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卫平的围棋人生（3）
作者: 聂卫平 王端阳 ( October 08, 1999, 12:37 PM )

　　耀邦叔叔

　　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
　　
　　十年前的春节前夕，我正在上海比赛，这时接到胡耀邦的秘书从南宁打来的电话，约我去他那儿过春节。第四届擂台赛失利后，胡耀邦曾约过我，因去美国比赛没有成行，这次我是一定要去的。
　　
　　谁知正要动身，宋世雄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参加春节晚会。我说我从来没参加过，再说这种场合也不适于我。他说，不，我代表十二亿中国人希望你参加。我说宋老师，你说得这么重叫我怎么办呀？我只能参加了。我把这事告诉了胡耀邦，然后赶到北京。
　　
　　我参加的这个节目和我们家有关。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帮她治病，我们家还给她捐了钱。

　　这事传出去后也得到社会的捐助。这次中央电视台把那个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请到了直播现场，并由韦唯演唱了《爱的奉献》，当时场上场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动，但忍住没有掉泪。
　　
　　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为什么全国飞机停飞，非常奇怪。没办法，只能订初二的票，可南宁机场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飞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车赶到南宁。好在小孔已经带着孩子先去了，没有跟着折腾。
　　
　　一见到耀邦叔叔，他就说春节晚会他看了，很感人，并叫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广西军区为他举办的酒会。

　　他说酒会本来早就要办，为了等我才推到现在。他的意思是酒会上那些军区领导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来喝得就很少，那时医生也不让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帮他挡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还送过我很多好酒。在车上他对我说，你不仅是棋圣，还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挡住他们。我果然不负耀邦叔叔的“重托”，顶住了那些司令政委们的“轮番轰炸”，没有倒下，无愧于“酒仙”的称号。
　　
　　那段时间耀邦叔叔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的情绪不太好。我总想找点什么事让他开心一下，非常巧，我在报上看到姜昆来南宁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说，姜昆，你不是个笑星吗？今天你把你毕生的本事都拿出来，把耀邦的情绪提高起来。姜昆真不错，把耀邦叔叔说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姜昆台下说的笑话比台上说的相声更有意思。
　　
　　在离开南宁前，耀邦叔叔和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两个是忘年之交，关系很不错，你现在是越来越忙了，我呢，今后可能会不帮什么工作，越来越闲了。今年你不要再花很多时间来陪我了。

　　他讲这话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对耀邦叔叔好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央首长，其实我和他的来往在他不当总书记时比当总书记时多得多。他当总书记时我只有两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当总书记后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时间也长得多。谁知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们的诀别，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不已。这又使我们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几件事来。
　　
　　1985年，在范曾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民盟。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这才知道我不是党员。他马上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一见面就问我，你怎么不入党而入民盟呢？我说我写过入党申请书，可没人理我，而民盟对我非常热情主动。胡耀邦没再说什么。回去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按照党章的规定，加入民盟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
　　
　　有一年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把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分为一、二、三级，我们围棋队被降到最低一级。在他们看来下围棋体力消耗最小，其实他们不懂。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他们那个标准不知根据什么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记者问我，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瞎指挥的领导。记者又问你能举个例子吗？我说可以，就把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的那个文件说了。我为什么敢那么说呢？因为我问过胡耀邦，他说乱弹琴！谁降你们的伙食标准，就先降他们的。

　　后经我们的抵制，伙食标准才没有降下来。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3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他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

　　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
　　
　　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体委负责人后，他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
　　
　　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由于我经常和胡耀邦接触，胡耀邦对国家体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转达过去的。另外有人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来找我，必要时我也如实转达。我起的作用不过如此。可是有位记者在《兵败汉城》一文中说，一个围棋国手和中央领导人打桥牌时说了什么，结果把女篮主教练给弄了下来。文章没有直接点名，但显然指的是我。这是不属实的。
　　
　　胡耀邦多次批评过国家女篮，说女篮基本功不行，教练有问题，要多练基本功。说了很多次后没有效果，特别是输给韩国好几十分后，耀邦说要换教练，但没说要撤职。这话确实是我转达给体委的，总书记托我，我不能不转达，并不是我和胡耀邦说了什么“坏话”，致使胡耀邦做出这个指示的。
　　
　　我是一有机会就尽量沟通中央领导和运动员的关系。我曾带华以刚和邓小平打桥牌，并让他替我向老爷子敬酒。我也向邓小平推荐刘小光，所以邓小平专门请他吃饭。
　　
　　还有一次我去西安参加被授予体育十佳的活动，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韩健坐一架班机返京。因为事先已经和胡耀邦约好去他那里打牌，他们就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韩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们也希望能见见中央领导。我就和胡耀邦联系，说他们也是最佳运动员，为国争过光，能不能接见一下。当时万里也在，他们愉快地接见了郎平和韩健，还表扬了他们一番。
　　
　　1988年8月，胡耀邦在烟台休养。我利用比赛的间隙，前后两次到烟台陪他，一共住了两个多星期。此时胡耀邦的身体不是特别好，已明显地开始走下坡路。这么热的天，他却说他有点怕凉，所以空调总是开得很小。即使这样，我还是经常问他，耀邦叔叔，空调行不行？就怕空调太凉吹着他受不了。其实我特别怕热，和我一起来的杨勇的夫人林彬阿姨更怕热，可是为了照顾耀邦的身体，只要他一来，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关小。
　　
　　吃饭时，我和耀邦叔叔坐对面，林彬阿姨和李昭阿姨坐对面，因为空调得得小，感觉热得不得了，但也只能忍着。这时我发现耀邦叔叔吃饭吃得特别快，而且吃完就走，也不多聊。过去他可不是这样，他喜欢在吃饭时说说话，从不提前离座。他一走，我们马上就把空调加大。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敢问。终于有一天他说：“我先走了，你们就可以开空调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经常替别人着想。
　　
　　在正常的情况下，耀邦叔叔也是不乏幽默的。记得有一次喝酒，他就给我讲过一个笑话，他说苏联人很喜欢喝酒，特别是喝伏特加，一到晚上醉汉很多，所以政府派了很多警察维护治安。这天有个醉汉在街上走，看见前面有个警察过来，就说：“警察同志，我……没有喝醉，不信看我……从你们两个人中间走过去？”其实只有一个警察，他喝醉了，把警察看成重影了。那个警察回答：“可以，但是你要一个一个地过来。”……耀邦叔叔一边说，一边模仿，把我们说得哈哈大笑。
　　
　　在和耀邦叔叔的长期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我对他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去世后，有一部分骨灰埋在江西的共青城。我每次去江西，都要到他的墓地去看看，给他送个花圈，以寄托我对他不尽的哀思。　　
　　
　　金庸和沈君山

　　政治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而围棋和桥牌是不会变的。
　　
　　沈君山先生是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比我大20岁。据说他是台湾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才华出众，风流倜傥。他父亲是搞农业的，对台湾的农业做出过巨大贡献。他母亲抗战时死在重庆，追悼会是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我和沈先生是在金庸家认识的。
　　
　　说起来很有意思，金庸很喜欢下围棋，是个超级棋迷，以至在他的小说里经常有关于围棋的描写，甚至还把棋子当成大侠的暗器，甚为有趣。我虽然读过他的小说，可并不认识他。
　　
　　1983年我正在广州进行“新体育杯”的卫冕战，他突然托人转告我，要在从化拜我为师。我以为他不过是想和我学学棋，而且我也想认识他，于是就赶到从化。一见面，他真的就要像他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行大礼，三叩九拜，举行拜师仪式。他比我大20多岁，这我怎么受得了，我立刻阻止了他；我说拜我为师可以，但不要磕头了。就这样我成了金庸的老师，以后金庸一见到我就以“师父”相称。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1984年“新体育杯”的决赛就是在香港金庸的家中进行的，那年是钱宇平获得了挑战权。当时陈祖德正在他家养病，罗建文陪着他。金庸知道我爱吃螃蟹，专门在家里请我吃了顿螃蟹。那顿饭从下午5点一直吃到晚上10点半，我一共吃了十三只，金庸一直在旁边陪着。那天有两个菲律宾佣人对我稍有怠慢之意，第二天金庸的太太就把她们“炒”了。金庸和沈君山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就是由金庸介绍认识了沈君山先生。沈先生不仅喜欢围棋，也喜欢桥牌，而且造诣很深，这也正合我意，我们一下子就聊到一起，有很多共同语言。
　　
　　1987年夏天，香港搞了一个“应氏杯”青少年围棋比赛，我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沈君山先生也去了，香港方面知道我们都喜欢打桥牌，于是特意给我们安排了一场桥牌比赛。那时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正处于微妙时期，和现在不一样，蒋经国还在台上，国民党的所谓“戡乱”条例也还没有取消，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台湾同胞不允许到大陆来探亲，大陆同胞也不允许去台湾，甚至两岸人员的接触都很严格。特别是他们知道我经常和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高层领导在一起打牌，以为我有什么政治背景；而沈君山先生是台湾对大陆决策机构的重要人物，而且时有传闻他可能出任台湾当局的重要职务，所以我们两个搭档打桥牌成了很敏感的一件事。
　　
　　比赛那天，来了很多记者，我从来没见过为了一场桥牌赛来了那么多记者，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所谓的“政治”记者。沈君山先生对记者讲了一句话，我认为讲得很好。他说：政治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而围棋和桥牌是不会变的。
　　
　　我没想到他会讲出政治色彩这么浓的话来，据说这话传到蒋经国那里，蒋听后勃然大怒，说沈君山被我“统战”了，并下了一道手令：沈君山这人永不录用。
　　
　　这件事使沈君山先生受了很大的连累，我多次问他，是否和我接触，对他仕途上的影响很大？他说他不在意这些，他还讲了金庸小说中的一个故事，有两大对立的教派，其中每个教派都有一名担任高级职务的人，虽然教派之间杀得你死我活，这两个人却是知音，经常悄悄地跑到一块儿谈论音乐。他的意思是我们之间的接触交往，将来历史会证明是非常有远见、也非常纯洁的，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台湾一些政客攻击他很厉害，语言也很“恶毒”。可没过多久，蒋经国就死了，以后沈君山才当了“政务委员”。
　　
　　后来我们经常一起搭档，参加各种桥牌比赛，成了莫逆之交。我去台湾，有人就说，知聂卫平者，沈君山也。同样，在大陆可以这么说，知沈君山者，聂卫平也。（摘自新民体育报，感谢网友方方的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