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改進Goldman Sachs Group高盛集團的社會政策的嘗試”[1]一文中“說明高盛在中國從國家社會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轉換中起到了任何別的機構都不能替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功能。”“我以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近來阿拉伯之春為例，指出公司應該制定全球性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特別就中國而言，公司的兩名重要董事（CEO和審計委員會主席）都把在清華大學的頭銜作為參選董事的資格之一[2]，卻沒有任何社會政策考慮間接受害於公司業務的中國普通民眾，面臨着legitimacy（正當性）的問題。”“公司的人權政策就是要制定出如何在民主或非民主的國家做生意時不違反人權原則，以及在違犯的情況下如何補救的機制。……特別指出：公司與基辛格、江澤民、胡錦濤、朱鎔基、周小川、清華大學等的關係無法增加公司在中國做生意的正當性，只有設立人權委員會可以做到這一點”。

第二年，我在“高盛股東大會人權提案揭開紀念六四的序幕”[3]一文中介紹到：“現在終於實現了利用這些與中國有特殊官商關係（這正是89年“六四”民主運動的導火索）的國際大公司的股東大會紀念六四等人權運動的戰略目的。今天，全世界幾百萬股東（包括中國的政府投資基金）開始讀到這份紀念六四最好的公共教育文獻，我或我的代表將在六四前夕的5月23日舉行的高盛股東大會上，發表紀念六四24周年的聲明，宣示24年前占領天安門那樣的影響我們公共生活的所有空間的社會運動已經在世界各地發芽、開花、結果!” [4]

同時，我也把目光轉向更迫切的國際局勢：“誰也不知道如何形成中美兩大國‘共管’西太平洋的G2格局。世界上靠知識吃飯的文人階層都由物質利益決定意識，沒有獨立的能力思考國際關係的改善，在大學、‘智庫’、學會、雜誌等都被國家權力和資本勢力控制的現實下，有什麼新的途徑推動東亞的和平呢？/我再次想到了美國自大蕭條以來碩果僅存的民主權利：唯一確保微小股東獨立話語權的股東大會提案，也只有這條途徑可以推行外交政策的公共教育、為美國公眾提供促進國際和平的投票機會。”“2013年11月15日，我再次向金融危機後華爾街唯一殘存的獨立‘投資銀行’高盛集團提交2014年股東大會的提案，以我1989年在日本組織民主人權運動被日本政府出賣的經歷和今天的中日關係危機現實，列舉微軟公司部分接受我的提案去年成立了‘法規與公共政策委員會’的榜樣，提議高盛也成立公共政策委員會。”“既然東亞和平的前景已經被既有的國家權力和資本利益集團從天安門事件以來拉到今天的死胡同，即使只有百萬分之一的可能（我的公司股份），也成為必須開闢的新途徑、新戰場。”[5]

今天，我提前一個小時到達舊金山的高盛股東年會會場，代表西雅圖的Equality Network Foundation和加州的McRitchie/Young宣讀股東提案。朋友Dr. Yao代表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也來支援。與會者大約一百人是公司的董事和員工，約二十人是股東。會議開始後，很快就輪到我宣讀第5號要求改善計票方法（去掉“棄權”一項，因為它被董事會算為“反對”股東提案，等），得到約5%的贊成。第6號是勞聯-產聯AFL-CIO Reserve Fund要求限制高層報酬的提案，得到約19%的贊成。我又宣讀第7號要求股東可以書面授權召開會議的權利，得到37%的贊成。

正式議程結束後，在問答期間，沒有人站起來提問。於是Dr. Yao自告奮勇，提到今天報道的中美軍方在南（中國）海較量的新聞，詢問公司的對策。我接着列舉美國的高科技公司在中國做生意的挑戰，鑑於CEO在清華大學當顧問，又能見到習近平，能否分享美國金融公司在中國做生意面臨的困難。CEO只是泛泛而談，草草地結束了會議。

我當然還有很多議題（例如五個高管2014年收都過兩千萬美元），但今天的第一次與美國金融集團首領的直接交鋒已經足夠，下一步又得從新的提案開始。

[趙京，2015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