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0日，考虑到公司高管的离谱高薪已经成为美国经融危机和社会不公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担忧[1]，鉴于富国银行这两年来的一系列导致CEO等高管们被赶下台等丑闻， 我提交提案要求改革公司高管报酬政策、包括采纳外部独立专家意见的提案[2]。引用今年刚诉诸表决的我在苹果公社股东大会的类似提案，我指出仅雇用咨询公司提供高管报酬数据的局限，而应该导入诸如CEO与员工报酬比率、美国的最低工资和失业率等社会因素考量。而且，正如华尔街日报2017年7月4日报道的那样，美国公司公布的高管报酬隐瞒了他们的实际收入。
两个月后，我接到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高级律师Schaffner女士的电话和电邮，并于10月2日与她和法务部门的Oliphant女士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议。我主要介绍了自己从中国和日本逃来美国的民主运动背景和十几年前从雅虎公司开始的人权提案，到近年来关注金融公司和高管报酬等企业治理的经验。她们很感兴趣，保证要向别的部门负责人报告。
经过几番联系，今天我又与她们加上负责报酬的常务副总裁Branca、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Rizer先生举行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议。他们介绍了公司在报酬政策上的改进（如最低员工从每小时13美元开始）和社会贡献（如每年3亿美元、全美第3多的捐助），但在高管报酬方面，还停留在一般公司所采用的 “市场”和“才能”、业绩的考量。我指出：一、公司雇用的咨询公司都只提供高值数据，因为它们列举的同行都是业绩好的美国公司，更没有与报酬不算太高的日本、欧洲同行公司的高管们比较；二、金融公司的公共服务的业务性质不同于竞争性激烈的高科技行业，不能与后者的高管们攀比高薪；三、富国银行在近来的丑闻事态中面临更严厉的国会、公众的关注，减低几个高管的报酬是很简易、有效的方法改善公司的形象和治理；四、从长远来看，作为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公司高管们不断增长的报酬不可能维持下去，富国银行可以带一个好头。
会议结尾，与别的公司一样，他们希望我撤回提案。我犹豫许久，至今还后悔自己一时心软撤回了2016年提交给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高管报酬政策提案[3]（没想到其CEO当上了国务卿）。于是我回复他们，首先感谢富国银行的积极态度，以后也用不着提案了；但是，他们没有明确表明会采纳我的提案的精神和步骤，所以，我希望公司的董事会像谷歌公司的董事会2010年在股东大会上对我的人权提案的声明（哪怕是反对声明）一样，公开对股东、国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政府部门以及普通公众表达正式明确的政策。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7年12月15日]
[1]例如，斯坦福大学商学院2016年2月发表的关于美国公众对CEO报酬态度的研究报告，其结论是CEO们报酬高得太离谱，应该大幅减低。Americans and CEO Pay: 2016 Public Perception Survey on CEO Compensation https://www.gsb.stanford.edu/faculty-research/publications/americans-ceo-pay-2016-public-perception-survey-ceo-compensation
[2] http://cpri.tripod.com/cpr2017/wf_proposal_2018.pdf
[3] 赵京，“埃克森美孚的高层报酬政策提案”，2016年2月23日。
