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資本投資只恢復到了之前兩個經濟周期的谷底水平，更糟糕的是自2009年以來的緩慢的資本投資復甦已近乎停止。全球情況也很糟糕。扣除通脹因素，標普樣本中的非金融企業的資本投資增長率從2011年的8%下降到了2012年的6%；這個增長率到2013年會減少2%，2014年更會出現5%的負增長。目前全球的資本投資增長越來越集中於能源和大宗商品領域，過去十年間，這兩個領域的全球資本投資占比高達62%。令人擔憂的是，大宗商品目前的頹勢意味着全球資本投資將進一步萎縮。西方國家的勞動力市場和工資水平增長已經停滯多年，如今資本投資也陷入停滯。很明顯，全球經濟面臨巨大的通貨緊縮壓力。

資本投資的收縮不僅出現在私營部門，公共部門也一樣。根據金融時報的數據，美國的公共部門資本投資總額已經降到了GDP的3.6%，而戰後的平均水平是5%。奧巴馬上任伊始，由於財政刺激方案的推出，公共部門資本投資規模曾一度達到1990年代初期以來的最高水準，但隨後便開始大大收縮。當然這種情況並不局限於美國，全世界主要國家的政府都在勒緊褲帶過日子，這就是所謂的財政懸崖和去槓桿化的後果。

與此同時歐美發達國家的GDP增長率再一次在2%左右掙扎，美國今年可能只有區區1.6%的增長。反通貨膨脹的形勢越來越嚴峻。看樣子安倍晉三的寂寞旅途就快結束了，將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日本的通縮大合唱。

面對通縮的威脅，難怪歐美國家的央行會如此瘋狂的搞量化寬鬆。而這些央行的掌門人無一例外的聲稱量寬的目的包括促進消費，刺激內需。問題是，如果一個國家貧富差距過大，內需就很難刺激，因為富人鍾情的是股票和房地產，而不是消費。

曾幾何時，巴西是歐美國家貧富懸殊的樣板，但是近年來，其情況大有改觀，倒是美洲大陸北端的美國卻大踏步的走向貧富懸殊的深淵。美國的貧富差距經歷了從1967年到1980年代末的緩慢增長，到1990年代初快速上升，之後便沒停止惡化。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數據，2012年美國的基尼指數高達0.477，奇怪的是咱們國家的官方數據是0.474，但很多媒體和學者都反映中國的貧富差距要比美國嚴重得多。毋庸置疑的是，美國的貧富差距遠遠高於歐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比如德國的是0.29，法國的是0.33，但這些國家的情況都有繼續惡化的趨勢。巴西的基尼指數在2012年跌至0.51，看樣子將被美國趕超了。

眼下美國把復興大計的寶都壓在了所謂的“能源革命”上了，只可惜能源價格上不去，美國天然氣的價格始終無法突破4美元/百萬英制熱量單位(BTU)，石油價格也連續三年穩定在100美元左右。所謂“能源革命”成了“畫餅充飢”。美國經濟缺乏復甦的實質性內容，只能依靠美聯儲來爭取時間，這就是美聯儲退市一再被推遲的原因。只是美國的量化寬鬆和超低息政策並沒有使美國經濟增速達到徹底擺脫衰退陰影的逃逸速度，一切的一切都神似日本那“失落的十年”。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可能要陷入長期的超低增長陷阱，旨在通貨再膨脹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將逐漸失靈。事實上，美國目前的量寬除了帶來資產市場的通脹（股市和地產），並沒有實質性的改善美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和緩解通貨緊縮的壓力。美國的通縮壓力是結構性的，屬於美聯儲無能為力的範疇。

不僅美國，全球都面臨幾大結構性的通縮壓力：1.人口老化，勞動力人口萎縮，退休人口增速加快，養老負擔沉重。美國的總和生育率是1.9，中國的是1.58，新生人口都不足以彌補生育婦女和其伴侶的數量；2.自動化技術的普及將進一步減少就業機會；3.資本過剩和增長機遇稀少並存；4.債務負擔過重的家庭需要繼續去槓桿；5.貧富差距惡化。

這些通縮的壓力大多存在於中國，與此同時，地方債務，影子銀行方面的危機又揭示了中國經濟過度槓桿化的事實，看得出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央放開手刺激經濟的空間十分有限，中國眼下能打的牌不多，只有人民幣貶值是釋放壓力的上佳選擇。世界要通縮，中國近期可通過貨幣貶值來維持些許競爭力，而長期就得看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結構性改革能夠兌現多少了。

原文發表於【IT經理世界】雜誌

 作者：公民經濟學家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