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卫平的围棋人生（7）
作者: 聂卫平 王端阳 ( October 14, 1999, 02:24 PM )
聂卫平时代
从1975年到1979年，可以说是我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我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优秀棋手们的挑战，把全国冠军的桂冠死死地抓在手中。
1976年可谓是个“多事之秋”，随着唐山大地震，中国的政治生活也发生了一系列强烈“地震”：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
毛泽东去世时我正在郑州参加全国围棋赛的预赛。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对围棋很支持，河南围棋能搞起来，出了刘小光，就是因为他把罗建文等人弄到河南，培养出了这些人。当时他也想把我调去，我也很想去，河南总比黑龙江离家近，再说刘建勋和我们家是世交，同我的关系也不错。可惜没有办成。
由于毛泽东的去世，1976年的全国比赛也终止了。
1977年我仍然代表黑龙江队参加全国比赛，在个人赛中我再次获得冠军。陈祖德因被抽调去参与清查“四人帮”的活动，没有参赛。在团体赛中却出了问题，有人指责我们黑龙江队作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比赛是在哈尔滨举行，所以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是由黑龙江省体委主任担任的，许多具体工作也由黑龙江体委组织落实。当时王加良负责编排比赛程序，据说他在这方面很有一套。在抽签之前他曾问我，把哪个队排在你们一个组里最有希望。我说福建队。这次团体赛一共只有十二支代表队，分六个小组进行预赛，只要小组出线，即可进入前六名。按我们黑龙江队的水平来说，除了我之外，其他四名选手很差，根本进不了前六名，这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除非我们和比我们还弱的福建队分在一个组。
抽签结果真的就和福建队分到一个组，开始我自己还觉得挺幸运。可是没想到这一下引起全国围棋界的意见，都来找我说，你怎么作弊呀！凭良心讲，我没有作弊，抽签仪式我都没去，根本就不在场，而且我平生最讨厌作弊。可是抽签前我确实说过福建队是我们最想碰到的对手，怎么会这么巧？真是有嘴也说不清了。
这件事后来闹得很大，全国各代表队都指责我们，甚至还刷了大字报，当然矛头不是指的我，而是黑龙江省体委的负责人。后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我们也如愿获得了第六名。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就像吃了只苍蝇，让人心里特别扭。1978年的全国比赛是在郑州举行的，这次陈祖德参赛，我输给他了。但他输给别人几盘，最后我以总分第一获得冠军，他得第二名。这个时期只有陈祖德对我构成威胁，其他人都差了一截。但这年马晓春参加比赛，我看他不错，收他做了徒弟，那时叫“一帮一，一对红”。他那年刚满14岁。另外还有一名年仅10岁的女孩张璇，我也注意到了。如今她已是八段棋手，成为女棋手中的佼佼者。
1979年赶上第四届全运会，围棋赛也列入全运会。这年我仍然代表黑龙江出战。在个人赛中我一盘没输，获得全胜冠军。团体赛我们获得亚军，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从1975年到1979年，可以说是我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我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优秀棋手们的挑战，把全国冠军的桂冠死死地抓在手中。在国家围棋集训队的内部训练赛中，我创造过二十三连胜的出色纪录。
在对日本棋手的比赛上，亦有突出表现。于是，棋界人士把这五年称作“聂卫平时代”。
然而在这期间，有一个对手最让我头疼，他就是四川队的黄德勋。从1975年到1980年的全国团体赛上，我连输他6盘，这也是创了纪录的，所以有人称他为“聂卫平的克星”。
黄德勋年纪与我相仿，但资格比我老得多。他的棋凶猛好杀，极善计算，是“力战型”的代表人物之一。按说1975年时他的实力和我已有一些差距，平时训练比赛他几乎赢不了我，可是一在全国比赛中相遇，我就会糊里糊涂地输给他。头两次失利，我心里十分恼火，因为都是在优势很大的情况下输掉的。尤其是1977年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比赛我对他的那局，简直使我哭笑不得。
当时我决心报1976年的“一箭之仇”，所以执黑棋也下得非常谨慎，很快就把他逼入绝境。白棋一个大角被“点死”，胜负已成定局。可他紧锁双眉，抱头苦思，就是不肯认输。难道他还有什么高着不成？
我疑惑地又把局势仔细地分析了一遍，确信他已“难逃法网”，就满心欢喜地等他停钟认输了。就在这时，他忽然走了一步谁也没料到的怪着，居然把这个角走成一个“后手死”，然后拼命缠绕攻击我外围的两块黑棋。其实这种怪诞的下法，对他来说是出于无奈，我还有不少胜机，但急躁之下，我到底还是昏头昏脑地败下阵来。以后每逢全国比赛遇到他，我心里就打鼓，越想赢越赢不了。以致在后来的比赛时，如果第二天是黄德勋，便会有人来给我打气：“明天对黄德勋，你可得留神啊！”并且当天晚上的话题也全是围绕着这件事，反而弄得我心里更发毛。第二天果然又输了。
对于我总是输给黄德勋，棋界议论纷纷，有的人说我轻敌，有的人说黄德勋运气好，还有的人说是棋风的关系，认为黄德勋的棋专克我的棋，换句话就是一物降一物。对此我也甚感不解。后来黄德勋在《围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上，一语道破真情。他写道：“聂卫平确实比我棋高一筹，但他背着冠军的包袱，一方面急于求成，想很快取得优势，另一方面，想利用技术全面的优势，稳中取胜，这原是两种互不相容的心理，撞在一起，枪法就有些乱了。而我没有任何包袱，一上来就竭力拼杀，所以常能乱中取胜。”细想一下，此话果真有道理，我确实是输在心理上。
另外我还有一件输给他的事，不为外人所知。1973年刚集训时，有一次食堂吃饺子，我那时刚从农场回来，饭量特别大，而且我从小就喜欢吃饺子，所以一下子吃了七十个。这时黄德勋也说他吃了七十个。
于是旁边有人撺掇我们比赛看谁吃得多，先吃到一百个。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看黄德勋个子比我小，肚子肯定没我大，就答应了。我们吃一个，旁边的人就给数一个，我吃到第九十四个时，他连吃了两个，我实在吃不动了，当场认输。事后我觉得很奇怪，他怎么能吃九十六个呢？肯定是前七十个有水分。
这件事当时过去也就完了，可是十五年之后，1988年，方毅副总理在一次全国发奖大会上，开始还表扬我，说着说着突然之间对我提出严肃的批评。他说他在报纸上看到我跟人赌吃饺子，这怎么可以呢？！
他说：“你不能因自己的兴趣就可以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并不单纯属于你个人，国家培养你不容易，你应该对国家负责。”方毅的话对我感触很深，使我明白我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乱来。后来我很自律，比如我从来不赌博，凡是赌钱的东西我绝对不沾，包括打麻将，玩可以，但只要带钱，哪怕是一角钱，我也不打。再比如喝酒，你比我厉害就厉害，我也不比。一是自己注意身体保养，二是不要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我和黄德勋的关系不错，他赢我非常得意，而且正是在我“独往独来”之时。我真正翻过身来是1981年，我克服了心理障碍，彻底击败了他，以后再也没输过他。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切不可小看心理因素对棋局胜负的影响。
对抗时代
1983年的中日比赛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日两国棋界人士都认识到：从此中日围棋的交流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过去中日棋手之间的比赛，都是带有辅导性的“友谊赛”。但1976年的访日比赛，除了我6胜1负外，中国围棋队在56局棋中，以27胜、24败、5和的总成绩，第一次战胜了日本队。这一结果强烈地震撼了日本棋坛，改变了日本棋界对中国棋手的看法。从此以后，中日棋战开始真正具有了对抗色彩。
1977年4月，桥本宇太郎九段率团来访。我对桥本九段和石田章七段，均以1比1战平，胜东野弘昭九段、家田隆二七段和佐藤昌晴六段，总成绩5胜2负。
1978年6月访日比赛，与石井邦生九段的“三番棋”，我以1：2失利。胜白石裕九段、菊池业余七段，负藤泽朋斋九段和关山利夫九段。同年，在日方来访的比赛中，我胜仓桥七段，与杉内九段、淡路八段和东野九段战成平局。总成绩4胜4负3和。
1979年的中日比赛，我胜了四名九段，一名八段，两名七段和四名业余七段，输给一名七段，一名五段和一名业余七段，总成绩11胜3负。
1980年的访日比赛，我胜两名九段，一名业余七段，输给三名九段，一名七段。总成绩3胜4负。
1981年中日比赛，我与两名九段、两名七段分别以1：1战平，总成绩两胜两负。
1982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是很值得纪念的，我在这次比赛胜了四名九段、一名八段、一名业余七段，仅输给“天元”冠军加藤正夫九段一局，成绩6胜1负。而且中国队出人意料地以43胜13负的压倒优势，击败了日本队。再一次打破了自1976年以来的交往平衡，又一次极大地震动了日本棋界。为此，日本棋院受到了舆论界的指责。
自中日围棋交流以来，无论是我们访日，还是日方来访，日本出场的阵容，基本上是职业高段、新锐棋手和业余强手组成的混合军。1976年以后，随着中国棋手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涌现出以马晓春为首的一批新秀后，日方出场的业余强手胜率越来越低。到1982年，日本的业余强手已无人能抵挡中国棋手的攻杀，几乎“全军覆没”，这使日本棋界感到“混合军”已不能适应中日交流的形势。于是，在1983年的日本访华围棋代表团组团的前夕，中日交流比赛的主办单位、日本读卖新闻社社长表示，这次组团宁肯多花钱，也要把强手请出来。
果然，1983年访华的日本围棋代表团由四名九段和四名八段组成，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实力最强的代表团。团长是石田芳夫九段，团员有石井邦生九段、小林光一九段、苑田勇一九段、佐藤昌晴八段、山城宏八段、中村秀仁八段、长谷川直八段。他们都是读卖新闻社用重金请来的强手，个个身手不凡。尤其是小林光一九段，虽然当时还没有冠军头衔，但多次获得大比赛的挑战权，是公认的“超一流”棋手。在我看来，小林光一的实力比起石田芳夫，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为了激励棋手下好每一局棋，读卖新闻社采取了奖励制，还规定棋手每多赢一盘棋都将获得奖金，数额随着胜局数而倍增，这是前所未有的。石田团长在临行前也公开发出了争取40胜、16败的宣言。
然而，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中国棋手并不畏惧，反而更激发了斗志，最后虽然以25胜、31负失利，但所胜的25局都是货真价实，响当当的。如果倒退几年，日方派出这种实力的代表团来，很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达到40胜的目标。由此可见，我们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这次比赛中，我共出场五次，连胜石田九段2局，胜石井九段和长谷八段，遗憾的是输给了小林光一九段，成绩是4胜1负。
不管怎样，1983年中日围棋比赛的结局，显然大出日本棋界的意料。于是日方提出希望把“友谊赛”正式改为“对抗赛”，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目前中日比赛的水平。后来，在1984年为我们赴日比赛所举行的欢迎会上，日本读卖新闻社社长村上盛夫先生在讲话中，也充分表明了这一态度。他说：“十二年以前以日中友好亲善为目的，读卖新闻社开始组织了日中围棋交流，而从这次开始，将用‘日中围棋决战’的名称。现在，以友好亲善为目的的交流已进入一个日中围棋决战阶段，将通过比赛，对两国的实力决出胜负。”可以说，1983年的中日比赛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日两国棋界人士都认识到：从此中日围棋的交流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过去，中国围棋代表团的组成，基本上是以老棋手为主，青年棋手为辅，还要照顾男、女棋手的比例。
为了适应“中日围棋决战”的形势，1984年的组团打破了这一常规，采用了选拔制。国家集训队的全体队员都必须参加选拔赛，只有前八名才有资格参加访日代表团。经过激烈的争夺，最后由我、马晓春、刘小光、曹大元、钱宇平、孔祥明、王元、宋雪林八人组成了1984年的访日代表团。在我的对局史上，1984年的访日比赛是值得回顾的。虽然那一次我并没有什么辉煌的战绩，有的只是惨败的沉痛教训。但是，正是惨败，使我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与差距，重新激发了我向广袤无垠的“棋道”挑战的斗志。
早在1983年，日本方面就有了让刚刚登上“棋圣”宝座的赵治勋九段与我下“番棋”的想法。1984年3月，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先生来访时，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据他讲，读卖新闻社已决定，在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时，将请出赵治勋和我下“七番棋”。另外，还准备请出加藤正夫九段、武宫正树九段、桥本昌二九段等一流棋手和中国队的其他队员下“番棋”。
这消息一经传出，顿时轰动了我们整个棋界。第一，以往的中日围棋比赛，日本的最强棋手极少出场，这次几乎倾巢出动，足以证明日方对1984年的中日交流的重视。第二，日方提出“番棋”的本身，更加说明日本棋界已开始真正把中国棋手当作了同等地位的对手。所以，日方传来的这一信息，当然会引起我们巨大的反响。
过去中日围棋比赛，除了1978年访日时曾下过一次“三番棋”外，通常都是一局定胜负。而日本棋手认为一局定胜负的偶然性太大，只有下“番棋”才能显示出真正的实力。日本的重大棋战的决赛就都采用下“番棋”的形式，棋战的等级越高，下的局数就越多。比如，“王座战”、“天元战”是五番胜负，“棋圣战”、“名人战”、“本因坊战”都是七番胜负。
最初，中国棋手远不适应这种“番棋”，往往是第一局发挥不错，越到后来越糟糕。1978年中日棋手的“三番棋”，除了孔祥明3比0胜小林千寿、吴淞笙2比1胜牛之浜撮雄九段外，其他人都输了。后来我们发觉下“番棋”确实有好处，比一局决胜负更有对抗性，竞争的气氛也浓得多。于是我国一些重要比赛的决赛，也开始采取了“三番棋”或“五番棋”的比赛方法。
我本人对下“番棋”是很感兴趣的，我感到和同一个对手连下几局，双方的斗智斗力分外有趣，确实使对抗的气氛浓多了。但是，这次我的“七番棋”的对手是日本最强的棋手赵治勋，使我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我对日本九段的战绩虽然是胜多负少，但对日本“超一流”棋手却成绩不佳，和加藤正夫、小林光一皆是两战两败，故而早就渴望着与他们再决雌雄。这次能和他们中间的佼佼者赵治勋棋圣对阵，当然使我兴奋不已。
感到紧张的是，赵治勋棋圣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日本“超一流”的棋手尽数败在他手下。四十年前，吴清源称雄日本棋坛时，日本棋界曾喊出了“打倒吴清源”的口号。现在赵治勋崛起，又使日本棋界喊出了“打倒赵治勋”的口号，这足以说明他的声望到了什么样的巅峰阶段。此前不久，他在和山城宏七段、王立诚七段、小林觉七段的升降三番胜负中，几乎把这三位肩负着日本棋界希望的青年棋手全部打到了让2子，实在是令人闻之动容。因此和这样强劲的对手下“七番棋”，前景如何实无把握。
在这种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下，我开始积极地做赛前的准备。
5月22日，我们一抵达日本，就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从日本朋友的言谈话语中，使人感到日方对这次比赛是极其重视的，这也许是在“中日围棋决战”的气氛下，日方将出场的大都是强有力的人物的关系吧。我发现，日本朋友对赵治勋和我的比赛非常感兴趣，虽然由于某种原因“七番棋”改成了“三番棋”（我另外再和加藤正夫下一轮“三番棋”），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无论在欢迎酒会上或平常的交往中，话题常常会不知不觉地转到我和赵治勋的“三番棋”上来。
5月23日，我们按常例到中国驻日大使馆去，受到了宋之光大使热情亲切的接见。身在“围棋王国”的日本，宋之光大使自然对日本围棋界的情况非常了解，在谈到即将到来的比赛时，他特意表示，如果我战胜了赵治勋，他将举行盛大的招待会以示庆贺。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后，才得到了这种荣誉。我深知宋之光大使的这一表示，是要激励我下出水平，下出风格，为国争光。从他的话语之间，我感到了他对中国棋手寄予的深切期望。从大使馆回宾馆的路上，我默默不语，宋之光大使的话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分量。
5月24日，中日围棋比赛的首轮“三番棋”正式开战。当赵治勋棋圣在座位上就座时，我感觉有一股电流通过了全身，刹那间，有关他的种种评价又在我脑海中闪过，使我不由得抬眼打量面前这个名声赫赫的对手。
赵治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相反，他在日本棋坛的经历，我几乎可以如数家珍般说出来，而且在以往访日时，也曾数次和他会过面。不过作为对手，面对面地坐在棋盘前观察他，还是第一次。以前我见到他时，总见他面含微笑，显得十分厚道，胖胖的面容给人一种平和之中又带有几分天真的感觉，而此时再看，哪里还有半分的平和之气。但见他昂然端坐，神情肃穆，浑身的精力蓄势待发，使我感到一股必胜的威势自他身上扑面而来，直到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为什么日本的许多高手都说赵治勋是最难对付的一位棋手。
说老实话，尽管赵治勋在日本的声望已达到了顶峰，但我内心深处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在为了准备这场比赛而仔细研究了他的棋后，更觉得他的棋并不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神乎其神。我感到赵治勋的棋似乎非常平淡，并没有什么突出的风格。论天才奇想，他不如豪放的藤泽秀行；论攻击能力，他不如凶悍的加藤正夫；论浑厚细腻，他不如林海峰；论诡异狠辣，他不如坂田荣男，此外，大竹英雄、武宫正树等超人一等的长处，他好像也并不具备。再拿他的棋和我的棋相比较时，心里倒隐隐觉得，战胜他似乎并不是太大的难事，所以有一个问题我始终弄不通，为什么日本那些棋术惊世骇俗的一流棋士们都一一败在他的手下。然而，就在看他的一瞬间，我突然懂了。
在赵治勋咄咄逼人的气势下，我的自信忽然之间产生了动摇。“这就是当今日本棋坛至高无上的强者，我能战胜他吗？”这个念头忽然浮上脑海，而且挥之不去，心里不禁慌乱起来。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临赛前的那短暂的一刻，居然是那么难熬。
由于是首场比赛，要猜先后手，赵治勋猜到了黑棋，他略加思索，便“啪”地一声，下出了第一招。
期待已久的比赛终于开始了。
为了稳定情绪，我闭上了眼睛，只听得自己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忽然我脑子一闪：赵治勋的名气远在我之上，而且众望所归，我这么紧张，他一定比我更紧张。这么一想，心里反倒平静了。
在赛前，我就听说赵治勋对这“三番棋”极为重视，提前两周就戒了酒（他每逢重大比赛都戒酒），而且为了保持“棋圣”和“名人”的尊严，公然表示“三番棋”要2比0取胜，否则就无颜去领读卖新闻社为胜者所提供的巨额奖金。虽说此举颇有些“兵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妙用，但到底负担太大，一旦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比我更“输不起”，这么一推测，我又恢复了自信。
关于这“三番棋”的技术细节，我就不多说了，虽然双方从始至终杀得难解难分，而且我也有取胜的机会，但终因对手棋高一筹，而以0比2败下阵来。
在东京的另两场比赛，我执白棋输给了武宫正树九段，执黑棋战胜了酒井猛九段。
紧接着在大阪举行了第二轮“三番棋”，由加藤正夫九段和我对阵。加藤正夫在第一轮“三番棋”中以2比0战胜了马晓春，士气正盛，而我1胜3负，未免求胜心切，比赛中许多机会居然视而不见，又以0比2失利。
两轮“三番棋”均以0：2失利，心情是非常痛苦的，但是痛定思痛，却感到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收益。
赵治勋、加藤正夫这两位优秀棋手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技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顽强的战斗力，丰富的实战经验，快捷无比地捕捉一闪即逝的战机的本领，“读秒”阶段镇定自若、不慌不忙的态度，都是值得我学习的。此外，他们掌握局面的功夫也很出色。例如，局面相持不下时，不急不躁；优势时，兢兢业业毫不放松；局面不利时，稳而不乱，紧逼不舍。相比之下，我在这方面的弱点就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不过，虽然日本超一流棋手比我们最高水平棋高一筹，但是他们也有弱点，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就拿加藤正夫来说，过去我曾两次败在他的手下，而且输后竟然不明白输在哪儿了，那时真感到加藤的棋有点莫测高深。可是这次我和他的“三番棋”尽管还是输了，但取胜的机会却很多。于是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怕”字，便被驱赶出来，也许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正是这两个“三番棋”的失利为1985年开始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做好了必要的心理准备。
收徒风波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拿过世界冠军，但我相信我的学生肯定能拿到世界冠军，我在期待着这一天。
最近在我“收徒”的问题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起因是1998年2月《广州日报》发表的署名黑白子的一篇报道。在这篇报道中，称我的弟子常昊等人在合同期内，要将在国内外比赛中所获奖金的三分之一给我，而且在合同期结束后的三年内，仍要将所获奖金的三分之一给我，并据“有心人”的统计，我在这几年光“学费”就收了十几万，可谓掘了一个“金矿”。
文章中还引用了陈祖德、吴玉林等人的话，对我大加谴责。
这篇文章刚一发表我就知道了，只不过我想现在议论我的人多了，也就没当回事，而且文章失实太多，根本不值一驳，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理它。没想到后来全国许多报刊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搞得满城风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也给围棋界带来了一些不团结的因素。我的许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说你不出来讲讲，难道是默认了吗？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出来讲几句了。
首先关于三分之一的奖金提留，这是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的。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只有他们拿了奖金，才有可能提成。如果得不到奖金，就一分钱也没有，这几年你就等于是白教，这本身是有风险的。
这个法子是1993年开始实施的，那时韩国以李昌镐为代表的年轻棋手已经锋芒毕露，日本的年轻棋手也是实力雄厚，相比之下，我国的同龄棋手差距很大。我们很担心在以后的三国对抗中我们会落后，于是培养下一代棋手的任务就紧迫起来。
1993年这些棋手只有十六七岁，大多数是地方的优秀苗子，但是进国少队时他们的水平的确很低，大概是我们让先都不够，有时要让2子。那时我们就下决心在他们身上狠下功夫，加紧训练。基于这种迫切心理，棋院决定采取一些措施，这个收徒弟就是一系列措施中的一个，这等于抽鞭子让他们快点走。第一批就是我和马晓春一共收了六个人，当时我们收徒的合同都是一样的。当初，这种形式完全是一种尝试，也是逼急了搞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以后他们会拿多少奖金，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激励教练多培养能拿冠军的弟子。我们就应该提倡多劳多得，力争上游，干得好就应该取得相应的报酬。教练从运动员所得的奖金中提取报酬，这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无可厚非。
把一些有可能被人淘汰的棋手培养成可以淘汰别人的棋手，有时候的确感觉像猫教老虎上树似的。因为许多老师本身也是职业棋手，也在参加比赛，说得白点，也是靠下棋“吃饭”，因此他是否愿意收徒、并毫无保留地教授徒弟，也就成了问题。把徒弟培养得很厉害，不是砸了自己的“饭碗”了吗？从这个角度讲，从奖金中提成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否则都忙自己的事，不拿出真功夫，中国围棋的未来怎么办？
谁去跟日韩争冠军？因此我认为应该提倡这种教学，不仅是围棋，其他各行各业都应该实行。
现在有一些成年棋手也想让我教他，就是100％的奖金提成他都愿意。因为围棋这个东西很独特，当你把一个几乎拿不到奖金的棋手培养成能拿奖金的棋手时，他就学会了一种方法，即使我以后不再教他，他仍可能保持同样高的水平，在合同结束后仍可以拿到奖金，他当然愿意了。
事实上，从1993年到1995年第一期合同结束时，常昊、周鹤洋、王磊、刘菁没拿到一个冠军，我也确实没拿到一分钱。后来常昊他们成绩不错，拿到奖金，我才有了提成，但也不像“有心人”算的那样刨了个“金矿”。根据国家规定，个人只能拿到奖金的28％，我所提取的1／3，也是这28％中的1／3。而且我已经正式向他们宣布，到1998年5月合同期满后，我不再提取他们的奖金，只保持师徒的名分。
另外，陈祖德、吴玉林等人也都否认了文章中引用的他们的话。至于“一个棋手是由很多老师培养出来的，你一个人提留奖金是否公平”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培养一个冠军当然有很多个阶段，但问题是，到最后出成绩这段能指导的就不多了。这也是许多人思考的误区和错觉。我不否认启蒙教育很重要，我也承认我教不了低级棋手，但不是每个被启蒙过的学生都能变成超一流棋手的。因此要培养一个能出成绩的棋手，最后的工作最重要，而且是完全不同的教学。这一段大多数棋手是不行的，这需要高水平的老师和有天赋的学生，双方都尽力才行。我们棋队收徒弟的多了，我们九段基本上都带，但事实证明不是所有的棋手都能被教成冠军的。有些人带徒弟的合同里，收费标准比我还高，但徒弟出不了成绩，老师就什么都拿不着。
这次风波，我想是因为这几年我的几个徒弟连夺了几个冠军引起的。如果他们成绩不好，拿不到奖金，也就不会发生这事了。在体育界，已经发生了好几起类似的事情，比如马俊仁，有人说他这毛病那毛病，如果他培养不出世界冠军，能有那些奖金和“奔驰”车吗？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我的这几个徒弟对我是非常尊敬的，为人也不错，我也很喜欢他们。常昊的悟性很好，大局观在马晓春之上，但基本技术和比赛经验还不如马晓春。他从我身上获取了很多养分，学到了不少精髓的东西，和我有些“神似”。王磊的棋很有思想性，意志比常昊强，有人说他的棋怪，那是说的人不能理解他的棋，看到后来也就明白了。周鹤洋是唯一战胜过李昌镐的年轻棋手，在世界级的比赛中打入前四名。有人问我中国围棋将来谁最强，我毫不犹豫地讲是这三人之一，当然更倾向常昊一些，但那两个绝不示弱。
对常昊我是非常关注的，他家的住房特别紧张，只有一室一厅，除了父母，还有一个老人，我去看了，很吃惊，问他晚上睡在哪儿？他说只能搭地铺。后来他的成绩好了，上海体委奖给他一间房子，很小。他父亲所在的公司是搞房地产的，准备把体委奖给常昊的房子收到公司名下，然后另给常昊一个两居室的单元，而且就挨着他家，产权也归常昊。但是公司有个条件，要我到场。这肯定是带广告性质的，换了任何人我都不会去。但常昊是我的学生，而且确实存在着实际困难，我不能不去！于是，我专程从北京赶到了上海，给他们捧场。报纸上发了消息，等于给他们公司做了个广告。
1997年底，我又收了王煜辉、刘世振、古力、刘熙四个新徒弟，合同内容和常昊他们的一样，除了名字、日期换了，其他一个字也没改。这次他们都去上海参加“新人王”赛，我希望他们能拿冠军，这样才有奖金，但我估计他们是拿不到的。他们的水平不比常昊他们刚开始时差，但必须得拿着鞭子猛催他们才行。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拿过世界冠军，但我相信我的学生肯定能拿到世界冠军，我在期待着这一天。（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