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卫平的围棋人生（2）
作者: 聂卫平 王端阳 ( September 30, 1999, 05:12 PM )
章娅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你应该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别在外面来回晃了。我一听心就凉了半截，我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来看她，却落了个"在外面来回晃"！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她现在进入了革命者的行列，而我则成了游手好闲的人，感觉完全不对了。我心里的失望、难过、羞愧就甭提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
我下意识地朝旁边看了一眼，刘黎亭和张小弟还在不远的树底下等着，见我朝他们望去，便向我挤眉弄眼，以为我这里怎么样呢，我真想扭头就跑，一直跑到天涯海角。
最后章娅对我说，部队的纪律很严，她出来的时间不能太长，然后问我有没有钱，她肯定知道我是自己跑出来的，并要给我钱。说实话我当时口袋里已经没钱了，但说什么我也不能要她的钱，就这样我们分了手。
从青岛回来后，我仍然没有死心，不断地给章娅写信，可她从来不给我回信。我有一张她送我的照片，上面还有她的题字，我一直视如珍宝地藏在身边，每天晚上都放在枕头底下。
4月30日夜里，我正睡着，东华门派出所的一个民警突然闯入我家，要把我抓走。我问为什么抓我，他说过节了。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认为我是不安定因素，就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地把我抓起来。那个时期也没处讲理，只有乖乖地跟着他走。可是临走前他从我的枕头底下翻出了章娅的照片，说哎哟，你怎么会有她的照片？我和章娅都属同一个派出所管，显然他认识章娅。他那话的意思是你这个小流氓怎么会认识将军的女儿。说着就把照片没收了，当时我心中愤怒极了，我无法说明这张照片对我的意义，只能眼看着这唯一的纪念品从眼前消失。我觉得他才是个流氓。
当晚我被关在一个小屋里，同屋还有一个人，开始我们不认识，也没说话，到了下半夜，实在睡不着，就互相询问对方的情况。没想到他竟是刘仁的儿子，我和刘仁很熟，却不认识他。他也没干什么坏事，就因为他爸爸是北京最大的"黑帮"，半夜里被人从被窝里揪出来，带到这里。这样我们成了难友，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
谁知命运使然，十七年后，章娅主动找到了我。
1986年，我从日本比赛回来，孔祥明到机场接我。在车上她给我一封信，并说这是你从前的女朋友来的。
信并未拆封，但信封的下面署着"章娅"两个字。章娅的事我曾经和小孔说过，所以她知道。我当时特别吃惊，做梦都没想到十七后她会来信。我拆开一看，信很短，先是问我还记不记得她，然后说多年不见，不知我的情况如何，如果有时间，希望我们到她家做客。
首先去不去她家我有点拿不准，我心里是很想去的，但我不能跟小孔表示出来我想去，我就问她，你看怎么办？小孔挺绝的，说你别问我，你想去就去，别装傻充愣的！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大合适，还是咱俩一块儿去吧！后来我和小孔一块儿去了章娅家。这时她已改名叫章燕，结了婚，有一对双胞胎儿子，长得虎头虎脑，很漂亮，婚姻也很美满。
以后章燕又单独约我到她家，她妈妈对我非常亲热，总是留我在他们家吃饭，好像是他们家的女婿似的，简直让我受不了。章燕悄悄跟我说，那年她就是顶不住她妈妈，现在她妈妈非常非常后悔。我心里说，你顶不住你妈妈你跟我说呀！你不能让我写了几十封信也得不到个回音，而且我从太原扒火车去找你，你就让我那么灰溜溜地走了，这怎么受得了啊！
我以为这事到此就可以结束了，没想到事情继续向前发展。章燕向我表示希望继续保持以前的关系，我说现在怎么可能啊，这太难了！她说她随时可以离婚，希望我也离婚，再和她结婚。我说这个我办不到，也没这个可能。我跟她讲，我和当年的我不一样了，你也和当年的你不一样了，我们错过了那个机会也就失去了那个缘分。我不能说我不喜欢你，你曾经在我心里像天使一般美丽，但这只是过去，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保留过去一切美好的回忆，做个好朋友。
当时正在擂台赛期间，我心脏不好，医生劝我吸氧。章燕在一家部队医院当主治医生，她叫我到她那里去做高压氧治疗。这种治疗方法是把人推进一个玻璃舱内，关上门，大约待一个小时，没人理你，让人觉得烦闷无聊。可是我做的时候，她就坐在舱口陪着我，和我聊天。将近一个月疗程，她天天如此。
做了高压氧后，我的状态好极了，在第二届擂台赛上我连赢五盘，不能不说同我做高压氧治疗有关。
我对章燕非常感激，而且我也感觉到她对我的那种强烈感情，而我对她的回报却很差，这使我觉得很对不起她。不是我不想回报，而怕分寸掌握不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算是恰到好处。想来想去我能做的就是请她吃饭。每次出去她都显得特别兴奋，我看得出来，她和我一块儿上街时，有一种女性的虚荣心，很得意。相反我很怕带她上街吃饭，我愿意在屋里聊聊天、说说话，上街对我这个公众性很强的人来说，换了个女人在旁边总觉得不大对劲儿。
那段时间我和小孔的关系很紧张，她要一个人到日本去，这是很不正常的，开始我不赞成，可她执意要去，没办法，我只好同意并帮她办了手续。其实我和孔祥明的夫妻关系早就出现了不和谐现象，这同章燕没关系，但章燕的出现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医院里反映大极了，开始人家以为我是个名人，主治医生表示一下关心，多说两句话也属正常。
可她每次都这样，而且毫不顾及影响，人家就开始议论了，搞到后来我都不敢去了。接着社会上也开始流传我这个那个的，这些都难免不传到小孔的耳朵里。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卧床不起，章燕突然到我们家来，指挥我们的小保姆干这干那，还亲手给我做了碗鸡蛋面，端到我的面前，就像女主人似的。在感激的同时也使我进一步感到事态的严重，以后我慢慢有意疏远她，不去找她，也不给她打电话，直到断绝了往来。
她父亲去世时，她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我到她家表示了哀悼，还参加了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她对我能去最后看她父亲很感激。
后来我和王静之间有了麻烦，我感到走投无路去找过她，请她替我出主意。她说不管是谁，只要能取代孔祥明就行。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对孔祥明有那么大的偏见。我听说她曾去找孔祥明谈过一次，具体内容我不大清楚，意思是让孔祥明"让位"，孔祥明肯定予以"正当防卫"。可能是那时结的怨，但这也是因我而起。
孔祥明
有一个安定的家庭环境，没有后顾之忧，心里就不容易躁，就容易发挥水平。
我和孔祥明在1965年就认识了，那时她代表成都，我代表北京，一起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少儿围棋比赛，那年她10岁，我13岁，还处于少年时期。
1973年国家体委组建围棋集训队，我和她都应召入队，这样她来到北京，我们开始朝夕相处。这时她已经出落成18岁的少女，我也21岁了，正所谓青春年华。由于过去就认识，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摆棋复盘，谈经论道，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往其他方面想过，我只把她当作一个很不错的小师妹。
1973年我们集训队到成都巡回比赛，认识了不少四川下棋的女孩子。那时我虽然刚从农场回到北京，还没进入职业棋手的角色，但在年轻人中棋力高一大块，她们水平低，都愿意跟我学棋。
在学棋过程中，有三个女孩儿同时向我发动猛烈攻势。其中有一位姓贺，是一位省长的女儿，我对她的印象最好，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发展到白热化程度。我曾对罗建文讲，我这辈子可能就交给她了。我到过她家，她也来过我家，双方的家长都很满意，认为万无一失。
可就在这时突然发生意外。小贺和我一样，喜欢打牌，按说有共同的爱好是件好事，可她特别好强。
1976年在安徽参加全国比赛间隙，我们围棋队的几个人在一起打牌，她和我搭档，因为打牌我们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冷静下来后，我认识到我们都太好强了，不知道互相谦让，将来在一起生活肯定不幸福，因此我十分理智地决定和她分手。
后来她曾找我希望挽回，我表示已无可能。我没有告诉她原因，只说咱们完全不合适。那时正是日本人捧我为"聂旋风"之后，围棋队的人都认为我地位变了，把人家给甩了，觉得我太不像话，全国围棋界也对我印象不好，但我始终没有解释过。
几个月后事情发生变化，过去谴责过我的人也觉得可以理解了，可能是有人透露出事实真相。后来小贺去了加拿大，在那儿结了婚。我由衷地祝愿她幸福美满。
和小贺分手后，有不少人为我介绍过女朋友，有一次一天就给我介绍了十来个，搞得我眼花缭乱，这也不错，那也可以，不知道该跟谁好，可最后一个也没成，甚至连名字都没记住。
在一个个都不行之后，我的婚姻问题成了"老大难"。1979年国家围棋队到日本访问比赛，我和孔祥明都去了。在一次和日本棋手的聚会中，大家互相开玩笑，一个日本棋手说，陈加锐对孔祥明有意思。陈加锐原是我国的七段棋手，后去了日本，那天也来了。这时我们的一名棋手马上反驳说，你瞎说，孔祥明早就跟聂卫平了，根本不可能跟陈加锐。
本来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猛地提出来，显得特别敏感，而且我突然发现小孔真的对我很好。这有点像我们棋手下棋，有的时候需要长考，一长考就是一两个小时，可决心一下，"啪"地一着就解决了。我的婚事"长考"了几年都没结果，在那个偶然的场合一下子就给捅破了。我半开玩笑地问，这是真的吗？我这是试探，把球踢给了小孔。小孔在众人的目光下扭扭捏捏地说，可能是真的吧。
她回答得很微妙，没有明说，但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真的。
回到北京后，我们很快就结了婚，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小孔在围棋上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特别是在精神上给我很大的鼓励。还在擂台赛之前，她就鼓励我要敢赢日本的超一流棋手，那时中国棋手还没有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的纪录。我说即使我不行，我后面还有我的学生。她说不对，在你能完成的事，你为什么要留给后人呢？！她还说，你有能力把棋下好，什么样的日本人你都能赢。
这番话对我真是刻骨铭心，她说这话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以后的实战也证明她的话是对的，我战胜过所有现役日本超一流棋手，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在我成功的后面，有小孔很大的功劳。
1981年，我们的儿子降生，那时我不在北京，正在外地参加全国比赛。按照预产期计算，我知道她已经生了，可那时通讯还很落后，很难打长途电话。回到北京，我就给家里打电话问是儿子还是女儿。我当时打算如果是儿子我立刻就赶回去，如果是女儿我就先洗个澡收拾收拾再回去。说实话，我是喜欢儿子的，有点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
我弟弟接的电话，他告诉我是儿子，我放下电话立刻就回去了。我进屋时，小孔躺在床上，儿子就在她旁边。我第一眼看见他时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儿子，他长得很小，小极了，样子非常可爱。我把他抱起来，心里特得意。我给他起名聂云骢，意思是云中的骏马。
离婚之后反思我们的关系，我认为有一步最大的"漏算"。在事业上我们有共同语言，这是没得说的，在家庭生活中她也很能干，持家是一把好手，另外很会关心人，这些都是她的重大优点。我们"漏算"的是两人的个性，或者说是兴趣爱好。可以这么说吧，除了围棋之外我们的兴趣爱好截然相反，作为朋友这无所谓，可是作为夫妻问题就严重了。
比如我喜欢打桥牌，有时还把人招到家里来打。小孔对打牌反感至极，短时间还问题不大，时间一长就无法容忍了。没办法，我就出去打，很晚才能回来。她明知我去打牌还要问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来，问得我很烦。她还特别讨厌我和女牌手一起打牌，认为我打牌是假的，和那些女的来往是真的，说出的话都出了格，这也使我无法忍受。打桥牌本来是一种很好的业余爱好，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调剂，有什么不好？可她就偏偏反对。人就是这样，你越不让我打我偏打，还就跟女的打，故意让她看。在打牌的事上我们搞得很僵。
另外我还喜欢足球，可以这么说，凡是争胜负的我都喜欢。这个她也不喜欢，而且一点都不看。我多次跟她讲你也陪我看一场足球，可她就是没给过我这个面子，直到我们的关系出现危机时，她才陪我到外面看了一场，当时我们双方都在努力尽量做得好一点，实际结果却是没用的。
相反，她喜欢的花样滑冰、花样游泳、艺术体操、音乐会等等，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记得我陪她听过一场音乐会，我真是太难受了，异常的痛苦，虽说是陪下来了，心想下次再也不干这样的事了。我认为最大的失误就是婚结得太仓促了，如果多聊聊、多接触一段时间就好了。
孔祥明作为一个朋友是极好的人，她本人也曾获得过全国女子冠军，但她的个性太强，作为妻子对我来说就不太合适了。有一次，在一个公众场合，有人介绍她时说，这是聂卫平的太太，她马上站起来更正：
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孔祥明。弄得我非常尴尬。这种事发生了不止一次，明显让人感觉到我们关系不好嘛。
后来我们发展到吵架，特别是每逢我出去参加重大比赛之前，她总要找点茬儿吵上一顿。比如和林海峰争夺"富士通"冠军，和曹熏铉下"应氏杯"……每次都吵，我说能不能不吵了，马上要出去比赛，而且是争世界冠军。她说我不管，看上去都有些失去理智了。我不是埋怨因为她我才输了，我是说比赛前有个好的心情，至少是个有利的因素。有一个安定的家庭环境，没有后顾之忧，心里就不容易躁，就容易发挥水平。擂台赛期间我心里就特别平静，所以发挥得特别好。
我和孔祥明最后的决裂是因为我认识了王静，在此之前她不断提出离婚，是我没同意。首先是影响太坏了，那时报纸上都在宣传我们这对"模范夫妇"；其次儿子当然要归她，这我也难以接受，所以一直维持着。后来王静怀孕，又不肯把孩子打掉，使事态急转直下，我迫于无奈，正式向她提出离婚。
小孔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很平静地接受了。她提出把儿子带走，并帮他们做好去日本的安排。这本来都是应该的，她不说我也自然会办。小孔是个要强的人，在经济上她没提出一点要求，就连当时比赛的奖金，虽不多，但对他们来说还是重要的，她都不要，如数还给了我。他们母子到日本后，我通过在日本的朋友尽量给他们安排得好一点。
办离婚手续那天，我们把儿子也带去了，那年他10岁，在办事处大哭，不让我们离。儿子，我也舍不得你啊！我是真的没办法，心情很矛盾。在我离婚这件事上，几乎遭到了亲友的一致反对。我妈妈大骂我，你怎么能这样？！她思想正统，说得也难听。邓朴方特意把我找到他家里，批评我太不检点了，不同意我离婚。伍绍祖、李富荣等我的直接上级和朋友找我谈话，做工作。万里委员长虽没明说，也是很不以为然。
姜昆最绝，一见面就说，原来你也是人啊！我们都以为你不是人是圣呢！话虽幽默却不乏挖苦之意。社会上骂你的就更多了，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王静
她要演出，我要比赛，匆匆忙忙，真正在一起交流感情的时间太少了。
我这个人对音乐可以说基本上没兴趣，对文艺也是一窍不通。记得有一次陈昊苏请我去看东方歌舞团的演出，我碍于情面不得不去，结果在主席台上睡着了，鼾声通过主席台上的扩音器传了出去，王昆差点没跟我急了。而王静是总政歌剧团的歌唱演员，我们隔山隔水，本来无缘相会，如果不是去湖南参加一次活动，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
1990年春节前夕，湖南电视台想请北京的一些知名人士去参加他们的春节晚会，他们通过训练局的一个湖南籍副局长找到我。我根本不愿参加这类活动，局长让给他点面子，并说就两天时间，飞机去飞机场，我没办法，同意了。
那时我的名气非常大，资格也老，出差都是车到楼门口来接。出发前突然接到电话，让我自己到训练局大门口上车。我住的那个楼和大门口还有一段距离，再说1月份天气正冷，而我则从不穿棉衣，我就说车多跑一圈不是很快嘛！他说总政的女演员王静要跟我一块儿走，说好了在大门口等她。我听了心里就不大愉快，可没办法，只得自己提着包，冒着寒风来到大门口。坐到车里又等了半天，王静也没来，我们不能再等，直接去了机场。我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可又没处发泄。
走进机场大厅，有人过来对我说王静在那边，你是不是过去见见她。我从远处看见那边有一个女的，穿得很时髦，我心想王静算什么，是谁？刚才已经等了她半天，这会儿凭什么要我去见她？因此我说她愿意见我叫她来，我不可能去。那人离开我后又朝王静那边走去，后来听王静说，人家也对她说，聂卫平到了，是不是去见一下。她也觉得他算什么，为什么要来拜见他？当时我们都拿着架子，没见成。但那时我知道她就是王静了。
吃饭时，主办单位又把她安排在我旁边，这时我们才交谈了几句，但话不多，也就是应酬吧。现在如果问王静喝不喝酒，她肯定说不喝。当时人家问她她却说喝，于是人们纷纷向她敬酒。她还挺能喝，这引起我的注意。我的酒量很好，我就想借这个机会把她灌醉，让她出点洋相，也好发泄一下憋在心里的怨声。
我开始拼命灌她，话自然就多了，喝到后来居然没把她灌倒，这实在出乎我的意外。我对她说晚上有空还可以再接着喝，我是非要把她放倒不可，她居然也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算是认识了，但没什么来往。
春节期间有个朋友在家里搞了个Party，邀请我和小孔参加。我希望王静也能参加，但又不能让小孔知道是我请的，我就叫主人弄个车把王静接去。女人的感觉真厉害，当时还请了很多文艺界的人，而且那天晚上我和王静几乎都没说话，小孔还是感觉到了我和王静的关系。
从那以后，王静经常到体委来找我，也不怕别人议论。我去她那儿总是躲躲藏藏，不敢公开，冬天大衣领子都竖起来，低着头，从来不敢抬头走路。那时她还住筒子楼，人多眼杂，我觉得特别危险，所以去的不多，主要是她来找我。后来人们议论得多了，可能是逆反心理，反而不在乎了。
1990年3月，是我和孔祥明结婚十周年，她一定要我给她搞个纪念活动，她说最后搞这么一次就可以分手了。作为十年的夫妻，满足她这个并不过分的愿望，我不能推脱。那天的仪式搞得很隆重，方方面面的朋友去了不少，大概有好几百人参加。那天王静和她哥哥王刚也去了。那时我和小孔的婚姻已经完了，可以说那是一次"告别晚会"，但是许多参加晚会的朋友并不知道。
接下来的事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我和孔祥明离婚后，马上就和王静结了婚，因为时间已经刻不容缓。
没过多久，王静的预产期到了，并有了反应，我和她的女友杨英把她送进同仁医院，然后到医院旁边的新侨饭店边喝饮料边等，杨英不时地来回探听消息。
在等待的过程中，一个服务小姐莫名其妙地把一杯饮料倒在我的身上，就在这一刻，杨英告诉我王静生了，是个儿子，这使我异常高兴，也顾不上擦干身上的饮料，急忙向医院赶去。我就喜欢儿子，在喝饮料时我就对杨英讲，如生女儿你自己去看她。后王刚给我们这个儿子起名叫聂云青。
邓老爷子
邓小平确实在人民心中竖立起一块无法磨灭的丰碑！而我能和这样一位伟人有过直接的接触，不能不说是非常幸运的。
邓小平喜欢打桥牌我早就听说过，但水平如何我不清楚，那时我还没和他打过牌。有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我想当然地信口说道，邓小平的牌，就因为他是邓小平，所以不错。我这话比较含蓄，可以有多种含义：一是可以理解为因为你是邓小平，水平高，所以打得不错。二也可以理解为因为你是邓小平，别人都让着你。
没过多久，也就是1984年的夏天，胡耀邦请我到北戴河休假，当时邓小平也在北戴河，听说我来了，邀我过去打牌，而且指名和我搭档，我当然是荣幸之至。对方是另一对熟悉的老牌友。其中一位牌友打牌有时冒叫，邓老爷子抓住他这个特点，动不动就加番。按照正规的叫法应该叫加倍，可邓老爷子总是用四川话叫加番，我们也就都跟着这么叫。
邓老爷子一加番，对方哪里顶得住，被邓老爷子一顿痛杀，真是惨不忍睹！打了几圈，他们一次没赢，我就发现对方的脸都长了，嘴也翘得老高。而邓老爷子仍然是毫不留情，穷追猛打。
当时我就想偷偷"放水"，让他们一把。这位牌友拿牌的姿势永远是"君子坦荡荡"，谁都能看得见。叫牌时我看见他有好多黑桃，而我只有AK四张黑桃，我就叫了个四黑桃。这回被他逮着了，给我来了个加番。
这一加番不得了，我当了六个，输了很多分。这一下对方的脸色好看多了，可邓老爷子见输了这么多，很不高兴地说，小聂，你创了世界纪录了，还当了六个。这时我才感到邓小平打牌是很认真的，而且牌打得确实好，出乎我的预料。
打完牌邓老爷子留我吃螃蟹，在餐桌上，毛毛突然大声叫我，听说你在背后说我们老爷子打牌不行，都是别人让，现在你觉得怎么样啊？你是不是可以坦白一下你的想法呀？邓小平耳朵有点背，她这么大声讲就是为了让老爷子听见。我当时就傻了，我讲的那些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她的耳朵里，而且当着老爷子的面给我抖了出来，我顿觉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尴尬至极。我愣了半天，说道，看来我以前的判断错了，老爷子打得确实很好。邓小平听了哈哈大笑，丝毫不掩盖得意之情，天真得像个孩子。
后来在回北京的火车上，老爷子还跟孔祥明说，小聂下围棋是九段，打桥牌可没有九段，他被人家当了六个。从此以后"当六个"成了我的笑柄，桥牌界的人都知道，一见面就拿"当六个"来打趣我。
在北戴河期间，邓小平还叫他的外孙女和外孙子跟我学围棋。当时他们刚10岁出头，并不是专门学棋，只是陶冶一下情操。每天由他们的妈妈送过来，同时还给我带来一个大冰淇淋。教他们是很难的，因为教一个五六段的棋手对我来说很容易，可让我教一个完全不会下棋的孩子那就很难了，这完全是两回事，但我还是很耐心地教他们。我说我教你们下棋是次要的，主要是教你们好好做人。他们都挺怕我，也挺听我的，因为他们不认识我，只是听说过我。我也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保持着老师至高无上的权威。
"八一"前，邓小平要回北京出席建军节纪念活动，他说再回北戴河时可以把孔祥明和我儿子骢骢一块儿接来，并要在专列上请我独生子吃饭。这面子可大了去了，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了小孔，让她提前把独生子接出来，做好准备。
可是当警卫局的车来接小孔时，围棋队的领导竟然不同意，说"中办"没来正式通知。专列马上就要出发了，是不能等的，当时急得不得了，警卫局的人只好给上面打电话，通过一层层传达下来，这才放行。
我儿子当时还不到3岁，长得挺可爱，邓小平见了很喜欢，让他叫邓爷爷，可我们这独生子不争气，就是不叫。邓小平也特绝，不住地说，你就叫我一声邓爷爷嘛！叫我一声嘛！好像是在求他。可他就是不叫，死拧，到最后也没叫。邓小平还是很喜欢他，并让小孔转告我：你这个独生子很好，将来结婚找媳妇的时候要报告我，我批准才可以。当小孔把这话转告我时，我真是受宠若惊。那时邓小平的精神多好呀，他让我独生子结婚时报告他，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充满信心。遗憾的是我独生子还没到结婚的年龄他就先走了。
1991年，中国女队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世界桥牌比赛中荣获第三名，回国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她们。接见之后进行了一场桥牌友谊赛，由邓小平和丁关根搭档，结果把中国女队打得落花流水。邓小平的牌感很不错，他打的体制是精确叫牌法，叫牌偏冒一点，往往出人意料地打一个很大的约定，而且最后证明大多数是可以打成的。
有一次邓小平、胡耀邦、丁关根和我正在大会堂118房间打牌，突然杨尚昆出来，后面还跟着几个人。
我见是国家主席进来，便主动站了起来。邓小平连忙说，别动！别动！打牌嘛！打牌嘛！我只好又坐下。
这时杨绍明急忙抓拍了几张照片，后来这张照片发表在他的画册上。
邓小平曾笑称自己之所以保持健康是四个原因：一打桥牌、二游泳、三吸烟、四喝酒。邓小平吸烟也有个习惯，从来都是自己点，而且是用火柴，不用打火机。谈到吸烟，邓小平十分幽默，他曾亲口对我说过吸烟有十大好处，比如口腔卫生、提神、使大脑充分发挥、增进交流、增加国家税收等等。因为我也吸烟，对他的看法颇为赞成。这件事得到邓朴方的证实，但具体的哪十大好处他也记不清了。后来在医生的劝阻下，邓小平终于戒了烟，邓朴方也戒了，我却始终没戒。
在和邓小平的接触中，我感到他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人。国庆四十周年的"十一"的晚上，我因是政协常委，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邓小平刚一出来，便被一层层的人包围住了，我无法和他接近。我想那么多人，他肯定看不见我。没想到他发现了我，并微笑着和我打了个招呼。我当时觉得他既是一个伟人，也是一个普通人，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感情。
1976年全国围棋比赛期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正在高潮。我当时是全国冠军，说话有影响，于是上面让我代表全体队员在大会上做表态发言，遭到我的断然拒绝。后来在围棋队内的"批邓"会上，有人提出应该撤销邓小平的副总理职务。当时邓小平已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但仍保留着副总理的职务。我当即表示不能撤，我说这两年邓小平抓治理整顿还是有成效的。我的态度在国家体委引起强烈反应。其实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他也正处于逆境之中，我对他只是一种天然的好感。（待续）（摘自新民体育报，感谢网友方方的转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