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说北大，不再扯别的了。北大的身份贵重，毋庸置疑，顺着她的筹备过程走一下就清楚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是惨败，首都被人家攻占了，园子被人家抢了（至于到底是被谁烧的，有疑问）。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朝廷也反思了一下，当时觉得大清和西方的交流存在什么问题。于是，成立总理事务衙门，同时设立了同文馆，主要是培养外语人才。其实历朝历代在礼部（清朝还有理番院）的编制里都有各种翻译，这回的同文馆不仅学外语，还学一些数理化，算是“师夷之技”了。

到了甲午海战大清又是一次惨败，这时候有识之士认为仅仅“师夷之技”还不够，需要更进一步“师夷之法”，从教育抓起。在筹划教育改革这个大项目上，最早的设想是办一所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大学堂，以这所学堂取得的经验和人员向全国推广开来。所以，京师大学堂是培养大官的场所，这才是身份贵重的所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的筹备并未终止，从一个方面说明老佛爷还是有些改革意愿的。她对康梁恨之入骨是因为康梁能把光绪忽悠得企图犯上了，这是根子。

在科举制度没有被废除之前，要吸引读书人来西式学堂还挺费劲。除了发助学金什么的，关键是发文凭，而这个文凭和科举的职称挂钩，比如大学堂几年毕业的就相当于某某进士。最初的大学堂负责人叫孙家鼐，差不多副总理级别了。校址的选择也很牛，就在景山东边的某个公主府，那可是皇城以内的地界儿。开始的时候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个个都跟大爷似的，上学去都有拎包的，上课时候都有端茶送水点烟捶背。。。，下课就奔前门外了。京师大学堂的头十几年（闹拳匪的时候停了一段）就是这么过来的，后来怎么也数不出来这时候出过什么人物。

顺便说几句关于学校的称呼。以前大学是专指《大学》，那是治国安邦教化人心的大学问，国家的最高学府是太学，后来的国子监之类的机构。中学呢，是指中国的学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理解方式。小学呢，就是咬文嚼字这个路子，如果哪天有人说他精通小学，您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定要肃然起敬！

到了民国成立后1913年9月，当时的教育部发文准备把北大并入北洋，理由是“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学生程度尚低。。。”。所谓费用多，大概是学校的开销一年要20万银子，和学生数量不成比例；所谓风气不正，是因为前门外都特愿意接待“两院一堂”的人，影响知识分子形象。由此说来这个时候是北大“最危急的时候”了，估计也是因为袁大总统看他们特别不顺眼。不过，北大到底是出身好啊，扛过了这劫。没几年反过身，把北洋给并了，那就是后话了。

把北大办成学校的有功之臣当属蔡元培，那位跟先帝辩论过的梁漱溟曾经有一段夸蔡元培的话，大概意思是：新中国是由新民主主义来的，新民主主义是由五四运动来的，五四运动是由北大来的，北大是由蔡元培搞起来的，这么推理几乎就成了蔡元培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了嘛。总之，现在我党对他拔高很厉害，至于后来他倡议清党的事情就不提了。

北大开始风头最劲的时候大约就在100年前搞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了，为这个捧红了胡适和傅斯年等等一大批牛人。胡适考庚款出国在他那批70多人里排55，先去康奈尔学农业，这是李登辉的老前辈了。后来学不下去就改去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了，后来他给陈独秀的《新青年》投稿之后，一炮而红，于是乎就海归了。于是乎，“可赶上这拨儿了”。他多少年后自己说了那段时候是“暴得大名”，其实后面还有两个字他没讲，是“不祥”。

胡适到北大开课，最初还信心满满的，讲课之余著书立说什么的一派风生水起。时间一长，感到压力了，来自学生的压力。当时傅斯年还是学生，顾颉刚还是傅斯年的马前卒呢，这帮好捣乱的学生就是以刁难老师为乐。他们的捣乱还不是我们文革时候那种课堂上闹法，而是给老师出难题。老师再厉害也有看不到的书，一旦被学生问住了那是相当相当被动了。傅斯年去听了胡适的讲课，然后跟“手下”们说：他（胡适）书读的不多，但方法是对的。要大家不要闹了。这种教学状态正常吗？

傅斯年这么牛也确实有根底，他是山东出来的，祖上出过状元。从小就号称是神童，一路杀进北大就没看上过几个人。到五四运动的时候，他“可赶上这拨儿了”，这位山东大汉上蹿下跳，据说是当时的高自联头头，像什么发宣言之类的由罗家伦许德珩去干了，张国焘好像都靠后的。原来学生就是打算上街游一游，请个愿什么的。可是，那天是星期天，中国外国都不办公，在街上转了半天没啥效果。这时候就失控了，几个北高师的篡了权，带学生冲赵家楼去了。

这帮学生奔赵家楼的时候有警察拦阻，那个时候的学生和警察的关系现在人都无法想象。首先，学生那种天之骄子的意态是随时随地表现着的，大学生相当于前朝举人了，举人要去见官员，谁敢拦呐。再说警察，那时候连城管都不如，也就巡个夜啊监督收垃圾啊，要是街上哪位大佬不高兴，就能把这个片儿警给开了。

就这么，学生们冲到赵家楼，翻墙进去（这已经是强入民宅了），警察都只是看着；然后学生开始打人，警察也只能看着；到了学生放火这种严重刑事犯罪了，警察才开始抓人；抓进去没几天，又都给放了，就这么把学生都惯坏了。总之，五四运动的积极进步意义北大是照单全收了，那些过激行为还是别的学校干的，后来的北大校庆改成了5.4，实至名归啊。

傅斯年后来也出国留学，回国之后仍旧本色不改，学问有长进，做事问政也不含糊，据说轰掉过两任行政院长，人送外号“傅大炮”。1945年傅斯年干了两件很有性格的事情，头一个是跟随几位民主党派在7月的时候访问延安。傅斯年是一贯反共的，他为什么要去延安后来有很多说法，据回忆他和润之先生谈得还是不错的。润之先生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当时看那些教授啊学生头脑等等都是仰视的，想跟人家搭话都不灵。现在成了原来的风云人物反而移樽就教，可见世事难料啊。当说起五四的时候，傅斯年来了句：我们是陈胜吴广，你们是项羽刘邦。“我们”或者是书生，或者是热血青年之类吧；“你们”就可能指的是国共两方了，是争天下的势力。这个说法，既不失身份，又稍稍恭维了一下，而且还很贴切。润之先生琢磨出这个味儿了，还专门抄了首诗送给傅斯年，其中有句：“坑灰未烬山东乱，原来刘项不读书。”既自认了刘项，又自谦了一把“不读书”，这段交往还算是圆满。但是到了国民党撤退台湾的时候，傅斯年的史语所是民国中研院各部门里追随国民党去人数最多的单位。

另一件事情是抗战胜利之后他作为代校长回到北京为北大复校，当时力排众议开除了所有日伪时期“伪北大”的教职员，这里边最有名的就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不知道谁给评的“十大文化汉奸”之首。有人觉得留在沦陷区的也得吃饭啊，当老师也不能算“附逆”么。其实傅斯年的决定表达了许多转战后方人士的一种情绪，我们当年跟随蒋委员长千里奔波颠沛流离出生入死茹苦含辛，遭了多少罪啊，财产都丢了，身体都垮了，，，现在也该轮到你们低调一会了。12月的一天报纸发表了傅斯年的谈话，而当天的周作人日记里有“，，，时正闻驴鸣。”哈哈，文人之间这些嫌隙就是这么的不可弥合廖。

北大在近100年对中国的影响巨大，深远，比如五四，比如第一张大字报，比如春夏之交，，，咱们不是亲历者，只能在这里远观了。其实我到很想找机会到北大考察一个问题，因为当初修燕京的时候从圆明园拉了许多石材，原来的安佑宫有两对华表，燕京和北图一家搬走两根。燕京的那俩是原来左边的呢还是右边的呢？我倾向于是左边的。当年燕京就出了巨多共党，后来有人拿着燕京的基金想在台湾复校，老蒋都不答应，说你们别再来添乱了。

燕园这个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