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來說北大，不再扯別的了。北大的身份貴重，毋庸置疑，順着她的籌備過程走一下就清楚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大清是慘敗，首都被人家攻占了，園子被人家搶了（至於到底是被誰燒的，有疑問）。這個事情過去之後，朝廷也反思了一下，當時覺得大清和西方的交流存在什麼問題。於是，成立總理事務衙門，同時設立了同文館，主要是培養外語人才。其實歷朝歷代在禮部（清朝還有理番院）的編制里都有各種翻譯，這回的同文館不僅學外語，還學一些數理化，算是“師夷之技”了。

到了甲午海戰大清又是一次慘敗，這時候有識之士認為僅僅“師夷之技”還不夠，需要更進一步“師夷之法”，從教育抓起。在籌劃教育改革這個大項目上，最早的設想是辦一所由中央直接領導的大學堂，以這所學堂取得的經驗和人員向全國推廣開來。所以，京師大學堂是培養大官的場所，這才是身份貴重的所在。戊戌變法失敗後，京師大學堂的籌備並未終止，從一個方面說明老佛爺還是有些改革意願的。她對康梁恨之入骨是因為康梁能把光緒忽悠得企圖犯上了，這是根子。

在科舉制度沒有被廢除之前，要吸引讀書人來西式學堂還挺費勁。除了發助學金什麼的，關鍵是發文憑，而這個文憑和科舉的職稱掛鈎，比如大學堂幾年畢業的就相當於某某進士。最初的大學堂負責人叫孫家鼐，差不多副總理級別了。校址的選擇也很牛，就在景山東邊的某個公主府，那可是皇城以內的地界兒。開始的時候京師大學堂的學生個個都跟大爺似的，上學去都有拎包的，上課時候都有端茶送水點煙捶背。。。，下課就奔前門外了。京師大學堂的頭十幾年（鬧拳匪的時候停了一段）就是這麼過來的，後來怎麼也數不出來這時候出過什麼人物。

順便說幾句關於學校的稱呼。以前大學是專指《大學》，那是治國安邦教化人心的大學問，國家的最高學府是太學，後來的國子監之類的機構。中學呢，是指中國的學問，“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理解方式。小學呢，就是咬文嚼字這個路子，如果哪天有人說他精通小學，您可千萬別不當回事兒，一定要肅然起敬！

到了民國成立後1913年9月，當時的教育部發文準備把北大併入北洋，理由是“費用過多，風紀不正，學生程度尚低。。。”。所謂費用多，大概是學校的開銷一年要20萬銀子，和學生數量不成比例；所謂風氣不正，是因為前門外都特願意接待“兩院一堂”的人，影響知識分子形象。由此說來這個時候是北大“最危急的時候”了，估計也是因為袁大總統看他們特別不順眼。不過，北大到底是出身好啊，扛過了這劫。沒幾年反過身，把北洋給並了，那就是後話了。

把北大辦成學校的有功之臣當屬蔡元培，那位跟先帝辯論過的梁漱溟曾經有一段夸蔡元培的話，大概意思是：新中國是由新民主主義來的，新民主主義是由五四運動來的，五四運動是由北大來的，北大是由蔡元培搞起來的，這麼推理幾乎就成了蔡元培是新中國的締造者了嘛。總之，現在我黨對他拔高很厲害，至於後來他倡議清黨的事情就不提了。

北大開始風頭最勁的時候大約就在100年前搞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了，為這個捧紅了胡適和傅斯年等等一大批牛人。胡適考庚款出國在他那批70多人里排55，先去康奈爾學農業，這是李登輝的老前輩了。後來學不下去就改去哥倫比亞大學學哲學了，後來他給陳獨秀的《新青年》投稿之後，一炮而紅，於是乎就海歸了。於是乎，“可趕上這撥兒了”。他多少年後自己說了那段時候是“暴得大名”，其實後面還有兩個字他沒講，是“不祥”。

胡適到北大開課，最初還信心滿滿的，講課之餘著書立說什麼的一派風生水起。時間一長，感到壓力了，來自學生的壓力。當時傅斯年還是學生，顧頡剛還是傅斯年的馬前卒呢，這幫好搗亂的學生就是以刁難老師為樂。他們的搗亂還不是我們文革時候那種課堂上鬧法，而是給老師出難題。老師再厲害也有看不到的書，一旦被學生問住了那是相當相當被動了。傅斯年去聽了胡適的講課，然後跟“手下”們說：他（胡適）書讀的不多，但方法是對的。要大家不要鬧了。這種教學狀態正常嗎？

傅斯年這麼牛也確實有根底，他是山東出來的，祖上出過狀元。從小就號稱是神童，一路殺進北大就沒看上過幾個人。到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可趕上這撥兒了”，這位山東大漢上躥下跳，據說是當時的高自聯頭頭，像什麼發宣言之類的由羅家倫許德珩去幹了，張國燾好像都靠後的。原來學生就是打算上街游一游，請個願什麼的。可是，那天是星期天，中國外國都不辦公，在街上轉了半天沒啥效果。這時候就失控了，幾個北高師的篡了權，帶學生沖趙家樓去了。

這幫學生奔趙家樓的時候有警察攔阻，那個時候的學生和警察的關係現在人都無法想象。首先，學生那種天之驕子的意態是隨時隨地表現着的，大學生相當於前朝舉人了，舉人要去見官員，誰敢攔吶。再說警察，那時候連城管都不如，也就巡個夜啊監督收垃圾啊，要是街上哪位大佬不高興，就能把這個片兒警給開了。

就這麼，學生們衝到趙家樓，翻牆進去（這已經是強入民宅了），警察都只是看着；然後學生開始打人，警察也只能看着；到了學生放火這種嚴重刑事犯罪了，警察才開始抓人；抓進去沒幾天，又都給放了，就這麼把學生都慣壞了。總之，五四運動的積極進步意義北大是照單全收了，那些過激行為還是別的學校干的，後來的北大校慶改成了5.4，實至名歸啊。

傅斯年後來也出國留學，回國之後仍舊本色不改，學問有長進，做事問政也不含糊，據說轟掉過兩任行政院長，人送外號“傅大炮”。1945年傅斯年幹了兩件很有性格的事情，頭一個是跟隨幾位民主黨派在7月的時候訪問延安。傅斯年是一貫反共的，他為什麼要去延安後來有很多說法，據回憶他和潤之先生談得還是不錯的。潤之先生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的時候，當時看那些教授啊學生頭腦等等都是仰視的，想跟人家搭話都不靈。現在成了原來的風雲人物反而移樽就教，可見世事難料啊。當說起五四的時候，傅斯年來了句：我們是陳勝吳廣，你們是項羽劉邦。“我們”或者是書生，或者是熱血青年之類吧；“你們”就可能指的是國共兩方了，是爭天下的勢力。這個說法，既不失身份，又稍稍恭維了一下，而且還很貼切。潤之先生琢磨出這個味兒了，還專門抄了首詩送給傅斯年，其中有句：“坑灰未燼山東亂，原來劉項不讀書。”既自認了劉項，又自謙了一把“不讀書”，這段交往還算是圓滿。但是到了國民黨撤退台灣的時候，傅斯年的史語所是民國中研院各部門裡追隨國民黨去人數最多的單位。

另一件事情是抗戰勝利之後他作為代校長回到北京為北大復校，當時力排眾議開除了所有日偽時期“偽北大”的教職員，這裡邊最有名的就是魯迅的弟弟周作人，也不知道誰給評的“十大文化漢奸”之首。有人覺得留在淪陷區的也得吃飯啊，當老師也不能算“附逆”麼。其實傅斯年的決定表達了許多轉戰後方人士的一種情緒，我們當年跟隨蔣委員長千里奔波顛沛流離出生入死茹苦含辛，遭了多少罪啊，財產都丟了，身體都垮了，，，現在也該輪到你們低調一會了。12月的一天報紙發表了傅斯年的談話，而當天的周作人日記里有“，，，時正聞驢鳴。”哈哈，文人之間這些嫌隙就是這麼的不可彌合廖。

北大在近100年對中國的影響巨大，深遠，比如五四，比如第一張大字報，比如春夏之交，，，咱們不是親歷者，只能在這裡遠觀了。其實我到很想找機會到北大考察一個問題，因為當初修燕京的時候從圓明園拉了許多石材，原來的安佑宮有兩對華表，燕京和北圖一家搬走兩根。燕京的那倆是原來左邊的呢還是右邊的呢？我傾向於是左邊的。當年燕京就出了巨多共黨，後來有人拿着燕京的基金想在台灣復校，老蔣都不答應，說你們別再來添亂了。

燕園這個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