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读书人却写读书笔记，那不让人笑话么？但本着一个读者对作者的尊敬，还是把读书期间的心得写下一点。桦树老师风华绝代，往来无白丁，俺的就往下降N（N大于等于3）个档次。

桦树写国门富胜，俺就写写俺有过交往的江苏足球二队（靠！都江苏队了，还二！）的队长吴海乐同学，江苏加佳队的队长，后来的富特宝（谐音football，对，就是后来体育彩票出事的那家公司）公司经理潘强同学，以及后来到北京和北京国安队的谢少军，郭维维这种啥都算不上的小人物。桦树老师写著名的史学家，俺就写写当年大学时代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那种“终身副教授”，中国的教育同样因为这样的小人物而顽强地抵御着堕落。

桦树老师的文章都是真名，俺的人物也真名上阵。

-------谨以本文献给吾师陈肇姜教授

进入大三上学期了。

大学的前两年俺学得还行，但是不算突出。大三上期开始正式进入专业课学习阶段，其中一门是拓扑学，topology。这门学科是现代数学之重要基础，但是中国数学由于文革和其他的政治运动，已经与世界数学的主流脱离很远，别说研究差之万里，单是在国内本科生能够开出拓扑学这门课的学校都不是很多。本科的时候，拓扑课可以分为两门，点集拓扑学和代数拓扑学。前一门是基础，后一门是真正的现代数学。中国大学的数学系本科生，能学全这两门课的，不多。不是学生差，而是没有这方面的老师。

俺就告诉你这么一个事实，我亲耳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南大数学系的周伯勋教授有一次对自己的研究生说：“你愿意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研究，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学拓扑学上，以后至少可以把拓扑学的本科生教学工作把持住？” 他的研究生当然断然拒绝了。

大伙儿觉得荒谬乎？这是现实。更荒谬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在2010年的今天，在绝大多数学校，这样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本质性的改变。

我是幸运的，两门都学全了，第一门课的老师是陈肇姜老师。

第一节课，陈肇姜老师进来了，坐着轮椅，他是残疾人，腿是瘸的。下了轮椅，艰难地走上讲台，他要在那里站上50分钟。从黑板的这一侧慢慢地随着教课的进行移到另一侧，然后擦掉，再从左边开始。

我们没有教材，使用的是陈老师自编的讲义，油印的，黄黄的纸。上面的每一页都是陈老师的手书。按照陈老师的说法，国内还没有很适合于本科生的拓扑学教材，所以暂用他自编的。他列了基本参考书，都是国外的教材，本科生一般没有习惯自己跑去看外国的书，但是我记住了其中的一本名著MIT的Munkres的教材。

陈老师其实研究水平不高，但是我不愿意用那样的字眼。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基本上是被各种政治运动和文革耽误的一代，基本没有机会从事高水平的研究，当有机会再次站上讲台的时候，已经力不从心。陈老师受命自学拓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南大本科生的拓扑课开了出来。先不要谈教学质量，能开出来就不错了。

有句俗话讲，多年以后，你也许很难记得老师们教了什么东西，但是记得他的人格力量。陈老师就是这样的老师，身上集中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全部优点----- 谦和严谨，认真负责，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帮助学生。

第一次进入拓扑学的世界，充满了新奇。陈老师一步步地带领我们，一丝不苟地慢慢向前。每一次的作业，陈老师的批改极其严谨认真，我们的每一行字他都阅读，除了数学上的，连文字的语法都纠正。回想起来，现在的我真是觉得无地自容。我可是一个从来不批改作业的老师，讲完课就当了甩手掌柜，批改作业那是grader的事情。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问了一个问题，陈老师没有回答出来，我又问了几个相关的问题，陈老师还是没有回答出来。陈老师拖着不方便的身体，慢慢地从黑板移到讲台前，微笑着慢慢地说，中国的拓扑学还非常的落后，而我更是半路出家，对不起我不能给你很满意的回答。也许你可以去参考XXX的书。希望你们这一代比我们能做得更好，缩小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十几年过去了，那番话伴随着陈老师羸弱的身体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有一次，陈老师课后把我叫去，说：“如果你学有余力，好好地去看看Munkres的教材。我不能教给你太多的东西，你自己去从名著中学习。你们这一代，是一定要超过我们的。”

很多年后的2009年，我走上讲台，教授拓扑学，教材正是当年陈老师曾经提到的那本名著的新版。我第一天拿到教材，备课的时候，当年陈老师的音容笑貌，那本黄皮的油印教材浮上心头，竟不能自已。其中的内容，熟悉又陌生，我，是从陈老师那里开始起步的。

而陈老师，最后以副教授从岗位上退休，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研究。他留下了什么？

今年四月初回国，抽空去了一趟书店。在最角落的地方，一个几乎要有灰尘的地方，发现了一本小小的书，比一般的书都小，制作也很简陋，包装极其一般。书名是这样的：

我不由得鼻子有些发酸，摸着那本显然是几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和购买的教材，许多的往事浮上心头，不由长叹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