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0日，考慮到公司高管的離譜高薪已經成為美國經融危機和社會不公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引起了社會的極大擔憂[1]，鑑於富國銀行這兩年來的一系列導致CEO等高管們被趕下台等醜聞， 我提交提案要求改革公司高管報酬政策、包括採納外部獨立專家意見的提案[2]。引用今年剛訴諸表決的我在蘋果公社股東大會的類似提案，我指出僅雇用諮詢公司提供高管報酬數據的局限，而應該導入諸如CEO與員工報酬比率、美國的最低工資和失業率等社會因素考量。而且，正如華爾街日報2017年7月4日報道的那樣，美國公司公布的高管報酬隱瞞了他們的實際收入。
兩個月後，我接到公司高級副總裁兼高級律師Schaffner女士的電話和電郵，並於10月2日與她和法務部門的Oliphant女士進行了一個小時的電話會議。我主要介紹了自己從中國和日本逃來美國的民主運動背景和十幾年前從雅虎公司開始的人權提案，到近年來關注金融公司和高管報酬等企業治理的經驗。她們很感興趣，保證要向別的部門負責人報告。
經過幾番聯繫，今天我又與她們加上負責報酬的常務副總裁Branca、負責企業社會責任的Rizer先生舉行了一個小時的電話會議。他們介紹了公司在報酬政策上的改進（如最低員工從每小時13美元開始）和社會貢獻（如每年3億美元、全美第3多的捐助），但在高管報酬方面，還停留在一般公司所採用的 “市場”和“才能”、業績的考量。我指出：一、公司雇用的諮詢公司都只提供高值數據，因為它們列舉的同行都是業績好的美國公司，更沒有與報酬不算太高的日本、歐洲同行公司的高管們比較；二、金融公司的公共服務的業務性質不同於競爭性激烈的高科技行業，不能與後者的高管們攀比高薪；三、富國銀行在近來的醜聞事態中面臨更嚴厲的國會、公眾的關注，減低幾個高管的報酬是很簡易、有效的方法改善公司的形象和治理；四、從長遠來看，作為美國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公司高管們不斷增長的報酬不可能維持下去，富國銀行可以帶一個好頭。
會議結尾，與別的公司一樣，他們希望我撤回提案。我猶豫許久，至今還後悔自己一時心軟撤回了2016年提交給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高管報酬政策提案[3]（沒想到其CEO當上了國務卿）。於是我回復他們，首先感謝富國銀行的積極態度，以後也用不着提案了；但是，他們沒有明確表明會採納我的提案的精神和步驟，所以，我希望公司的董事會像谷歌公司的董事會2010年在股東大會上對我的人權提案的聲明（哪怕是反對聲明）一樣，公開對股東、國會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等政府部門以及普通公眾表達正式明確的政策。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7年12月15日]
[1]例如，斯坦福大學商學院2016年2月發表的關於美國公眾對CEO報酬態度的研究報告，其結論是CEO們報酬高得太離譜，應該大幅減低。Americans and CEO Pay: 2016 Public Perception Survey on CEO Compensation https://www.gsb.stanford.edu/faculty-research/publications/americans-ceo-pay-2016-public-perception-survey-ceo-compensation
[2]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wf_proposal_2018.pdf
[3] 趙京，“埃克森美孚的高層報酬政策提案”，2016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