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卫平的围棋人生（5）
作者: 聂卫平 王端阳 ( October 08, 1999, 12:57 PM )

　　台湾行

　　没能见到张学良将军，是我此次访台的最大遗憾。
　　
　　在1992年之前，曾经有人问我：世界上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我毫不犹豫地说：台湾。一是因为台湾是祖国的宝岛，海峡两岸有着共同的血缘和文化；二是因为没去过，有一种神秘感。
　　
　　1988年，我曾经有过一次机会，后因我是中共党员、全国政协委员，台湾方面拒绝签证，最终没能成行。直到1992年9月，我的这个愿望才终于实现了。
　　
　　这次台湾之行，是受台湾奥委会副主席李庆华先生之邀。李庆华先生是原台湾“行政院”院长李焕的独生子是反对“台独”的，所以我接受了他的邀请。李庆华之所以邀请我去，一方面是打破海峡两岸之间体育交流的壁垒（我是第一个正式应邀到台湾的大陆运动员），以促进海峡两岸的早日统一；另一方面他要竞选“立法委员”，也是为了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尽管当时我的身分是全国政协常委，按照他们的“要例”，中共高层干部是不准入境的，可是在李庆华的努力下，还是把我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使我的这次台湾之行得以实现。
　　
　　9月16日中午，我从香港直飞台北桃园机场。一切都很顺利，尤其是出关，没有任何麻烦。在机场，约有十来位台湾记者前来采访我，问我此次访台心情如何？我用“非常亲切、非常轻松和感觉非常好”来回答他们。四年前，我因参加“应氏杯”围棋赛途经桃园机场，台湾方面曾因我的所谓“身份”问题而不准我入境，当时他们之中的许多记者也来采访过我。但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四年。但现在我毕竟来了，也算了了我的一个夙愿。
　　
　　李庆华先生亲自到机场来接我，并把我直接送到台北三大电视台之一的中华电视公司（华视），接受专题采访。没想到采访我的“华视”节目主持人李庆安小姐，竟是李庆华先生的胞妹，她可能因此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她长得很漂亮，思路也敏捷，她说我是多次“过门而不入”。我说她说得非常贴切，不过不是我“不想入”，而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得入”，这次既然“入”了，就希望什么都看看，什么都听听。接着李庆安小姐又问了我十几个问题，大致都是有关大陆的围棋水平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情况，包括什么时候学棋、吸氧等等，没有什么“敏感问题”。最后我表示，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看看老朋友，结交新朋友。
　　
　　下午3点我又在下榻的希尔顿酒店召开记者招待会，接受台北新闻媒介的采访。在离开机场时，李庆华在汽车里问过我来台湾有什么心愿。我说我的心愿之一就是见一下张学良将军。这本来是我私下对他说的，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给我捅了出来，于是就有记者追问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是不是有什么政治背景。

　　我否认有什么政治背景，我说：“张学良是抗战英雄，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我从小就崇拜他，听说他快90岁了，所以很想见他。”

　　出来之前，我曾和吕正操打过一次桥牌，他听说我要来台湾，就对我说，如果有机会见到张学良，替他转达对张学良的问候，并希望他有空回来看看，他很想念他。吕正操是张学良的老部下，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人之常情，而且是在牌桌上偶然谈起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背景。我怕有人借题发挥，多了一个心眼儿，在记者招待会上没敢提及此事。
　　
　　可第二天报纸上一发表出来就不对了，说我到台湾的最大心愿是看望张学良，估计我要给中共某些高层人物传递口信。这件事新闻界“炒”得很厉害，后来我被告之：张学良身体欠佳，不能接见。事后沈君山告诉我，本来我是有可能见到张学良的，可让新闻界这么一闹，张学良不愿意招惹麻烦，只好谢绝了我的求见。这成为我访台的最大遗憾。
　　
　　第二天中午，台湾“行政院”院长郝柏村要在他的官邸单独约见我。在我来台之前，“台办”的人曾找我谈过几次，一方面给我介绍情况，一方面也交代了若干“规定”，其中一条就是可以和台湾政府官员接触，但只能在我住的旅馆里面，不能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如去了，不就等于承认他们了吗？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对台湾政府，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他们都是个政治实体，而且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你只有跟他们接触，才能相互沟通，做他们的工作。像郝柏村这样的人物，你能让他到旅馆来看我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再说了，人家大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我只能在旅馆里接见人家，不去登门拜访，这实在不合情理。我们中国人历来就有尊重老年人的传统美德，不管他是什么政治立场，岁数比你大，你就应该有起码的礼貌。所以这条规定我没有照办，考虑再三后，我还是去了“行政院”。
　　
　　11点30分，郝柏村在“行政院”接待室见了我，在座的还有“行政院”秘书长、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会长王昭明以及李庆华，不许记者采访。开始我还挺紧张，生怕走了嘴，叫他郝院长不行，因为我们并没有承认台湾政府，我只能叫他郝先生。另外他提到我们这边都是称中共，连大陆都不说；我提到他们也一律说台湾，一个字都不能错，所以谈话很累。
　　
　　其实我们谈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我向郝柏村建议，台湾能否也在学校中开设围棋课，这可以开发智力。他表示支持。我又不客气地说，台湾的围棋水平是比较低的，要提高，比较简捷的方法便是两岸棋手多交流，台湾的棋手不一定非到日本，也可以到大陆学棋。另外，大陆的棋手也可以到台湾来，这样，不仅对围棋水平的提高，而且对两岸文化的交流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郝柏村明确地表示，他支持这种交流，他甚至建议，将来可能的话，可以把吴清源、林海峰、聂卫平等杰出的中国棋手请到台湾来，搞一个围棋交流活动。在交谈中，我知道郝柏村本人并不会下围棋，但很喜欢打桥牌。他知道我经常和邓小平打牌，就问我邓小平打牌采用哪种叫牌法、牌技如何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又谈起中国除了西藏和新疆以外，他都去过。我说我和他一样，也是没去过西藏和新疆，其他地方差不多都去了。最后他表示他很想到海峡的“那边”去看看。我不能说“欢迎你回家”，我没这个权力，我只能说你的这个愿望我一定给你转达。我们一共谈了50分钟，出来时，迎面碰到“行政院”副院长施起阳，站着聊了一会儿，然后离开“行政院”。这时外面围了很多闻讯而来的记者，问我会谈的内容，我一律“无可奉告”，上车就走了。
　　
　　回到北京后，“台办”的人跟我说，也就是你，换了别人是要通报批评的。但直到现在我都认为当时我做得是很对的，这事我也向几位中央领导汇报过，他们都说我做得好。而且到目前为止，从大陆去台湾参观访问的人中，能见到台湾“行政院”院长的就我一个。
　　
　　在台期间，我还先后会见了“教育部”部长毛高文、“立法院”院长刘松涛、台北市长黄大洲、高雄市长吴敦义以及很多委员会的主任，我都叫不出名字来，都是台湾的高层人物。非常有意思的是，所有会谈的话题基本上一样，就是问中共能不能承诺永远不对台湾动武，一谈就谈到这个。
　　
　　就在我去台湾前不久，台湾从美国购买了一百五十亿美元的F—16战斗机。为“动武”之事，我不断地同他们轮番进行“舌战”。我首先声明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只是个棋手，但据我所知是不能承诺的。

　　他们问我，既然大陆方面口口声声说我们是骨肉同胞，为什么不能承诺呢？我反问他们，既然你们也承认海峡两岸是骨肉同胞，为什么还有人要搞“台湾独立”呢？只要你们首先承诺永远不搞“台湾独立”，我想大陆是不会动武的。可是据我所知，你们也没有承诺不搞“台湾独立”，这就不能责怪中国政府了。
　　
　　他们又说，如果和大陆统一，台湾吃亏太大。他们列举了台湾的经济如何如何发展，外汇储备如何如何多。我说你们对大陆太不了解了，现在大陆建设得也不错，如果你们觉得和大陆统一吃亏很大，你们也可以像香港一样，搞一国两制呀！听了我的话，他们说，正是因为对中共不放心，才花了一百五十个亿买了这么多飞机。我对他们说，别说一百五十个亿，就是后面再加一个零，一千五百个亿又能怎么样？莫非还能反击大陆不成？！你们把这钱花在台湾的建设上不是很好吗？你们买飞机，不是让美国人把钱赚走了吗？美国人就希望你们这么干。
　　
　　在台北，沈君山先生还领我去拜访了两位国民党元老，一位是92岁高龄的陈雪屏老人，据说他仍在台湾总统府当“资政”；另一位是80岁多的陈致平老人。这两位老先生都是围棋爱好者，而且一口地道的“京腔”，和他们聊天有种“如回故里”的感觉。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刘棣怀、过惕生、顾水如等北京老国手的事情，令人非常开心。
　　
　　陈致平老人说他很想回北京看看，特别是到曾经待过的地方转转，可他女儿不让他回大陆。我说你女儿太怪了，为什么不让你回去？他说女儿怕他身体不好。我说人只能是越来越老，不会越来越年轻，既然决定要回去，那就应该早去。这时他才告诉我，他的女儿就是风靡大陆的台湾女作家琼瑶。我让他转告琼瑶，就说我批评她，她自己经常到大陆来，也应该创造一切条件让自己的父亲早一天到大陆来，以了却老人家的一片心愿。后来琼瑶的弟弟带她爸爸来了，琼瑶还托她爸爸带了一块手表给我。我请他们吃了顿饭，聊了聊北京的一些变化，希望他不至于迷路。
　　
　　在台中市，我专程去看了“牛肉面大王”张先生。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过去我儿子骢骢小的时候，曾经请过一位姓崔的大妈来照管他。这位崔大妈对我说，她丈夫死了。但是1988年，这位“死”了的丈夫突然从台湾回来了，并找到了崔大妈。他就是台中市的“牛肉面大王”张先生。我也因此认识了张先生。当时我正为“应氏杯”赛的事申请去台，张先生便邀我在台中见面。但没料到这一等就是四年。于是张先生便把四年前当地报纸登的“和聂卫平相约”的报道贴在饭店里，逢人便说，聂卫平肯定会来的。当我真的来到他家，老头儿高兴极了，忙这忙那，一定要我品尝他的牛肉面。说老实话，老头儿的牛肉面是挺有味的。
　　
　　在高雄时，他们想让我参观所谓的“国军纪念馆”，被我“免了”，我只参观了高雄的中山大学。这所大学是李庆华先生的父亲李焕十多年前创办的。陪同我参观的除了大学方面的人，还有高雄的议员。参观完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于是就在大学旁边的镇上很普通的餐馆就餐。餐馆里面有个卡拉OK，那个议员一见就来劲儿了，问我大陆有没有卡拉OK。我反问他：“你去过大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身为议员，对大陆的情况这么不了解，这怎么能行？我可以告诉你，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卡拉OK绝对比台北、台中、高雄多得多。当然我也不是说大陆什么都好，有些地方是很穷，你最好自己到大陆去看看。”

　　此外，我还坐船游览了日月潭，参观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先生是个很有知识的老人，他对我说，这里的宝贝很多，许多东西对外不开放，但我都可以看。我进去一看，果然名不虚传，比我们故宫里的东西好多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国民党撤退时从故宫搬走的，现在这些东西保存得完好，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参观中，我对唐代的一副棋盘和棋子很感兴趣，还特别数了数棋盘的格数，和现在的完全一样，都是十九格。遗憾的是隔着玻璃，无法触摸棋子，不知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在棋具旁，李庆安给我照了张相，故宫里是不准照相的，我这是破了例。
　　
　　在台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寻找我的“义妹”。1991年中秋节，中央电视台在北京饭店搞了个现场直播的中秋晚会，我也应邀参加。晚会的主持人有从台湾特邀的电影演员张纯芳小姐，她曾经在电影《老莫的春天》里扮演老莫的妻子。席间，她突然提出要认我做义兄，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只是应酬地说那可不敢当。没想到在主持节目中，她事先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突然宣布她是我的义妹，并把我拉到台上讲话，把我弄得非常尴尬，结果还说错了话。本来是中秋节，我却对着亿万电视观众说了句：春节好！闹了个大笑话。以后我们没有联系。到了台湾他们问我在台湾有没有亲属，我本来想回答没有，不知怎的忽然想起这个“义妹”，就说了出来，可是没有她的电话。他们就通过电视台和报纸帮我“寻找”起“义妹”来，还说我找不到义妹，心里如何焦急等等，搞得满城风雨。在我离台的前一天，张纯芳小姐来了，我们见了面，还一起喝了很多酒。我的酒量很大，但恐怕比不上这位义妹。这时那些记者们又说我们终于“如愿以偿”，整个过程被他们“炒”得就好像是阿哥阿妹历尽了多大磨难似的。
　　
　　总的来说，这次台湾之行，使我大开眼界，也交了不少朋友，增进了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了解。
　　
　　国家集训队

　　九年来我历尽坎坷，终于以一名正式棋手的名义参加全国比赛。我太想得冠军了。
　　
　　凡是喜欢上围棋的人，此生便再难与围棋分手，何况那些曾经从事过这项运动的专业棋手了。在“文革”中，陈祖德他们虽然已是工人，被下放在工厂，但每天的“手谈”是绝对不可少的。在他们中间，除了陈祖德被公认为“霸主”外，其余“各路诸侯”都是“雄踞一方”，互不相让。“文革”后期，我从东北农场回到北京，为了下棋，也加入到他们这个小群体中。于是，这场“争霸战”更加激烈不说，还平添了几分“惊险”。
　　
　　最初，诸位国手并未将我放在眼里，几度交手后才感到，不施展出点“毕生绝招”就难以取胜，不由得紧张起来。对于以陈祖德为首的这些早已蜚声棋坛的国手来说，他们之间的争斗，胜虽欣喜，败亦不丢面子；可和我这个无名之辈对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万一输了，传出去那还了得！因此每逢与我下棋总是全力以赴，妙着纷呈，常常把我杀得汗流浃背。回忆起来，当时下棋的激烈、紧张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全国正式比赛。
　　
　　藤泽秀行曾强调过，成为优秀棋手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棋手在15岁至25岁期间，要有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木谷门下为什么涌现出众多的一流棋手，关键就在于创造了这个环境。我认为秀行先生的见解完全正确，正因为我在20岁时就和陈祖德等著名棋手终日厮杀，所以才有可能进入一流棋手的行列。
　　
　　那时我白天拼命下棋，晚上再把白天所下的棋摆出来反复研究，直至深夜。有时思路一钻进棋里，我就会忘记一切。比如下完棋骑车回家，常常因为脑子里还在苦苦思考棋里的变化，不是闯了红灯就是骑错了路。渐渐地，我惊喜地发现，除了陈祖德，我对其他几位国手已经略占优势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呕心沥血，赶超日本”的宏远目标，在我心中逐渐形成了。
　　
　　1973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大事。由周总理提议、邓小平副总理批准，中国国家围棋队重新组建了。我荣幸地被选入由三十多名全国各地的高手组成的集训队，从此掀开了我围棋生涯的新篇章。
　　
　　1972年至1973年是我学习围棋最狂热的时期。那时我下起棋来几乎从来不感觉到累。集训队的训练安排是很紧张的，一周至少要下三四局（训练比赛），对有的棋手来说，三四局正规比赛已经相当累了，但远远满足不了我的需要。除了训练比赛，我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来下棋，星期六都不回家，只要有人奉陪，我能从早上一直下到深夜。这种“车轮大战”往往使许多集训队员招架不住，不得不中途休战。
　　
　　当时，集训队里的高手们最怕被我缠住下棋，因为一下起来，他们赢了，我自然不肯放他们走；输了，他们自己又不甘心，所以经常是下个没完没了。以至于一到周末，诸位国手便对我“敬而远之”，晚饭后立即逃之夭夭，惟恐被我缠住而不得脱身。我敢肯定地说，那一时期我下棋的局数之多，超过任何三名集训队员加起来的对局总数。
　　
　　那时资料很少，有些棋谱很晚才能找来，如能得到个日本的最新棋谱，那简直如获至宝，往往能摆上一个通宵。这种拼命式的努力当然也得到了报偿，在集训队的内部比赛中，不是陈祖德第一、我第二，就是我第一、陈祖德第二，我们两人的棋明显比别人高出一块。
　　
　　在集训队我的成绩不错，可在与日本棋手的对局中，由于没有比赛经验，我发挥得很糟。
　　
　　1973年夏天，以坂田荣男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自从“文革”中两国围棋界中断往来后，日本第一个访华的代表团。代表团阵容强大，团长坂田荣男正在鼎盛时期，团员中有加藤正夫等人，都是活跃于日本棋坛的一线棋手。
　　
　　当时我是没有资格和坂田下的，我太年轻了，日本人也不知道我，可按实际水平，怎么也应该安排我和专业棋手下，实际上却给我安排了个业务七段西村修。即使这样，头天晚上我还是紧张得一夜没合眼。
　　这是在我的职业围棋生涯中第一次碰到日本棋手，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比赛，所以不知道怎么办好，也不知怎样才能放松下来。
　　
　　当时大家都住在工人体育场，我和陈祖德等六人住一个屋，我怕影响他们，于是深夜一个人跑到训练室。训练室还有一个人，是福建的黄梁玉，他第二天没有比赛，不知为什么也睡不着。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说话。我就坐在棋盘前发愣，也没打谱，就像入了魔似的。一直坐到三四点钟才回去，躺在床上还是睡不着。
　　
　　第二天同西村的比赛我执白输了，一方面对西村“粗野”的下法不适应，另一方面我的状态非常糟糕。

　　输棋后我痛苦极了，这可不是一般的痛苦，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失败的苦果。接着，赛场转移到郑州，这一次让我和加藤下，这也是我的围棋生涯中第一次和加藤交锋。加藤当时是七段，比我的实力强，但我拼得很厉害，发挥得也还可以，尽管输了，心理是平衡的。
　　
　　第三盘给我安排的是位二段的女棋手，虽然赢了，心里反而不平衡，似乎我只能赢女的。从我在队里的地位，给我安排这三个对手不太合理，显然是对我不重视，实际上那时我在队里的成绩已经和陈祖德不相上下。这次中日比赛我们大败，不过那也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整体水平。
　　
　　近来，我偶尔翻看了一下自己在1973年的对局记录，感到很有意思。从棋风上来说，1973年的下法和我现在的下法颇有不同。那时我的棋纯属“力战型”，爱好赤裸裸的拼斗，总是开局就到处寻衅，一有机会便厮杀起来。打个比方，就像是拳击比赛，对手一拳猛击过来，我不闪不避，也向对方身上猛击一拳。如此打法，自然是谁的拳头有力，谁就占便宜。而现在，我再碰到这种情况，就会首先考虑如何躲闪，保证自己不挨打，然后看准对方弱点再出拳，从棋风上看，就是变稳健了。不管说我现在的棋是“灵活型”也好，是“感觉型”也好，总之，过去那种猛打猛冲的下法，我已极少采用了，这也许是因为和日本高段棋手对局多了，受他们影响的缘故吧。
　　
　　在日本成名的高段棋手中，属于“力战型”的较少，大都是讲究先布好阵势，占据有利地形，然后再寻找战机。表面看上去温文尔雅，暗中却在积蓄力量，就像马拉松运动员，并不在途中某一段路上疾奔猛跑，而是均衡地分配着力量，为最后冲刺作准备。这种不露锋芒的含蓄下法，日本称之为“软打”。我现在的下法似乎就属于“软打”一类，比起“力战”来，我认为“软打”更能显示出一个棋手的技艺。

　　不过，并不是说“软打”就一定比“力战”更高明。就拿当代日本棋界“力战型”的代表加藤正夫为例，他的“力战”就让日本的高段棋手叫苦连天，而且他多次获得“本因坊”、“名人”的头衔。我国棋手刘小光等也属“力战型”，同样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可见，“力战型”棋手也有其独到之处。
　　
　　我在1973年的棋，不仅仅是“斗力”，而且下出的着法都有一股“横行霸道”的味道，别人虽觉得我的下法有些无理，但也无可奈何。惟独碰上陈祖德我就傻了，因为他的力量比我大，也更加“霸道”。我这“小霸”碰上“大霸”，只有甘拜下风。
　　
　　尽管如此，我在1973年确实下出了不少好棋，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衡量，质量也都不坏。虽说那时的棋还不成熟，但从中表现出的强烈的进取心则是极为可贵的，遗憾的是，这种进取心，现在在我身上多少有些淡薄了。
　　
　　1973年是值得怀念的一年。国家围棋集训队的组建，标志着中国围棋事业的重新起步。作为集训队的一员，我也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恢复了做人的尊严。整整一年期间，我为有充分的对弈时间及高水平的对手而陶醉，除了下棋，似乎世上其他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可就在这时，我又遭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
　　
　　1974年4月，我的名字被列入访日的中国围棋代表的名单。访日比赛，这是多少棋手梦寐以求的事啊！

　　可是就在我喜悦激动之时，突然传来山河农场拒绝为我做政审的消息，我当时真的就像掉进冰窟窿一样，凉透了心。
　　
　　当初我进国家围棋集训队是经过一切合法手续，并经农场总局同意了的，山河农场即使有抵触情绪也无可奈何。我也有个错觉，以为以后就是下棋了，不会再回农场了，也没跟农场继续汇报。其实我的一切关系、档案还都在农场，我要出国必须经原单位进行政审，这正是我最感头疼的事情。
　　
　　果然不出所料，农场非但不给我做出国鉴定，还愣说我是“走后门”，严令我必须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也不想想当兵可以“走后门”，上大学也可以“走后门”，但围棋是一种竞赛项目，是要真水平的，这可怎么“走后门”？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悲。
　　
　　当时全国正在搞“批林批孔”运动，特别是1974年初，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叫钟志民的反对他爸爸“走后门”让他当兵的事迹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走后门”的高潮。国家体委副主任李梦华原想保我，可在这风头上他自身都难保，也就顾不上我了。结果就在中国围棋代表团乘上去日本的飞机的同时，我坐上了返回农场的火车。
　　
　　在火车上我眼泪汪汪，痛苦得不得了，甚至感到人生失去了意义。我想我在农场没有干过什么了不起的坏事情，就打过那么一次架，不能这么整我，断送我的前程啊！我当时对农场的做法简直无法理解，憋了一肚子怨气，可还不能表现出来，到了农场还得老老实实地干活。
　　
　　这一次农场可给了我点颜色看，让我去起猪圈。四五月份刚化冻，活又脏又累，别人都是干几天就有人替换，可偏偏没人来接替我，我只能忍气吞声。人家对我还挺羡慕，问我不是在国家集训队吗？不是还拿了个全国十省市的冠军吗？怎么又回来了？我都没法回答，也不敢多说什么，我怕万一传到农场领导的耳朵里，再对我进行更严厉的报复怎么办？我只有强忍住内心的痛苦，默默地干活。
　　
　　直到6月份，农场总局才把我调上来，让我准备参加7月份的全国围棋比赛，这样我住到了哈尔滨。这段回忆对我来说真是刻骨铭心！
　　
　　比赛在成都举行，这是自“文革”以来第一次正式比赛，距上一次郑州举行的全国比赛，间隔已八年之久。我是作为黑龙江省队的棋手参赛的。本来我们可以从北京转车直达成都，可大家想借此机会过一下长江三峡，于是先坐火车到上海，再改乘船去重庆，然后再到成都。
　　
　　在火车上有个小插曲。那时我们都没资格坐卧铺，在车上很无聊，也没地方睡觉，为了消磨时间，我就跟李吕建学下国际象棋。他是国际象棋的专业棋手，教我时让我一个后。我一下觉得很有意思，就迷上了。这时曾在国家队当过教练的吴广熹凑过来对我说，你这国际象棋让个后那还怎么下？意思是我的棋太差了。我被他这么一挖苦，心里特受刺激，我就憋了口气，一定要下好，首先赢他。
　　
　　到了船上，我就拉着吴广熹下，一开始平下，输一盘长一先，一先二先三先，让一马，让两马，再让一车，让两车，最后我让他一后。这时我就跟他说，国际象棋不是不能让后吗？弄得他无话可说。在船上几天下来，我都可以赢省队一些水平比较差的队员了。后来我的国际象棋水平有了惊人的进步，我赢过当年的全国女子冠军刘适兰，赢过谢军（也是在她取得全国冠军的时候），还赢过世界少年冠军诸宸等，以后就不下了。
　　
　　到了成都，我真是感慨万千，九年前我就是在这里获得了“全国十省市围棋邀请赛”儿童组冠军。九年来我历尽坎坷，终于以一名正式棋手的名义参加全国比赛。我太想得冠军了，除了一般棋手的胜负观外，由于我的户口仍在农场，所以对我来说更是事关重大，直接影响我的前途。
　　
　　战幕拉开后，我弈得颇为顺手，连赢五盘。第六盘我遇上陈祖德，当时他是四胜一负，积分比我少，我们之间的胜负直接关系到争夺冠军，前一天晚上我早早就上了床，可越想赶快入睡越睡不着，各种念头像扑灯的飞蛾，赶都赶不开。就这样，我思前想后，患得患失，像“烙饼”似地在床上翻腾了一夜。
　　
　　睡眠不足加思想包袱，使我第二天坐在比赛的棋桌旁，觉得头昏脑涨，眼皮发沉。而陈祖德却精神抖擞，从容不迫，充满了自信。这一来我越发慌乱了，比赛开始后，我突然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往日的灵感全都不知飞到哪儿去了。陈祖德下一着，我就机械地跟在后面应一着，可他的作战意图是什么，我却根本定不下心来仔细想一想，最终演出了我对局史上最丢人的一幕———81手就认输了。
　　
　　本来激烈拼杀是我的拿手好戏，对局时，一碰到双方棋子接触的“肉搏战”，我的力量便会迸发出来。

　　可这一局，在角部的第一个战斗中，我就溃不成军，好像是决斗的剑客，我的剑还没来得及出鞘，对方的利剑就已经刺穿了我的胸膛，竟然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在认输的一刹那，我真恨不得一头钻进地里去。
　　
　　本来等着看一场精彩好局的棋迷们，对我如此不堪一击，无不感到惊讶和失望，纷纷扫兴而去。
　　
　　比赛的惨败，人们的议论，使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沮丧之中，以后又接连败给了王汝南、罗建文等人，结果只获得第三名。
　　
　　回到哈尔滨，大家就准备各回各的单位，我没地方去，只能回农场。散伙前大家到一家饭馆聚一下。

　　当时哈尔滨流行偷盘子，我们去的那家饭馆就不知丢了多少，现在说起来都是笑话。我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很多熟人，那天都自己用盘子带了菜来，王加良就带了很多好的菜。
　　
　　王加良是象棋冠军，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棋界的“大哥大”，哈尔滨没有不知道他的。那天我心里很痛苦，因为第二天就要回农场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来，我就借酒浇愁，喝得特多，到后来都快醉了。

　　吃完饭出门时，王加良被守在门口的一个老头拽住，我们立即围了过去，问出了什么事。原来老头说王加良偷了他的盘子，王加良说盘子是自己带来的，老头非说是偷的，就吵了起来。王加良当时也喝多了，说起话来唾沫星子乱飞，喷了老头一脸。老头急了，动手就打。我们十几个全是小伙子，见状就不让他打，没想到老头很粗野，最后闹到派出所。
　　
　　派出所的所长认识王加良，也认识老头，一进门所长就说：“加良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王加良指着老头说；“他说我偷他的盘子。”所长又对老头说道：“王加良怎么会偷你的盘子呢？！”老头听清这人是王加良后，说：“哟，你怎么不早说你是王加良呀？以后这个饭馆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白吃！”原来老头是个象棋迷，是王加良的崇拜者，刚才还是仇敌，动手打架，一听“王加良”三个字，马上就摆平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凭自己的名字就能办成一件事，我感慨很深，人有名和没名是不一样。当时我还没名，自觉上了一课。
　　
　　第二天我就灰溜溜地回到农场。
　　
　　不过这次回来，农场对我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我毕竟获得了全国第三名，这在农场更是破天荒的事。

　　我刚到总场，总场的领导就请我吃饭喝酒，当面告诉我回农场后可以不干活，自己研究棋谱。到了分场，干部对我的态度大变，彻底平反，对我的一切限制都没有了。
　　
　　最令我感动的是那些知青“哥们儿”，他们又偷来一只鹅，躲在烧水的小屋里请我吃鹅肉。他们说我这个人很执著，很有毅力，能在这种逆境中冲出去，将来一定能大有作为，到时候不要忘记“哥们儿”，忘记在这个小屋里吃鹅肉的情景。当时我们就是把鹅肉放在开水里煮熟，然后蘸点酱油就吃，没有其他任何作料，可是感觉香极了！现在吃鹅，不管在哪儿吃，我一点胃口也没有，那时却觉得鹅是世界上最好的美食了。吃完之后，借着酒兴，有人弹起吉他，有人敲着水桶打拍子，大家就胡乱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有人哭了起来，气氛顿时变得有点奇怪。这也是，多少年来他们都不能回家，今后怎么样还很难说，而我那时已经知道我肯定能回家了，相比之下他们能不伤感吗？我非常理解和同情他们，可那又能怎么样呢？！
　　这些人我还真的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情景也历历在目，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忘记。
　　
　　10月，金色的季节，国家集训队又开始集训，我这才离开农场，回到北京，开始了新的篇章。

（摘自新民体育报，感谢网友方方的转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