？怎么备考？怎么考？一系列的问题摆在面前。但“考研”象强大的磁铁吸引着我们。 机会，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抓住的话，一纵即逝。拼了！人生能有几次搏！ 方向已定，接下来是商量我和扎姨妈怎么报考的问题。最难的抉择是：两人一起报考研究生；扎姨妈一人报考；我去报考。一天晚上，扎姨妈的小妹明过来，也参与讨论了很久，我俩争论得异常激烈，甚至动情流泪。 扎姨妈的意见是：机会难得要不一起考，同时准备复习，互相促进。要不她不考，保证我一人去考，开山劈路男同志冲劲大，应该有希望。还因为当时年龄有限制，她说这是我惟一机会，不考年龄就超过了，她则还可以等下次机会（我比她大两岁多）。 我的意见则是：扎姨妈一人去考。理由是备考时间紧，两人都备考还兼顾工作不容易，她吸收能力强，记忆力强，俄语基础较好，各科基础也好，重新复习起来困难小些，考上的几率大些。我是单位负责人，有些事和看病出诊主要由我来应对（这之前和其间都抽我去社教工作队几个月）；她如果争取到回内地的机会，女儿雪娟的户口随母，也就随之解决了两人的户口问题；如果她考上先走，我留下，相对困难小些，相反，困难会很大。 最后，扎姨妈拗不过我，“忍痛”同意了。我们的“大政方针”已定。但还不能把“考研”的事外扬，因此她只能秘密地复习备战，我则暗中协助。 要过报考关也难。扎姨妈综合考虑全面情况：因我们八年在高原，不是在大医院工作，不能同内地大医院的人去拚考“临床”，但如果完全考基础，如果没有考上，对现今临床工作帮助不太大，最后决定报考桥梁学科，也是扎姨妈感兴趣、基础好的病理学。她认为，即使没有考上，复习后增长的病理知识对以后乡下的临床工作仍然有指导性意义，我同意了她的分析和考虑。至于报考谁的研究生？在中科院血液所病理专家杨简教授和川医病理主任陈钦材教授之间犹豫过一小段时间，最后决定报考当时全国知名的病理前辈陈钦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反正他们谁都不认识，就凭运气吧！ 根据要求科目积极准备，再就是报名后地方要审批，公社一级没问题，公社肖华书记和乡干们很理解，也很支持。难在卫生局，局长担心考上人走了是个损失，习惯于当官作派，总要给你设卡阻拦。经过再三要求，总算同意报名了，这才松了一口气。 接着，扎姨妈就潜心投入另一种艰苦的复习备考中。其它科目都相对可以自己努力复习，病理学还得益于平时与母校老师联系所得指教。就是外语难办。因为我们俩大学都学的俄语，文革十年，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而且造成的破坏之大，找这些资料难上加难（直到考试时，连一本字典都没有找到！）。硬着头皮向川医外文教研室周维新教授求助，得到他热情帮助，寄来了他各处尽力收集到报刊杂志上的俄文资料（他抱歉说差不多都失散了）；我姐姐和扎姨妈的弟弟也分别寄来了尽可能找得到的资料，记得其中有一本俄语课本起了很大作用。那段时间，扎姨妈复习准备常到深夜，连去县里开先代会也是抱着书去的，晚上开夜车到半夜三点，白天带双耳朵参加会议，做到两不误。我则帮她把她复习中随机划出的各种总结性线条图和表格，边整理边誊抄在好的笔记本上，以利于她进一步复习，同时兼顾看病、家务和对外各种事宜。 〔考场设在道孚〕 全国在文革后第一次招考研究生，可是个大事，组织得也好。考卷直接密封送至道孚设的考场。当时，参考的人除了扎姨妈外，尚有原重医毕业的陈清圣、陈曼川夫妇、川医毕业的贾文祥，共考两天半，五科。我在场下为扎姨妈鼓劲加油，弄好吃的保障营养。肖华一家大力支持。 有点象旧时考科举，县城机关的很多人都关心着、议论着。这在道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每考完一科我都非常关注，而且感到满意。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从家庭角度来讲，又何尝不是考前途、考户口呢？ 1978年6月27日，扎姨妈得到通知，已通过预选，并注明了在成都川医复试（有笔试和面试）的时间。我们高兴极了，进一步仔细考虑紧接着的复试问题。当日，我思绪万千，心已飞回母校，写诗遥祝扎姨妈：热血滚滚书红卷，一路欢欣凯歌还！ 扎姨妈回母校参加复试后，在成都已大致知道结果。她便回道孚进一步等待最后通知。 1978年9月，扎姨妈被录取为四川医学院七八级病理硕士研究生，导师为陈钦材教授，学制三年。她为我们小家争得了“头彩”。 这是我们家历史性的重要转折。 当然，后来离别时的依依不舍也是真实感人的。各卡的乡干和老乡都以矛盾心情述说他们的留恋：象自己的儿女，再舍不得也要让他们走。纷纷在送别时带来各种土特产，令扎姨妈感动万分。 〔机遇喜降我头上〕 1978年真是难忘的一年。正当扎姨妈去成都参加研究生复试回来等待最后通知期间，有一天我从各卡去道孚办事，突然从四川日报上见到一条消息。那就是川医要举办医68-71级大学毕业生进修班，即将招考。报纸是一周前的，因到达道孚要3-4天，现距报名考试约只有五天时间了。我是医68级的，有报名资格，但来不及与谁商量（扎姨妈在各卡，当时通讯很不便）。我拿着报纸，立即去找到县卫生局长钟银凤，要求开介绍信让我去成都考试。她说：“我们没有接到通知，也没见文件。”我把报纸给她看了，她仍不同意。我说：“这样，请您打电话问川医，看是否有此事？他们是否同意我考试？电话费我付。”最后，她不得不打电话询问。结果，川医招生办讲“是有此事，扎姨父我们认识，是我们学校原68级毕业的，我们同意他报考，让他出来，我们给他办好准考证。”就这样，上天让我幸运地看到了报纸，我则立即抓住机遇，争取到了报考的机会。 后来我们回校后进一步得知一些详情。解答了为何川医对钟银凤局长的电话询问回答得如此爽快。川医经管此事的董祖德老师告诉我们，我俩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进取精神在川医已经引起震动，当时的系党总支书记许鸿魁曾在干部会上表扬了我们俩。说川医68级的大学生分配都差，求生存并能基本过得去已经不易，还有这样强烈的进取精神就太难得了！还要求大家以我们为榜样。这是对我们求学热诚的极大鼓励。 三天后，即9月23日，我赶到了成都，报了名，领了准考证。通知要把八科的内容综合成两次，四科基础，四科临床，各考半天。我在路上以及到成都考前两天抓紧复习，实际上已经来不及，全靠平时的学习和积累再加运气。其实能得到报考机会已经是奇迹了！冥冥之中我也和扎姨妈一样，梦到回母校，我还激情地写了诗。 考试那天早晨，报考人员集中在川医第八教学楼前，天哪！黑压压一大片人，四个年级共有近四百人报考，只收40名，约1/10。我见到不少原我们年级和同班的同学，既兴奋又不免紧张。我尽力镇静下来用心答好每道题。几天后，张榜公布分数及录取名单。 张榜那天，正好是扎姨妈考上研究生办完了一切手续，从道孚赶来成都，抵达川医同一天。我因不敢看榜，就先去车站接扎姨妈，是翁筠丽、陆湘德、徐承雯帮我去看榜的。他们看完榜又赶到车站和我一起接扎姨妈，让我们俩同时知道了这个大喜讯，他们向我俩道贺。我后来去看了榜。我考 76分（百分制），排第27号，与我同分数的共7人（第21-27号）。原定收40名，后因最后3名分数一样，故特加收2人，共42人。未上榜的成绩前30名，收为一般进修生，经费自己单位出，与我们性质不一样。结果，就在张榜那天下午，扎姨妈到达成都，真是天助我俩，“双喜临门”。实现了“有朝一日同归校，再拜师长解疑难”的愿望。 两夫妇一个考上研究生，一个考上进修班，同时回母校学习，在我们年级350名同学中，仅我和扎姨妈一对。在年级引起轰动，无人不知，纷纷向我俩表示祝贺。我们大学原班共考上进修班3名，我、吴定谖和贺启臣。扎姨妈原班也考取3人，龚自力，邓隆银和罗环铣。全年级考上78级研究生的5名是：扎姨妈（病理）、赵连三（传染）、喻唯民（儿科）、曾蔚越（妇产科）、罗祖明（神经内科）。 在我和扎姨妈分别到成都备考的日子里，刘遐龄一家给我们极大的关怀和鼓励。提供吃住，让我们静心备考，周到细致，实在令人感动，终身不忘。 进修学习一年半 入校后，与扎姨妈一起，各自都住在川医新修的一栋研究生楼里。这才知道，招收进修班是全国性统一行动，经费全由国家出，旨在让四个年级有因文革受影响而得以弥补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急需人才，希望通过招考，以便择优而用。后来事实证明就是如此，而且以后再没举办过类似的进修班。 〔强化基础训练〕 我们前半年进修学习基础理论，主要是加强分子生物学、免疫学、诊断学基础及在过去基础上新发展的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如最时髦的核酸理论与实践，又如免疫学。记得讲免疫专题开课时连在校的老师医生们也十分感兴趣，一个大教室还坐不下，抢座位比在百货公司抢购东西的场面还火爆，只好转移地点。可见文革后，群众学习的热情之高。还有临床的不少专题，加强了诊断学的现代手段如心电图床旁监测、B超、超声心动图等。 〔进入临床〕 随后一年是到临床相关科室，我同另几人到内科的呼吸专科。主要带我的是当时任主治医师的殷大奎，他是肺科专家，特别专长于血气分析。这个技术在掌握分析重危病人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上很有用。由于他的建树，以后升至教授、副校长、省卫生厅长、卫生部副部长，现为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卫生部首席临床医学专家。他带我细致，启发式，比较放手。如有一次一个女病人突发急性气胸，殷老师带我去床旁，嘱咐我作手术以减压，病人见不是他作，便不高兴。可殷老师说：“你放心，张医生做得比我好。”（当然是宽慰病人的话），不过我很快就成功地做好了。殷老师还常当着实习生和其他医生的面夸我的病历写得好，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分析合理。我知道这些都是鼓励，但也增强了在高原呆了八年的我的信心。鼓励和培养比什么都重要。 以后的学习，又经常与当时任住院总的魏松全医师在一起。由于他24小时均在病房，使我学习到了一般危重病人的抢救手段，逐渐掌握了要领和规律，熟悉了规范程序及相关用药。后来，我可以单独执行重危病人的抢救任务。有一次我俩值夜班，他太累了，后半夜让他去睡，我值。不巧，先后出现三个病人病危，另一个新送来的农药“乐果”中毒。我同下级医生立即投入抢救，并叫护士去叫魏老师。魏医生一看，我所施手段非常及时、正确，且同时进行四个病人的抢救，不禁伸出大拇指说“高材生！高材生！”，我说：“是你们带教有方！”后来给我单独排班值夜门诊的急诊班。他们放心，可我不敢掉以轻心。太重或拿不稳的还习惯于叫上级医师。 这期间，还有机会经常接触请教学生时代就崇拜的王曾礼老师。他学识渊博，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查房时几句话就概括出病情特点。他脑子里犹如有字典一样，诊断和鉴别诊断要点十分清晰，听他查房分析，就像吃一顿大餐那样过瘾享受。一段时间，他又给我们讲一次大课。另一位冯子玉老师则擅长综述，常在上午11-12点或下午举行，差不多每周一次。 我还轮到结核科一段时间，那是我当实习生时熟悉的地方。陈文彬教授已有很高知名度，在他手下，通过阅读X－光胸片，结核的个体化治疗，肺结核的联合用药技巧等都得到很大提高。 这里的老师们简直是精英荟萃，人才辈出，我落进福窝了。 同我一起在呼吸内科的还有进修班蒋世勋和周凤珏。我同蒋相处甚好，互相切磋，彼此帮忙，相得益彰。至今我们两家都是好朋友。 真是山不转水转，我在呼吸内科期间，原大学同班的吕邦元也来进修呼吸，以前我俩常通信。一见面十分高兴，他见我在进修中如鱼得水，十分羡慕我考入了进修班。我将有关学习资料和笔记借给他，彼此交流，他万分感激。后来扎姨妈班上的刘可新也来短期进修，我们讨论交流，也给了我认识熟悉祖兰班同学的机会。 我重点进修呼吸内科，同时也去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作短期学习（没有去外科、妇产科和儿科），扩大了视野，积累了经验。 我在进修班，扎姨妈读研究生，我俩住在同一栋楼。那届研究生共有48人，女生10人。她们宿舍有北医考来的李耀丽（耳鼻喉科），川医考进的喻唯民（儿科）。隔壁还有张美瑜（儿科，与祖兰成好友），陈曼川（消化内科，与祖兰一同从道孚考出来）是我也认识的。毕业后扎姨妈的研究生同学吴紫莉分到广东珠海，也有交往。而她研究生同学彭红琪罗照田夫妇，辗转多年后现在定居美国的地点居然与我们女儿相邻，今年我们两次互相走动看望，十分亲切。 回过头又说当年。好多时间，我打了饭都端在扎姨妈她们屋去吃，彼此很熟，后来同李、喻她们的丈夫也熟起来。三年后毕业时，喻唯民照顾夫妻关系，分到北京；李耀丽留校，再后来与我家搬到同一栋宿舍住上下楼。今年，我们去美国，还同已移民去美的陈清圣、陈曼川夫妇和李耀丽、赵奎金夫妇通了电话。 扎姨妈和我能得到如此宝贵的进一步深造机会，都十分珍惜。对当时不少同学感到不适应的住宿、饮食、学习条件等，我俩都认为不是问题，很满足。只管象海绵吸水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尤其扎姨妈，她得从俄语改英语，俄语当第二外语，还有研究生的那些多而深的课程，按她导师的要求，她同时还要兼顾学习病理技术。这是又一种辛劳，是脑力劳动的锻炼和智能开发。我们都竭尽全力，力图将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大，为国为民，小，为家，为女儿争得更美好的前途。 各方的亲人们全力支持我俩，使我和扎姨妈能安心学习。女儿雪娟则在解放碑新华路小学读书，这样，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学生了，真有点万般皆无味，唯有读书香啊！ 我进修的一年半过得真快，临近结束，又是一阵子议论，别有一番风味。 〔结业后的走向〕 学校对我们这批人寄予厚望，故很重视。学校领导多次接见，并向省有关部门反映，争取我们留校。原基础部主任吴家纹，还专门向省委组织部、高教厅等强烈要求，全部将我们留校。但那时，省里尚不够开放，改革步伐尚未迈开，推说没有指标，没能应允。 这时，在我们42人中，有的人有一定“后台”，纷纷通过各种关系、渠道给学校“打招呼”，希望留校。而学校根据学习课程、临床进修中的表现、能力，参考下面推荐，拟将我、蒋世勋、徐永华、黄颂敏四人留校。这与前述的人有很大出入，都留又无名额。于是，学校宣布：全部回原单位。就这样，一个也没能留下。学校感叹：可惜！吴家纹主任说：“人微言轻，我无能为力了！” 回到道孚，卫生局调整我去格西医院负责，那里有四人。1980年5月，我到格西医院上任。原各卡许多老乡仍来格西找我看病。 不过，我心里已有数了，迟早会调回内地。扎姨妈在川医研究生毕业还有一年半，若能留校，将有利于调我出去。所以回道孚后，我心情一直不错，别人这时也把我当“飞鸽牌”了。为了今后适应出去工作，我一点没放松学习，主动提出给他们讲课，间日一次，每次2小时，他们高兴极了。 〔别了，甘孜州〕 1980年12月，四川医学院向道孚县和我本人发出正式商调函。 我收到商调函当天即去道孚相关的部门办手续，并不顺利。几乎没有一处是主动给我办的，都要我低声下气要求或据理力争才能一关一关过。我先后找了卫生局长，县委主管副书记，磨破嘴皮子，他们看是留不住我，这才总算放了。我用一天时间一处处盖章，如县文委、卫生局、县委办公室、粮食局、公安局等，最后给我开出了去川医的介绍信。 当好友和单位同事们听说我要调走，再三挽留，有的说：“无论如何也要招待一下，给你饯行。”我说：“谢谢你们，后会有期。”我去几家最好的朋友家道了别。 第二天，我就轻装简行，离开了道孚，主要是想回母校的心情太迫切了。我何尝又不想多待几天呢，那毕竟是我工作了近9年的地方啊！在那里有我们服务过的众多乡亲，有那么多我们的好朋友！我有着无限的留恋之情。 别了，道孚县！别了，甘孜州！ 离开道孚，过康定，第二天到达雅安时，广播里一则消息令我吃惊不小：道孚县发生了地震！虽然不像炉霍县地震那么严重，我不敢回想和联想，假如我不及时离开……，假如没走必须立即参加救护…..，我还能走吗？看来每一步都有上天的安排，我也相信道孚人能够很快走出困境。 回到川医报到时才知道，如果再过几天，超过当年时间，则调动指标作废，好悬！也因此，原拟定留校的四人中，只有我和黄颂敏按时调回了川医。蒋世勋和徐永华就因为回校超过了1980年，没能回到川医。蒋后来去了成都铁路卫校，几年后当了该校校长、党委书记；徐去了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当骨科医生，几年后当了该科主任。我幸运地成了我们医68级350多名同学中第一个回母校工作的人。我回母校川医，又干什么呢？那就是下一部分要告诉你的。 （第五部分《青春献给雪域高原》完。 2008年12月17日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