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時的“亞洲第一中衛”

　　戚務生是1965年進入國家隊，1年後，他就被喻為“亞洲第一中衛”，當時他剛剛22歲。當時的主教練年維泗說過：“現在我們至少有兩名隊員能夠在歐洲職業隊中站住腳，一個是戚務生，一個是李宙哲！”但是，十年動亂讓前途無量的他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的機會，十年後，就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時，32歲的他選擇了退役，這也讓一些人嘆息不已。

　　踢球從合唱團開始

　　16歲進入大連少年隊，20歲進入遼寧省隊的大戚評價自己的球員生涯就是一個字“順”。但在他13歲第一次接觸足球以前，他曾經是大連實驗小學合唱團的成員，那時從沒想過自己會與足球結緣。

　　“我們家祖祖輩輩就沒有一個搞過體育的。當時班上有很多人喜歡踢球，我也跟着一起玩。後來，實驗小學的體育老師王世福在組織校隊時讓我去試一試，並讓我多踢踢球，這時我也開始對足球產生了興趣，但真正讓我萌生出要到業餘體校去的願望是在上初中的時候，當時，體校每年都要招生，我去考試通過了，就開始在體校接受訓練。當時還要在原來的學校上文化課，一周3到4次足球課。”

　　4年成為最年輕國腳

　　1961年才開始踢專業足球的大戚僅用了4年就從一名體校學員成了國腳。但同時，大戚也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挑戰，“當時國家隊打的是442，我原來是打中場的，後來到國家隊才改打中衛。當時隊裡有3名中衛人選，兩名主力，一名替補。中衛這個位置上，一般不會輕易換人。但是我僅用了一年不到的時間就從替補進入到了主力陣容。1966年，我們在金邊舉行的亞洲新興運動會上與朝鮮隊比賽，這支朝鮮隊就是當時進入世界前八的那支球隊，但我們在比賽中與他們真正達到了‘對抗’……”說到這裡，大戚有點感慨：“本來那批國家隊在當時的亞洲是很不錯的，但那場‘政治運動’來了……”

　　十年浩劫耽誤黃金年代

　　22歲到32歲是一個球員的黃金時期，但剛剛打上主力的大戚趕上了“十年動亂”，那十年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個災難，對於一個運動員來說更是致命的，“那時候我們沒有想到中國足球會有今天，中國隊1974年才加入亞足聯，1976年才進入國際足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一切都是混亂的，所有行業都是如此，我們這一批人的損失也僅僅是中國運動技術方面的一部分損失。”。

　　不過，回憶起當時的情況，大戚說：“每個人走過那一段之後的心理感受都是不同的，教練會對自己原來的學生有一個重新的評價。人存在社會中能感悟到一些東西是一筆財富，能夠真正理解、處理活生生的一件事、一個人，對自己的一生都是財富！”

　　當時38軍想要我1976年打完亞洲杯之後，32歲的大戚選擇了退役，對此，大戚十分無奈，“在打完亞洲杯以後，當時的體委主任莊則棟告訴我國家隊解散。當時在保定的38軍想要我，由於離北京很近，我也願意去，當時38軍答應我去了以後就拿22級工資，我在國家隊十年，每月工資38元，但是要到了部隊就能拿到60元。但是後來的訓練局又不放我了，說我要踢的話就回遼寧繼續踢。當時我和我愛人已經分不開了，我也不能再離開北京回遼寧了，所以我就只能選擇退役。”就這樣，“亞洲第一中衛”無奈地結束了自己的球員生涯。

　　國家隊？我還想再多活兩年！

　　從最年輕的國腳到“亞洲第一中衛”，再到國家隊隊長，儘管“文革”斷送了他的前途，但總的來說，“還算比較順的”。而從1976年當教練後，他才開始真正體味到足球帶給他的酸甜苦辣。

　　到索馬里援助了一年

　　1976年，戚務生退役後開始做教練，從1987年擔任廣州白雲山隊主教練，到後來帶武漢保級，大戚一直充當的是救火教練。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在1978年，大戚曾經被“流放”到非洲的索馬里一年。

　　“1978年3月到1979年4月，當時的非洲運動水平都很低，我們國家派出了很多援外人員，去索馬里的有好幾個，足球是一方面。”

　　但在他去索馬里的那一年，他的岳母去世了，後來戚務生的愛人劉學民曾回憶，“有一年，看着天氣就要冷了，我媽說該給他(戚務生)織件毛衣。於是，我織身子，媽織袖子，很快把毛衣織好了。他穿上高興極了，對這件毛衣非常珍惜。他去非洲時老人家病故了，為了不分他的心，我沒有告訴他。他回來後，就急着要去長春看望我媽。知道實情後，務生傷心極了，埋怨我沒有告訴他。”

　　十強賽是最大的遺憾

　　1997年的十強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他至今仍清楚地記得十強賽後每天都有人站在他家樓下指着窗戶罵。“不堪回首”，這是他對十強賽後那段日子的總結，“我從事教練生涯以後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就是1997年的十強賽，而一生中最大的欣慰也正是在那以後繼續從事教練工作，還能得到各方面地支持。”

　　初到紅塔時，曾經有人問他如果機遇合適，是否會再度出任國家隊主教練，大戚當時的回答是：“我還想再多活兩年！國家隊教練我是再也不做了！”

　　到了紅塔就開始整風

　　1998年年底，當時的紅塔俱樂部副總經理楊柏平帶着當時紅塔集團總裁字國瑞的一封親筆信找到了大戚，5年後，紅塔從當時在甲B保組泥潭中苦苦掙扎到現在甲A排名第一。

　　“在我來紅塔之前，有人無意中跟我說了件事，一次球隊雨中訓練後，俱樂部派大巴來接隊員，隊員上去以後弄得滿車都是泥，這是不可想象的，這以後，我要求隊員不管進賓館還是上車，寧可光腳也不能把地方弄髒，這是紀律改造的第一步。對於當時的這個球隊來說，紀律是致命的！我來了以後發現，當時隊內打麻將成風，隊員還提了一些荒唐的要求，一星期要出去吃3次飯，要洗2次桑拿，周六晚上還要外出。而在訓練中，水平根本達不到要求。

　　我當時就決心從紀律和體能兩個方面入手來抓球隊的訓練管理。但當時遇到的牴觸是很多的，一年後，那些依然我行我素屢次違犯隊規的隊員被處理掉了，現在的紅塔隊只剩下了李永智一個人是當時金鵬的隊員。”

　　在大戚的帶領下，紅塔只用一年的時間就衝上了甲A，但此後4年，他曾幾次都萌生過辭職的念頭，去年更是在賽後新聞發布會上公開提出辭職，“5年裡不可能都是順心的事情，我可以不干，但對於一些不正常的現象我必須有自己的態度！一些暗流在任何一支球隊中都可能存在，但是我的球隊中至少不應該走得太過，太猛！”

　　蹬着板車為隊友收屍

　　大戚在任何地方都有朋友，而且不止一兩個。從政府高官到下崗工人，從同行到開飯館的老闆。

　　在大連，球迷大牛見到大戚會親熱地跑到車門前把他抱下來；在上海，一個白髮蒼蒼的啞巴球迷每次見到大戚都和他同吃同住；在武漢，只要大戚出了機場，當地政府的車會馬上把他接走……

　　他們對大戚都有一個共同的評價——“大戚這人夠朋友！”大戚交朋友，只要朋友有困難，大戚出錢出力，總是竭盡全力。而朋友對他的好處，大戚從來不忘。現在聊天時他還念念不忘1976年，在他最困難的時候，遲尚斌曾讓他愛人給他送了兩斤雞蛋。

　　大戚最讓江湖念叨的就是在十年動亂的時候冒着危險為胡登輝收屍。那時候集訓隊的大樓貼滿了大字報：“年維泗教練不教人的資反路線必須批判”、“足球隊的同志們猛醒，投入大批判行列”，23歲的胡登輝則以“反革命孝子賢孫”被當作批判的對象。

　　胡登輝被關在一間宿舍里，痛苦、沮喪、失落……他想到了逃跑，一天晚上，他準備了一點錢，偷偷翻越院牆逃離了住地。剛跑到中央高級黨校附近一幢首長的小院，忽見身後兩輛汽車馳來，兩隻大車燈像緊急搜尋的眼睛令他驚恐萬分。匆忙中他越過身旁的院牆，進入了那個小院。正好這裡汽車又鳴了幾聲喇叭，絕望加恐懼使他認為自己已陷入包圍之中，匆忙中他扯斷了一根電線，掛在旁邊一棵大樹上，再套上自己的脖子……在文革期間上吊自殺了，所有人都不敢去給他收屍，但大戚和當時的另一名國腳尹秋文蹬着板車去給他收屍，而從此以後，所有圈內人提到大戚的這次義舉都要豎起大拇指說一句：“大戚，夠義氣！”在回憶起這件事情時，雖然已經過去了20多年，大戚的語氣仍然十分沉重：“我們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已經是第三天了，由於北京當時正處於夏天，他的面部已經腐爛了，當時是我和尹秋文一起去的，從體委蹬個板車到頤和園給他收的屍，後來又通知他家裡人。當時確實沒有想過會不會受到什麼牽連，只是心理很難受，我總覺得他不應該這樣，對於年輕人來說，什麼時候都不會沒有路給你走，他走上這一步確實讓人很悲哀！”

　　經歷了那麼多風風雨雨，進入60的大戚對於朋友這兩個字有很深刻的體會：“人的一生中，事業是最重要的。而事業成功需要三個條件，一是自己的勤奮，二是友誼，三是機遇。在我的生命中確實有很多的朋友，有的有一定社會地位，有的只是普通的平民，在交朋友的過程中，我一生奉行的就是‘誠信’二字，誠信，忠誠地對待自己的朋友。而誠信這兩個字說起來簡單，有時候卻是很嚴肅的條件，而經歷了誠信考驗的友誼是牢固的！我喜歡交各種各樣的朋友，大家互相幫助、互相鼓勵，這就是朋友！有的人會利用你的升、遷、權、利來尋求他所要的東西，而你摔下來後他也不會再找你，對我來說，交了這樣的朋友也沒有什麼好悲傷的，只能說這就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就這麼在眼前一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