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民国

高部道平访问中国

光绪末年(约1906一1909)，北洋军阀段棋瑞出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当时保定地区住有不少日本商旅，段氏平日与他们下棋常操胜券。因此在他的意识中，认定日本的围棋不行。恰巧其间有一位日本业余棋手中岛比多吉路经保定，被段氏留住弈棋，结果中岛获胜。观战的日本人趁机宣传日本的围棋强于中国，双方争论不休。段祺瑞自认不是中岛的对手，便从北京邀来几位高手，将中岛打败。

仅过一个多月，中岛就熟悉了中国「高手」们的棋路，反使他们难以应付。于是段棋瑞又邀清两位中国的一流棋手张乐山、汪耘丰前来助阵。二人多次与中岛比多吉交锋，终于使他败下阵来。但是中岛只不过是一个业余棋手，水平大约接近专业初段，所以他与中国高手对弈的给果，还达不到衡量中日围棋水平的地步。

1909年，日本职业棋手高部道平四段(当时)来中国游访，顺道至保定探望中岛比多吉，中岛告诉他，段棋瑞身边恰好有几位中国最强的棋手，是否愿意与他们一较高下？高部欣然允诺。于是中岛将高部引见给段棋瑞，并分别与张乐山、汪耘丰对弈。

开始双方还摸不准彼此的棋力，所以分先较量，但张、汪二人一经交手，立即相形见绌，节节数退，最后均被高部让至二子，而段祺瑞则被让至五子。直到此步田地，段祺瑞才开始相信中国的围棋不如日本。但他深信高部既然如此厉害，必是日本最强的棋手。当高部谈及日本尚有「本因坊」'能让他二子时， 段氏及他身边的中国棋手均表示怀疑，认为高部无非是想夸大日本的棋艺水平，故作欺人之谈。后来经高部细说日本围棋的历史，以及各派棋家的兴衰，言之凿凿，段氏等人方信其说非虚。

1910年1月，段祺瑞的棋友杨士琦(时任商部右侍郎驻沪帮办电政大臣)奉使江南。召集南方棋坛精英在南京与高部道平对垒，含有正式对抗性质。结果高部应付裕如，中国高手纷纷落马。名宿如王彦青、陈子俊等均被高部让至二子。这些对局都是在杨士琦府邸当众进行，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不久，高部又应邀到南洋劝业会与张乐山进行多番较 量，由高部让张二子，前后共弈72局，给果高部竟胜59局。张乐山是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高手，不料遭此惨败，其它棋手更是望风披靡。

经过这几次正式的角逐，充分表明中日两国的围棋水平相差的悬殊程度。

北段南张
段祺瑞对围棋的贡献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继袁世凯之后掌握北洋军阀政府大权，号称「北洋之虎」。段虽为军阀，但却是个文静深沉，能诗能文，且酷爱围棋，并喜欢在家招待棋客。正因如此，门下高手们与段对弈，为了不扫其兴，多会卖个破绽，故意败下阵来。老段亦沾沾自喜。

据说他下棋往往采用一种模式：布局时相互围空，中盘时双方围空基本完成，老段便猛然打入对方空内，只求活一小块便。每逢此时，对方总是左右为难，既不敢将打入的棋子吃掉，又不敢在段总理的宝地上动土，因而老段便成了常胜将军。

少年吴清源经名手顾水如介绍，也成为段的座上客，并每月以学费为名领取100元的补贴。他曾与段总理下过一局棋，老段仍象平时那样蛮横无理、盛气凌人，满不在乎地走出无理着法。吴清源毕竟是个孩子，也就不客气地拼命追杀，结果将段总理的棋大部份吃掉。当时在场观战的棋手和随从们都捏着一把汗，最后老段无奈，只好投棋认输，拂袖而去，一整天再没露面。可怜那天大家连照例的早饭都没混上，只好饿着肚子回家。吴清源也被顾水如 训斥了一通。从那以后，段棋瑞再也不找吴清源下棋了。尽管如此，每到月底，吴清源去求取百元的补贴时，老段仍照数发给。

段下棋时的唯一克星是他的儿子段宏业，此人棋术高强，能与座上的一流好手一争短长。当父子两人下棋时，儿子明知父亲好胜，偏不卖账，下手毫不留情，杀个病快，，往往惹得老段勃然大怒。

据说有一次段宏业在外地，老段突然通知说要见他，儿子不知发生了什么急事，匆忙乘火车长途跋涉赶回北京。谁知老段二话没说，先和他下一盘棋，结果儿子又胜老子。老段推枰而起，骂小段说：「你小子除了下棋没别的能耐，马上给我滚回去！」

当年出入段公馆的国内高手，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张乐山、汪耘丰、顾水如、吴清源外，还有刘棣怀、雷溥申、雷溥华、金亚贤、崔云趾、王幼宸等人。这些人都是职业棋手，但也大多以担当秘书或嘱托为名受聘，出入权贵者的府邸。这样在北京的段公馆内，也就形成了一个全国围棋活动的中心。

段祺瑞不但在自己手下聚集了不少国内的围棋精英，还时常聘请日本高手来华，进行指导。1918年秋，段祺瑞邀请日本广濑平冶郎六段来访，同来的广濑的弟子岩本熏初段是个未满17岁的少年，他同老段对弈时也有失「恭敬」，事后被广濑训斥了半天。

当时广濑所向无敌，却不料在与汪耘丰对弈时，被狠狠教训了一下。这次对局，汪祭出中国传统棋式「金井栏」，广濑不知其中变化，亦步亦趋地落入彀中，终于一输到底，也可以算是一件趣闻。

1919年5月，日本濑越宪作五段来青岛旅游，历时约两个月，夏秋之交前往北京， 受到段祺瑞的欢迎接待。彼时濑越年富力强，棋艺高超，让子棋尤为出色。名手如汪耘丰、伊耀卿等均被让至三子，顾永如因熟悉日本布局，独能受二三子对局。与此同时，段又邀请「本因坊」秀哉来北京，成为当时轰动的事件。其间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纠纷。

当段祺瑞与秀哉对弈时，老段仍要拿白棋，秀哉不肯，坚持必须让子。争到最后，老段虽然同意让子，却死抱着白棋不放，结果就在棋盘上摆上两枚白子。对局前，也有人劝秀哉手下留情，秀哉不答应，说「回去不好交待」。结果秀哉连胜三局。同年11月，秀哉准备启程回国，向北洋政府讨取原先说好的盘缠，老段给他来个闭门不见。秀哉无奈，只好托人说合，约老段再战一盘，故意输棋，换得3000元路费。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命令卫队向北京反帝爱国的示威群众开枪，伤亡百余人，一手制造了举国震惊的，「三．一 八」惨案。4月，他终于被国民军了赶了下台，黯然退居天津寓所，结束了军阀的政治生涯。

段门的棋士们失去了庇护和接济的靠山，只好各奔东西，自谋生路。刘棣怀飘零四方、雷溥华闭门养病、金亚贤颐和园售票、崔云趾开起茶馆，号称天下第一棋士的顾水如后来也回到土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急欲在华北物色汉奸傀儡，段棋瑞因有亲日的背景，自然成为侵略者笼络的对象。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迎他南下，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段祺瑞移居土海，总算成全了民族大节。

1934年，段在上海又一次广召天下棋客，短短数月，段公馆又成了新的围棋中心，棋客们重新聚集到他身边。老段此时虽然只是寓公，但他广有钱财，依旧每客发津贴。棋客们对他也是敬畏如昔。顾水如有一次授他二子，决战三局赌彩，结果竟以一胜二负败北。 汪云丰从北京跑到上海，请老段授他三子，竟一胜一负。老段喜出望外，顺手掷下1000元谢礼。就在这一年，旅居日本的吴清源回国游访，在上海见到段祺瑞。老段知道吴清源在日本声誉日隆，并妻加入日本国籍，不禁深为动容。不久他去庐山养病，见到蒋介石，向之建议提倡围棋，召回吴清源，否则中国的围棋将愈发一蹶不振。蒋介石哪有这种雅性，只是口头敷衍几句，过后也就不了了之。

段祺瑞一生的所作所为，大都可以否定。唯独倡导围棋、支持中日围棋交流，作出有益的贡献。对此，陈毅副总理曾说：段祺瑞之为人不足取，但有一点可取，就是爱好下棋和提倡下棋。对段在围棋方面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张澹如对围棋的贡献

张澹如，名鉴，其上代以经营丝、 盐起家，为南浔刘、张、庞、顾四大巨富之一，在江、浙、沪及香港、欧美均有产业。但澹如能成为民国时期棋界后台，不仅仅因为他财力雄厚，而且他还有一些政治背景。他的哥哥张静江，早年曾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先生从事推翻满清。辛亥革命胜利后，张静江以党国元老的资格，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后改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静江在日本尝从长滨彦八四段学棋，后与高部道平受四子。他有时在上海的寓所举行棋会，招待中日棋客。张澹如则比乃兄更热衷于围棋，他的棋力不弱，落子迅捷，不加思索，高部道平初来时让他三子，后减至二子。澹如于国内棋界交游极广，每日在上海威海卫路寓内招待棋友，从下午2时起，供应丰富晚餐，来者不拒，但亦以高手及知名人士为限。国内棋客来沪之熟捻者，常按月致送津贴，资助生活，使之能够潜心研究棋艺。例如嘉兴名手王子晏初到土海，澹如聘请为「证券交易所」会计，但只是挂名支薪，使子晏成为从事棋艺的「专业」棋手。对于那些生活没有着落的高手，可谓功德无量。

澹如还创办围棋组织，邀新老棋手会弈，并设对局彩金，由账房逐日登记按月分发。使棋客既有一定收益，又有高手指导，棋艺水平得以迅速提高。

不仅如此，澹如还有意识地广收日本棋谱，提倡中国棋手研究日本新法。他经常邀请和接待日本高手来访，支付旅费和对局酬金，促进中日围棋交流。例如1929年7月濑越宪作、桥本宇太郎访问上海，1930年4月小杉丁、筱原正美访问上海，都由张澹如在家室接待，并安排与中国棋手对局。

出入张门的高手，除王子晏外，还有魏海鸿、潘朗东、吴祥麟、陈藻藩等人。

当段、张二氏声势鼎盛时期，南北知名棋客，不入段门，即入张门。实际上形成两大围棋活动中心。开始时界限分明，彼此之间也进行过激烈角逐。20年代末，王子晏高踞南方棋界首席，无能匹敌。北方棋界颇不服气，曾推派顾水如南下挑战，未能得利。1930年又推派刘棣怀南征，获得快胜。

刘棣怀不打谱，不用常规，以扭杀见长，素有「刘大将」之称。他知子晏有局定式极熟，官子尤精，若按部就班，平稳弈去必输无疑。所以一上来就扭住攻杀。子晏素来认真，往往白日鏖战，夜间还苦思冥想，不能成眠。但他患有肺疾，体力不支，给果被刘棣怀打下擂去。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棋客串连日久，彼此互相影响声援，界限也逐步沟通。段祺瑞于1936年去世，前已述及。张澹如也因体弱多病，于40年代 初期杜门谢客。自此之后，国内知名棋客失去两大靠山，生活艰难，各奔东西，自谋生路，棋坛的情况愈显凋敝。

总之，民国时期，我国的围棋衰落，「振兴」二字是谈不到的，但是在二三十年代，依赖段祺瑞和张澹如的赞助支持，尚能维持一种小康的局面。在政府方面无力顾及围棋事业的情况，这种私人的贡献更有其难能可贵之处。

秀哉名人访华

1919年秋，段棋瑞通过高部道平，邀请日本棋界第一高 手秀哉来中国，陪同访问的有广濑平治郎、濑越宪作、高部道平、岩本熏等人。

秀哉(1874一1940)，本名田村保寿。8岁学棋、13 岁入段，18岁入本因坊秀荣门下。秀荣去世后，成为第二十一世本因坊。他的棋恣肆奔放，机略纵横，中盘算路极深， 常能出奇制胜。

1914年，秀哉被日本棋界公推为九段名人 (日本过去的传统是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九段，也称名人)。他的棋艺已登峰造极，独步天下。秀哉的来访使中国棋界深为兴奋，由于「高部旋风」引起的震动，中国棋界已由自满面变得有些自卑，对日本的围棋和秀哉名人自然而然产生钦佩敬畏的心情。秀哉 到北京以后，先与高部道平作示范表演。两大高手正襟危坐，莫测高深，连下三天，棋盘上不过寥寥百余子。不由使中国棋手对日本高手的认真态度，产生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盘棋终于也没下完，就此打了挂，然后由秀哉与中国棋手下让子指导棋。

当时除个别国手被授三子外，其它的人均被让至四子或更多。号称中国第一高手的顾水如被秀哉让三子，获中盘胜，以后顾老常引为平生得意之作。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水平。

秀哉等日本棋手在北京逗留约20余日，又启程往上海。在上海时，秀哉于张澹如、陶审安等名手，均让四子对 局，使南方棋手惊叹不已。当秀哉欲回国时，上海棋界又盛情挽留，秀哉遂多住一日，然后回国。

秀哉此次来访，以精湛的棋艺使中国棋手大开眼界，也使他们深刻体会到中日围棋水平之间的差距，这是中日围棋交流史土的重大事件之一。

上海的茶馆棋座

近代围棋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自发性质。国家无力支持，没有象日本棋院那楼的全国性组织，没有国家规定的正式比赛，也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因此茶馆就成了棋手们最经常活动的地方。

上海的茶馆棋座由来已久，至清末民国期间则更趋兴旺，这是由于各地的棋手逐渐云集上海所造成的。 清末民初，棋手们大扺集会于南市乐圃廊玉液清和松风楼等处。后来外地名手越来越多，又因军阀混战，政局常有变动，华界感到不太安全，便以租界为护身符，广东路的「文明雅集」遂成为过沪名手摆擂登龙之处。该处楼面宽阔，轩窗临街，登楼入室，便有茶水送到，围棋之外，还有象棋；其它还有提鸟笼的，吃讲茶的，有闲阶级专来泡茶聊天的，从午后至昏黑方散。

「文明雅集」歇业后，继之者有 「西园」、「龙园」、「天蟾」、「西洋楼」、「中鑫楼」、「大罗天」、「凌云阁」、「品芳」等，都是当时较为著名，配有棋座的茶馆。

职业棋手，尤其是一流高手为了谋生，常在茶馆摆擂施教，大凡职业高手自其有相当的吸引力，不但业余爱好者愿意前来求教或观棋，其它高手也会自动寻上门来，以棋会友，广求同好。久而久之，茶馆也就戌为固定的、热闹的围棋活动场所。

一个初来茶馆的人，因人地生疏，只作旁观。但时日既久，人们知道你是为下棋而来，使会有不速之客在你身边就座，并主动招呼，相邀对弈。这些人大多是职业棋客，以赌彩为生。怎么赌呢？即由双方按惯例，临时商定输赢一局得若干钱，同时又计算输赢子数，每一子为若干钱，两者相加即为一局之彩金。如双方互有胜负，可以按局单独兑现，亦可彼此扺销。但职业棋客既以此为生，能赢不能输，赢了照收不误，输了或暂欠或甘脆不付。

大扺职业棋手的水平总 要高出许多，故能操纵局面，对赢棋较有把握。而一般爱好者为了增长棋艺和觅得对手，又不得不按这种陈规陋习办事，故可将这类赌彩视为学棋而付的「学费」。一般平稳的对局，每盘胜负不大，彩金自少。对于职业棋手来说是多多益善，因此他们往往把局势搞得天下大乱，强攻胡杀，硬去吞吃下手的棋。下手偶然失误，活棋变为死棋，便成大负，需付的彩金便相当可观。严格地说，这种下法不能视为教棋或学棋，只是一种赌博而巳。因此职业棋手往往对永平较高的请益者心存顾忌，避而不与他们下指导棋，因与他们下未免多劳少得，从谋生的角度看不值得，这自然是把艺术当作商品买卖了。

茶馆中的「跑堂」也往往由略懂棋艺的人担当，他们这类人物不仅仅是茶馆的服务人员，也是棋座的组织者，周旋于棋客之间，巧于应付，对当时茶馆棋座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前面所述清末民初来上海的围棋前辈，大多是茶馆棋座的常客。其中主要有英星垣、赵育甫、张乐山、王彦青、汪耘丰等人。张乐山、王彦青在沪摆擂时，每局润格索价很高，这是因为他们是名手，身份自然不同凡响。汪耘丰在上海时，每日必去茶楼，到即拉人对局，性格爽朗，不计较黑白高下，眼明手快，善于等待对方漏着而取胜。旁观者一般都喜欢快棋，因此对他很有好感。但这些茶楼中的高手大多上了年纪，很快便趋于凋零。在新旧交替之际，茶楼中忽然出现一位绰号「小顾」的青年，哄动了棋坛，此人便是后来成为棋界领袖的顾水如。

顾水如，名思浩，江、浙之间枫泾人。水如与乃兄月如，幼年在当地名师指导之下，使有相当基础。后来去北京，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他结识了本因坊秀哉、 广濑平治郎、濑越宪作等人学习围棋。归国后，得到《时报》馆主人狄平子支持，在报端特辟附刊，登载棋局棋话。水如并将林元美八段的《棋经众妙》公诸同好－－这是一 部死活谱棋名作。他又用出题征答的方式，先将棋势注销，让读者思考，隔几天刊出答案。后来又去北京定居，为段门座上 ＝客。日本有些高手访华，因为多是旧识，常与招待联系。晚年居沪，多次召集同好租屋，举办棋室。

1916年前后，上述前辈棋手中，除唐善初硕果仅存外， 其它巳大多不见了。茶楼中后继之职业棋手，比较高级者有吴祥麟、潘朗东、丁公敏等人。

此时茶楼中又发现新星，屡战屡胜，当者披靡。这位新星即是王子晏，名咸熙，嘉兴人。初从吴祥麟受九子，逐步升至对子，终乃超越。棋风稳健细致，尤精官子。当时澹如家中，日本名手络绎到来，在沪诸强者迎战，败退居多，独子晏能应付，二三十局中，胜率达三分之二以上，为日方所赞许，称赞他是南方棋手中的第一人。

陶审安，浦东人，王子晏同辈密友。浦东僻处海滨，没有高手可以请教。审安便自购日本棋书，摆局钻研，熟识日本新式着法，居然自学成才，达到当时一流水平，与子晏分庭抗礼。他俩为切磋棋艺，用通讯方式下棋，将彼此着子按 次序写入棋格纸，互相邮递，从1922年8月开始，至1926年2月，经三年半，创历史土对局时间最长纪录。审安通日语，工文辞，曾为新闻报撰写「东篱弈话」，介绍日本棋界情况。

抗战中，诸职业棋客，有些已经故世，其存者依然靠此营生。引人注目者，有个绰号「白袍小将」的董文渊，杭州人，家贫失学，十余岁时便在茶楼露面，他既无师承，又不看谱，接战中时出巧着。开始时与魏海鸿等受三子，不多时便与争先，继而渐至突破，惟以行为失检，人每望而远之。

上海的私人棋会

茶楼是大众化场所，设备简陋，人声嘈杂。有些封建士夫名流，自高身价，以为和下层社会往还很不光彩，便在自己华屋中举办棋会，招邀同好。早期最知名者，有李子干、李威如兄弟。他们是合肥巨室，席丰履厚，每逢会集，高明满座。子干曾将宣统元年以前的对局，印为《手谈随录》这时日本新法初来，他们已不用座子，虽技术尚未谙熟，但也可窥见新旧交替着法一斑。

就局谱的内容分析， 子干和当时强手在受先阶段。威如较差，他和《围棋入门》著者徐去疾是棋友，曾在西伯利亚共事，都为中西棋艺交流的先辈。

《手谈随录》载有公弈一局，黑白双方共10人，白方是李子干、杜伯谦、郑欢侯、吴子猷、朱叔庄(当时规例，白方先行)，黑方是林贻书、蒋幼士、王子蓉、周诗庭、林新猛。《手谈随录》中载有对局的人，还有丁礼民、蒯礼 卿、陈子俊、常中卿，周五云、汪耘丰、朱性存、张践初、张彩亭等人。其中李子干、林始书、林新猛、丁礼方、蒯礼卿属于士大夫名流类型，汪耘丰、陈子俊、周五云属职棋手，而朱性存、张践初、张彩亭三人棋艺不高，只是一般业余爱好者。从此也可见这个棋会参加者的基本情况。

民国以后，土海的私家棋会逐渐增多，其中著名的，莫过于张澹如家的棋会，前已述及。张门棋客中有一位陈藻藩。字砚香，福州人。清朝马江船政学堂轮机系毕业，任上海江南造船所副所长多年，工诗善画，每以名流自诩，公共场合不轻易露面，但他偶尔参加其它私人棋会，有时在海军联欢社邀友手谈。

其棋艺参合中日新旧之法，谙悉棋理，虽不常下棋，一时诸名手无以胜之。有时有人慕名登门邀请，他必先问：「你还约何人同席？我不喜欢着饶子棋，很乏兴趣。」当告以有顾水如、刘棣怀、王子晏、魏海鸿诸名手在场，则大悦，许以必到。他曾与日本著名棋手濑越宪作受二子一 局(未终局)，采用摸仿棋之着法，在受子局中颇为罕见。

棋界名手有不到茶室，而在家自行设局指导后进，风格特殊者，有郭翁同甫，名曾量，福建人，赁屋于沪西赵家。郭翁之棋，纯用旧法，尝谓日本新式布局各占地盘，每避扭杀，松懈不足观。郭翁擅长饶子， 每局必杀，头绪纷纭，下手每至惊慌失措，于劣势中转胜。在老一辈棋手中，郭同甫的这种着法比较典型，即对棋理不屑一顾，每以扭杀见长。但在日本新法大行之际，郭翁仍持反对意见，也可算是棋界的守旧派。

郭翁虽善饶子，但遇对子局 如王幼宸、汪振雄诸名手，则应付很为费劲，因王、汪均熟谙新法并有实力，不易乘隙。某年在襄阳公园茶室，难得外出露面的郭同甫与名手汪振雄交锋，观者如堵。郭翁本来面目，精心结撰，杀着累累，而振推则毫不在意，随手应答，郭翁仍多方施设，如行荆棘丛中，终难展布所长。可是王、汪饶二子者，郭可饶四子，因此后进为求增长实力，闻风而，来者络绎不绝，郭翁亦谆淳善诱，毫无倦容。

抗战时期，上海的棋会愈益增多。这时的棋会与前期、中期不问。前期、中期只以一二处为中心，集名手于一堂，范围较狭。这时的棋会则由集中转为 分散，由多户轮番主持。现将其中较为著名者介绍如下：

当时活跃于棋坛的，有一位张衡甫，艺品较顾水如、魏海鸿等约差一先。但他只是业余爱好者，家有恒产，藉下棋广通声气。他的活动分两方面，一是办理棋会，一是编辑谱录。棋会的名称为「豳风社」，时将局谱送刊布。衡甫以其商业余屋为招待处，每月举行数次比赛，记数升降，并拉拢一些工商界人士捧场。与「豳风社」同声相应的，有名手王志贤主办的「坐隐弈社」。

志贤于古谱深有研究，曾编《忘忧清乐集》和《玄玄棋经》校订本，手书精校。他在《生报》撰写了大量棋语，每星期发刊一次。此外还有定式、布局、官子等常识。另有郑少峰、刘子长就旅社辟棋座，编印《围棋月刊》，惜乎只是昙花一现。

此际，家居北方的王幼宸，随农工银行疏散南下，即就职工宿舍招邀同好，参加者有余冠周、丁莲卿、朱郇膏、吴涤生等。涤生乃围棋大师吴清源之兄，艺品亦高，和幼宸、冠周等旗鼓相当。幼宸有时参加其它棋会，与名手陈砚香对局较多，砚香初授以先相先。

资本家李某、朱某各在其住宅设会，悬彩邀请水如、海鸿作十番棋比赛，闻风来观者济济一堂，艺品高低不等。司会主人艺本不佳，但求热闹，晚间哄饮大嚼，高谈投机生意经，酒肉气殊不可耐。后又改在卡尔登公寓辟室，及至李、朱出走，会亦星散。

此外在家中设星期棋会者，有李德之、陆成爻、陈大燮、胡文元，以及建国西路之李倜夫、复兴西路之徐宇公等。

在此诸家棋会中，有一出人头地者胡沛泉，当张澹如后期在萨坡赛路(今成都南路)办棋会时，刘棣怀初从北来，沛泉年仅十岁，也作张门座客，初时受五六子，人还矮小， 立在椅子上手挥目送，思路敏捷，上手刚落子，他随即投 去，进步也快，不到两个月，便达二子水平。稍长，留学美国，艺事中辍。回国后，任大学教授。余兴参加私人棋会，汇选高手佳局，油印《围棋通评》。日本《棋道》曾选载其中局谱并加评解。沛泉棋风重视外势，常能掌握主动。后来和大燮均调赴西安，成为该地业余双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