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卫平的围棋人生（1）
作者: 聂卫平 王端阳 ( September 30, 1999, 05:09 PM )
我的童年
我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尽管"赌徒"这个词不大好听，但确实说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争强好胜，而且是极端的争强好胜。
我于1952年出生在北京，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我的父母很早就投身于中国的革命解放事业，解放后成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是很幸福的。可不幸的是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进行激烈的运动，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免修体育课。像我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男孩子，在学校里自然成了被人欺负的对象，为了免受欺负，我不得不经常向班上的"大王"进贡点小东西，如铅笔啦、橡皮啦等等，以表示"臣服"之心。那时候，我对那些跑得快、跳得高、力气大的男孩子简直羡慕得要命，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自己突然之间长得又高又壮，好去教训一下那些欺负过我的"大王"。可惜幻想成不了现实，一有了好吃的东西，我还是得乖乖地给他们送去，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总之，这些事极大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把精力转移到凭智力取胜的活动中去，并对所有能比出输赢的游戏产生兴趣，这使我从小养成一种极强烈的争强好胜的性格。后来一位朋友曾半开玩笑地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尽管"赌徒"这个词不大好听，但确实说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争强好胜，而且是极端的争强好胜。
在所有的功课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数学。我认为数学最能让人比出智商的高低来，数学题的答案从不模棱两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看谁能又快又准地解答一道难题，本身就是一种激烈的竞争。记得那时，我常常把解数学题当作一种游戏，这使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出不少难题，这常常引来许多同学羡慕的目光，于是我的好胜心便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满足。
我喜欢数学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努力用功，几乎每次数学考试我都能得100分，而班上那些欺负我的人恰恰是数学成绩最差的，每当公布考试成绩时，看到他们垂头丧气的样子，我就会暗暗地幸灾乐祸。这种情景往往让我很开心，使我感到自己的优势。
在少年时代，我从未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棋手，如果不是那场"文革"浩劫，我很可能成为一名数学家。当然，我从来没有为走上围棋之路而感到后悔；相反，当初对数学的爱好，对我以后在围棋技艺上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学围棋完全是一种偶然，不像现在的孩子由父母带着刻意去学。我的父母和外公都是热心的围棋爱好者，而且瘾头都不小，一有空就要摆开棋盘杀上几盘。每逢这种时候，平时不苟言笑的大人们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忽而喜笑颜开，忽而摇头叹气，甚至还会争吵起来，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目中，棋盘上星罗棋布的黑白子充满了一种神秘感，尽管什么也看不懂，但仍不肯离去。
严格地讲，我的父母并没有教过我们下围棋，但经常看他们下棋，久而久之，自然也就看会了。大概是在我9岁时，我弟弟继波便常常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把围棋拿出来，学着大人的样子下起来。尽管那时我只是刚刚学会了"吃子"，但围棋所具有的强烈的胜负感一下子迷住了我，和下围棋相比，我感到其他的游戏全都索然无味了。
继波也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他下棋的兴趣并不在我之下，无形中我们都把对方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同时起步的继波竟然很快就超过了我。
在那段时期，我下围棋已经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连做梦也是满脑子的黑白子。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继波挑战，好斗的弟弟当然也是有战必应，因为把我这个当哥哥的杀个落花流水使他感到乐不可支。
有一天，我们从清早开始，一盘接一盘连续不断地一直下到傍晚，不知是由于疲劳过度，还是屡战屡败后急火攻心，我忽觉眼前一黑，竟然休克过去。这一来，可把父母吓坏了。本来父母并不支持我们下围棋，只不过他们自己也热衷此道，知道围棋是一项陶冶性情、有益思维的活动才未加反对。不过让自己的儿子以下棋为终身事业，简直想都不曾想过。
大概是1965年，由于当时我在北京棋界已小有名气，北京棋社便有意加以培养。棋社的负责人曾到家中征求我父母的意见，结果刚一说明来意，就遭到我父母的断然拒绝。这其中的道理，至今我也没弄明白。
在我10岁的时候，我和弟弟的围棋水平已远远超过了父母，外公为了让我们长长见识，便带我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棋艺室去玩。当时文化宫有一个少年围棋训练班，由张福田先生在那里当辅导员。我们去的那天正逢训练班在活动，外公便向张先生说明来意，希望找两位少年棋手和我们随便下下，也好知道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因为那时除了爸爸、妈妈和外公这些"家庭棋手"外，我和弟弟还从来没有和外人下过棋。而训练班的少年棋手和我们不一样，都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即所谓的"科班出身"。
张先生欣然同意，随便点了两名少年棋手和我们下起来。我和继波虽说是第一次和外人下棋，但毫不怯阵，兴奋之余便使出了"家传本领"。开始他们对我们这种"野路子"很看不起，但走上几步就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大概他们受的都是循规稻矩的正规训练，从来没有碰到过我们这样不守"规矩"的下法，结果双双败下阵去。于是乎训练班的少年棋手轮番上阵，我们也杀得兴起，经过一场场混战之后，"正规军"居然被我们这支"游击队"杀得全军覆没。
张先生颇感意外，当他得知我们学棋还不到一年，并没有良师辅导时，更是大为惊讶，当即表示将我们收到训练班加以培养。就这样，张福田先生成了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张先生是当时的棋坛名手，曾作为中国围棋代表团的成员去日本参加过比赛。他在围棋教学上颇有独到之处，不仅是我，北京现在的高手程晓流、谭炎午、吴玉林等，也都多多少少地受过他的教益。
其实我当时的水平简直连"雕虫小技"都称不上，可战胜训练班的少年棋手后，却神气十足，飘飘然起来。如果用"夜郎自大"来形容当时的我，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记得张先生和我下的第一盘辅导棋是让我17子，我心里哪肯服气，拼命想杀败他，可他好像故意气我一样，东下一着，西投一子，弄得我手忙脚乱，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这下我可领教了高手的厉害，赶忙把逞强之心收敛起来。
训练班活动时，张先生通常是给大家讲解，并不常下辅导棋，惟独和我下了不少局。后来我才知道，张先生是有意这样做的。
尽管张先生教我的时间不长，可是在他的培养下，我的棋艺进步很快。可以说，张福田先生是第一个把我领进围棋大门、并使我看到那变化万千的围棋世界的人，我对他永远怀着感激之情。
另外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伯伯也经常叫我去下棋。我妈妈原是第一机床厂党委书记、一机局局长、北京市委委员，可能是这种关系他知道了我。不过他很怪，他自己从来不下，而是叫我和他的秘书宋妆棼下，他在旁边观看。那时我家和宋汝棼家挨着，他们家在胡同口，我们家在里面，刘仁来了，打个电话，我就过去。
每年春节，北京市委都要在人民大会堂搞联欢，刘仁就叫人把我请去下棋，算个表演项目。有一年国庆节，他把我叫到北海公园，他当时负责指挥天安门的庆祝活动，指挥部就设在这里。那天不知为什么事他心里生气，秘书过来告诉他那边的游行开始了，他说"我不管"，继续看我和宋汝棼下棋。
刘仁特别喜欢我，曾经把一副日本人送他的围棋转送给我，后来这副棋在"文革"抄家时丢了。刘仁和我的关系在"文革"初期给我们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我在后面再谈。
为了下棋，我真是没少让父母操心，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难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65年，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比赛，刘仁伯伯送给我一张请柬，可一看日期傻了眼，两场比赛的时间都不是星期天。是去看比赛还是去上学，我犹豫不定。观看日本棋手的比赛对我的诱惑力真是太大了，我实在无法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于是我给学校打电话说我病了，不能去上学了，然后偷偷直奔赛场民族文化宫。
逃学，这在当时可真是胆大妄为的行为，对一个学生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事。可为了看围棋，我还是犯了"天条"。第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第二天我去看复盘，仍然没有被发现，第三天我又抱着侥幸心理去看第二盘比赛。老师见我连着三天没来上课，就给家里打电话询问我的病情。正巧是我妈妈接的电话，这下露了馅儿。我妈妈立刻就想到那张请柬，二话没说就追到民族文化宫。
当时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尾原和陈祖德的那盘棋，罗建文过来告诉我"你妈来了"。我一听马上意识到不妙了，因为家里对我们管教很严，特别是我妈妈，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肯定要挨打。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躲起来，可那个大厅里躲都没处躲，慌乱之中就躲到男厕所里。其实躲得过初一还躲得过十五？当时就是孩子的心理，能躲一会儿是一会儿。
我妈妈找遍赛场也没找到我，于是就气冲冲地叫国家围棋队领队李正洛把我交出来。李正洛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情况，再说一个孩子他也不会注意，就说没有。我妈妈不信，还和人家大吵了一顿。等我妈妈走了，人家来告诉我，我这才从厕所里出来。回家后就被我妈妈用鸡毛掸子痛揍了一顿，屁股都打肿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逃过学。
我和陈老总
在我的童年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我10岁那年和陈毅元帅下过一盘棋，从那以后我们竟成了棋友。这件事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可以说是改变了我的一生。
1962年夏天，我和弟弟继波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大人下棋。正看得带劲儿，我姐姐突然跑来找我，让我赶紧回家。什么原因她也不说，我就感到挺奇怪的。
回到家就让我洗澡。那时洗澡是很大的一件事，我像所有的小男孩一样，不愿意洗澡。可没办法，大人逼着洗也只能洗了。洗完澡还换了身新衣服，我就更奇怪了。这时我姐姐才告诉我陈老总要找我下棋。
那时我才10岁，还搞不清楚谁是陈老总。我姐姐说陈老总就是陈毅元帅，我还天真地问怎么元帅也会下棋？在我的脑子里，元帅都是带兵打仗的。
第二天上午，父亲领着我和继波来到北京体育馆东楼招待所。由爷爷亲自带我们去下棋，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出门前，父亲一再叮嘱我们见了陈老总一定要先问陈伯伯好，要有礼貌，不许乱说乱动，不许随便吃人家的东西等等。
可一进大厅，我的眼睛就不够使了，什么都觉得新鲜，而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被沙发围绕着的茶几上的棋盘和棋子，恨不得立即坐在沙发上，痛痛快快杀一盘，连向陈老总问好都忘了。直到父亲忍不住连声催促我时，才发觉陈老总已经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了。
陈老总问了我们许多问题，比如几岁啦、学棋时间啦、棋力如何啦等等。记得有一个总是使我很难堪，就是"你下得过弟弟吗"？虽然我确实下不过弟弟，但"下不过"这三个字就像根骨头鲠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后来还是父亲替我做了回答。
当时在场的还有李立三、过惕生和过旭初。李立三我原来就认识，那时他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每个周末他都派车接我和继波到他家下棋。他家养了好几条狗，我小时候还很害怕。下完棋还请我们吃饭，开开荤。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极度缺乏，能吃上肉就是很不错的事了。李立三给我的印象是极为豪放，他的围棋水平并不高，每次输给我后都哈哈大笑，整个客厅全是他的笑声，我觉得灯都要被震下来了。李立三同陈老总关系密切，就是他跟陈老总讲，有个不到10岁的孩子，棋下得很好，这样陈老总才知道了我，并把我接去下棋。
简单交谈过后，陈老总便邀请我们入座。大概是继波水平比我高的缘故，陈老总首先选择了他，我则和李立三对局。第一轮继波输给了陈老总，我胜了李立三，然后我们交换了个位置，我对陈老总，继波对李立三。
我从小下棋就很认真，从来不愿让人，不管是谁。对陈老总我也是毫不留情，直到杀得陈老总投子认负。这个结果令我喜出望外，因为继波输给了陈老总，而我却战胜了陈老总，对我来说，这可是双重的胜利。
下完棋，陈老总留我们吃午饭，在吃饭时我可是闹了大笑话。那时我们家生活简朴，像汽水也算是高档消费品了，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喝到，不可能随便就喝的。吃饭时服务员给我倒上汽水，我一尝，特别好喝，几口就喝光了。我刚喝完，服务员又给我倒上，再喝光，再倒上，就这样我连喝了十几瓶，到后来居然喝"醉"了，头晕得不得了，只觉得天昏地转，吃了半截饭就坐不住了，只好躺在了沙发上了。陈老总叫我吃担担面，我起都起不来了。后来怎么回的家我都记不清了，反正一到家就挨了父亲一顿打，说我太没出息了，一点样子也没有。
没想到晚上陈老总又把我们接去，这次是在首长休息室。那天中国围棋代表团刚出国比赛回来，陈老总正在接见他们并听取他们的汇报，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也在场。他们就如何发展中国的围棋事业谈了很多，可惜我那时还很小，谈话的内容还听不大懂，只知道和围棋有关。
自从和陈老总认识后，只要有时间，他便把我接去杀上几盘。有一年暑假，陈老总说，你们白天好好睡一觉，晚上陪我下棋，我请你们吃夜宵。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和他下棋，直到快开学时，他大请我们一次，还开玩笑地说，我们要"告别"了。那意思是说我们一上课，就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陪他下棋了。
在陈老总面前，一开始我还有些拘束，后来见他总是笑眯眯的，也没架子，就有点"放肆"起来。有一次对局，陈老总刚刚下了一步，可能发觉不妥，就伸手要把棋子拿回去，不曾想被我一把拉住了手腕，硬是不让他悔棋。当时我气急败坏的样子逗得陈老总哈哈大笑，周围的人也都哭笑不得。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成了棋界的笑谈。
和陈老总交往的许多细节，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些话的意思我是记得的。1964年中国成功地进行核试验后，陈老总曾说过，原子弹相当于围棋的"九段"，中国有了原子弹，也就是有了"九段"，而围棋目前还没有九段，你们将来要打败日本的九段。类似的话他说过很多，这使我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懂得了下围棋并不是单纯的玩，而是和民族荣誉、为国争光联系在一起的。
经常和陈老总一起同我们下棋的还有张劲夫、金明、胡立教、孙乐宜等，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最有意思的是我还和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宋希濂下过棋。我那时看过不少历史书，知道宋希濂是国民党的上将、兵团司令，是陈毅元帅的手下败将。一次在政协礼堂我同时遇见他们两人，我就在心里把他们进行比较。那时我们受的教育国民党都是凶神恶煞，面目狰狞，可我看着他们两人都很和蔼，从外表上看不出哪个是共产党，哪个是国民党。我特别喜欢宋希濂还有一个原因，他总爱请我吃冰淇淋，政协礼堂的冰淇淋又做得特别好吃，吃得我对他极有好感。"文革"后他去了美国，以后再也没见到他。
"文革"开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陈老总了，但我从红卫兵的小报上看到他也被批斗过。
1966年11月，以岛村俊宏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按照以往的惯例应该到全国的几个大城市进行巡回比赛，可那时全国都乱了，他们只能留在北京。我听说这个消息后当然不能错过，也跑到比赛场地---北京饭店。没想到那天陈老总出来接见日本代表团，而且是穿着他那身元帅服。我过去虽然经常见到陈老总，但还从来没有见他穿过元帅服，我当时觉得他威风极了。
陈老总说了很多，但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他说他早就该来了，因为人家在批斗他，所以拖到今天。可我觉得他特别精神，像根本没有挨过斗的样子。开始我还躲着他，不知怎么被他发现了，马上把我叫到跟前，并把我介绍给日本人。
陈老总一定要我和《朝日新闻》的记者田村龙骑兵下上一盘。第一盘由于过度紧张我输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人下棋，尽管他只是个业余五段，可以后的5盘我全赢了。当时武宫正树、加藤正夫、石田芳夫都在团里，我还和武宫正树下了盘让先棋，没下完，打挂了，我的形势不好。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陈老总。后来社会上传"二月逆流"的事，我见到陈老总的儿子陈小鲁，向他打听陈老总的消息，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我坚信陈老总是好人。
可以说没有陈老总，就没有中国围棋的今天。
我的初恋
她曾经在我心中像天使一般美丽，但这只是过去。我只能在今天保留一份美好的回忆。
1968年10月，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儿，她叫章娅，小名丫丫。
那时我们整天无所事事，也没处去，于是一帮男男女女就聚在一起瞎聊。有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高干子女就在家里成立了所谓的俱乐部，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我常去的就有林杉杉家的"杉杉俱乐部"。在"杉杉俱乐部"我认识了一个叫闵梅的女孩子，闵梅又带我去了"丫丫俱乐部"，也就是章娅的家，我大概就是在那儿认识她的。
那年她15岁，我16岁，可能是有缘分，一见面我们就相互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好感。她说她爸爸有将军帽和将军靴，我说那好，让我试试。她真的就把她爸爸的帽子和靴子拿来，给我穿上，并让我穿回家。在那个年代，如果能弄到一身军装，那是非常时髦的，更不用说是将军的了。当时我神气得不得了，觉得她对我真够仗义的，关系马上就不一般了。
后来我们就经常一起去玩，那时年龄都还小，说不上谈恋爱，但是一个男孩子如果能在身边带上一个女孩子还是很时髦的。
按当时的情况说，我们家庭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她父亲是北京军区副政委，中将军衔，"文革"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而我父母都是"黑帮"，家也被抄过好几次。可是她从来没有歧视过我，还帮我洗衣服，她父母对我也挺好，经常叫我在他们家吃饭，甚至还在他们家住。为什么会在他们家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挺奇怪的，可能是我不愿意回家的缘故吧。那时我们很纯洁，真可谓两小无猜，想起来有点类似保尔和冬妮娅。
有一天晚上，她打电话约我到正义路路口见面，记得当时已是冬天，天气还挺冷的，我放下电话就去了。到了正义路，她已经在那儿了。我们谈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的事，只是在分手的时候她忽然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那一瞬间我紧张坏了，觉得地球都要停止转动了，浑身也抖了起来。我担心这样会出什么问题，于是我对她说这怎么得了，出事怎么办？她可能这方面比我懂得多一些，说不会出事的。可见那时我们单纯得不能想象。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一天不见都觉得不行，一有空不是她来找我，就是我去找她，多数是我找她。有一次她到我家来找我，父亲不叫我出去，我简直痛苦极了，甚至对父亲都产生了怨恨。那时我认为全世界最好的人就是她了，她在我心中就像天使一样。
没过多久，她妈妈似乎有所察觉。到了1969年3月的一天，章娅突然失踪了，事先也没和我打声招呼。
我问她家里，他们拒绝告诉我。我问她的几个女友，她们也不知道。
在她失踪后的那些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黯淡下来，日子简直没法过了，我唯一做的事就是到处打听她的下落。终于有一天闵梅收到她从青岛的来信，并马上告诉了我。原来她是被她家里送到东海舰队当了兵。看来是她家里认为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于是采取措施断绝了我们的往来。
当我知道章娅在青岛后，便决心去青岛找她。可这事我又不能和父亲讲，那时他已经放回来，对我管得很厉害，总觉得我学坏了。于是我先去太原，摆脱父亲的控制，然后再想办法去青岛。
太原有我两个小棋友，刘黎亭和张小弟，1965年在成都参加全国少儿比赛时认识的，后来他们到北京找过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当时口袋里只有5元钱，又不好找家里要，就一路蹭车到了太原。
我们到处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东海舰队。门卫见我们这副样子，当然不让我们进，只能打电话叫章娅出来。过了一会儿，章娅穿着一身崭新的海军军装跑了出来，刘黎亭和张小弟知趣地躲到一边。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抱怨她走时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她却不停地跟我讲大道理，什么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所事事了。听她这么说，我心里非常难受，我说我希望你说清楚，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我们到底要不要保持联系？（摘自新民体育报，感谢网友方方的转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