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改进Goldman Sachs Group高盛集团的社会政策的尝试”[1]一文中“说明高盛在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换中起到了任何别的机构都不能替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我以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近来阿拉伯之春为例，指出公司应该制定全球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特别就中国而言，公司的两名重要董事（CEO和审计委员会主席）都把在清华大学的头衔作为参选董事的资格之一[2]，却没有任何社会政策考虑间接受害于公司业务的中国普通民众，面临着legitimacy（正当性）的问题。”“公司的人权政策就是要制定出如何在民主或非民主的国家做生意时不违反人权原则，以及在违犯的情况下如何补救的机制。……特别指出：公司与基辛格、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周小川、清华大学等的关系无法增加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正当性，只有设立人权委员会可以做到这一点”。

第二年，我在“高盛股东大会人权提案揭开纪念六四的序幕”[3]一文中介绍到：“现在终于实现了利用这些与中国有特殊官商关系（这正是89年“六四”民主运动的导火索）的国际大公司的股东大会纪念六四等人权运动的战略目的。今天，全世界几百万股东（包括中国的政府投资基金）开始读到这份纪念六四最好的公共教育文献，我或我的代表将在六四前夕的5月23日举行的高盛股东大会上，发表纪念六四24周年的声明，宣示24年前占领天安门那样的影响我们公共生活的所有空间的社会运动已经在世界各地发芽、开花、结果!” [4]

同时，我也把目光转向更迫切的国际局势：“谁也不知道如何形成中美两大国‘共管’西太平洋的G2格局。世界上靠知识吃饭的文人阶层都由物质利益决定意识，没有独立的能力思考国际关系的改善，在大学、‘智库’、学会、杂志等都被国家权力和资本势力控制的现实下，有什么新的途径推动东亚的和平呢？/我再次想到了美国自大萧条以来硕果仅存的民主权利：唯一确保微小股东独立话语权的股东大会提案，也只有这条途径可以推行外交政策的公共教育、为美国公众提供促进国际和平的投票机会。”“2013年11月15日，我再次向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唯一残存的独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提交2014年股东大会的提案，以我1989年在日本组织民主人权运动被日本政府出卖的经历和今天的中日关系危机现实，列举微软公司部分接受我的提案去年成立了‘法规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的榜样，提议高盛也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既然东亚和平的前景已经被既有的国家权力和资本利益集团从天安门事件以来拉到今天的死胡同，即使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我的公司股份），也成为必须开辟的新途径、新战场。”[5]

今天，我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旧金山的高盛股东年会会场，代表西雅图的Equality Network Foundation和加州的McRitchie/Young宣读股东提案。朋友Dr. Yao代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也来支援。与会者大约一百人是公司的董事和员工，约二十人是股东。会议开始后，很快就轮到我宣读第5号要求改善计票方法（去掉“弃权”一项，因为它被董事会算为“反对”股东提案，等），得到约5%的赞成。第6号是劳联-产联AFL-CIO Reserve Fund要求限制高层报酬的提案，得到约19%的赞成。我又宣读第7号要求股东可以书面授权召开会议的权利，得到37%的赞成。

正式议程结束后，在问答期间，没有人站起来提问。于是Dr. Yao自告奋勇，提到今天报道的中美军方在南（中国）海较量的新闻，询问公司的对策。我接着列举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挑战，鉴于CEO在清华大学当顾问，又能见到习近平，能否分享美国金融公司在中国做生意面临的困难。CEO只是泛泛而谈，草草地结束了会议。

我当然还有很多议题（例如五个高管2014年收都过两千万美元），但今天的第一次与美国金融集团首领的直接交锋已经足够，下一步又得从新的提案开始。

[赵京，2015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